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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干
　　一  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
　　1942年春，整風運動初起之時，其主要內容是號召全黨干部學習中共中央指定閱讀的一系列文件。整風以學習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澤東在開展黨內斗爭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獨創性。與斯大林三十年代推行的大規模肉體消減政策相區別。毛澤東領導的整風并不單純依賴暴力鎮壓，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于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毛澤東進行黨內斗爭手段的多樣化，主要乃是因為四十年代毛的政治目標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蘇共執政的條件下，為強化自己的獨裁地位而濫施暴力，毛政治上的首要目標則是徹底打倒黨內的留蘇派，完全確立并鞏固自己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進而謀取抗戰勝利后取代國民黨，建立共產黨和他本人對中國的統治。在中共尚未在全國執政的條件下，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毛必須將黨內的整肅斗爭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線、方針、乃至個人的作風和風格吸引追隨者。其次，訴諸教化手段是中國儒家傳統的基本方法，它既有可操作性，又有易于被人接受的親和性。毛相信，借用儒家傳統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寧主義的部分內容，基本可以達到轉換人的意識的目標，從而避免了單純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給黨帶來的破壞。在1941年9至10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已獲得對王明等的絕對優勢，但在全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很難迅速將黨內上層的分歧向全黨公開。然而為了徹底摧毀國際派在黨內的基礎和影響，又必須在政治上「搞臭」對手，只有將上層與中、下層的斗爭全面展開，才能為全黨轉變思想、接受「王明是機會主義」這一命題掃清障礙。正是基于這種考慮，發動全黨思想改造——學習毛的論述和經毛澤東審定編輯的有關文件，才成為整風初期的中心任務。
　　中共中央通令全黨在整風運動中必讀的文件通稱「二十二個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頒布的〈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只規定了十八個文件為必讀文件，在這十八個文件中只有兩份是斯大林的作品。可能是毛澤東感到如此編排文件，傾向性過于明顯，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了四份必讀文件，除一份為季米特洛夫的論述，其它三份均為斯大林、列寧的論述，這樣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個文件」。
　　在「二十二個文件」中占據最重要位置、被列人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澤東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被列人第三篇的文件則是康生在延安兩次干部大會上作的「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報告」和「痛斥黨八股的報告」。
　　康生作為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最堅決的支持者，從整風之初就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康生在2月21日、3月7日這兩次大型報告會上，竭力發揮毛澤東對國際派及知識分子的嘲諷、挖苦，將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新概念在全黨廣泛地傳播開來。
　　除了康生，毛澤東在延安的其它盟友1942年春也紛紛行動了起來。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任弼時以及政治地位正在上升的彭真、李富春、陸定一、胡喬木等人，或在《解放日報》發表闡釋性文章，或親赴中央黨校作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輔導報告。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宣部代部長的凱豐，為了立功贖罪，也打足精神，跟在康生等人的后面搖旗吶喊。至于陳伯達、艾思奇、張如心、何思敬等理論家更是積極辛勞，不時在《解放日報》上推出長文或短論。一時間，密集的理論灌輸，猶如暴風驟雨，在延安傾盆落下，就在這強大的宣傳攻勢下，延安干部的思想改造過程已經開始。
　　如果與整風運動中后期大規模的審干、肅奸、搶救斗爭相比，整風運動發動之初的干部學習文件的活動就顯得比較輕松了。盡管自毛澤東發表演說和康生傳達毛的報告后，延安出現了一段為時不長的「自由化」時期，但為時不久，「矛頭向上」的風向就被迅速扭轉。3月下旬，毛澤東緊急剎車，精心部署對王實味的「反擊」。中宣部「四三決定」更具體落實毛的戰略意圖，明確強調廣大中下層干部也和高級干部一樣，同屬整風對象，661并宣布研究文件的時間為五個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干部大會上作學習「四三決定」的動員報告，在這次有二千人參加的大會上，康生要求各機關成立學習分委員會，由該組織統一領導各單位的運動。6624月20日、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處和陜甘寧邊區系統分別召開文件學習動員大會，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主任王首道和負責領導邊區工作的任弼時作了和康生報告相類似的動員講話。 663于是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大規模活動在各單位迅速展開。
　　「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包括三個階段：
　　一、粗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二十二個文件」全部瀏覽一遍，讀后要做筆記，并進行初步討論。
　　二、精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所有文件分類反復精讀，達到「眼到」（精細研讀）、「心到」（深思熟慮，領會文件的實質和精神）、「手到」（寫讀書筆記）、「口到」（質疑、漫談、開討論會）。664
　　三、考試階段
　　從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單位的文件學習進入到考試階段。中央黨校在6月23至7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考試，所擬定的四個考題事先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665考試題目是：（一）什么是黨的學風中的教條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二）什么是黨的學風中的經驗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經驗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三）你聽了或讀了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和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以后，你對過去黨內的教育和學習反省的結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見？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學習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后，怎樣根據它來檢查并改造或準備改造你的工作？666中央黨校規定，在考試期間，學校關閉，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來訪。文化程度低不能執筆的學員，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員代為執筆。
　　在中共歷史上，由黨的中央機關動用組織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干部暫停日常工作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文件學習，這是首次（以往中共黨員也有組織安排的政治學習，但為時一般較短，性質更與延安整風期間的文件學習完全不同）。毛澤東利用新成立的各級學習委員會，使這個新設組織成了各級黨組織的核心，借助于學習委員會高效、有力的組織措施，毛將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強制性地灌輸進廣大黨員的頭腦，初步打擊了黨內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條件。
　　二  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延安干部的「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活動，尤其關心高級干部和知識分于對文件學習的反應。為了及時掌握延安各級干部的思想動態，1942年春夏之際，毛澤東作出決定，命令所有參加整風的干部必須寫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質的反省筆記，并且建立起抽閱干部反省筆記的制度。
