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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黨政變革的突破

一、刺蔣案的直接衝擊

1970 年蔣經國任職行政院副部長期間，於 4 月 23 日到美國訪問。此行的目 的是為了瞭解美國與中國大陸北京方面的外交進展是否影響臺灣的中華民國政 府之利益。蔣經國與美國總統尼克森見了面，但是並沒有獲得實質上的保證。蔣 經國按照原訂計畫於 4 月 24 日到紐約，在花園廣場旅館的宴會聽對東亞美國工 商協進會（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發表演講。^[1]但是就在進入飯店前，發生了槍擊蔣經國的事件。根據當時保護蔣經國的隨扈王 廣生的回想：

十點多鐘，台獨聯盟陸續朝飯店人行道聚集，不斷高喊口號，加入抗議遊 行活動的人也漸漸增多。……座車直駛至石階前停下，蔣經國下車慢慢走 上石階，王廣生、吳化鵬等隨行安全人員跟在左右兩側，美方兩名便衣警 察緊跟在後。

就在蔣經國即將走完臺階步入大廳旋轉門之際，鄭自財突然從側旁石柱躥 出，散發傳單，很快被安全人員制止。這時，黃文雄突然自蔣經國左後側 直沖上前，一邊快速地從風衣內亮出手槍指著蔣經國，嘴裏大聲喊著：

「殺！」並準備扣下扳機。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個箭步沖向黃文雄，其他安全人員跟著擁上。「砰」 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黃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鄭自財見狀立刻從右側衝上來，王廣生趕緊擋 住將他推開。現場一片混亂，黃文雄、鄭自財兩人拳打腳踢仍試圖反抗， 終不敵警方人多勢眾被制伏。

被壓在地的黃文雄掙扎著，嘴裏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讓我像一個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這段話後來成了反國民黨人士常引 用的豪語，也是當時站在旋轉門後方，看著局面發展的蔣經國心中無法忘

記的一句話。^[2]

王廣生認為，這件事情的發生，讓蔣經國後半生不論是推動臺灣的建設發展 或是本土民主化，都費盡心力，就是希望臺灣人認同他。而在鄭文勛的論文中亦 指出，1970 年的刺殺事件讓蔣經國瞭解臺灣人民的政治意識逐漸高漲，臺灣也 隨著世界潮流改變，已經到了該改革開放的時候了。^[3] 二、革新保臺

除了刺殺事件的直接衝擊，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上， 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案的情勢，而自行宣布退出聯合國。國際政治體系紛紛 封殺中華民國，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主權，對此，國民黨政府必須加 強對臺灣地區的統治，並且獲得更多臺灣人民的支持。

臺灣人民在經濟發展讓生活足以溫飽、教育程度提升以及政治意識抬頭影響 下，要求在政治面向上有更大的參與。^[4]亦即社經條件的提升，提供了民主化發 展的有利條件。何振盛更進一步指出，當時的臺灣社會體系面對四個難題：

1.國家整合問題。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以及省籍意識成為有心 人士爭取政治、社會與經濟資源的工具，這兩者都影響了國家的認同與 整合；

2.參與爆炸問題。中間階層與個人對於政府功能擴大，而產生政治參與的 興趣提高；

3.合法性問題。人民經濟與物質需求獲得滿足後，對於社會與政治權益的 維護開始重視，中央級民意機關已不足以代表臺灣民意，同時，法律本 身亦產生適法性的問題，被認為有改變的需求以適應臺灣地區現代化的 生活，這足以影響政治體系的合法性；

4.行政貫徹問題。現代化引出了民間大批菁英份子的出現。而政府行政體 系的老化，讓生活品質下降、交通與犯罪率等問題逐漸惡化，顯示政府 的施政能力已經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5]

蔣經國為了穩定民心和改革政府制度，開始進行政治上的革新。在 1972 年 6 月 8 日的行政院院會上，提出十點行政革新要項，要求全國各級行政人員一致 遵行，這十項指示是：

( 一)為節省國家財力，用諸於各項必要建設，各級政府除已經正式列入預 算者外，均應停止建築辦公房舍。  ( 二)各種公共工程之開工與完工，可以公告方式行之，不必舉行任何典禮 儀式。

( 三)各級政府機關派員出國考察或參加國際性會議，必須事前有週詳之計 劃，其所派人員並以具有各類專長，精通外文為主要要求。

( 四)各級機關應不作不必要之視察，如確有其必要，則視察人員到達視察 地區不得接受任何招待，被視察之機關、學校、團體亦不得迎送，或 張貼標語，或召開歡迎會等，尤其不可指派學生參加歡迎歡送。

