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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邊境騷動與門戶開放

中央領導衰弱

    究竟是英國炮艇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抑或是中國自己主動開放，已不再是爭論的重點了。人口與對外貿易的成長，都迫使中國進一步與外面的世界接銜。這種趨勢使國內與對外貿易方面都發生劇變。此時，工業化腳步已經慢了的日本和俄羅斯，完全要倚賴政府的領導即起直追。不幸，正當十九世紀的中國最需要政府強勢領導與高瞻遠囑之時，政府卻愈來愈孱弱而短視。
    十八世紀將結束時，人口壓力漸漸削弱了人們抵抗旱災、水災、饑饉、疾病的能力。這種情況又給已經老舊的滿清政府機器許多無力應對的難題——水患防治、賑濟饑荒、稅收的需求量增加、收到稅賦的難度也增加。皮耶艾田·威爾（Pierre Etiennee Will，1990）作的賑饑研究有很清楚的說明。清代中葉的官吏都以常平倉儲糧，抵抗漲價，評估饑荒災情，從外省運來糧食，再小心監督放糧。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人口暴增一倍以后，這套官方制度崩潰了，管理田賦的士大夫階級要負担的賑饑公務愈來愈重。這些弱點，加上官吏士氣低落，又只顧追逐私利，使政府的效能更差，威信喪失。十九世紀變成一頁冗長的帝國衰敗史。
    中國在十九世紀的經歷，受三個基調的主導，即是內亂、外患、政府力圖壓制內亂抵擋外患同時還要保持朝廷統治力（見表4）。由于亂民、侵略、政府控制到二十世紀更是有增無減，本章所述的內外禍殃與政府作為只是日后更重大情況的淺嘗。
    近年的研究結果重塑了我們印象中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際的郝布森（J．A．Hobson）與列寧式的命題，強調外國輸入制造品打擊本土手工藝生計所造成的經濟破壞，以及外國金融資本主義耗貧本土政府的經濟破壞。較晚近的研究構成的經濟圖像卻不那么嚴酷了，其中的外貿、投資、工技有時候可刺激本土經濟成長與工技進步。現今的歷史學者的側重點，比較可能放在社會動亂和外國帝國主義引起的人心渙散。外力長時期侵襲中國社會人心造成的禍害之廣，至今仍難以盡書。基督教傳教團、西方教育、外國投資等新奇事物，變成具有雙重不同含意了，從西方人長遠觀點來看常被視為前進的步驟，對于中國當時的安樂卻也時時造成破壞。籠罩在其威脅之下的是整個生活方式，是比帝國主義經濟學或心理學更宏大范疇之上的文明文化。

（表四）

    總括來說，我相信“帝國主義”已經變成一個涵義甚廣的術語，類似“封建”，由于太廣，不能全盤予以接納或否決，當作形容詞來描述集體情況之特性時，比較好用些。不論如何，中國在十九世紀時的問題始于境內的動亂，不是從外患開始的。
    清室的式微，從乾隆末期一次內亂未能一舉平定的事實可以得到明白的佐證。此后，其它小亂相繼發生。清朝的戰術用于平定四川、新疆的內亂，顯然十分有效，拿來應付廣州的洋鬼子卻不管用了。我們先看內部造反的問題，然后再來討論引起外貿造反的諸般影響力。

