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新史后記

簡體傳統

后記

    前面的章節想要傳達的是怎樣的一種中國形象？這些章節對于中國的未來又有什么暗示意義呢？以下是我自己就政治脈絡做的推斷。
    一開始，乃是中國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國家社會（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擁有而且據稱也行使的權力，引起我極大的興趣。當時生活的所有層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說，都與君主有關，在君主懷著戒備的監視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興趣的，是漢代的掌權者學會怎樣培訓、挑選、配合那些致力于正統儒家理想及儀式的讀書士人。掌權者也發現借著確立官方意識型態而任用官僚的辦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紀，隋唐兩代不但重建大一統的帝國，而且開始利用考試制度選拔公職人才，從而削弱了貴冑家族的控制權。最后，宋代讓奉行理學名教的地方士紳或士大夫階級管理地方上的事務。
    盡管歷史學者往往會忽略，一般都稱贊理學思想整理出來的秩序是禮教制服混亂的大成就。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禮，證明思想灌輸和端莊的舉止都有助于維持文明社會的形象。獨裁統治的事實隱含在儒家的治國邏輯（或可說治國迷思）之中，依此邏輯，統治者的崇高行為可激發他人的仿效與衷心順服。理學發展高峰的明代，理學秩序劃定了自己的界限，只求保障農民、收稅者、統治菁英階級的安全，不大顧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滿族入關建立清朝，外族的軍事控制作風也納入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系統。漢族中國與滿、蒙的共生關系肯定了理學思想的秩序，并使這種秩序更臻于完美。中國的農業游牧官僚體制，與當時西方國家發展中的工業軍事體制是迥然不同的。
    這種差異，乃是禮教中國與西方平等交往的一個障礙。例如，皇帝在理論上擁有無上權威，是帝國架構中的拱頂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權威從一開始就啟發了許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會團體形成。結果，中國上下聽命于一個理論上獨攬最終權威的至高中央政府，這個中央權威事實上卻籠罩不到地方的活動領域。以清朝皇帝君臨的版圖之大而言，他實在是位諸事不管的統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氣壯地消滅了所有的亂民、叛黨、謀篡者之后，卻幾乎從不在國民生活領域里現身。地方士紳和農民凡事只靠自己打點，僅在緊急狀況出現時需要請示朝廷。
    地方舞臺不給中央政府施展機會，關鍵因素在于禮儀和意識型態。上層階級的生活以科舉考試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極少，科考制度卻是肯定理學名教的。理學的理想是要訓誡百姓黎民服從，教導士人菁英成為以地方事務為己任的自發領袖。軍人屯田自行給養、地方士紳經紀自我調節的市場、自我管理的工商行會制約自己的經濟生涯、準備應考的舉子在書院里自修，無一不深受理學觀點的影響，也就是敬祖、忠君、盡本分、守規范的觀點。
    中國社會的統一而自我約制的特性，也可以歸因于一項地理事實——古代中國的腹地在海上來的變量影響可及的范圍之外。關外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為中國的固定一分子以來，始終不得往航海的路上發展。到了滿清時，陸上來的外邦接觸問題，大致都平定安撫下來。航海防銜、遠洋商貿、海軍武力方面的問題卻不然了。
    理學名教的社會與晚明清朝帝國的弱點在于，歷史悠久的獨裁體制一直固守著對于所有人、著作、思想、禮儀、軍事行動的最終督導控制權，同時卻未發展出能夠容忍多樣化、異議、少數人的觀點、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系統。思想行為一致的堂皇外表雖然支配著一切，其實卻是空洞的。在這空洞外表與日常生活事實之間是一片真空，這片真空中原本應該有一些為近代多元主義所做的準備。凡事只容許一個正確標準，便是否決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經普遍存在的想法，否決多元性。層峰武斷主張的政策一元化，否認了地方上便通權宜的多元性。
    另一個偽裝成偉大功業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來中國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六八〇年以后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于運作的社會，其中的教育識字、衛生、糧食供給、地方司法、治安都是嚴重問題。十九世紀的清政府腳步根本追不上難題的衍生。
    近代化變遷帶給大多數民族的正負面影響也許是等量齊觀的。中國卻因為追求現代化起步太遲，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馬戛爾尼帶來的英王喬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時候加入了單一民族國家的貿易世界，中國的現代化原可與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應遲緩，結果便是一個世紀的不平等條約。
    中國到了二十世紀初才對海上來的接觸有所響應。這并不是改換一個朝代就能完事的，農業與官僚的結構得要商業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開的變化過程。但是這還不足以担保發展進步，首先必須讓近代科學知識取理學思想的地位而代之。這種改變造成的是以出國深造專長為目標的新型讀書人。
