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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鄧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平反與重建

    我們若要觀察十億以上中國人在“四個現代化”的標題下的十二年的活動（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只能從浮面看一個梗概，否則不易看出所以然來。實在說，我們無從討論中國人民在做什么，只能談淡中共領導人的一些行事。我們可以研究騎馬的人，卻難以研究馬。馬的力量是騎士無法匹敵的。馬往始料未及的方向沖的時候，騎士但求在馬背上坐穩就得花費很大氣力了，幾乎不可能將馬勒止。簡言之，重要的不是今天的中共政府是否太強大，而是它面對現代化要求時是否夠強大。十億人往工業化“起飛”的時候，其經濟成長是政府阻止不了的。統治者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政治系統上達成相搭配的成長．
    八〇年代初的改革期間，中共試圖從毛澤東當政末年的最低點恢復元氣，在黨的人事、農村生產、工業管理、外貿與外資、科技各方面都努力加強。首先要打理的是領導班子。
    由于“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已經把船撞上巖礁，中央委員會必須以集體領導重振共黨統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后，鄧小平雖然已被尊為“最高領導人”，表面上他仍只担任副總理的正式職務。不過，他的謙遜倒也允許他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階級斗爭的風氣讓位給經濟改革與發展，毛的口號“政治掛帥”和“紅勝專”也被古來的治世名言“實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識形態的地位大貶。
    新時代的來臨是由外交政策宣布的。中共面轉向外，歡迎對外接觸。一九七二年開始的與美國關系正常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圓滿達成。鄧副總理游訪美國各地，讓美國人明白，能夠熬過文革的人不會把美國政治的這些老套把戲放在眼里。不久就有上萬的中國留學生和科技專家到美國來深造了，十萬名美國觀光客也帶著美元跑到中國去。從某些方面看，雙方是重修舊好了。
    鄧的“開放”政策承認，中國經濟要進步，非得有更多科技與資本注入，這兩者都要自國外取得。科技轉移于是成為重大目標。與外國公司的安裝新機器或工廠、建觀光飯店、開采煤或石油的合約，都同時引入了資本和技術。不幸的是，工業發展也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雖然有管制污染的法
律，執行起來卻與大多數國家一樣不夠徹底。
    四個現代化涵蓋的是農業、工業、科技、國防，四者都沒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會科學家都會預期它跟著經濟改變一起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按中共一向先發制人的談判作風把政改排除在考慮之外，發布了“四大堅持”，即是堅持：（1）社會主義路線，（2）無產階級專政，（3）共黨領導，（4）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選自任的共黨專制政府和以前歷代的王朝一樣，要
繼續壟斷手中的權力。
