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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雅各賓派到雅各賓專政：道德理想國的實踐歷程

　　一、道德法庭——統治合法性的轉移

　　二、道德救贖——重組市民社會

　　三、語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四、道德越位——羅伯斯庇爾悲劇之發生

　　五、內外禁錮——輿論劃一與道德對抗

　　 什么是支持和推動這個政府的主要動力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這種美德曾在希臘和羅馬創造過許多奇跡，它將會在共和主義的法國創造出更加驚人的奇跡。①

　　 ——羅伯斯庇爾

　　１７９３年６月，雅各賓派正式執政。

　　這是前期革命的延續，又是前期革命的斷裂。所謂延續，即謂在此之前，盧梭思想的影響已滲透法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彌散于四方的盧梭幽靈正在向一個焦點輻湊；所謂斷裂，即指雅各賓派執政后，突出實踐盧梭的道德理想，盡可能排除先前與之共存的其它革命成份、革命要求，１７９３年至１７９４年的法國革命逐漸出現道德革命的一元獨斷面貌。

　　 一、道德法庭——統治合法性的轉移

　　革命被兩種沖突的成份撕裂。用法國史學家貝爾納·克羅蒂桑的話來說：

　　 一個傾向于整體主義，一個傾向于個人權力。一個追求按照人權宣言捍衛個人的不可侵犯性，另一個追求建立一個超個人的國家，成為公民的至高無上的實體。后一種追求，就來源于盧梭的著作②。

　　 后一種革命追求，要求建立新的統治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用以取代先前所追求的法理合法性。這就意味著波旁王朝傳統型統治崩潰以后，取而代之的統治將暫時不是法理型統治，而是奇理斯瑪型統治。

　　這一合法性轉移在雅各賓執政前即已悄悄開始。初見端倪者，是１７９２年的９月屠殺事件。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日至５日，巴黎市民在前線告急、后方空虛的恐慌氣氛中，害怕監獄在押犯及嫌疑犯暴動，自發組成私刑隊伍，沖進各監獄殺人。在未有任何司法程序審判的情況下，處死１，１００多名囚犯，包括許多教士。這一事件是否合法？議會辯論時，議員普遍承認，這一行動難以尋證司法合法性。然而，群眾的“直接干預”又不能不得到批準，哪怕是事后批準。在這種情況下，來自布列坦尼的一個議員說：

　　 不，我不憐憫他們，那些狂熱的教士。他們對祖國做的壞事太多了。我重復一遍：少數人總是有罪的。盡管從權力上說，他們有法律保護③。

　　這就提供了一種新的邏輯：少數人總是有罪，居于人類中的少數這一事實本身，就是邪惡的證據，邪惡者不受法律保護。

　　內政大臣羅蘭于事變當天寫信給議會，顯然接受了這一邏輯。他用道德正義來為屠殺行為辯護：“我知道人民報復雖屬可怕，但仍有相當的正義”④。

　　羅伯斯庇爾１１月５日在議會中發言，打斷議會中有關司法合法性的辯論：“讓我們為更令人激動的災難掉些眼淚吧！幾乎僅僅為自由的敵人嘆息，我認為這種情感是可疑的”。⑤

　　這種高調邏輯，即為羅伯斯庇爾的“語言魔力”，以后曾反復出現。高調邏輯的作用在于，每當政治進程遭遇制度安排的技術性困難，它總能從高處奔瀉而下，以道德激情沖破障礙，以政治上的道德判斷轉換政治上的技術討論。高調邏輯作用頻繁，則意味著法律權威岌岌可危。一種新的合法性理論遲早要在法理權威之旁抬頭，并取而代之。

　　如果說９月屠殺案的道德合法性，尚屬事后批準，那么在兩個月后的國王審判案中，則可以看到道德合法性與法理合法性的當場辯論。到這個時候，道德合法性已不是事后批準，而是從后臺走上前臺，公開論證非程序化、非理性化的“正義” 行動了。

　　９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議會進入辯論，國王是否能夠受審？這一問題又遭遇司法障礙。按照１７９１年憲法規定，國王不受審判，但是，革命若須深入，則國王又不能不審判。這種兩難局面使議會陷于膠著狀態。一個議員叫道：“難道讓我們到旁的行星上去找裁判官嗎？”⑥