白蓮教之亂，一七九六——一八〇四

    在鄉間，人力和糧食供給是作戰的主要資源，動員起來可以推翻朝廷。因此，類如元代就存在的白蓮教這種組織，有時必須行動詭秘才能自保。白蓮教招攬貧困的農民為信徒時，宣稱彌勒佛將降生人世，明朝將復興，現世的災難、疾病、折磨可以免除，來生可享幸福。十八世紀晚期，這個教派在湖北、四川、陜西三省鄰接邊境，以及長江三峽以北與漢水上游一帶傳布。這個不宜農耕的多山地區是國境的邊區，才開放墾殖不久。到此墾殖的窮苦百姓雖然受官方鼓勵，獲官府支助，卻沒有同等的朝廷法治跟著他們一起來。這兒的人生活僅能糊口，在天高皇帝遠的情形下為所欲為。白蓮教的頭目不久就在其訴求之中添上反清的一條。
    一七九六年亂起原是為了反抗收稅小吏的勒索。官軍雖然把小撮亂民一一撲滅，但是繼起的教民不斷，多到政府無力控制。百姓本來就有抵抗南方土著的自衛組織，而且備有武器和糧食。這種組織團體作武力反抗的時候，能在官兵還沒趕到之前就進入山區利于固守的防御工事之內。此時已是老年人的乾隆皇帝放任貪污舞弊的結果是，官軍素質大打折扣。軍隊缺乏補給、士氣、動機，也缺乏精干的領導。官軍教匪都以蹂躪百姓為能事。
    白蓮教的肅清要等到嘉慶皇帝于一七九九年乾隆死后真正掌得大權，并且任用能戰的滿族將軍為司令。官軍一方面窮追不舍，一方面扣緊人力與糧食補給，終于平定了教亂。首先，官軍動員村民修筑幾百處碉堡，以集中當地農民。在周圍有墻的村子里，新編組的鄉勇担起保衛的任務。此時鄉勇很容易招募成軍，因為鄉村已被破壞荒蕪，耕作不成生計無望了。朝廷于是先將百姓控制住了。繼而訓練鄉勇參加剿匪戰役。同時對被強迫加入白蓮教叛軍的人進行說服招降；另外也防止逃難百姓再投入叛軍之中。就這樣武力、仁德、行政措施聯合運用。逐步將叛軍逼至援盡糧絕的境地。
    這個“堅壁清野”之策，終于耗完教徒的元氣，使白蓮教于大約一八〇四年間完全消失。但此次內亂對朝廷損耗極大。花費了大約等于五年國庫總收入的錢財（二億兩銀子）。更糟的是，八旗軍勇猛無敵的美名毀了。人們發現，鄉勇經過恰當訓練后可成為專業軍人，英勇而具威脅力，因此朝廷還得費功夫要他們繳回軍械。
    一八一三年，白蓮教支派的八卦教在華北一個縣里起兵，后來更直攻紫禁城，但此一支很快就被消滅。韓書瑞（1976）認為，這次事件前后共有七萬人喪命。
    這些農民造反似乎是十九世紀初葉的不祥之兆，事實上，中國的海事關系正有同等不祥的情勢在發生。這邊的壞消息也來自中國人而非外國人，是蔑視明朝與清初禁令而往海外跑的中國人。簡言之，中國人有一個被忽略的邊沿部分——我們稱之為沿海中國（Maritime China）——正要變成中國歷史上的一股重要勢力。