    然而，人們追求統一團結的新政府，成就的顯而易見卻是中國傳統的延續。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認為經濟成長應該按某種形態的“社會主義”受中央政府控制。列寧主義的極權主張延續了帝制獨裁的主張。理學教條的絕對真理地位，被同樣絕對而總括的馬列思想取代。帝制時代的統治階級包括內廷掌權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鄉紳士人。在共產黨當政時代，統治階級改換為黨領導人與中央委員會、遍布于政府機關的受過思想灌輸的黨員、地方干部。新的共產黨秩序與舊的帝制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繼皇帝之位的毛澤東既能掌握獨裁權，同時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態帶領群眾參與政治。
    毛喚起干部做積極的自我批評，以及他未能辦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籌資發展，兩種策略都呼應了明太祖的政風。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里甲勞役與保甲連坐，毛用的則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員會和總攬全權的“單位”。鄧小平時代以政府監督商業性活動，如共黨之倚重國營企業，也類似清政府利用行商從事經紀與合法的壟斷。至于精確的成本會計和律師辦理的契約業務，比起其它與古制古風有連續性的政策，只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裝飾。
    另一個與中央權威衰微再重生一同發生的要素是軍事化的過程。到十九世紀晚期，借著軍事壟斷、電報、鐵路、輪船的助威，政府有組織的暴力行為可以更迅速而廣泛地奏效。二十世紀的科技使政府能夠無所不在，極權體制也因此成為可能。
    在現代化過程的昏亂之中，追求文明社會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這種追求起于現代化帶來的專業化，以及專業化導致的專精者在各自領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學、現代醫學等行業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來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圖遭遇專門知識的障礙時，很難置之不理而續往前進。新興的科學工技，意味著到處是小撮自主的政治體制。因此，正統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樣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國獨裁政治的繼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但要專業自主，而且要外國知識界似乎當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國的思想向來是本土滋長的，或是將外來者中國化的，如今卻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現今的學者讀書人之中，有極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學界活動。
    再說中共的經濟成長，外界觀察者和許多中國人不約而同認為，不可能在沒有更大程度民眾參與政治的情況下進展到多么遠。這兩方面的成長，以及其它許多要素，都是現代化過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國大陸人口之多，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妨礙大眾生活水平提高
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產品量增加，每人工時的生產力卻未增加。毛澤東時代還有這個現象存在，報酬遞減律（因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絆住中國。
    解困之道在哪兒？既懷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于中國人有“樂觀的現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這種特性堅持只論事情壓根兒應該如何如何，不論其事實上本來是如何，而且將其它駁斥為不道德。墨子刻主張中國接受“三個多元主義”或“三個市場”的觀念，亦即是，自由市場經濟、知識分子的觀念意見市場、有相互沖突卻可協商的利益團體與政黨的政治市場。大家在市場里“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許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來，中國發生的也許像是獨占與競爭之間的斗爭，而競爭的自薦條件是擴大生產力。中國人的眼中看來卻不然了，可能要用較道德性的角度來看斗爭，強烈反對經濟生活所呈現的物質主義與貪欲，譴責思想的自由市場上經常存在的混亂，貶詆代議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團體形態出現的自私自利。
    我們不妨把中國朝文明社會的動向枧為具有歷史意義的趨勢，但不可就此斷定這個趨向必然導引中國走向西方那種有自由選舉、代議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權的民主體制。反之，中國式的民主可能會有同等階級團體中的選舉、同儕團體之內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權、比西方規定得較狹隘的個人權利以及其它。
    中共試圖仿效其它國家運用過的民主化程序，結果有好有壞。西方民主政權沒有找到能夠更有效遏止貪污、維持士氣的辦法之前，這些民主政府的范本可能得不到中國人的一致贊許。我們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權奉上建議，但是，我們未能在約束我們自己的傳媒暴力、毒品、槍枝制造業等方面以身作則之前，實在不宜催促人家向我們看齊。我們倒是必須仔細反省一下我們對于中國做的那些基本假設有無不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