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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早期近代化與清朝衰微

自強與自強失敗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興以后的幾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滿漢，都努力要實行西洋方法制度。這種動向——劉廣京和費慰愷等人都有研究——作為依據的是好聽卻誤導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似乎是以為，西洋軍械、輪船、科學、技術可以從某方面用來保存儒家的價值觀。我們現在回顧以前，可以看得出，炮艇和煉鋼廠是帶著它們各自的生活哲學而來的。可是，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的這一代人卻緊抓著中國可以一躍就跨入現代半途中的口號，如同想一躍而過暴漲的河水一般。
    因此，在“自強”這個中國古典而非外來的口號之下，中國的主政者開始采用西洋軍械和機器，隨即陷入無法回頭的逐步借用。借了機械裝置就得再借技術，借了科學就得再借其它知識。接受了新觀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立憲改革以至革命共和。只讓工具西化而不讓價值觀西化的這種不徹底西化的謬誤，其實有許多保守的讀書人已經看出來了，因此他們選定的路線是全面反對西化。
    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即是平定太平天國的文人將領，包括曾國藩和年紀較他輕的助手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制造槍炮輪船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是李鴻章所建。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鴻章就向朝廷說明，洋人欺壓中國乃是憑著船堅炮利，將他們逐出是無望的，中國社會因此面對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的結論是，中國必須學習使用西洋機械以求自強，這也意味著要培訓中國人才。一八五三年派里（Perry）抵達日本以后，日本武士也曾立刻看出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是中國的洋務運動處處受到守舊讀書人無知偏見的阻撓。就在日本迅速現代化的這幾十年里，中國遲遲不動，形成了歷史上一樁重大的對比情勢。
    中國的難處不勝枚舉。以譯書為例，十七、八世紀有大約八十位耶穌會傳教士將四百多部西方著作譯為中文，其中一半以上是有關基督教信仰的，約三分之一是科學知識方面的。十九世紀初葉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發表了大約八百種著作，但幾乎全部是宗教文宣或圣經翻譯，都是用簡單的文句寫給一般民眾看的，并不以中國知識界為對象。十九世紀最后的三十多年中，有個天賦頗高的英國人（John Fryer）和中國讀書人為江南制造局合譯了一百多部科學工技方面的著作，制定了以后發展工技必須的中文術語。但是這些譯作發布有限，很少有讀書人念過。這類書籍的印制要靠外國人或涉及外交事務的少數官員來推動，并沒有皇帝的旨意。
    一八六二年在京城設置的同文館，乃是培訓政府外交談判人才的學校。由一位美國傳教士主持，聘有九位洋教習。由于總稅務司支持，赫德又積極鼓勵，很快就收了一百多名學習外文的滿漢學生。但是反洋化的知識界卻反對同文館教授西方科目，其理由是：西方科學的原理借自中國的算學，方法是中國發明的，卻被洋人拿去用了。
    命運系于中國學術的讀書人要維護自己權益的心態，可舉容閎的實例做最鮮活的說明。容閎于一八四七年隨傳教士赴美讀書，一八五四年自耶魯大學畢業。在國外待了八年后回國，卻等了將近十年才得到曾國藩任用，負責購買機器并担任翻譯。容閎建議送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政策，等到他返國十五年后才開始實施。一八七二年間，他帶了一百二十名身著長袍的中國學童來到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隨行的還有老式中國教師，以便替這些要負起中國西化大任的學童溫習制舉功課，因為這是仕宦之途必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守舊派學者担任容閎的同僚，任務是防止西方接觸敗壞了學童的名教道德。到一八八二年，這個留學計劃便廢止了。