沿海中國：海外華僑的起源

    沿海中國與大陸區中國（Continental China）懸殊差別之大，幾乎不亞于中國與內亞細亞相異的程度。受過正統四書五經教育的史官專注于朝廷大事，幾乎沒人到過海上。中國的航海者也不寫回憶錄。因為海上和邊境大草原不同，那兒沒有爭奪統治權的對手藏著。海洋在中國歷史上占的分量極小，其實從一開始，中國生活就含有靠海的這一部分，與內亞細亞邊疆的那一部分大致等量，但性質相反。
    我們從中國境內走近海邊，就會遇上一種叫作季風的重要地理事實，這是夏天從赤道地帶向北吹，冬天向南吹的一種季節風。這些季風之穩定可測，遠比華北農業仰賴的雨水可靠。因此，早在有文字歷史以前的新石器時代，航海便已發展，臺灣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遣址足資證明。因為有季風之
故，即便間或有臺風襲擊，從臺灣往返海上并不艱難。
    幾千年后，由于海上運輸可靠，促成秦漢時期將廣州一帶與越南北部納入版圖。如果只循河流的駁船航道和相關聯的陸上運輸路線，從內陸南下到此，即便能夠到達，也不可能帶著足以奪取主權的兵力一起來。在那么古的時候能將勢力延伸到中國的最南端，非得有充分沿岸航行經驗與設備不可。廣州出土的漢代墓葬用的船只模型是很具說服力的證據，船身中央有艉柱舵，這項航海科技的關鍵性發明要到一千年后才在歐洲出現。由此可知中國極早便有精密的航海技術了。
    中國既然那么早就精于海上航行，最初在中國東南地區港口活動的遠程國際貿易商卻是阿拉伯人，似乎頗奇怪。其實，自伊斯蘭教于第七世紀在阿拉伯創立以后，穆斯林航海者與侵略者便向四面八方擴張出去。中古歐洲人不久也體會了這件事實。
    讀世界史忽略了伊斯蘭教這一章的人應該記住，這個宗教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六二二年在麥地那所創。其信徒叫作穆斯林（MuSlim），信奉唯一真主阿拉和穆罕默德訓示的《可蘭經》，相信命運由真主注定與死后復活。穆斯林必須嚴守每曰五次祈禱的清規，一生至穆罕默德出生地麥加朝圣一次，并且準備對異教徒展開圣戰。宗教信仰加上阿拉伯人的貿易航海技術，促使阿拉伯人往東方與西方流動擴張。
    穆斯林勢力不久就征服了敘利亞、波斯、伊拉克、埃及。雖然有反抗與內戰，穆斯林大軍占領了北非和西班牙，繼而入侵法國南部，至公元七三二年才被擊潰。同時，往東進的穆斯林勢力占領了阿富汗、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下游谷地、中亞商貿城市布哈拉與撒馬爾罕（二城均在烏茲別克）。比波動不斷的戰爭與統治君主更重要的是，從巴格達到布哈拉的各個穆斯林城市都成為科學與藝術成就的中心。
    到了第十世紀，穆斯林征服的各邦，將地中海地區的海上貿易與印度洋海上貿易串連，從此可將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從東印度群島的產地一直輸送到亞歷山大城的歐洲市場上。這樁后來刺激歐洲向遠東擴張的香料貿易，到達中國的時間更早，也更容易。中國人與歐洲人一樣需用香料來腌存食品。穆斯林與元代中國的廣泛接觸，陸路是從中亞經絲路而來，水路則是從沿海港口來。但是穆斯林世界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一些印度人，一同投入轉移各邦勢力消長之爭，使得貿易途中變數增加。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中，大批中國的貨運帆船便在沿岸已走熟的路線上，助長遠程的穆斯林商貿在福建泉州（阿拉伯語叫作Zayton）等大港發展。