    鄧的政權的第一要務是，先承認以前犯的錯，以重新確立其統治權。政府檢討并修正以前對好幾類人士的錯誤批判，對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萬的地主和富農，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萬人，六〇年代初被指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幾百萬鄉村人民，以及文革時期被冤枉的三百多萬干部和被誣判的三十萬人。這些人，加上他們的家人，被平反的人總共可能達到一億之譜。其中有許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劉少奇——是死后才獲平反的。平反運動的規模大得驚人；進行了大約五年。
    毛澤東本人是個問題。他既是中國的列寧兼中國的斯大林，不可能只譴責他而無拆毀共產主義殿堂之虞。解決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記錄和晚期的壞記錄分開。算出來的結果是七成好三成壞，很巧，毛澤東評定斯大林的功過也是這個比例。毛澤東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為中國未來走向的指導原則，尤其是經過辯證能手巧妙闡釋過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黨中央委員會的“黨史問題”決議，也承認中委會對于集體領導之解體“應負部分責任”。這與古時皇帝下“罪己詔”是異曲同工的，皇帝對禍事或災難認錯，表示他沒有規避職責。為加強四個現代化的合理合法性，黨提出晚清李鴻章的自強運動，并且頌揚孫中山的言行，因為這兩個人都曾強調外國科技與機械的重要。
    為了贏回人民的信心，黨員必須經過篩選以提高素質。總數四千萬的黨員之中，估計只有百分之四有大學學歷，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萬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間入黨的，這些人的專業水準低，甚至連識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眾運動意識形態依然很濃。畢竟他們在黨內的主要經驗都是批斗當權派。黨實在不能倚重這些人，必須先確立黨的紀律，一定要黨員先能服從黨的指示。但是黨的改革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屆黨大會中宣布進行全面的整風運動，但這一次只限于黨內，并沒有對群眾意見大張旗鼓。同時進行的，是吸收知識分子與技術專才為黨員。黨的這次整風效率欠佳，雖然有數千人被開除黨籍或受處罚，但是對這么大的黨而言，受處罚的黨員才占百分之一點一，喪失黨員資格的只占百分之零點四。至一九八五年為止的五年間，有一百萬名以上的資深干部領了退職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間，一百三十一名高干卸職了。他們一般都以黨新組的“中央咨詢委員會”的成員身分領取外快，這個咨詢委員會由鄧小平主持。曾任職《人民日報》的劉賓雁（1990），在八〇年代調查發現，貪污保守都可歸因于文革期間爬到高位而且還坐在位子上的那些黨員。顯然他們要死而后已。
    軍方系統的刪減雖然進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預算與人員都大幅下降了。參謀部有四十名軍官退伍，軍官團的百分之十也跟著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間，解放軍原來的十一個軍區減為七個，高級軍官減了一半。此外，軍方在中委會里也不再居優勢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幾個明顯的趨勢。專業性是軍方的主要目標，新兵中都市青年多于農村青年。主力部隊仍由中央嚴密控制，其中以陸軍為主，海空軍為副。外國武器購入后，提高解放軍的戰力。此外，軍方一般都避免涉人政治。

