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艱難的自由倫理無法追究的個人性情？

簡體傳統

艱難的自由倫理
無法追究的個人性情？
（《十誡》之五）
　　波蘭實行軍管后，基斯洛夫斯基拍了兩部電影（《盲目的機遇》和《永無休止》），都被軍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門禁映。
　　一天，基斯洛夫斯基心情沮喪，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天色也顯得沮喪，下著雨。在一個拐角處，基斯洛夫斯基迎面撞上好久不見的政治訴訟律師皮斯維茨（Krzysztof Piesiewicz）。
　　幾年前，基斯洛夫斯基在法庭拍一部審判“反革命分子”的紀錄片，認識了當時為“反革命分子”担任辯護律師的皮斯維茨，倆人成了好朋友。《永無休止》的電影腳本就是他們倆合作的結果。
　　那天，皮斯維茨的心情碰巧也不好。倆人閑聊了幾句，皮斯維茨沒頭沒腦地對基斯洛夫斯基說：“該有人拍一部關于十誡的電影，那就是你。”
　　電視系列作品《十誡》的創意就是從這兩個人在大街上邂逅產生出來的，相當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說，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見皮斯維茨，就不會有《十誡》；要不是那天他們倆心情都不好，也不會有《十誡》。
　　這部在東歐共產黨文化制度中產生的作品問世后，西歐影視文化界稱為十余年來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誡的電影版獲第一屆歐洲影展首獎）。我以為，這部作品也應該算是當代倫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誡》出自兩個人在一個下雨天的沮喪心緒。為了什么沮喪？因為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因為皮斯維茨老是為人民民主社會中的“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辯護而惹得一身麻煩？顯然不是。作品被禁或因為“自由化不法分子”出庭辯護而惹得一身麻煩，這兩個人老早就習慣了，要說沮喪，也早就沮喪過了。
　　這兩個人的沮喪是因為人民民主社會中人的道德意識狀況，基斯洛夫斯基說得很清楚：我們生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在波蘭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亂，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甚至沒有人知道我們為什么要活下去，或許我們應該回頭去探求那些教導人們如何生活，最簡單、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則。
　　人民民主社會是一個道德一體化的社會，有社群主義者向往的那種共同一致的道德，按理說，人人都是有道德意識的。這兩個人在這道德一體化的社會中感到道德意識的冷漠，是什么意思？我們經常聽說：“連死都不怕，還怕活？”也許這話正表明人們不知道為什么要活著。
　　不“怕”死的活是什么樣的活？
　　就讓我們從這個問題說起，了解一下死的倫理意識是如何變得冷漠的。
　　雅澤克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一雙混濁的目光四處張望，打量著街上的各色行人，顯得有些煩躁。
　　本來，雅澤克今天上街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要殺死一個人。他走到街上才發覺自己漫無目的，因為他并沒有要殺哪一個人或哪一類人的明確意念，只是要殺一個人，好像要完成一樁形而上的殺人。如果他清楚自己要殺一個商人或者軍人或者書生，就不會有眼下的煩躁。
　　要把殺一個人的一般意念變成具體的殺某一個人的行動，需要一個實際的理由。雅澤克拿著妹妹的相片走進路邊一家照相館沖洗，故意提些刁鉆的要求，如果相館老板發脾氣，他就有個理由把她殺了。
　　相館老板沒有發脾氣，雅澤克只得轉出來，瞧見路邊一個值勤的警察。這是一個好對象，警察平日總無事找他麻煩。雅澤克走進旁邊一家餐館吃快餐，順便盤算如何下手，一輛警車偏偏在這時開來把值勤的警察接走——他下班了。
　　雅澤克在街上轉久了，覺得尿急，進了公廁。
　　有個少年在里面，雅澤克把他掀倒在便槽，要是這少年生了氣，雅澤克就可以有一個理由實現今天要殺一個人的意念了。這個少年偏偏沒有生氣，只是木呆呆地看著雅澤克，令他下不了手。
　　雅澤克無意中來到的士站，身邊有兩個喝醉了酒的男人叫車，的士司機拒載，雅澤克覺得正好送來了一個殺人理由，他跳上的士，說要去兩個酒鬼要去的地方。車到郊外，雅澤克取出準備好的繩子勒司機的脖子，再用榔頭擊打。司機掙扎，想喊叫，雅澤克越勒越緊，令他喊不出來，只發出“咯、咯、咯”的怪聲。過一會沒有聲了，雅澤克以為已經死了，拖他到河邊，又聽見他發出咕咕嚕嚕的求饒聲。
　　雅澤克搬起一塊石頭猛砸這個人的頭，才沒有聲了。
　　雅澤克覺得殺一個人真累。
　　雅澤克的辯護律師是剛從法學院畢業的見習律師，人民法庭安排他為雅澤克辯護。自從走進法院那天起，他就覺得，律師是相當尷尬的職業，好像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間，一邊刀刃是法理的抽象性，另一邊刀刃是個人性情的具體性。
　　他學法律本來是為了逃避孤單。好些人以為，生活在人民民主社會不會有孤單，其實不然。許多人都很孤單。人們生活得不誠實，是因為不愿意承認報紙上經常說“親如一家”的社會中的孤單。見習律師意識到自己的孤單，以為做律師可以接觸各種人，可以避免孤單，變得誠實一些。任何一個社會的生活都有正面和底面，像一張膠片的兩面，生活在這一面的人不大容易同生活在另一面的打照面。司法制度把生活的正面和底面貼在一起，見習律師想通過律師這個行業去接觸生活在另一面不太容易見到的人——比如雅澤克這樣的人。
　　見習律師到監房去看雅澤克，了解他殺人的動機。
　　雅澤克沉默了一陣子，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他有三兄弟和一個妹妹，與妹妹關系最好。她十二歲，上小學六年級，十分活潑可愛。一天晚上，她被汽車碾死了。開車的司機是雅澤克的熟人，那天他們還一起喝酒。那司機飲酒太多，醉醺醺開車把他妹妹碾死了。
　　妹妹的死使雅澤克的生活感覺變得暈黃起來，他覺得生活可恨，要找一個人報仇。
　　“十誡”上說“不可以殺人”。可是，《舊約》也記著太多的殺人，甚至要求上主出手殺人。“不可殺人”的誡命實際說的是“不可沒有理由地殺人”。有理由的殺人是允許的，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從來沒有間斷過。雅澤克從小就經常看到一卡車一卡車胸前掛著“反革命犯”牌子的男人女人被拉到河邊的沙灘去槍斃，從小就經常看小說和電影中講殺敵人如何偉大、光榮。
　　從小看到大，已經習慣了。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槍斃犯人是用步槍子彈打腦袋，有的人民手里捧著一盆清水，等步槍子彈打開腦袋蓋后，就跑上去把反革命犯的腦花放在水里過一下趁熱吃，說是特別補腦。雅澤克覺得殺人沒有什么好驚奇，只要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有正當理由的殺人不僅被允許，而且受到頌揚。槍斃一個反革命犯，他的家屬還得付子彈費。