    阿拉伯貿商先來到中國以后，中國帆船至少在第十世紀時已開始在中南半島與東印度群島的港口進行貿易。早在唐代以前，朝廷史書提及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文字就愈來愈多。等到鄭和于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二年間出使遠征的時候，中國的貿易商品已在東南亞與南亞各地甚至非洲東岸找到市場（見地圖52）。一五八九年所載的二十多個向明朝進貢的小國，大致都是兩條貿易航道上常到的停靠港，分布于馬來西亞海岸至馬六甲海峽的航線，以及經菲律賓與蘇祿（Sulu）島國至東印度群島的航線。
    中國貿易商當然就會在這些貿易港找定代理人或聯絡對象，逗留此地的人形成的華僑社區也就開始成長。到一八一八年，馬來半島的利革、巴達尼、宋格拉、丁加奴、彭亨、柔佛等停靠港，都在中國政府文獻中以比較實際的用詞登錄為“未進貢的貿易國”，也就是指這些地方常有中國商人往返，但并不向北京納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紀侵入東亞的時候，中國早已在此奠定廣泛貿易圈的活動。
    王賡武（Wang GungWu，1991）提醒我們，中國人居留國外的社群并不在中國官方管轄之下。對于華僑移民，中國朝廷不予鼓勵支持，甚至不贊同。在中國境內，士大夫階級不讓商人階級次文化像在十六世紀日本和歐洲那樣成長。到了東南亞外邦，中國人感受到很不同于國內的地域性、官方
的、社會的限制。他們通常可以積聚資本，變成有自己一套生活方式的風險企業家。在英國、荷蘭、法國的殖民區（緬甸、馬來西亞、東印度群島、中南半島）里，他們的家族企業依歐洲法律行事，大感便利。在曼谷和馬尼拉，他們更藉通婚進入當地望族階級。在外邦，做善事和擺闊式的消費并不如在中國境內那么管用。反而發展經濟比較受當地君主的重視。
    東南亞華僑的社會地位與功能，頗能令人憶起祖國士大夫階級。因為他們在僑居地也成為介于歐洲來的統治階級與當地村民之間的階層。華僑變成幫忙收稅以及維修渡船與橋梁、主辦市集等地方服務的中間人了。在殖民地社區里，他們通常都是一種安定力，人數少故不至于奪權，對于提供服務與經營本地商貿的獲利則十分在乎。
    華僑在馬尼拉的角色是很好的教材。西班牙人于一五六〇年大軍進入菲律賓，開始以基督教教義與大農莊菲律賓勞工為基礎建立殖民地。此時西班牙人發現，明朝禁止海上貿易的規定已無效，與中國沿岸海盜有關聯的日本海上探險劇增，都構成了威脅。明朝不準中國人從事海上貿易的禁令早已是空有其文，后于一五六七年解禁。西班牙人開始在馬尼拉建設首府的時候，當地的中國人約有一百五十個。到了一六〇〇年，共有二萬五千人，住在馬尼拉一個另外劃出來專供他們居住的區域之中（改奉基督教的中國人就不被制定居住此區）。華僑的兩種社群從此便開始發展，一個是在華人都市內經營所有商店手藝的華商群，另一個是華僑與菲律賓人的混血兒基督教徒群，這一支日后即成為有華人血統的菲律賓領袖階級。
    華僑大都創組一些兄弟會或秘密結社，以便保護自身的利益。同時也組行會同鄉會，里面設有關帝廟和天后宮。華僑貿易業并不是用具有投資及經營海外交易的大型公司來操控，他們用來載貨的牢固而耐風浪的帆船都是私有的，載運的貨也多屬個人財物或家族商號的東西。有許多華僑很快就把當時的歐洲式經商技術搞得很精熟。
    時日久長，海外華人貿商形成了“沿海中國”的活躍外圍。沿海中國抗衡的，是明清兩代以土地為基礎、以農業為重心的作風。從更早以前，這兒的人就看慣了中國內陸河流運輸在港市口岸和華僑那邊來的船只相會。萊納德·卜魯斯（Leonard Blusse，1986）指出，盡管朝廷禁止海外貿易，在明朝與清初，每年約有一百艘大型中國帆船進行對東南亞的貿易。只要機會許可，這些船只都可以擴張到國際商業的范圍。它們以福建的廈門為沿岸的主要貨物集散地，這兒與廣州和福州不同，這兒不是官方設置商船運輸監督所的地方。