　　１２月２７日，圣鞠斯特發言，突發驚人之語，把這一問題從司法范圍一下子轉移到道德范圍來討論；

　　 純潔是人民的基本天性，罪惡是人民之敵不可避免的污跡。

　　 國王的辯護士們，你們要為他做什么？如果他是純潔的，那末人民就是罪惡的⑦！

　　 這樣尖銳、逼仄的善惡對立，使得議會只能在善、惡兩元中選擇“善”，而不是在合法、非法中選擇“合法”。法律陷于尷尬，新的合法資源——道德，在法理尷尬中堂皇升起。如同他所崇拜的盧梭一樣，圣鞠斯特在這場司法困窘中，是以語言轉換來擺脫危機，把司法邏輯換算為道德邏輯，一沖而過，沖破了這場折磨眾多議員的合法性危機。

　　羅伯斯庇爾的立場更徹底，他要求的不僅僅是道德審判。他推動議員們道德原點，而不是面對司法程序來考慮問題，甚至回復到國王和人民在締結社會契約前的自然狀態來考慮問題，以道德法庭來處死國王，而不是審判國王。因此，他的理論向著先驗原理升華了一大步，他的要求則向著激進主張大大跨進了一步。盧梭之論辯風格在他的下述發言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公民們，大會不知不覺地離開了問題的本質。在這里沒有什么提出訴訟的理由。……你們的任務不是對某人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而是采取拯救社會的措施，起到國民先知的作用……在自然法庭里所進行的這一巨大訴訟案，犯罪和善行之間、自由與暴政之間的訴訟案，最終的裁決將有利于犯罪和暴政。

　　 人民的審判不同于法庭的審判，他們不作判決，他們像閃電一樣地予以打擊；他們不裁判國王，他們把國王化為烏有。路易應該死，因為祖國需要生。⑧（著重號為本書作者所加）

　　 據陳崇武先生考證，“羅伯斯庇爾的這次演說非常成功。大廳里的聽眾像被魔法纏住了一樣，寂靜無聲。當他的演說結束時，突然掌聲雷動”。羅伯斯庇爾的演說通常都具有這種效果。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魔法”？科班在《法國革命面面觀》中評論此事，對這一“魔法”的后果說得很準確：“國王受審并處死一案，開啟了一個先例：從此，出現了一系列政治性的審判和指控，在這些審判和指控中，所有司法公正的觀念統統廢黜了”。⑨

　　問題并不在于國王是否應該受審或處死。極而言之，誠如羅伯斯庇爾所言——“路易應該死，因為人民需要生”，能否既讓路易死，又讓法理權威活呢？換言之，當法律程序發生障礙時，能否通過修改具體法律程序的手段，既適應情境邏輯的需要，又維護整個法理系統的尊嚴，而不是“不作判決，像閃電一樣地予以打擊”？法國人似乎不習慣這樣的思路。與此相對，美國人則擅長于修憲的補充手段，一部成文憲法不變，卻后綴有２００多次補充條款；英國人則連成文憲法也沒有，卻通過尊重前案慣例之習慣，有效維護了法理之尊嚴。按照法國革命的邏輯，美國人既有２００多次補充條款，即應有２００多次憲法危機；英國人連憲法都沒有，則更應該不斷起義。這樣“閃電式打擊”的政治思維實在是太危險了，無怪法國著名史學家勒費弗爾悲嘆：“司法權的次要地位和立法權的純代表性，這是法國公法中兩項永不變更的原則。”D E

　　如此辯論之結果，羅伯斯庇爾獲勝，一方面是“國王化為烏有”，另一方面則是“法理化為烏有”。自然狀態戰勝了司法程序，道德法庭戰勝了理性法庭，啟蒙運動積三代人努力筑起的反對宗教法庭的理性堤壩，在道德良知的滔滔雄辯中化為烏有。國王審判及國王之死，再好不過地說明法國革命前期追求理性統治的努力歸于失敗。道德動員取代理性權威，奇理斯瑪式的道德統治升出了地平線。

朱學勤 2013-08-20 15: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