( 五)各部會首長以及全體行政人員，除參加政府所規定之正式宴會，以及 招待外賓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設宴招待賓客，並謝絕應酬。

( 六)公教人員於婚喪喜慶，除有親戚關係或有深交者外，不得濫發喜帖及 訃告。

( 七)各級行政人員一律不得進出夜總會、舞廳、歌廳、酒吧、酒家等場所， 各級主管應監督所屬人員切實遵照辦理，如有違反規定者，應從嚴處

分。

(八)各級首長主管均應謝絕各界剪綵、揭幕等之邀請。

( 九)各機關預算內所規定之加班費、出差費，除必要之加班出差外，不得 假借名目移作其他用途，但各級機關首長對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之福 利應妥善辦理。

( 十)在日常處理公務方面，人人要能切實負責，自己能予解決之問題應即 自行解決，今日能予辦完之事應即今日辦完，不必召開的會議不開， 凡要開的會議事前必有充分準備，會後必有結果。不辦不切實際、沒 有效果，以及不必要之公文，凡屬應該辦的必須辦得澈底，追蹤到底。 向上級提供意見是每位工作人員之權利，接納部屬意見是每位主管的 義務。^[6]

另一方面，則是「本土化」政策。陳世岳認為「本土化」政策有兩種含義： 廣義來說就是政策臺灣化，以臺灣為發展中心；另一種含義則是指人事台籍化， 黨政的重要人事逐漸增加臺籍人士的比例。^[7]而鄭文勛則認為，蔣經國本身並沒 有提出「本土化」這個概念，而是以重用「臺籍青年才俊」為當時「革新保臺」

中的一個口號。^[8]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1972 年 5 月 29 日任命了新的內閣，從新內閣名單

中可以看出起用新人與增加臺籍人士的想法。

表 2-13  蔣經國 1972 年任命新內閣名單

資料來源：《聯合報》，中華民國 61 年 5 月 30 日，版 1。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頁 319-320。

內閣以及臺灣省主席、臺北市長共計二十四人，其中臺籍人士佔了八名，比 例為 30％，且年齡平均為 61.8 歲。對照前一屆嚴家淦擔任行政院長時的名單， 臺籍人士僅 10％。因此可以看出來，蔣經國在主政後的重用臺籍青年才俊之方 向。 再者，蔣經國亦積極地走訪基層，有民粹派領袖的稱號。^[9][10]他在行政院長任 內，走遍臺灣地區 161 個鄉鎮村落，而在擔任總統的前四年則下鄉達 197 次，與 民眾在一起的日子多達 155 天。^[11]甚至到過金門 123 次，在金門停留過 352 天。 而他也有所謂的十一位「民間友人」，表現出他深入民間，探訪基層甘苦的形象。 這和他留學蘇俄時，在農村、工廠的生活經驗有關，即使這十一位友人可能是樣 版代表，但是至少他和他父親不同，勤於走訪民間，展現親民的一面。 三、中央民意代表增選與補選

中央民意機構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代表的組成是經由國民黨政府 在大陸時期舉辦的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機構選舉而產生，來臺後，為了保有對中 國大陸的主權，維護法統，便繼續讓第一屆代表無限延長任期。但是到了 1960 年代，代表逐漸老化，辭職與死亡造成的出缺人數越來越多。而臺灣籍代表所佔 比例很少，以國民大會代表為例，1301 名中，僅 32 名為臺灣籍人士，而這些臺 灣籍代表也早已老化。因此，在人民逐漸要求政治權利以及臺灣地方勢力抬頭的 情形下，中央級民意代表的增選與補選便成為不得不的措施。 陶涵寫道：

一九六六年，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第四任總統，同時勉強通過蔣經國推 動的一項臨時條款修正案，允許辦理中央民意代表補選，以反映臺灣地區 人口成長的實際狀況。這次補選要在三年之後才舉行，只有二十六名立法 委員的名額有待選舉，亦即大約整體委員的五％。不過，國民黨在蔣經國 的指導下，已經採取意義重大的小小第一步，要讓占人口多數的臺灣人在 中央民意機關有若干代表席次。¹⁵³

雖然這時的蔣經國僅是行政院副院長，但是他主導整個修正案的過程。這次 臨時條款的修正案最後通過的內容為：「總統為適應動員戡亂需要，得調整中央 政府之行政機構及人事機構，並對於依選舉產生之中央公職人員，因人口增加或 因出缺，而能增選或補選之自由地區及光復地區，均得訂頒辦法實施之。」^[12]