    類似的情形也阻撓了初期的工業化。守舊派恐怕開礦、鐵路、電報線會破壞風水，而且怕這些事驚動祖墳、引來不守法紀的礦工、奪去劃渡船和趕車者的生計、浪費公帑、造成對洋人機械與技師的依賴，從而惹來無窮禍患。即便主張西化者能夠克服這些恐懼，仍有欠缺經營技術與資本等實際問題要解決。大規模企業計劃必須有大臣出來主持，通常是按照“官督商辦”的模式辦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經營被官僚作風陷于癱瘓，辦事的商人始終受把權的官吏壓榨。而不分官商都只顧抽取現有利潤，不肯將收益再投資。以利潤再投資維持自足企業不斷成長的目標，始終未能達成。
    因此，盡管許多官方贊助的計劃初期看好，十九世紀晚期的工業化大體上是白忙一場的。以李鴻章于一八七二年創設的輪船招商局為例，本來受津貼要運江南貢米進京。自一四一五年起，幾乎每年都由一大隊的運米帆船逆大運河北上送貢米，此后可以快捷地循海路自上海運至天津了。為了供給輪船需用的燃料，一八七八年在天津以北開了開平煤礦。為了運輸開平的煤，一八八一年建了中國第一條永久鐵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這些相互支持的企業都沒甚么發展。招商局在官吏、總辦、幫辦的貪污搜刮之下，無力與英國的輪船公司競爭。開平礦務局積欠了洋人大筆債務，于一九〇〇年賣給了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鐵路建筑的事被擱置，一八九八年以后才由列強在其勢力范圍內籌劃推動。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三十年的后期中，最主要的對手是張之洞。張在武漢任職十八年，在武漢設置鑄鐵廠——后改為煉鋼廠、武備學堂，以及教導電報通訊、采礦、鐵路、工藝等的工技學校。但是張之洞的主要目標是，把這些工技全部安插到正統儒家思想的格局之中。
    中國的近代化因而成為幾位大臣玩的游戲。他們明白近代化之必要，便努力籌資金、選人才，在無精打采甚而不友善的環境中進行建設。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與權勢而繼續做下去，慈禧太后的朝廷卻與日本明治天皇的朝廷不同，支持態度既不堅定又不連貫。而且，她任由守舊派大臣對改革派掣肘，這樣她才能握住裁奪之權。由于華南地區一向都有許多頭腦靈活的人在找出頭的機會，迅速成長的通商口岸上尤其充滿躍躍欲試者。因此，十九世紀晚期有的是帶頭創業者，卻沒有什么根本上的變革。清廷把洋務運動交給少數幾位巡撫去辦，因為這么做合乎中央與地方均勢的要求——朝廷不必負担費用也不負責任。此外也因為通商口岸的官員和洋人有往來，只有他們清楚時務，知道如何找洋人幫忙。
    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是驗收自強運動成果的時候了。因為中國大得多，押注的人都看好中國。李鴻章所見的卻不然，因此事前曾試圖阻止戰爭發生。中國建設海軍始于一八七〇年代。一八八〇年代間，李鴻章曾向英國購置巡洋艦，并且聘了英國教練與顧問。后來克魯伯公司（Krupp）得標，又再向德國購買了更大型的船艦。不料，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海軍經費竟在大臣共謀下轉移為慈禧太后修筑頤和園之用。總稅務司赫德估計：“海軍應當還有三干六百萬兩（大約合美金五千萬元），這下子你瞧，一毛錢也不剩了。”他于一八九四年九月發現：“他們的德國艦上沒有炮彈，英國艦上沒有火藥。”甲午之戰中國只動用于李鴻章的華北陸軍和北洋艦隊（華中華南的末動），而海軍的炮彈有些只是填了沙子充數，根本沒有火藥。
    日本人以鎮壓叛亂為由，于一八九四年介入朝鮮。戰爭中大敗李鴻章的華北各軍，又在近代最初的一次海戰中于鴨綠江口擊潰北洋艦隊。北洋艦隊司令是一位騎兵老將，他把軍艦按騎兵沖鋒式一字排開，卻被日本海軍以兩個縱隊包圍。如今，北京頤和園的游客看到大理石船“清宴舫”的時候，腦中應會浮起一行碑文：“訃告：未成形的前清海軍長眠此地。”