農業發展

    二十年來，農業生產的成長一直趕不上期望的目標。由于農地改為建設用地，使可耕種土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十一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間的五億八千六百萬人口，一九五七年增加至大約六億三千萬，一九七〇年是八億二千萬，一九七四年八億八千萬，八〇年代初超過了十億，一九八九年增為十二億。這樣的人口成長，吃掉了“綠色”農業革命的增產，而且使空間資源、住屋、公共設施都不敷所需。再者，這些過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訓練，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識字的。政策上的強調重工業、消除鄉村副業，導致農村有大約四至九千萬人失業，城市失業人門也在一至三千萬之間。即便有（也許正是因為有）大量資金投入工業，鄉村的低生活水平毫無改善。
    中共最初的農業發展策略，是假定中國的勞動力可以供應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設施之需，如果這個勞動力能夠動起來的話。五〇年代的農業合作化與農村公社，確實曾經匯集了大量未利用的農村勞動力。當時用在挑運土石上的大量人力雖然十分浪費，但是按理論，從此以后生產量和生產力都會增加。不幸的是，這種農業自給自足策略——也是開發中國家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于。按德魏特·柏金斯與沙希·尤蘇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結論，合作社與公社動員的勞動力，整體而言，未必改進了生產。
    湯瑪士·勞斯基（1979）認為，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雖然投資的人力和收獲產品都有增加，事實上每個工作小時的生產力卻下降了。黃宗智（1991）進而犀利地指出，毛時代的整整三十年年農業管理，不過是保持了經濟成長上的復舊。在人口成長的壓力下，農民不斷增加殼類出產量，卻也不斷遞減其每個工作小時的報酬率。他們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穩。黃認為，這種大不幸的導因是，毛時代胡亂接受了歐洲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假說，而這種假說并不適合勞力供給豐富過剩的中國。復舊倒退的死胡同——產品增加而無個人生產力之改進，多少世紀以來一直阻擋中國農人前進，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間依然阻擋如故。
    城市與鄉下的收入均等化，也無甚成效可言。一個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區的資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貧脊、多山、灌溉系統不足的地區，農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舍，就注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區的農民卻一直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個阻礙均等化的因素是，嚴禁農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勞動力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況也就比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擴及四周附近的鄉下，卻擴不到太遠的地方。
    處理一九七八年農業改革的時候，計劃者認識到以前農村管理的錯誤，尤其要修正的是對農民的動機刺激。最先是由趙紫陽在四川試行改革，同時也在安徽展開。全國各地的改革形式與進行時間都不一致。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鼓勵農家從事谷物生產以外的副業。農民的副產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場上去賣，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產責任系統”。其中包含六、七種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約為基礎。經過不同的試驗階段后，通常由生產小隊和各個農產協議契約。生產小隊的管理人員（干部）擬好全面的計畫，再和各農戶商定各家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約。契約載明出產作物的數量目標，以及農家可領取的補償。其結果是，記帳的工作從以前的生產大隊轉回來給生產小隊——每小隊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戶不等。
    把責任放給各個農戶，是很強的刺激力。因為，農家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產的就愈多，并不是眼看著自己的生產成果往上繳了。土地不可以買賣，但可以按契約加以利用。農家不再只求達到地主政府征糧谷的標準，現在只要從自己耕的地上收成里取某個定量交給小隊就成了。這種“包干”制度，幾乎成為全國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訓誡為刺激力，要求只生產谷類，給農家副業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都是憑空畫的意識形態藍圖罷了。
    制度改變的影響非常大。現在的地方主管不必只顧向農民征收規定數額的糧谷了，農民也不必為了生活而非從事業豬養雞的副業不可。現在整個小區可以聯合計晝如何提高生產增加收入了，結果則是兩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農村生產成長了大約兩倍半，遠超過人口成長。這乃是鄧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說，中國農業找到出路而愿意向美國農業看齊就是走向“資本主義”，他可是大錯特錯了。農業的契約制乃是治國之術的最新風貌。自有歷史以來，中國的統治階級就想著如何把人民組織起來，藉以改進人民福利強化國本。現在他們卻發現，在半商業化的農業社會中，立契約可以激勵動機，從而提高生產。就是這么簡單。古代的權謀之士看到這些安頓農村大眾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會點頭稱許。
    毛澤東政策的目標是要各地區“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窩結構，要求各公社將彼此的依賴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對商業行為的。這種政策徒然阻礙農村的發展。有許多計劃雖然達成了，但毛的農村自籌資金的工業化全面失敗，許多干部遭到冷落，接著就是某種程度的消除集體化。在鄧小平的改革之下，新興的地方菁英階層——比地方干部技術能力高且眼光遠，朝著地方貿易與多樣化等新目標推進。
    共黨革命究竟為農家做了些什么呢？在八〇年代，人口與土地稀少的壓力比以往一向更大了，烹煮與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樹林濫伐。工作的負荷量根本未減少，地主階級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農民的心態、行為、機會。毛澤東時代已經打開了初級教育、公共衛生、較好技術的大門。人人平等的信條讓農民對自己、對自我潛能有了新的看法。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鄧的時代變成創業者，不再參加以前那種由委員會管理的集體業務，轉而做起各種各樣的事業。大型國營工廠的共黨職工卻反對這些小創業者，利用黨的籌資能力扶助合作事業，以減少個體戶的數目。這些黨工們一心一意要維持住大型的國營工廠，以表現賦與他們地方權威的“社會主義”是多么優秀。