而所謂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選，係包含以下幾種情形：1.因人口增加而應增加 者；2.因行政區劃變動而應增加者；3.因行政區劃調整增設的省市職業團體及婦 女團體應增加者；4.總統根據「臨時條款」增加的遴選代表。至於中央民意代表 補選，則是指「原由行政區域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因故出缺而無人遞補者，按 其出缺名額辦理補選」，因此是指國民大會代表。

1969 年 3 月 27 日，蔣中正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 補選辦法〉，並確定於同年的 12 月 20 日為選舉日期。而這次的選舉共計要選出 國民大會代表 15 名，監委 2 名，立委 11 名。這些代表如同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 一樣，受大法官會議解釋約束，在第二屆國民大會能夠選出代表開會時，才結束 任期，不得改選。^[13]這次選舉讓黨外候選人郭國基與黃信介進入立法院，成為了 立法院內真正的反對黨人士。^[14]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除了 1969 年，亦在 1972 年、1975 年、1980 年舉辦，逐漸讓臺灣人民參與中央層級的政治運作，反 映真正的民意。 四、培育人才

1975、1976 年間，李煥擔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對於國內人才培育有所擔 憂，對蔣經國進言：「國家人才有斷層的危機，老一輩的政治人才已日漸凋謝， 新的人才仍難接手，如不及早培植，將來會後繼無人。」^[15]蔣經國採納李煥的建 言，遂要求他研擬對策，培育優秀的中壯年人才。李煥當時身兼國民黨革命實踐 院的主任，於是決定辦一個訓練班，培養優秀的中生代人才。國家建設研究班（簡 稱國建班）就這樣成立了。

國建班在 1976 年 2 月開始辦理，總共只辦了三期，李煥的理由是：「再繼續 辦下去，素質會每下愈況，不如暫停兩、三年後再續辦。」^[16]因此選訓的人員在 質不在量，每期僅有 28 名黨、政、學界的精英人士上陽明山受訓，三期下來總 共有 84 名中生代人才結訓。身為第一期學員的施啟揚，回憶國建班的特點有：

1.李煥擔任班主任；

2.受訓時間較長，共 12 週；

3.受訓人員較少，每期 28 人；

4.學員年齡相近，約為 40 到 50 歲之間，例如學號 001 郭為藩（44 歲）、學 號 002 黃昆輝（45 歲）、學號 003 施啟揚（46 歲），都只相差一歲。^[17]

表 2-14    國家建設班成員名單

資料來源：鄭文勛，〈蔣經國與黨政高層人事本土化（1970～1988）〉，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5。

其中臺籍人士有 34 名，佔了 40.48％。雖然與臺灣地區的本省籍、外省籍人 口比例不相符，但是在以往黨政高層官員絕對多數都是外省籍的時代，已經非常 難得。當時擔任革命實踐院副主任的李長貴回憶，當時李煥對他說過：「以後要 特別重視本省籍人才的培養，黨的基礎才能真正紮實。」^[18]而他同時注意到選訓 名單上有蔣經國的字跡，因此判斷人選都經過蔣經國的核可。

這批精英後來成為蔣經國的人才庫，每當有人事更迭時都會對國建班成員加 以考慮。這批人也因此備受重視，被外界封予「八十四星宿」的稱號。蔣經國對 這批人也是持續關注，有次李煥提起某位成員，便見到蔣經國拿起李煥交給他的 研究員簡歷冊翻閱，上面畫滿了紅藍圈點，表示蔣經國自己也對這些人才有所評 價。^[19]

五、對付黨內派系

蔣經國的用人哲學為：「特重品德操守，有六項絕對禁忌──貪污舞弊、官

商勾結、搞小組織、生活腐化、自我宣傳、阿諛逢迎。一旦觸犯了這些『天條』， 即便是親信部屬，蔣經國也會立刻斷然處置。」^[20]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成為主席之 後，蔣經國已經沒有相抗衡的政治對手，但是對於一些黨國大老的倚老賣老，有 時甚至對蔣經國的決策有意見，頗令其頭疼。^[21][22]因此蔣經國在體制逐漸走上軌 道，派系人物逐漸凋零之時，將黨政高層人事進行調動，讓傳統的派系勢力不在 國民黨內生根。^[23]同時也對潛在的小團體勢力多加注意，例如李國鼎在 1969 年 由經濟部長改任財政部長，便是蔣經國擔心李國鼎長期在財經界培養形成的K.T 派勢力。¹⁶⁵有論者謂，蔣經國「不喜歡有『派系』傾向的政治精英，而對『清清 白白』的政壇孤星特別青睞，這用人政策雖然似有違一般組織運作的常軌，卻也 反映政治智慧的奧妙。」^[24]