    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中國的第一場近代戰爭竟然只讓一位省級的巡撫一肩去扛，就好像那是他省內邊境自衛的事。清室確已被指責為無能的外族，但是清朝的問題不能只用外族一詞就交代過去。問題顯然在于其帝制政體本身、帝制下行政的虛有其表、帝制政府結構上之不可能成為近代化的中央統治力。
    清朝把許許多多內亂都應付過去了，此刻的外交關系卻不可收拾了。日本甲午一戰大勝，把遠東帶入帝國主義列強競爭的另一個十年期。中國為了要付賠款，不得不向歐洲人發出債券籌錢。一八九八年間，俄、德、英、日、法都在中國自劃勢力范圍。這種勢力范圍通常包含一個可以做為海軍基地的大港，有進入腹地的鐵路，以及沿鐵路線有可開發的礦藏。中國為了遏阻日本擴張，便開門迎俄羅斯進入東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后，俄國人才被限制在北邊，由戰勝的日本占據南滿和朝鮮。
    從各方面看，中國似乎要亡了。帶著新學說理念的新一代能挽救中國嗎？新的學說理念能啟發全國在強有力的統治力之下獲得新生嗎？

基督教與儒家之爭

    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基督教傳教士似乎是外國侵略行動使用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手段。十七世紀就開始的沖突，到十九世紀又再續接下去，而且是從政治、知識、社會等多方面繼續。
    就政治觀點而言，基督教是旁門左道。起初看來只不過是佛教的一個旁支教派，有一套信仰系統，有一位救世者，有道德內疚（犯罪），也有一套救贖辦法。這些成分大多數宗教信仰都有。由于非主流的宗教支派在中國都是被禁止的、類如白蓮教的宗教組織，一般都是在暗處。耶穌會傳教士于十七世紀在中國的斐然成就，只因為教皇不準祭孔祀祖以至與中國皇帝對立而毀于一旦，導致一七二四年的天主教遭禁。后來是因為法國堅持要求，才于一八四六年解禁。這期間：中國的天主教徒仍存在，但外籍神父只能在暗中行事。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傳教士本來就是懷著改革者的抱負投入神職的，一開始傳教就和既存的儒家社會體制起了沖突，因為儒家社會體制有其自己的改革方式。傳教士和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乃是天敵。雙方都享有特權——可以免挨縣宮責打，雙方也都是教導天地宇宙道理的人。競爭對立是在所難免的。保羅·柯文（Paul Cohen）引用一名早期傳教士的話，頗具代表意義。此人認為，儒家士大夫外表做出來的禮貌文雅之下“除了詭詐、無知、粗魯、庸俗、自尊享大、對一切外國事物頑固仇恨之外，什么都沒有”。對方的感想正是半斤八兩。在士大夫讀書人眼中，傳教士乃是外國來的顛覆分子，拿炮艇做他們傷風敗俗行為的后盾。守舊的愛國分子痛恨也害怕這些外來的不速之客，但是守舊派在近代展開之時敗下陣來。可取得的相關文字記錄多屬爭辯性質的，否則便是戰勝的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所寫的。柯文的出色總結（見CHOC 10）所農據的數據顯示，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國人甚少，傳教士侵入的影響力卻無所不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這段時期，在治外法權與內地居住權（這一條是某位虔誠的法國翻譯官非法添入的）的庇護下，傳教士的據點逐步向每一省分內蔓延。天主教從其原來的老基礎上發展，至一八九四年已有大約七百五十名歐洲傳教士，四百位本土的神父，教友超過五十萬人。新教傳播是從廣東展開的，最初來的傳教士是一八〇七年受雇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羅勃·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第一位美國傳教士于一八三〇年到中國。到了一八九四年，新教傳教士已超過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駐大約五百個地點，每一處都有教會、宿舍、街上的小禮拜堂，通常也設有一所小學校，可能還設有醫院或診療所。五百個據點分布于大約三百五十個大城小鎮中。然而，吸收到的中國信徒不滿六萬人。可見中國注定了不會成為基督教國度。