工業發展

    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最突出的轉向即是開放外國的貿易、科技、投資。從一八〇〇年以來中國對外關系的角度看，這算得上是劇變。一八四〇與五〇年代的不平等條約未出現之前，清朝的政策明顯不注重外貿與對外接觸。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自給自足最初乃是戰時經濟的信條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后，閉關自守不依賴進口的政策（僅對蘇聯集團除外），表達了很濃的反帝國主義情緒，而且以蘇聯的自給自足式工業發展為仿效的榜樣。
    遲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資政策仍舊一昧模仿蘇聯。作為其依據的基本假設是：第一，資本與產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說，投資年年增加的話，產量也會年年增加。第二，外貿是不重要的，因此，生產消費商品以取得外資不在計劃之列。基于這些理由，工業化的上策就是盡量多投資，盡量減少消費。換句話說，重工業可建設光明前途，消費商品卻會妨礙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國民所得投進工業化。打著閉關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開了外資輸入可以帶來的好機會。
    漸漸地，資本對產量的比例變了。也就是說，同樣數額的產量所需的投資量愈來愈大了。國民所得成長率下降，投資率卻繼續上升，留給消費率的空間就非常有限了。資金轉投入國防、工作動機低落、鐵路建設遭遇地形困難等等因素，都妨礙了生產。此外，中共的工業設備老舊，大約六成需要換新。至于管理方面的問題，中央計劃與強調產量實際數額的規定太嚴苛，導致有貨無市，也就出現凈虧。一九七六年以后，蘇聯式的工業策略仍持續了好幾年。資歷最優的工業策劃人才之中，有一部分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被趕下臺。經過文革以后，原來的三百多位高級經濟官員被整肅掉一百多人，保住職位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權的蘇聯式管理經濟，省級和以下的生產單位的一切作業，都隸屬直通到北京相關部門的垂直結構之內，由某一位副總理監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想要達到迅速工業化，而工業化的原則應是農業集體化、中央計劃地方管理、加強第三前線或其它便于防御的內地省分的重工業。到了七〇年代，重工業、內地省分、北京官僚這三個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經濟政策，不過，中央控制式經濟難免的生產短缺、不顧及消費者需求等等特征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計劃”令人想起孫中山的鐵路發展藍圖，只顧理論而不務實際。例如，東北的大清油田是重要生產中心，計劃中就擬定要再開發十個類似的油田，根本不考慮有沒有這樣的油田可以開發。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計劃策略才有了根本上的轉變，改為側重農業與銷往國外的消費商品。至于重工業，因為能源較不足，總得抑制了。同時，輕工業應借助外資。

    這些工業改革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復興，因為一切還是由黨和政府發號施令，而且還是以集體主義——即“社會主義”——為中心目標。不過，在工業的責任制度下，權威現在交給管理人員的比交給黨委的多了。國營企業不再把收益（與虧損）全部報繳政府，現在是自行管帳，按收益繳的所得稅雖然高，其余卻可以用于再投資廠房機械或員工福利設施。企業本身的較多自主權，市場較開放，都大大增加了生產激勵。鄉間建立起富農經濟之際，工業發展也穩健地前進。
    為了促進采礦、電子通訊等低利潤工業的生業，中央計劃部門定下“重點計劃”制度，可以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動員政府機構的力量。這個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預算中的許多建設腹案挪走，轉交到地方政府機構手里。大家都發現，建廠不宜從中央遙控。以前，建設公司只管領取中央的撥款，也不管工廠能不能建成。現在卻不同了，建設公司必須參加投標，而且要保證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央地方均勢回到：（1）開放外貿與外資，（2）建設以前外貿興盛的沿海城市，（3）著重消費品生產與地方主動，不再全由中央控制。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難題。地方政府雖然迅速辦起生產因應市場需求的消費品生產輕工業，物價結構卻依舊取決于中央，并不隨市場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業間的激烈競爭擴張了輕工業，但也引來許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開支短絀、勞工成本哄抬、阻止一地的產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時，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發電、開礦等基本設施方面需用的經費也縮減了。整體而言，工業擴張似乎帶動官僚的大量參與——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這些并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勞工生產力。