歐洲貿易公司與廣東貿易

    與歐洲之間的海上貿易加快了沿海中國成長的速度。英國人與荷蘭人在大約一六〇〇年前后成立的東印度公司，是勢力雄厚的法入團體，以合股投資者累積資本，而且分別由其國王授權壟斷貿易并治理國境以外的領土。這種極強勢的商業擴張工具，開辟出英屬印度與荷屬東印度群島。英國對中國發展的大宗貿易，中國輸出品包括茶、絲綢、瓷器，輸入品包括白銀、羊毛織品，以及后來從印度來的鴉片。起初是循固定路線，用中國帆船貿易業的人領航。國際商業活動中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形成一個以貿易為核心的社群，也變成近代第一個中西交會點。
    雖然廈門是中國對東南亞貿易的主要中心，位置也在海岸上，一七五九年以后卻是廣州被定為對歐洲人開放的唯一港口。西方人所知的廣州貿易（Canton trade），是按典型中國式的行事方法進行的：政府委托一些中國商家來担任監督外商的經紀人。每一艘西方貨船由一家中國商行負責，作用形同担保商。這些担保商人組成行會，叫作公行（Cohong），全都聽命于皇帝欽派的廣東區海關總監。這個官職通常是北京內廷的內務府的旗人出任，外國人稱他們為Hoppo。公行和總監便負責征收外商輸入貨品的關稅，尤其要對其輸出的茶和絲綢課稅。
    英國東印度公司于一八三四年喪失其獨占對中國大宗貿易的“皇家”地位，在此以前東印度公司一直配合廣州貿易的特有方式。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派來的押運人員，在十至二月的貿易季里，住在廣州首府外江邊的英國商館。過著闊氣的生活。四至九月的淡季里，轉至澳門的葡萄牙租界休假。
    由于海關監督向來慣于壓榨行商，向他們勒索規費，行商經常會拿不出錢來買茶絲等裝載東印度公司船只的貨。按契約行商必須供貨，不買貨就是對英國人負債。海關追討稅費使這些有執照的公行一直負債，甚而破產，又引起英國人抱怨公行專辦貿易的效果不佳。短缺購買茶絲貨回英國的資金，成了東印度公司的長期困擾。
    中外貿易行為中的另一個要素是，十六、七世紀持續不斷的白銀輸入，其來源以日本與美洲為主。據估計，每年約有價值一千萬美元的白銀流人中國國內貿易。這種大量流入的情形導致物價上漲、鑄幣量增加、商業更趨活絡。然而，十七世紀中期時，日本、西班牙、中國發生的事情引發了有
些人稱之為“十七世紀危機”的結果，使中國白銀進口減少。其影響極慘重，物價全體因而驟跌。中國便是這樣在沒真正參與之前就被拉入了國際貿易界。
    帝制中國晚期的外貿居于從屬地位，卻是重要角色，除了進口白銀，也刺激了出口貨品的生產。據一項統計，一七五九年以后的東印度公司高峰期內，該公司收購的中國茶葉占送上市場總量的七分之一。一七八四年的“減刑法案”掃除了走私茶葉到英國市場的歐洲私貨業者，東印度公司沒有了競爭對手，英國自己的稅律也降低，更是其業務的大好時光。
    統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為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三年派了一個外交使節團來中國。這件事算是日后發展的一個兆頭。該團由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帶領，隨行一百人中包括科學技師和畫家等，搭乘有六十六門炮的軍艦，另有兩船滿載英國制造業技術的成品。清朝指此為“英國貢使”。工業革命這時候正勢不可當地發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卻毫無所聞。英國要求在公布稅制的情況下放寬貿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設外交機構，這些都是邀請中國加入剛誕生的近代世界的行動。清廷禮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絕。二十三年后，阿美士特勛爵（Lord Amherst）帶領的使臣團卻遭到無禮的對待而被斥回。這時候，英國和英屬印度已經在開放中國的國際貿易門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了。很不幸，清朝對于東南沿海的活動漠不關心，也不了解不久就得應對的外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朝廷關注的是，維持在境內與在沿海內陸邊境的統治權威。十九世紀初葉時，廣州正有紛擾蘊釀之時，內亞細亞卻爆發了爭奪中國邊境外族統治權的兵亂。