    一八六〇年以后，中西接觸增多，士大夫們和傳教士也就摩擦不斷。曾抵抗“崇拜基督”的太平軍的湖南人，更有積極的反基督教運動，維護名教思想之余還挑起激烈行動。通常，士紳們會以男女一同做禮拜為題，散播傳教士行為不端的話言。曾有過度渲染的色情寫作描述神父、修女、教徒的淫亂縱欲行為。士紳若想引發暴民行動，只需要張貼寫明群眾聚集時間地點的告示即可。大小教案事端不下千起，經外交管道報案的也有上百件。傳教士要求洗雪不白之冤，并要求官方維護他們依條約享有的拉他人人教的權利。
    炮艇勒索迫使清朝官吏站在外國人這一邊，幫忙強制執行條約權利，又更進一步損害了清廷的威望。天主教教會尤其會在打官司的時候保護自己的教徒。法國由于貿易量少，就極力衛護天主教傳教團，其主教都有某種官方承認的地位，有些還接受官街。
    新教的傳教士共有十多個不同的會派。初來的艱巨任務乃是學中文，并且要譯出一整套傳達訊息所需要的術語。中國已具備指述上帝、靈魂、罪惡、悔悟、救贖的詞匯了。傳教士們面臨了大問題：如果拿既有的詞匯來用，這些名詞多是佛教用語，不能使基督教明顯有別。如果換一套新的用詞，可能比較不容易使人聽懂。翻譯上最難解決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上帝——的稱謂，天主教會經過一再更改之后，決定用“天主”，有些新教會派決定用“上帝”，有的則是用“神”。只用一個版本中譯圣經的話，就要形成信仰主體稱呼不能確定的僵局。
    在“基督教占領中國時期”（這么稱呼很不聰明），新教各會的傳教士把小型學校和淺顯的醫療術一同帶入各大城市。在大都市里傳教，偶爾也會遇上應試的舉子。但是對于多半是農家出身的美國傳教士而言，還是覺得鄉間生活比較相宜，與儒家思想競爭的成功希望也比較大些。新教教會的成長緩慢，卻很穩定。到一九〇〇年，皈依人數與虔誠信徒總共有十萬以上。這在中國人口中只算九牛一毛，不過新教傳教士都是搞組織機構的高手。他們建起各自的西式洋房宅院，由中國仆役管理打點。繼而辦起學校，開設公共保健診療所，最先被他們爭取到的中國教徒通常都是替他們辦事的人，如廚子、發傳教小冊子的人等。此外也有一些聰明的理想主義的人，因為欣賞西洋生活方式而樂于接受西洋宗教。十九世紀末葉有許多主張改革的人信了基督教，原因之一是，工業、基督教、民主政治的三位一體似乎是西方強大的秘訣，故也是救中國的最上策。

維新運動

    帝制中國晚期的學術思想追上外交趨勢的腳步，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中國發生廣泛商業成長的同時，學術界也有了變動，班哲明·埃爾曼（Benjamin Elman，1984）稱之為“從哲學變為語文學（philogogy）”的動向。變動的本質是，科舉入仕的大臣們不再只看重義理的道德判斷，改為注重比較不屬文化導向的精確技術性研究方法。這樣也許較利于以后面對明確具體的近代問題。
    十八世紀晚期興起的區域間貿易最頻繁的江南一帶，在當時也是新興的考證學的發詳地。明朝滅亡以后，漢人學者把咎責歸于混合了佛道思想的空談理學。讀書人對于宋明兩代盛行的理學觀念之“無從以經驗證實的說法感到不滿了”。只注重心性義理的風氣，促成晚明黨派以仁義道德之名彼
此攻訐，致使晚明政府癱瘓。滿清入主中國以后，有些學者因此舍理學而就語文學，也有轉治數學天文的。最主要的學風仍是考證之學，包括以訓詁、校勘、辨偽、箋釋等方法整理研究古書。其成果之一是發現古典經書確實有偽造的，從此古書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堪為這種新學術風氣紀念的，是一八二九年收集成的一套一百八十部著作，為七十五位十七、八世紀學者的作品，其中一半的人是進士及第的。諷刺的是，這項學術成果是著名藏書家阮元領導纂輯的。他也是廣東巡撫，也是主管歐洲貿易的大臣。
    當然，阮元這套大書的作者確實有不少是商賈家庭子弟。以揚州鹽商為例，其近乎傳奇的富豪多金使他們有能力興辦學堂書院以培養人才。清室的重大編書計劃都由大臣主持，廣征天下學者參與工作，如《明史》和清朝地理志索引等，都是其重要成果。總計朝廷的編修計劃超過一百五十件。從這些學術工程中產生了一種觀念：治考證之學也是一種職業，是做官以外的一種事業。
    助長這種考證研究的書院與藏書館，在江南各省最盛。皇帝起初態度很冷淡，到一七三三年，才開設了國子監，以教導科舉生員學業。一七五〇年以后，有些許自主權的官學開始自行贊助研究考證等學術活動。以漢代“今文”為奉的“漢學”考證，顯示清代學界人士的學識有多么廣博，治學態度是多么積極。他們校證古籍的成果又導引他們走向文字學、聲韻學的探討，進而展開禮器、碑文的考古研究。