    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給了私人企業和市場力量較大活動范圍，連帶使貸款需求擴大，導致銀行系統從中央向下疏散。中國人民銀行于是變成中央決策單位，監督專門辦理工商、外匯、國際投資、農業、保險、建筑等事務的其它銀行。人民銀行與其從屬機構，藉貸款——而非撥予補助——制定了利率，從而鼓勵了成本效益。其結果是要把任用職員與作決定的權力從地方政治勢力手中抓過來。擁有三千處支行和總共三十萬職員的工商銀行，不但貸營運資本給工商企業，而且鼓勵工廠設備更新，以提高產量與效率。工業融資也借助于債券發行，這暗示著股市將要出現了。

外貿與外資

    一九七八年的開放外貿，也包括外國投資，特別是外國公司與中共政府機構的合資企業。由于中共承諾供給的土地、鐵公路、水電等基本設施，超出了負担能力，早期與日、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大計劃不得不削減下來。
    廣東是外貿活動歷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受香港影響最深的一省，中共便在這兒示范了給予“更多響應其本身需求的自主權”。廣東的國營貿易公司分公司可以獨立作業，獲準與香港和澳門進行貿易，而且可以保留大額利潤。這些分公司在投資、控制原料、制定工資方面也有更多自由。省里每年只需要按其收入繳一定限額給中央，或是繳固定金額即可。諸如此類的改制都刺激了貿易，并且給其它地區立下榜樣。
    在禁止隨便出入的地方建設的三個“經濟特區”——深圳即是第一個，專供外國公司建工廠與職工宿舍之用。到一九八四年間，華東沿海共有十四個港市開放給外貿與外資，這些大多是昔時的通商門岸，但如今主權都歸中共了。合資企業數以百計地增加，但多半遇上以下的問題：勞工較便宜，卻經常有技術不足的情形；必須辦理的清結手續太繁多；再就是，外國投資人難以將其盈利運出。
    契約法是國際貿易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外商貿爭執發生時，也需要中國律師。會計、契約、訴訟都成為國營企業營運中免不了的事務。為此，新法律發布了，律師培訓的課程也加強了。
    為了制定比行政命令更穩妥的規章，立法是必需的。一九八二年實行的國家法明定，全國人大應該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實施的組織。一九五九年廢除的司法部于一九七九年再度設立，到一九八四年間，共有四等級的一萬五千個法庭與裁決所，任用法官大約七萬人。人民代理（訴）人與職業律師的職務也都恢復了，兩者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不過，被控告的人在未證明無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無辜的。司法也不能脫離黨而獨立。

科學與工技

    中科院與科技委員會都恢復了積極運作，后者的職權是橫向切入政府各不同部門的垂直結構之中的。跨越各部門界限——尤其是軍方——的合作溝通有困難，因此又于一九八三年成立直屬國務院的“科技領導小組”。中共從蘇聯那兒學來的垂直分門別部制度，必須改革成為比較整合的共同體。這包括破除歐洲式的學界障礙，不再是研究工作全歸研究院所，教學只歸大學了。
    更迫切需要的是研究與生產的銜接。按湯尼·賽克（1989）在一九八四年做的調查，全國三千五百個研究機構的“科學上的成就”應用到生產方面的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八五年間，趙紫陽曾經指示研究與生產部門之間應有“無數有機性的聯系”。以前研究機構競相挖角、彼此抄襲他人已經做過了的研究，這些舊作風現在都遭到研究機構的期刊與會議的嚴厲抵制。
    科技涵廣的范圍很廣大，除了一百三十八個專業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與各省所屬的研究單位就有將近五千個，大學院校的還不包括在內。中央的領導控制根本忙不過來，經費來源也要靠研究機構和企業單位的合約幫忙，利用市場來促成“直向組織之間的交叉聯系”。這種策略也有助于偏遠地區加入科技領域的活動。
    將科技應用到公共衛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據約翰·艾文思（John R．Evans，見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鄉下地區的疾病數據圖表與一般工業化國家大致相同”。預期壽命從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歲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歲。一至四歲嬰幼兒每一千名的
死亡率，從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總共有五十六所醫學院，包括教會的、外資的、省立的、國立的。經過文革以后的恢復期，一九八二年間已有一百一十六所醫學院，每年入學新生數目約三萬人。一百萬名受過高等醫學教育的醫療人才之外，還有兩百萬受過中、初級醫護訓練的人員。醫學教育的問題不外以下幾個：每個班級人數太多、課程和設備不足、教科書太死板、以結業考試為重。