新疆回亂，一八二六——一八三五

    貿商從新疆古代絲路上的綠洲城市出發后，需越過帕米爾，尤其是喀什噶爾與蔥嶺以西的浩罕國這一段。十九世紀初葉，這兒的邊疆出現了危機。研究中亞的約瑟·費萊轍（Joseph Fletcher，見CHOC 10）記述，先知穆罕默德或其它早期宗教領袖后裔的家族，對百姓影響力很大。清朝于一七
五〇年代平定新疆之前，新疆曾被這種圣裔家族統治過一個時期。流亡到帕米爾西部的浩罕以后，這些家族的人懷著復位的意圖，不時帶著騎兵翻山越嶺，進入喀什噶爾騷擾。
    圣裔之一的張格爾（Johangir）成為道光皇帝于一八二一年登基后的第一個大問題。張格爾對清朝發動的圣戰，導火線是宗教信仰與商業的結合。簡單地說，喀什噶爾往西的貿易操于浩罕商人之手，浩罕國王向清朝進貢，此乃是打通外貿路徑的慣用策略。浩罕既是進貢國，便拘禁了張格爾，清朝每年賞賜豐厚禮物以酬傭這份忠誠。等到浩罕商人在喀什噶爾主要市場上的影響力擴大以后，浩罕就要求享有特權——貿易稅降低、派浩罕人去監督喀什噶爾的浩罕貿商。
    一八一七年，這些要求被駁回，浩罕便釋放了勇猛急躁的張格爾。一八二六年，張格爾以橫掃之勢侵入新疆。清朝派出二萬二千名救難的遠征軍，穿越沙漠走過綠洲，終于在一八二七年奪回了喀什噶爾。張格爾被盟友出賣，清軍將他押回北京。道光皇帝先舉行在祖廟獻上張格爾以告慰先皇的儀式，再下令將他凌遲處死。
    清朝恢復了在新疆的統治權，但是浩罕已經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商業實力和軍事威脅力。北京隨后派來的使者以逐步談判的方式達成一八三五年的行政協議，內容包括：（1）浩罕在喀什噶爾設政治性的代表，其下的商務代理分設五個城市內；（2）這些官員對于當地外籍居民（大多敷是浩罕人）有領事、司法審判、警察等權；（3）這些官員應對這些外籍人的貨品課征關稅。此外，交戰期間被清朝逐出的貿
商將獲清朝賠償。