    到了一八四〇年代，英國突然在海上稱霸，促成兩條革新路線之聯合，一是今文學家重新評估古籍，另一個是為官讀書人主張經世致用，重視典章法制。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這兩方面都是代表人物。他于一八二六年編輯了兩千多件有關財經與其它行政上實用知識的著作。他曾主張將江南貢米從上海經海路運至北京，以免走費事費時的大運河河路。他曾參與鹽務稅的改革，寫過記述清朝十次戰功的史書，并且在廣州幫欽差大臣林則徐編寫了有關海外諸國的一部報告——對中國的問題有極重要的新觀點，不過來得遲了些。總之，魏源把以英國為代表的外在世界帶進了清末革命者的視野。
    考據學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方法之間的連續性，可以在一八九〇年代得到證實，精通古禮器與碑銘研究的學者于此時識出了商代甲骨文的含義。第一章已說過，此乃是近代中國考古學之始。不過這對于晚清抵御西方侵略是幫不上多少忙的。
    都市成長——大多數為通商口岸——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給實質環境與讓會結構都帶來很大改變。各沿海與河岸港市中，西式樓房、街道格式  煤氣燈與自來水等城市設備。以及輪船汽艇運輸與外貿，都與中國以外的世界有關（或是其延伸）。這些港市里的中外商貿公司、銀行業、工業合力制造了一種近代中國經濟形態。同時一并出現的還有近代大眾傳播媒體——中國記者、報紙、雜志，以及不以投身仕宦為目標的知識界。在外國人治理的近代化都市中，中國商人或是替外國公司籌資做買辦，或自己經營事業，興旺發達之后，也開始發表中國人的輿論。
    中國基督教徒開始形成一個分散出來的社群之時，傳教士也開始發行中文雜志《萬國公報》，報導國際情勢。這本新聞雜志自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三年是周刊，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七年改為月刊，將世界新聞傳播給中國的學者階級。也由于公報的文章都是中國編輯主筆以文言文寫成，才能夠被急于理解外在世界問題的中國讀書人與官吏接受，因而成為第一個供傳教士直接表達意見的傳播媒體。一八九〇年代間，最能干的傳教士——如韋爾斯來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都以打動士人階級為目標，從而影響到維新運動。
    從中國的觀點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打敗中國并不僅僅是另一個文明強國打了勝仗，而是西方代表的惡勢力壓倒了中國。西方人是男女公然拉手甚至接吻的野蠻淫亂之輩，現在他們憑著發明了堅利的機器，就傾覆了創造文明與太平生活的天人秩序，可見混亂即將來臨。
    一八九五年間，幾個因素突然會合到一起。第一個是列強的威嚇引起了四場戰爭，并且用海岸上的海軍火力讓中國四戰皆敗。外國惡勢力這次用的武器更厲害了。除了武器之外，第二件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外國人有技術，不只有作戰技術，而且在生活上一切實用工藝都有技術。輪船和火車用的蒸汽引擎把運輸變得快速無比，上海以及其它港口都市也都被外國人建設得有鋪過的路面、煤氣燈照明、供水系統、警察等等。第三，認為技術工藝乃是勤奮與智能的表現的人，覺得傳統中國在某些方面顯然有不及西方之處。
    以上的這些考慮帶來的危機意識與羞慚感，指向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中國必須做重大改革。由于一般百姓不會給政府建言，掌權菁英階級又太安于慣有的方式而不可能發生知識理念上的領導力，所以只有讀書人能解決這個問題。
    自鴉片戰爭以來，改革計劃的內容就在不斷增加。李鴻章的部屬之中不乏參謀意見；外國傳教士、太平天國分子、到過國外的官員、香港和上海的早期新聞工作者也都提供過建議。這些人多認為，西方國家與日本多得是可供中國借用的新方法。從最廣面的角度著手的話，應建立國會，以使統
治者與黎民百姓之間有更穩固的連系。此外，政府發給專利或獎勵，可以促進投資。修筑道路可以便利貿易，開設礦務局可以改進采礦業，設置農業學校可以增加農產量，多翻譯書籍可以拓廣教育領域——可以改革的項目說也說不完。
    然而，改革運動若要獲得廣泛支持，必須先設法讓中國舍固有舊制而取法外人的做法在哲學思想上站住腳。由于中國統治階層仍以儒家思想為中心信仰，就必須從儒家思想中尋求認可。這件事只有儒家的近世大賢才辦得來，唯有這種人才担負得起更新儒家傳統思想的大任。康有為的重要貢獻就在此。他是廣東的讀書人，思想早熟而富于想象力，有極端的自信，最擅長于托古改制。