　　誰來決定殺人的理由是否正當？
　　如果有人侵犯和剝奪了別人的生命，殺這個人的理由就是正當的了。雅澤克覺得為了自己的妹妹殺一個人是有理由的，為這事他想了好久。他沒有想到的是，殺死一個人好難，他用那根工業用的專用繩子勒那司機好久都不死……
　　見習律師覺得自己碰到的純粹是一個個人性情的問題。
　　見習律師從法學院學到的只是抽象的法理知識，在生活中碰觸到的卻是人的偶然性情。面臨考驗的不是運用法理知識處理實際個案的技能，而是運用法理條文的人的良知。雅澤克殺人案讓見習律師對自己的職業失去了信心，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更高的法理問題：對誰做到公正？
　　對誰公正是一個倫理問題。
　　雅澤克妹妹的遭遇是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個這樣的不幸者的兄長都會產生要找一個人報復的念頭。雅澤克身上有一種暴烈性情，這性情把一樁意外事件感覺成道義事件。可是，他應該為這種性情負責嗎？這種性情并未經過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隨機地給了他。一個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隨機地形成的，再好的社會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隨機的個體性情修整成一個精致的花園。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安排也許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隨機因素導致的破壞性降到最低程度，卻不可能徹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隨機因素導致的惡。
　　司法暴力維護最低限度的社會公義，但它面對的經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隨機因素導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懲罚不正當的故意行為，卻不能填補生活中因個人性情而產生的偶然性裂縫。司法制度懲罚隨機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惡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當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個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誰可以決定懲罚的正當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說，雅澤克的殺人和司法制度的殺人是同質的，都是有理的殺人。他只是想說，一個殺人行為——無論個人的還是司法制度的殺人是如何由各種偶然的隨機因素積聚起來的。如果他想說，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無意義。個體性情的隨機殺人與司法制度的依法殺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殺人的事實及其冷漠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被殺掉的畢竟是一個身體靈魂。
　　問題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司法制度的殺人是儀式化的（經常有公審大會一類的儀式），雅澤克被處決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鏡頭把刑前的司法儀式的時間拉得很長，讓儀式過程慢慢觸摸人們的心，看看冷漠的倫理意識是否會驚顫。
　　也許，基斯洛夫斯基覺得應該追究的是雅澤克殺人行為的非個人因素。如果雅澤克的殺人是一個社會價值觀念系統及其制度教化的結果，他的這一個人行為就是制度化殺人的結果。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正當性不承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只承認“人民”這個空洞指稱的生命權利，民主專政的教化對人的懲罚依據的是個人生命之外的歷史道義，這種制度的教化讓人習慣了對個體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儀式化地處決了殺人犯雅澤克，而雅澤克的殺人行為正是這種制度教化的結果。
　　不過，這個故事真正提出的實際問題是，隨機地形成的個體性情是無法追究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見習律師感到自己面對的刑事案件其實是一個倫理案件。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基斯洛夫斯基的敘事把一樁殺人案件變成了一樁個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過見習律師的角色），讓人面對自己的倫理困境，讓個人道德意識的感覺由冷漠變得敏感起來。人民民主制度是帶有道德色彩的社會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識形態喜歡說：科學地解釋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主義”學說已經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問題——包括倫理和道德意識的問題，人民們只需按“主義”道德去獻身。但這種國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會制度導致個體道德意識的空洞和冷漠，導致倫理的艱難。人民民主的倫理制度化地勾銷了個人在生活中感受實際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選擇、確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這是人民倫理社會中的個人道德意識冷漠的根本原因。
　　基斯洛夫斯基并沒有著意抨擊人民民主的國家倫理，他關注的不是政治意識，而是倫理意識。在人民民主的道德化世界中，最令人沮喪的是個體的倫理思想和感覺的死亡。基斯洛夫斯基想通過電影敘事思考自己時代的倫理處境，電影語言是他思想的表達媒介：“我把電影當作一種表達方式，而不是職業。電影對我而言是思想。”
　　這里具體指的倫理思想，對于基斯洛夫斯基來說，首先就是個人對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的感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