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孫子》第三講　（始）計第一（始）計第一（5）

簡體傳統

（始）計第一（5）
    關于“勢”，后面還要講。這里只有一句話，“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利”就是上面講的“計利”，就是計算的優勢。“權”本來是秤砣，古人說“權衡”，“權”是秤砣，“衡”是秤桿，用作動詞，就是掂量輕重。“權”指權變，就是從加權平衡、調解力量分配一類含義發展而來。它的意思是發揮優勢，制造機變。勢的變化，都是因應敵情，隨時隨地調節，沒有固定內容，這是它與形不同的地方。
    然后，作者說了一句話，“兵者，詭道也”。這是很關鍵的一句話。“詭道”不僅是“勢”的特點，也是“兵”的特點。兵不厭詐，是典型的中國智慧。但詭詐并不是中國的專利。克勞塞維茨講戰爭，他也承認，戰略一詞，從語源上講，本來就與詭詐有關。
    西方的軍事傳統，比我們有貴族氣，但戰爭不是貴族決斗，扔白手套，魯迅說的費惡潑賴（fair play）。現在，美、英等國的政治家說，恐怖分子是膽小鬼，不敢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跟他們決斗。開玩笑。恐怖分子粉身碎骨當肉彈，怎么還膽小？李敖說，大衛勝哥利亞，就是使用暗器（投石器）。
    其實，兵法的產生，和兵不厭詐直接有關。弱者不擇手段，用糙招，這是戰術，不是道德。兵法是什么？是項羽想學的“萬人敵”（《史記·項羽本紀》）。“萬人敵”，不是決斗，不是打群架，而是政治集團間的殊死搏斗。這種藝術，它的產生，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貴族傳統：什么招兒都能使，什么道德都管不了。
    中國的貴族傳統，崩潰特別早，基本上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兵法，就是產生于這一時代。比如《左傳》，它有一條凡例，叫“皆陳曰戰”，即只有雙方都擺好陣勢，這樣的戰斗才叫“戰”。如果敵人沒有擺好陣勢，只能叫“敗某師”，不配叫“戰”。“戰”都是雙方擺好陣勢，不用“權譎變詐”，“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左傳》莊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及其注疏）。這就是貴族式的戰法。
    貴族戰法，宋襄公是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貴族。宋、楚在泓水上打仗，楚軍人多，宋軍人少，司馬子魚勸他，何不趁楚軍半渡未陳，發動突然襲擊，他不聽。半渡，他不讓打；沒擺好陣勢，他不讓打；非等楚軍上岸擺好陣勢再打，干等著挨揍。結果是，他的大腿讓對方砍了，傷重不治，身死兵敗，為天下笑。當初，他不聽司馬子魚勸，理由是，“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礙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這些道理，其實是貴族的老禮兒，比如《司馬法·仁本》，里面有“古者司馬兵法”（《史記·司馬穰苴列傳》），它講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其實就是“不鼓不成列”；“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其實就是“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比較文學家稱之為“中國的唐吉訶德”，毛澤東稱之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宋襄公和司馬子魚的爭論，是時代性的爭論。《荀子·議兵》篇，記荀子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辯論，還是爭這一問題。荀子最推崇，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比它差一點，是春秋時代，由齊桓、晉文代表的霸者之兵；最差，是戰國的“盜兵”，即臨武君推崇的“攻奪變詐之兵”，如齊國的“技擊”、魏國的“武卒”、秦國的“銳士”。但荀子反對的東西，正是當時的潮流，也是后世兵法的正宗。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他也接觸到這個話題。他說，成濮之戰前，舅犯（即咎犯）主張用詐，雍季（即公子雍）反對用詐，晉文公用舅犯謀敗楚，歸而論功，雍季在舅犯之上。舅犯說，“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戰國兵家，大家有共識，廟堂之上，我是謙謙君子，戰陣之間，卻不厭詐偽。不合規矩，現在反而是規矩。這段話，很可能就是“兵不厭詐”一詞的出典，《史記·田單列傳》索隱、《北齊書·高隆之傳》已經使用這個詞，明清小說，更為常見，現在是成語。春秋戰國，禮壞樂崩，貴族傳統大崩潰，本來意義上的貴族，秦始皇是最后一人。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中國歷史新紀元。但項羽是貴族，劉邦是流氓，劉邦在垓下打敗項羽，才是貴族傳統的句號。
    《孫子》尚詐，除這一句，還有《軍爭》篇的“兵以詐立”。上面說，宋襄公反對“半渡而擊”，但后世兵家，說法相反。《孫子·軍爭》說“令半渡而擊之利”，《吳子·料敵》也說“涉水半渡可擊”。“兵不厭詐”，是軍事學上的大革命。
    下面的話，都是講“詭道”。
    我說，形是看得見的東西，勢是看不見的東西，但它們并非各自獨立，毫不相干。形是擺在前面，勢是藏在背后。擺在前面的東西，還是有形可睹。比如這里講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毛澤東稱為“示形”。“示形”，就是制造假象。它是勢的表現。擺出來的樣子，是偽裝。偽裝也是一種形。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這段話，很容易讓人想起毛澤東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春秋晚期，吳國采用類似的戰法，“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左傳》昭公三十年），逗楚國玩。“亟肆以罷之”，是趁敵不備，不斷騷擾他。你不留神，我就來；你一注意，我就跑。來回來去，溜你涮你，讓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誤之”，則是千方百計，引導敵人犯錯誤。春秋晚期，南方各國，楚為大，伍子胥叛逃，給吳國支招，讓它派三股部隊，輪番騷擾，把楚國折騰得夠嗆，最后，破楚入郢。這種戰術，弱者對付強者，尤其有效，很像蒼蠅、蚊子，白天黑夜騷擾人。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是名言。它的特點，就是處處跟敵人擰著來，變著法兒地讓對方不痛快。打仗這件事，就是成心跟敵人找別扭，敵人怎么難受怎么干，專門在他預料不到的地方，專門在他預料不到的時間，使勁收拾他。這里的“無備”和“不意”，很重要。因為再好的計，也要取決于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