    康有為原是今文學派的學者。清朝提倡今文的學者認為古文學派所推重的經書欠缺可靠性，而自宋代以降的理學思想便是以古文派注疏為依歸的。今文古文之爭的復雜程度，頗類似基督教有關三位一體與得救預定論的教義爭論，不可能用三、兩句概括的話就交代過去。我們現在只需明白其要點是，今文學派所崇的經籍來自西漢（公元以前），古文學派依據的經籍則是東漢（公元后）的標準本，也是宋儒整埋出來的理學（中國人稱之為“宋學”）依據的版本。若是主張崇今文而駁斥古文（事實上今文版本比古文版還老》，就有了擺脫理學說教羈絆的借口，并且可以把各教傳統重做一
番講解。今文學派主張因應時代而改革政令典章，因此一般多贊成維新。
    埃爾曼（1990）曾指出，晚清的今文學派運動其實是明末江南士人想消除朝廷專制的東林黨運動的延續。一六二〇年代東林黨攻擊的是宦官，一七九〇年代專制罪惡的代表則是衰老的乾隆皇帝寵信的貪官和坤。十九世紀的今文運動也在當年東林黨（常州）的起源地展開，今文學者常以“清議”的方式呼吁朝廷應更注重民間的需求．康有為——有意或無意地——代表了士大夫階級對于政府改革愈來愈感興趣的心態。
    一八九一年間，康有為出版了《新學偽經考》，指宋儒所奉的古籍大多是偽造的，并不是孔子所言。他的這番駭入之聞寫得博學而巧妙，并且很具有說服力（不過當時和現在都不能廣為人們所接受）。他還援引今文古籍來證實他的混亂、接近太平的小康、天下太平一統的三種時代之說。清未當時正在走進三者之中的第二個時代，這種時代演進隱含著逐漸進步的道理。康有為的理論大多擷取自以往學者的著作，卻有他獨到的見解。因此，他能在演化進步的思想傳遍全世界的時候，把這些思想走私到中國固有傳統理念之中。
    康有為和他同為廣東籍的學生梁啟超，很快就接受了一八九〇年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著書討論土耳其與印度等頑固保守國家走向沒落的命運，以及俄羅斯的彼得大帝與日本明治天皇如何在適者生存的競爭中使自己的國家強盛。簡言之，主張急進改革的康梁等人雖然是民族主義者，卻仍期望清朝能救中國。他們效法外國傳教士，以辦報紙傳播言論，并且成立讀書會以討論時事。康有為甚而提倡將敬拜孔子組織成國教，但他的宗旨是傳統的，即是期望皇帝接納他的忠言，從朝廷展開中國的全面革新。
    一八九八年，他的機會來了。這一年中，列強都要求在中國擁有自己的勢力范圍，似乎要將中國瓜分了。自一八八九年慈禧太后“歸政”以來，理想主義的光緒皇帝名義上可以自己主政了，但太后仍在新建好的頤和園里監視著。到了一八九八年，皇帝二十七歲，一直在讀書。一個傀儡皇帝從事這種活動是欠穩妥的，皇帝的老師——也是李鴻章在朝中的對手，便將康有為推薦給皇帝。就在國家危機增劇的這年中，康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
    自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的一百天中，光緒皇帝發布了大約四十條的新政詔諭，涵蓋了行政、教育、法律、經濟、工技、軍事、警察制度等方面。許多條目都是過去幾十年間提議擬寫的，到此時才由皇帝頒布。很不幸的是，這一百天并不像羅斯福總統一九三三年上任的頭一百天那樣完成了新政（New Deal）立法，一八九八年的維新始終停在白紙黑字階段，大臣們都在靜觀太后如何反應。慈禧太后則是等到幾乎每位大臣都覺得新政將使自己地位不保了，才著手安排軍事改變。康梁二人逃到了日本，慈禧太后卻將光緒皇帝監禁在瀛臺，并且把捕到的“戊戌六君子”處死。
    許多人只看了康梁為自己辯說的文章，從黑白分明的絕對觀點來評定百日維新之失敗，認為康梁等人與光緒皇帝乃是被邪惡反動者擊敗的英雄。臺北故宮博物院檔案館開放，以及北京一號史料館的資料，使路克·鄺（Luke S.K.Kwong，1984）這樣的歷史修正論者可以重新解釋一八九八年事變
的原委，也讓班哲明·埃爾曼這樣的專家對自己的質疑發出疑問。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政局需要有人來重作更完整的評估。
    總之，最頑固守舊的一幫滿洲親王因為只生活在宮廷王府，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只知妄自尊大，不久就成為農民秘密結社“義和團”的贊助支持者。清室朝廷這種轉而支持狂熱宗教團體的行為，顯然已經是知識破產了。

義和團之亂，一八九八——一九〇一