黨與民眾

    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改革，旨在使黨的專政效果改進，包括設法縮小行政結構、提高干部素質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的三年中，黨的調查委員會處理了七百七十萬封人民訴怨信函，接見了二百六十名訴怨者。這至少是一種表態。另一方面黨也整頓工作單位與居住單位的選舉制度，以正式選出的干部在國營工廠、工會、城鄉住宅區的黨委會中服務。
    另一個受關注的對象是新聞業，因為共黨是利用傳播媒體維持民眾對專政之默許的。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改革開始之時，中共的宣傳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實上，毛澤東中意的兩個第二號人物先后被指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劉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們已經不知什么話是可信的了。傳媒的新一代讀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懷著譏誚態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責四人幫的弄權、放寬出版物的范圍，并且重新確立新聞的事實可信度。
    對共黨而言，傳媒有三種功用。第一是把黨的政策傳達給人民，第二是讓官員們從新聞報導中獲得有關大眾心態與民眾生活實況的有用情報。這兩種功用合力按照某種群眾路線維持黨與民眾之間的聯系。第三種功用，按安德魯·納森（1985）指出，是“協助領導人與人民一同監督官僚系統”。其協助監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樣的批評或自我批評，另一個是發布調查性的報導或讀者致主編的來函。
    報社派出的記者——尤其是《人民日報》的記者——有類似官方的身分，可以進入工作單位采訪并查閱檔案。找到了什么營私舞弊或失職行為，便可以發表。最有名的例子當屬劉賓雁于八〇年代初揭發的貪污舞弊案。
    此外，各報社于文革期間被關閉的“群眾工作”部門，現在又重新開放，每天要處理上百件民眾發牢騷告狀的來函。有的是私人困難，有的是打官員行事不當的報告，其中不乏可以糾正彌補的事例。這令人想起古時候的御史，其任務便是揭發官員瀆職，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國的社會工作機構和國會辦公處也有類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國人之重視名譽、害怕惡名變成白紙黑字，報紙揭發卻有特別強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機和電視廣播以后，政府與人民的往來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卻是與美國全然迥異的。中國的輿情和輿論傾向采取道德姿態。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來做了壞事的人很可能毀于不利的名聲。發布報導的新聞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國，壞事才會成為新聞。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國電訊社及新聞報導譯文編成的《參考新聞》，這分營銷量九百萬分的日報抵消了經常見諸報端的樂觀繁榮宣傳。
    另一個激發擁護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復運作的地方選舉制度。選舉分為四級——五萬個鄉鎮（毛澤東時代的公社）、二七五〇個縣（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舉行會議的全國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時的一切選舉都暫停）的”選舉），是極權國家式的，乃是只有單一候選人的群眾投票儀式。這種最低限度的政治參與是連選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進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選舉法往前進了一步，安排了比應選名額略多的候選人。縣里分區選出縣議會的代表，每個縣議會平均有大約三百名議員。全國人口都登記為選民，憑選舉證集會而參加提名，成為“國家的主人”。黨監督下的選舉委員會將各集會提出的名單篩選后，選民們可以在為期五天的競選活動中認識一下這些獲得提名的候選人。
    投票日如同過節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國總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點五六。縣議會代表任期三年。整體而言，鄧小平政府可以說是在教導人民如何進行選舉，類似孫中山與國民黨所說的“訓政”。但涉及政策與政權的時候極少。
    老一輩的黨領導人對于改革的一些勢態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眾文化的影響，如服裝頭發的式樣、爵士搖滾音樂、隨便的性關系、色情、顛覆性的寫作等。這一切都可能導向道德的敗壞。因此，保守人士策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對“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運動，針對學生、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的思想趨勢與生活方式進行攻擊。
    環保運動是社會的先鋒。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間，文藝界與科學界人士曾抗議修筑三峽大壩的計劃，隨后又有其它人附和。這個水壩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資紀念其豐功偉業的大建設；毛澤東的紀念物即是三峽大壩。毛的后繼者雖然受到一些反對意見的影響，似乎仍傾向于按原計劃進行。