    繼續看本章以下的部分，會發現這次事件乃是道光皇帝以后應對廣州鬧出來的英國人問題的參考依據。一八三四至一八四二年間的清朝對英政策，來自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五年清朝處理中亞邊境貿易的經驗，乃是極自然的事。清廷與浩罕的一八三五年新疆協議，乃是在辦理夷狄事務，地方商務上的讓步與一些賠償不是換來了邊疆平靜嗎？

鴉片與廣州新秩序之爭，一八三四，一八四二

    一七五九年以后，由公行與粵關監督負責的廣州洋商貿易，一如往常是當作賞給進貢國的恩賜而進行的。鴉片進口將于此時突然引發劇變。
    鴉片產于印度，在英國官方贊助之下在印度拍賣，再由統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止）的東印度公司發給執照的英國與印度私營貿商運往中國。在興旺的印、中、英三角貿易中，售往廣州的鴉片抵付了運往倫敦的茶葉錢。為支付輸入量不斷增加的鴉片而導致銀子大量流出的情形，開始令清朝官吏警覺了。百姓必須用銅錢兌買銀子繳稅，而銀價正在上漲，使政府稅收與百姓生計都蒙受其害。林滿紅
以極詳盡的研究報告（未出版）分析了清廷對這種貨幣危機的反應。官吏們明確指出為購買鴉片造成銀錢流失，卻都渾然不知中國財政與世界貿易的關系已經有多深。相關的許多變量——如自日本進口白銀、拉丁美洲白銀生產、中國的銅幣制造、銅幣貶值、囤積、世界貿易衰退，官員們都沒有看見。
    一八三四年，英國政府終止了東印度公司獨占對中國貿易之權，并派遣一位英國官員來監督貿易。中國因而面對兩個緊要問題，一是如何遏止鴉片貿易，一是如何應付這位英國官。
    東印度公司在廣東貿易制度下曾充分與行商合作，由行商經手一艘一艘船的貿易，并且替海關監督收稅。但是，一八三四年自由貿易突然展開以后，諸如一向在進口鴉片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之類的英國私營貿易行，現在也開始做起東印度公司出口中國茶絲的生意。英國官來了以后，不肯依貿易行的老樣子和行商打交道，一定要以外交對等身分和清朝官吏見面。他這是在藐視進貢制度的規矩。
    接受英國的外交對等地位，就是摧毀清朝皇帝在所有外國君主之上的地位，而“君臨天下”是中國皇帝維系地位的一個要素。至于鴉片貿易，如果再予以容忍，不但會把銅幣兌銀的惡況加劇，而且會傷害到皇帝的道德威望。鴉片煙癮雖然不如現代他類毒癮厲害，卻是一個足以毀掉吸食者及其全家的社會禍患。土地浪費在種植鴉片上，鴉片煙屬違禁品的高價格也導致走私者訴諸暴力與官吏舞弊。與現今美國市中心貧民區頗相似的陰暗陋巷角落中，鴉片煙的需求只增不減。這樁龐大的社會罪惡，是英屬印度政府的嗜利貪婪、把鴉片帶到中國來的外國人、受賄供輸鴉片的中國人合力觸發的。今天的美國人對這種合作模式會感到眼熟，也感到怵目驚心。
    清廷為此爭議好幾年都拿不定主意，只因為沒有把握鏟除國內的鴉片私運網，也懷疑自己能否對英國貿易實施禁令——英國的新式蒸汽動力炮艇可是機動火力之中的上上者。一八三六年間，曾有人主張令鴉片貿易合法化，反正根本禁止不了。堅決反對姑息的另一派人，由一些有整頓雄心的官吏領導，以北京一個詩社為集會處。按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1992）新近的研究，這一派人的機會主義式道德正義后來占得上風，道光皇帝于一八三九年派廉明正直的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要強制洋商停止運鴉片來中國。林則徐查禁了廣東供輸鴉片的中國人，并且封鎖商館，勒令洋商將現有的鴉片存貨繳出。洋商卻知道，有更多鴉片——現在價格也更貴——正在印度運來的途中，英國政府也可能補償他們被沒收鴉片的損失。
    林則徐正當的禁鴉行為陡然引發了戰爭，英方極大部分為的是商業利益。怡和洋行老板買丁（william Jardine)跑到倫敦去幫英國外相帕默斯頓爵（Lord Palmerston）謀劃戰爭目標與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給英國艦隊，借領航員和翻譯員給英軍，盡地主之誼并提供情報，憑軍需賬單向倫
敦支款。但是英國派了以新式槳輪汽艇帶隊的遠征團，目的地是廣州以及廣州一路海岸，以謀求按西方對等基礎進行外交及一般商務往來的特權，并不是專程為擴張鴉片貿易而來。但是鴉片貿易卻迅速自行擴張，而鴉片泛濫只是中英國際關系規劃間普遍敵對之中的一個摩擦點。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雙方在東南沿海交鋒六、七次，英國炮艇便打贏了，并且讓清朝簽下了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條約。
    費萊轍指出，中英南京議和以及后來的議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議和的范例來辦的。南京條約內容包括：（1）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這是將舊例升級；（2）賠款；（3）適度課稅，外人直接與關稅司員接觸；（4）最惠國待遇（中國對所有外人“無偏見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與任何來人貿易，不可壟斷（這也是喀什噶爾早已實施的）。此外，指定開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國一向的邊疆政策，見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禮的平等關系，是浩罕及俄羅斯邊界一帶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陸海邊境運用的策略是連貫一致的，但是陸海情況卻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勢力。那是一個往海上做生意作戰的世界，受法律與條約權利支配。對他們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議和只是逐步侵占的開始。第二，清朝用優惠讓步，便可穩定遙遠中亞地區浩罕與喀什噶爾的關系。同樣的辦法用在中國本土上，只會損毀清朝的威望。滿人入主中國的時候，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稱臣納貢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條約就代表失敗。這種失敗以后將每下愈況。
    為了平息英國人的怒氣，清朝把荒島香港割讓了，并且開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談代表還乘英國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國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包含的原則，而英國人又覺得條約給予的特權還不夠。因此，條約制度之確立，要等到英法兩國再與清朝開戰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訂定天津條約之后。甚至那時候清朝仍不愿承認新秩序，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進占北京了，才接受了事實。從進貢關系到條約關系的轉變，一八四二年以前已有廣州的二、三十年摩擦，以后又經過二十年的貿易、談判、壓制，才算完成。