    山東西北的黃河沖積平原是人口相當稠密的地區，由于生活太貧苦，農村里幾乎已不見地主士大夫階級。土匪定期霸占農村，導致農村彼此不和。在上的朝廷和士大夫階級已經無力管制。一八九〇年代間，過度積極的德國天主教傳教士竭力吸收教徒，其手段之一是幫教民打官司，使非教民敗訴。一八九八年德國在山東占據勢力范圍，其傲慢態度更激起強烈的反基督教情緒。其實早在傳教士往內地擴展，歐洲列強和日本又一再羞辱中國朝廷之時，反教情緒已經在滋長了。反教事端非花費賠款不得解決，以至于清政府下令府縣官吏應避免和傳教士及中國教民對立。如此一來，山東農民只得利用秘密結社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山東西南的大刀會便是這種自保組織之一  。一八九八年，黃河潰決之后又接著長期旱災，百姓陷入絕境。華北的變亂局勢一觸即發。
    約瑟·艾士里克（Joseph Esherick，1987）就義和團起源作的精辟研究指出，山東西北部民間原有練武術（即戲劇、說書，以至現代功夫電影所呈現者）與神仙附體的巫教儀式（本書第一章已提過商朝君主自任巫者之首的儀式）。義和拳——后來更名義和團——便是將這兩種民間傳統習俗結合為一體。其團員在舉行過膜拜儀式后進入恍惚狀態，口吐白沫。神仙附體之后，便可以刀槍不入。任何人都可以求得神仙附體，并且在有神力在身的時候成為領導人。整個義和團內無需劃分階級的組織。其行動目的即是其口號所說的“扶清滅洋”。在恰合時代需要的順境中興起以后，義和團便以野火之勢傳遍華北。滿清的親王大臣們覺得義和團表達了百姓的心聲——亦即是中國政治的最終裁決力量，甚至慈禧太后也曾做如是想。大臣們多建議與義和團合作，勿與其反向而行，藉此消滅帝國主義列強。
    以后的連續事件便是你來我往的沖突迭起。一九〇〇年春天，各公使館的衛兵出動，以開槍威嚇義和團。六月十三至十四日間，義和團攻入北京和天津，殺死教民并搶劫財物。六月十日，八國聯軍從天津出發，在往北京來保護公使館的途中便被阻住。六月十七日，聯軍艦隊攻擊天津城外的海岸炮臺。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和朝中多數大臣正式向八國宣戰。如她所說：“中國衰弱，所能倚賴者唯有民心。失了民心，如何能保國（她所說的國，乃是指清室）?”
    一九〇〇年炎熱漫長夏季中的義和團之亂，乃是十九世紀最為人所知的世界大事之一，因為有很多的外交人員、傳教士、新聞記者被幾乎無休止的槍火圍困在北京使館區八個星期之久（六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十四日）。約有四百七十五名外國平民、四百五十名八國聯軍兵眾、三千名中國教徒被圍困，另外還有大約一百五十匹賽馬供應新鮮的食肉。一支多國聯軍替他們解了圍，是在經過一番爭執之后，而且曾一度有謠言說他們全都被殺死了。慈禧太后——押著光緒皇帝一道——乘牲口拉的二輪大車逃亡西安去了，八國聯軍把北京徹底劫掠了一個夠。德皇威廉二世派來的一位帥在北京周圍市鎮使出恐怖手段，這些地方有數千中國教民被屠殺，在華北各地共有二百五十名外國人喪命，其中多半是傳教士。報復的意味甚濃。
    曾經領導自強運動的幾位漢人總督也拿出對策來應付這次危機。廣州的李鴻章、武漢的張之洞，以及其它數人，六月間就當機立斷不理會北京朝廷的宣戰之說。他們指這整樁事只不過是“拳匪之亂”，只要外國人不把軍隊炮艇開進來，就可確保東南各地平安無事。這一招弄真成假果然奏效，帝國主義列強寧愿保住原有的條約無恙，以及中國應償的外債。因此故，一九〇〇年的這一戰——是清朝在十九世紀內第五度，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外國列強宣戰——只限制在華北地區之內。
    慶親王與李鴻章于一九〇一年九月與十一國簽的辛丑和約，大部分都是懲罚條文：十名高級官吏被處決，一百名高級官吏被懲處；四十五個城市暫時不許科考；北京使館區面積擴加、筑防御工事、戍守軍隊，各條鐵路也照樣辦理，并且拆毀大約二十五處中國設的炮臺。賠款約為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分四十年償清，其間的利息可使實際付款比原定數額的兩倍還多。唯一有些許建設性的條文是，各通商口岸進口關稅確實提高至百分之五。

士氣人心之不振

    以儒家理念為本的統治理論體系強調的是，君主、官吏、家族或社群領袖需有無瑕疵的端正品行，才能夠使其優越地位與特權被人們認可。中國憑威望統治的程度是異乎尋常的。皇帝本人即便是無賴或傻瓜，皇帝的至高地位卻是不可褻瀆的。官方公告的意見都以維護或改善掌權者的形象為宗
