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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互界定

　　盧梭留給后人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評價他與啟蒙運動的分裂，如何評價他在那場分裂中苦心經營的那份價值理性？盧梭的價值理性，首先是以對抗啟蒙運功主流學派的工具理性的形式出現的。這場分裂，當然是啟蒙運動當事人的不幸。然而同樣由于分裂，后代人的眼界卻大大拓寬，得到了啟蒙運動的雙份遺產。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早期對抗，可能是近現代大陸政治思潮與英美政治思潮分道揚鑣的起點。本書集中探討了價值理性在法國革命中過于泛濫的禍害，但是，本書限于篇幅難以申述的另一部分史實，也會說明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不可偏廢，兩者必須兼容并舉。以羅伯斯庇爾的形式再現價值理性的一家獨大，或是以反盧梭的形式造成工具理性的一家獨大，都將給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造成偏殘畸形之后果。歐陸先驗政治思潮有它的克星，英美政治思潮也有它的克星。由于英美政治思潮偏重工具理性，拒絕價值理性的終極關懷、目的追問及道德熱情，英美經驗政治思潮占優勢的國家和地區，普遍發生社會性精神危機與政治冷感癥，因此才發生新左派運動和法蘭克福學派對英美政治從左翼立場出發的批判運動。兩方面的史實說明，盧梭的價值理性與啟蒙學派的工具理性，應該構成人類精神平行飛躍的雙翼，兩者之間的相互對峙，相互解毒，可能是文明社會健康發展的較佳模式。既然是相互對峙，道德理想主義的邊際界限在哪里？或者換一個問法，在政治生活中，價值理性相對工具理性，究應定位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價值理性應該定位于社會，而不是定位于國家，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設計，定位于政治監督，而不是政治操作。

　　近代化是理性祛除神學巫魅的歷史過程。近代政治理性化，當應是中世紀神學政治論的消磁過程，也應是盧梭式政治神學論的消磁的過程。與此同時，近代化還應是人的道德尊嚴高揚過程，因此，近代化的另一方面，則應是接受盧梭—羅伯斯庇爾精神遺產的過程。誰來接受這一精神遺產？怎么接受這一精神遺產？宗教神學來承担，倫理學來承担，政治哲學來承担。政治哲學應該與前二者攜手，唯獨與政治學分手，成為“非政治的政治學”。政治哲學退還政治學之本位，糾正本身之越位、錯位，才能克服反異化理論在這里走向本身異化之弊病，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此前提下，政治哲學從人性本善的高處進入，開辟社會、文化、政治的批判層面，從外界進入與政治學操作過程的接觸鋒面，與之交鋒、交流；政治學從人性本惡的低調進入，開辟制度約束的規范層面，承担政治操作的行為功能，同時承認并接受來自界外的批判層面；這兩個層面前者在上，后者在下，前者在左，后者在右，前者在野，后者在朝，方是各自的邊界劃定，各自的動態范圍。

　　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理性，在邊界限定以后，才能在近代化社會健康發展，也應該在近代化社會健康發展。盧梭思想作為１８世紀的精神早產兒，在那個時代的社會實踐中，可能意味著對近代化潮流的反動。但是，它在２０世紀經過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污水排灌以后，又可能梅開二度，綻開它新的花朵。作為現代社會批判運動的價值資源，而不是政治藍圖的烏托邦設計，讓·雅克·盧梭的名字，是可以也應該獲得第二次生命。

朱學勤 2013-08-20 15: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