一八四二年開始的條約世紀（treaty Century)

    中國與英國（一八四二，四三）、與美國法國（均在一八四四）、與英、法、美、俄（一八五八）簽的條約，雖然是以平等主權國的地位簽定，其實都相當不平等。中國在違背自己意愿的情況下被逼入劣勢，任由西方的商業與一并前來的文化侵蝕。到了二十世紀，歷經三代西方領事的積極拓展據點，訂條約變成意思清楚而用途廣泛的辦法。訂條約的首要原則就是開通商口岸。最初是開五口通商，到后來，開放了八十多處（見地圖五）。
    主要的通商口岸，明顯有物質條件與設施結構上的相似之處。這些口市都有喧鬧擁擠的碼頭區與貨棧，其間到處都是替代機器的苦力。碼頭的活動全部由中國的買辦監督，買辦聽地位更高的外國大班（洋行經理）的吩咐辦事。每個通商口岸的中心都是在擁擠的中國市區邊緣新興的洋人區，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女王陛下的領事館前高高的白旗桿。外國人的設施包括俱樂部、跑馬場、教堂。這些地方由體面的英國領事和他的其它國籍同僚統洽，并且由停泊在濱水碼頭區外的炮艇保護。在廣東、廈門、福州三地，外國社群以島嶼為據點，更有安全保障。在寧波、上海等地，洋人區和中國人的市區之間都有河川、運河、小溪之類的水道隔離。
    這種沿海的小塊地區起初只是西方文化的旁支，和歐洲國家殖民地上的城市一樣，是西方帝國領治的最邊沿。但是從一開始其中就含有中國的成分，因為外國侵略者對于仆役和小鋪子生意人的需求程度，并不亞于中國的上等人家。所以，通商口岸迅速變成中西混合的都市，外國人也在這些地方成為中國都市化過程中的影響力。
    依據治外法權，外國人在中國的行為只受外國法律約束，并不受中國法律管制。這種辦法不是近代才有的新發明。中國的中央政府在中古時代就曾實行與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頗相似的做法，要求海港上的外人社群由其各自的領袖依其各自法律管轄治理。這表示中國朝廷比較贊成最低限度統治，因而令使子民自我監督。早期來到中國的阿拉伯商客即是如此。至于鴉片戰爭以前的英美人要求在廣州實施治外法權，是因為他們與北非、鄂圓曼帝國等伊斯蘭邦國交往時就習慣仰仗自己本國法律的保護。而且西方人不堪中國人拿中國刑法治他們的同時，不理會西方人重視證據的規則，也不管近代西方人對刑求的反感，最重要的還是，外國商人需要其本國契約法的幫忙。
    條約的另一要項是協議關稅。按其約定的低關稅率，將使中國無力保護本土企業——假使中國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護政策的長處而有意實施的話。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國的海關稅務人員都習慣自己來和商人談交易，而且手上沒有可以強制外國人的權威和工具。以至于議定關稅則例的事務交到中國人手上辦，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間被派在上海關主管中國稅務的竟是外國督辦。中國政府任用外國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條約體制而言，是最有建設性的特點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領導下，中國“總稅務司”的西方官員們成為每個港口上的要人，維護著競爭機會均等（藉強制執行外貿法規），以及中國政府從均等的外貿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稅。外貿的成長帶給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筆重要的額外收入。
    所有締約國家憑最惠國待遇的條款（這是個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國能從中國壓榨取得的優待特權。條約系統愈擴愈大，清朝財力也隨之愈來愈衰弱。原本是中西聯營的鴉片貿易業移入了中國境內，一八八〇年代以后，中國本土生產的鴉片開始取代印度產品，印度鴉片至一九一七年停止輸入。英國贊助下的印度鴉片進口中國，前后共持續了一百多年。
    “條約世紀”始于一八四二年，終止于一九四三年英美正式放棄不平等條約中關鍵性的治外法權之時。治外法權使中國法律的管制力碰不到外國人，這也讓中國的統治階層回味了古代的經歷，即是，在給予異族支配權的條件下統治中國。從時間上衡量，條約世紀只比以前據于華北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略短，比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還長幾年。從文化的觀點看，即便條約世紀只損傷中國主權，并沒有外國來取中國而代之，其影響力卻比金、元、清各朝外族入主的影響更深遠。這兩種情形的比較研究仍有待史學者努力為之。
    例如，十九世紀西方商人侵略的程度，有多少可以與四至十四世紀在中國邊境進行商貿與軍事騷擾的中亞細亞異族相提并論？又如，按琳達·庫克克．瓊森（Linda Cooke Johnson）所說，初期的上海國際租界與一般同鄉會館有多大相似性?其中有頭目（領事）為其成員負責，并且依官方許可培養本行實力，豈不與會館的會長相似？這些問題隱約暗示，就中國的長久的經驗而言，十九世紀帶來的不連貫性并不如我們所想的嚴重。
    事實乃是，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或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可以視為具有以下特色的獨特時期：（1）中國漸漸對外來探觸開放，（2）外國軍事侵略，始于英法的外圍攻擊，終于日本的兩度侵略（一八九四——九五，一九三一——三七——四五），（3）西方商業與宗教侵略，一八三〇年代始于廣州，逐步增加至一九三〇年代止，（4）國民黨與共產黨先后統治中國大陸。
    從外國人的這邊看，條約世紀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持續到一八七〇年代止，由英國商業的“自由貿易之帝國主義”主宰。英國人在一八四〇，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三度戰勝締約之后，又在一八六〇年代與后來，支持已勢衰的清朝復位。
    第二階段大約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這段時期，是列強在中國進行帝國主義式競爭的階段，其間俄、法、德、日、英都侵略了中國領土。中英共操中國海岸大權的短促時期過去，緊接著而來的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在亞、非的競爭，終于引發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比較有建設性的第三階段（將于第三卷詳論），從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三〇與四〇年代止。
    條約世紀期間對外來接觸的開放，與一八四二年以前清朝進貢制度的封閉態勢呈鮮明對比。從中國以外的地方看來，第三階段（二十世紀初葉）將是外來因素涉人中國人生活最重要的時期，乃是電子時代來臨以前的一個世界史上的文化交流高峰。中國的愛國者迫切要求創造并保有自己的歷史，將外國參與成分降至最小，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要談上海就不能不提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 Council），要論香港歷史就不能不提怡和洋行。同樣的，我們必須把條約世紀看作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階段，也是國際史的一個部分。

費正清 2013-08-22 10:5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