旨。在奪權之爭中輸掉的一方都被貶謫為品德不好，而品德不好正是他輸掉的原因。人的名譽和生命是一樣重要的，女人的名譽尤其重于一切。名譽受到污損的人，可以藉自殺表明自己的清白。不論是在社會上、在政府中，名譽都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重視道德意見甚于法律的環境背景里，人心士氣若是沮喪不振，其影響是不可計量的。信心受打擊、屈辱感、個人或集體喪失顏面、自覺舉措不當——這些都是十九世紀中國士氣每下愈況的征候。
    總括來看，清朝的最后一百年給人最明顯的印象，就是不斷從各方面打擊人心士氣。從一七九九年開始，便有大貪官和砷的被查抄賜死，玷污了皇帝（寵信他的乾隆）的名聲。同時期，八旗軍和綠營打不平白蓮教作亂，朝廷不得不征召漢人鄉勇，是清室威信的又一次重挫。
    如果我們快速略過這一百年，只挑重點看，就必須注意鴉片貿易在廣州之激增，與其在東南沿海的擴張。鴉片原本已經被指為敗壞風氣之物，后來導致白銀外流與銀兩銅錢兌換率不穩，使必須以銅錢換白銀納賦的農民百姓受害，引起財政危機。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主持和談締約的人也許可以說它很技巧地把洋人威迫引開了。但全國的人都看得見，鴉片在持續增量輸入，廣州一地的問題又擴大到另外四個通商口岸。這些雖是國境外圍上的事務，在北京朝中卻卷起了以金錢利益為重的姑息政策與遵守道德原則的嚴格抑止之間的爭執。欽差大臣林則徐若不是道德立場遭人出賣，也不至于被撤職。一八五八年的條約予以合法化的鴉片貿易，當時正在收買唆使中國的官僚界，迫得朝廷只能隨波逐流，同時卻喪失了國體。過不久，太平天國亂事又起，而且一發就有燎原之勢，令人不得不認為是朝廷的欠缺聲望替他們打開了從廣西直通南京的大道。
    要等到北京朝廷同意修改清室中央與忠君的地方巡撫之間的權力均勢以后，太平天國才得以平定。朝廷必須把全權交給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省里的大臣，由他們去帶領用自己省內貿易稅給養起來的湘淮軍作戰。這乃是清朝權力結構上的重大變遷，可以佐證的事實之一是，此后京師外圍各省和江南米倉各省的總督都是由漢人担任。同時清政府也得容許外國人過問中國的政治活動。
    我們說過，也有相當的理由說，清政府一路下坡的頹勢被一八六〇年代的中興勒止住了。事實上，清朝已是來日無多了。從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又放火燒了圓明園。清朝卻在如此受辱之后接受了與英法的非正式結盟，由此可見同洽中興只是應急的對策。一八五〇與六〇年代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的漫長交戰議和過程中，明顯可見漢人一般都主張為維護原則而戰，滿人卻寧愿姑息侵略者以換來清室殘喘的機會。恭親王及其支持者——包括年紀尚輕的慈禧太后——成就的姑息政策，是一個權宜之計，讓清朝再延續了一代，雖然實際上是使清朝在中國沿海的中英共治局面中退居“資淺合伙人”的地位。
    在滿籍軍機大臣文祥卵翼之下成立，由英國人赫德主持的總稅務司，展現了帝國主義的雙重目的。赫德在建設擘劃的前大半任期內，為清政府提供了一個近代化的稅收機構，也幫忙管理了各通商口岸上的那些好斗的外國人。整體而言，清政府是大受其裨益的。然而，一八九五年以后，必須緊縮借貸以付給日本賠款，一九〇一年后又要付辛丑條約所有簽約國的賠款，總稅務司只顧向中國政府索討賠款的錢，顯然變成帝國主義的掮客。
    滿漢協力與締約列強合作以維持大局，盡管做得相當成功，滿漢各自的利益卻有分歧存在，以后將逐漸各行其是。但是在這一切之下還有更大的疑問：清朝既已抵擋不住外國軍事上與經濟上的侵略，是否有能力招架智識上的外來侵襲呢?
    不但中國的政府已經無能治國，理學思想的基本原則也開始受到質疑了。這個危機之艱險，已經甚于明末以及以往歷朝曾面對過的困境。也許只有宋朝的經歷可相倫比。但是宋朝在滅亡之后仍舊留下其文化優勢，接觸過西方知識的清末中國人卻不能斷定中國文化仍然優于外邦。鴉片煙癮在中國社會的每一階層內擴散，就是人們已喪失自信的確鑿證明。史景遷依翔實資料做過估測，一九〇〇年間中國的鴉片消費者約有四千萬，其中約一千五百萬人是有癮的。按這個數字來算，每有一名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就有十五個中國人染上鴉片癮。
    再就是讀書人的士氣被在劫難逃之感消磨殆盡，而讀書人乃是理學信仰的最重要的守護者。下一章將以清室與士大夫讀書人的關系為討論中心。

費正清 2013-08-22 10:5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