民主運動

    八〇年代的經濟改革與成長愈來愈使政治改革的話題超越了“四個堅持”的界限。鄧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個堅持旨在保持共產黨的控制不衰，但“開放”以后，涌人中國的民主觀念使政治改革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東歐共產制度于一九八九年崩潰，也讓世人看見，列寧主義集體化控制經濟下的工業化已經欲振乏力。然而，市場經濟也隱含著思想觀念的自由交流，中共很難只接受其一而排拒其二。
    民主運動從一九七八年十月討論政治的大字報在北京出現的時候開始。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這個冬季，“民主墻”上每天都有各方人士發表的大字報，有些學界人士表達的意見還被外國記者抄譯，這些都是共產黨不能忽視的不滿意見。一九七九年四月間，曾主張民主為“第五個現代化”的著名民運人士魏京生被捕了，隨后便依不足信的罪名受審，判處了十五年徒刑，算是對其它人發出的警告。民主墻的活動也由是停止了。
    這次民運背后一項普遍存在的事實是，許多人——不只是學生——理念上已經與黨疏離了。列寧主義者利用馬克思主義為指標而進行的共黨專政革命，已經被二十世紀的各式各樣變化成長淘汰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現在生活在電子時代的國際世界之中，延安時代的刻苦簡樸雖然仍是鄧小平和元老一代共黨珍視的記憶，卻不再能解決中共的問題。
    但是，社會各層面一直特別注重的還是教育問題。文革期間荒廢了高等教育，全國大學入學考試恢復后，一九七七與一九七八年的考生資格從一向的二十一歲放寬到三十歲。一九七七年一共二十七萬八千個錄取名額，報考人數卻高達五百七十萬。一九七八年的三十萬個錄取名額，共有六百萬人報考爭取。到了一九八〇年，六百七十五所大學院校共招生一百四十萬人。這一小撮將掌理中國未來的菁英，分量不及總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潛力卻與稀少的數量成反比例。
    正規大學教育之外，還有工廠與政府部門設置的工技學校，以及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教學節日，這些教學管道影響深遠，使數百萬城鄉人民雖沒有令人羨慕的大學畢業學歷，卻能當上兼職的學生。
    中國共產黨怎會讓這些舉足輕重的菁英與黨疏離了？答案仍是有歷史性的。國民政府試圖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宣揚為國家意識形態，但并未成功。以西方思想為取向的開明教育，持續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澤東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將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輸給中國知識分子，只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年的整肅右派運動中壓制住他們。以后就靠受過部分教育的黨干部把中國帶人現代化生活，但是黨干部并未把這件事辦成功。如今，獲得平反的知識分子又帶領學生們背叛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了。