國民黨內的隱性集團分化，除了臺籍人士外，還分成兩條路線，一條是海外 歸國學人的開明「洋務派」，另一條路線是因為黨外運動造成政治緊張氣氛升高 而受到黨內保守派支持的「政戰系統」。前者以關中、陳履安、孫震等人為中心， 後者則以王昇為中心發展。但是王昇在接掌「劉少康辦公室」之後，趁著蔣經國 身體狀況不佳，每週三的中常會提案需經劉少康辦公室同意，儼然形成小中常 會。^[25]當 1983 年王昇應美國之邀訪問時，黨內反王派的黃少谷、馬紀壯向蔣經 國直諫，蔣經國也深知美國邀請王昇訪問背後代表認定王昇將成為蔣經國接班人 的意義，因此在王昇返國後，將他調為巴拉圭大使。政戰系統至此失勢。

黨內派系的形成加強了蔣經國加速進行黨內人事更迭的決心。1984 年 2 月 14 日，國民黨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蔣經國大幅提拔青年才俊進入中央常會， 使國民黨內權力核心呈現多元化的趨勢。政治觀察家分析這個權力安排，有幾項 特色：

1.技術官僚出身的財經人士成為中常會的主流，這批學有專長的專家崛起， 反映出國民黨朝向「技術統治」努力的方向。

2.本省籍中央常委人數由九人增到十二人，加上蔣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 總統候選人，反映出執政黨體認「本土化」政策有助於國際形象與國內整 合。

3.軍事系統出身的中央常委比例下降，特別是前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的去 職，反映保守勢力在黨內受到節制，相對的，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提高。

4.代表中央民意機關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以及代表省市議會的議 會領袖，被提名進入中央常會，反映民意代表的政治力量擴大。

5.中央常會大量吸收五十歲左右的政治精英，顯示黨中央體認到全力繼承的 問題，而開始為政治接班預作準備。^[26]

至此，國民黨權力核心，變成了金字塔型，即是以蔣經國為唯一的權力分配者類 型。

蔣經國雖然極力防止黨內派系的形成，但是在王昇失勢後，仍有蔣彥士結合 了洋務派與臺籍技術官僚，成為國民黨內的主流派。1985 年 1 月底，臺北爆發 了「十信」淘空弊案，導致當時社會大眾人心惶惶，發生擠兌的風波。蔣彥士因 為身為中央黨部秘書長時，提名了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擔任立法委員，因此被視 為應該負起責任而下台。 六、推動政治革新

蔣經國在歷經江南案的紛紛擾擾與黨外勢力的不斷刺激之下，在 1986 年 3 月 29 日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意進行六項政治革新。^[27]4 月 9 日，新的 中常會首次會議上，決定十二人小組：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谷正綱、黃少 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沈昌煥、李煥、邱創煥、吳伯雄，由嚴家淦擔任 召集人。研議的六大議題是：充實中央民意代表；地方自治法制化；國家安全法 令；民間社團組織制度；社會風氣與治安；黨的中心任務。其中第三、四項就是 指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28]1986 年 10 月 29 日，蔣經國在中常會上特別強調：

為了要參考各國實施憲政以及各國政黨運作的經驗，經國建議我們應派若 干學有專長、具有經驗的同志，到美國、日本、英國、西德等國去作一次 考察。這些國家實施民主憲政已經多年，各方面的成就很多，我們要吸收 國外的經驗和優點，以供擬案的參考。希即迅與有關單位接洽，做好這項

工作，愈快愈好！^[29]

蔣經國的改革之心急切，但是依然按部就班去作，這為後來的解嚴與解除黨禁、 報禁提供基礎。1987 年 7 月 1 日，蔣經國任命李煥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他希望李煥能夠在他身體不佳，即將無法領導國民黨時，協助完成他的理念。蔣 經國在李煥就任四天後，說出他想實現的三個願望：

第一、國民黨要改革。他指出，目前有很多民眾和黨員對國民黨有許多不 滿，執政黨假如不求進步，將產生很大的危機。第二、政治要民主。臺灣 戒嚴已有四十年了，逐漸造成人民的反感，因此「民主」這條道路一定要 走。第三、國家要統一。兩岸分隔四十多年，現在臺灣已有條件與力量促

進國家統一。^[30]

蔣經國擔心自己的身體無法支撐至完成政治改革，李煥深感責任之重大。在 蔣經國的指示與李煥於黨、政的積極努力下，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宣布臺 灣地區解除戒嚴令，接著宣布 1988 年開放黨禁及報禁。臺灣政治與社會走到了 新的位置。

葉集凱 2013-08-28 16: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