天安門大屠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國的獨裁政體從列寧主義借得威力，但總能保持不引人注目。如國府軍隊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間以幾天時間屠殺了尚難確知的在臺北示威的臺籍人，當時并沒有多少美國人在場，也就未將此事宣告世人。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間為鞏固勢力處決了上百萬的人，都是零星逐步進行，未被外界新聞報導。要等到四十年后，電子時代才追上中國統治者這種過了時的“不聽話就殺頭”的作風。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的事傳出去后，震撼丁全世界。
    立場強硬的愛國主義者雖然口口聲聲說，中國內部發生的事與外人無干，這種民族主義信條卻已喪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況是，電視靠著人造衛星接力而環繞住整個地球村，培養了空前廣大的電視新聞觀眾群。正好蘇聯共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于當年五月間到北京來參加高峰會議，世界各國電視臺的主播及其新聞工作小組都來到北京報導此事。
    這些人卻發現，寬闊的天安門廣場成了彩色績紛的露營區。數千名學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為爭取政治改革與人民參政權的民主運動，五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廣場上扎營。有些時日中，響應活動的人將近百萬。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有二、三千名學生開始絕食抗議。但是年老的共黨領導人不為所動，不但拒絕與示威者談判，反而召來了解放軍。軍隊遲疑了許久，終于在六月四日開火，打死的無武裝示威者——按官方統計——有二百人，也許不止于此，打傷了上千的人。
    此一舉，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國羅曼諾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殺無武裝示威者，使主政者喪失了城市民心與知識分子菁英的支持。不過，中共領導人對鄉下的人民卻很有把握。共黨領導人先痛斥民運是企圖制造混亂、毀滅共產黨的顛覆陰謀，繼而開始追捕所有與六四事件有關聯的人。結果是審訊、學生下獄、工人領袖被處決、學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義對待。共黨的專制政體覺得受到要求決策多元化的威脅，為了自救，便犧牲了想要參與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國抵擋不住落后的舊風。隨后兩年中的壓制行動，使公開的異議歸于沉寂。怎會如此呢?
    第一個因素是，潛在的異議分子欠缺私產、合法人權、獨立地位。人們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間、人的接觸、出游許可，現在全靠工作單位給予。學生爭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格后，仍是黨國機器的所屬物，必須靠服從的表現與關系開展前途。他們根深蒂固的順從權威的心理，即是他們的一個問題所在。
    第二個因素是他們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紀以來，中國的經典教育就培養了對于純粹大公無私原則的信仰，絲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協余地。墨子刻（1988）曾將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標”概述如下：“一個沒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謀財的經濟體系，一個重要領導決策不受私利影響的政治體制，一個與兩大超強國同等的國際地位，一個沒有眾說紛紜、一切道德與現實真理都匯于一統的知識生活，一個沒有壓迫、虛假、自私的文明，一個人人各得其所的社會。”
    天安門事件的觀察者評論學生們的私人需求與其公開聲明之間的差距，也是以這種崇高理念為依據。學生們需要的是好一點的衣食、大一點的居住空間、多一些可讀的書、多一點以口與筆表達意見的機會。但是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來，會顯得可恥而不識大體。因此，他們公開的聲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貪污）、公正（反偏私）、國家榮譽（反對外國侮辱）。學生們若是實話直說，是得不到知識上的認可的。甚至到了實際談判的時候，他們也提不出具體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里克和杰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見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門示威運動，最好能從中國傳統儀式與戲劇表演的觀點來看。示威者在大庭廣眾的面前結隊而行、舉標語、喊口號、團結一致，宣告了他們表達不滿的決心，同時卻重申對現行政府的忠誠。事實上，他們是在利用街頭劇場向當局陳情請愿，沒有要質疑其權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動卻做得矛盾含糊。習慣搞官方運動的學生們，照例挑起大眾情緒來攻擊指定為目標的惡行。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表現的是徹底的無私，示威的人打算為公眾利益而殉身。在年老的共黨領導人看來，此種爭民主的運動卻是在抨擊統治者壟斷權力。因此必須先發制人摧毀民運，以免自己被民運摧毀。其權威是絕對不容置疑的。
    我們從這兒看見的是理學名教遺留傳統的破產。儒家的自制自律也許繼續造就可從事公職公務的上選人才，同時卻抑止有關獨裁權威原由與合法性的政治推理。一個文明社會必須的一點適度的多元性，雖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卻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費正清 2013-08-22 11:0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