　　用檢查私人筆記的方法，來了解干部的「活思想」，這也是毛澤東的獨創，這說明毛澤東對全黨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張并不十分樂觀。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準確無誤的語言來表示自己的真實想法，全黨在思想上極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亂。毛的最大困難在于，他不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相反必須對斯大林、共產國際持完全肯定的態度。毛暫時也不能將黨內上層斗爭的真相完全公開，用明確的語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從而暴露出黨的核心層的分歧，相反，毛必須維護黨的核心層表面上的團結一致。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毛澤東只能小心行事，而決不可對延安干部草率處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選擇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戰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寫出反省筆記和建立抽閱反省筆記的制度就是實現「文攻」的有效途徑之一。
　　對于毛澤東而言，建立抽閱干部反省筆記制度至少有兩大好處：第一，可以就此觀察全黨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勢利導。
　　第二，在干部反省筆記中搜尋異端，擇其典型打擊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蘿卜可糾「和風細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黨對新權威頓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進行思想反省，并寫出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反省筆記。對于延安的廣大干部固然是一種壓力，但是這還不至于超出他們的心理承受范圍。因為全黨對于「反省」一詞并不陌生，劉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說，鼓吹共產黨員應加強「黨性鍛煉」，事實上，許多共產黨員已經按照劉少奇所要求的那樣去做了。中共元老吳玉章自述：他「恍然覺得我們現在的整風工作，就是中國古圣先賢所謂『克己復禮』『正心誠意』的修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雖然舊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嚴于自己省察，行為不茍，是可寶貴的。」667由于列寧主義的「新人」概念與中國哲學中的「內省」、「修身」并無明顯矛盾，因此對于中共廣大黨員，接受這種兼顧新舊、融合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難。
　　毛澤東的方針已定，下一步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文件學習與反省思想加以結合并用來指導眼下的運動。1942年3月9日，經毛澤東精心修改，由胡喬木撰寫的社論〈教條和褲子〉在《解放日報》正式發表。胡喬木在這篇社論中第一次提出「脫褲子，割尾巴」——在全黨進行思想反省的問題，社論要求每個黨員對照毛的講話，勇敢地解剖自己，與舊我告別。繼之，中宣部的「四三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參加整風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聯合舉行的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重申必須「運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體指導寫反省筆記的方法：「內容要多寫自己閱讀（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學習委員會有權臨時調閱每個同志的筆記」。668
　　兩天后，為了給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撐腰，毛澤東親自出馬，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干會議上，動員全黨自上而下「寫筆記」。毛澤東以十分強硬的口吻說道：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我們的「緊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先首長要寫，班長、小組長也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大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也許有人說，我功勞甚大，寫什么筆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669
　　在4月20日中央學習組的會議上，毛澤東甚至引述康生兩天前在中直和軍屬機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說：
　　康生同志在前天動員大會上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是整個的，但自我批評就是說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670
　　毛澤東表示自己也要「寫一點」筆記，但事實上，他只是以此作一個幌子。毛所謂「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671完全是針對其它領導人和一般黨員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黨校在制定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計劃中作出規定，參加整風學習的學員必須「聯系反省個人思想及與本身有關工作」明確宣布中央黨校的各級領導機構均有權「隨時檢查筆記、記錄」。
　　經過約一個月的試點準備，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澤東認為，將學習二十二個文件轉入對照文件進行思想反省的時機已經成熟。5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寫反省筆記〉，至此，整風進入到思想反省的階段，調閱干部反省筆記的制度隨之在各機關、學校迅速推廣開來。
　　從現象上看，動員干部寫反省筆記和建立抽閱反省筆記的制度，并沒有遭到來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澤東并沒有就此放松警覺。他完全明白，聯系個人的思想與歷史進行自我反省決不同于一般的閱讀文件，許多干部往往會避重就輕，不愿進行徹底的自我否定。為了引導干部作出比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須及時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標本，作為引導全黨進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報》陸續刊出一批反省文章，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種類型。
　　一、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中央領導干部政治表態性的反省。所謂「經驗主義」，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期間給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袖貼上的政治標簽。「經驗主義者」因在政治上曾經支持留蘇派，或雖朱明確表示支持留蘇派，但曾一度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因而也與「教條主義」同列，是毛整肅的對象。但是，「經驗主義者」大多有較長的革命歷史，在黨內的基礎也較深厚，所以只是處在被整肅的第二層，而毛對「經驗主義者」的策略是分化他們與王明、博古等的關系，將他們爭取到自己的一邊。「經驗主義者」只要能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不管這種「承認」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澤東一般均放他們過關。中共元老王若飛的反省即提供了經驗主義領導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王若飛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作風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的文章，王若飛在該文中以毛澤東的立論為依據，對照檢查自己：
　　是多少帶有陶淵明所說的某些氣質，「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飲輒醉」，這種粗疏狂放的作風，每每不能深思熟慮，謹慎其事處理問題，即令自己過去曾是時時緊張的埋頭工作，也常陷于沒有方向的事務主義，以致工作無形中受到很多損失。嚴格的說，這是缺少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672
　　王若飛的上述反省，嚴格的說，并不「深刻」。他不僅沒有對自己的過去歷史作出嚴厲的自我批判，更沒有將批評的矛頭對準王明、博古等留蘇派，與此相反，王若飛甚至在作「自我批評」時也沒忘了為自己評功擺好，例如，王若飛反省道：
　　過去我對黨性的認識，只注重從組織方面去看，認為黨是有組織的整體、個人與黨的關系，是個人一切言行，應當無條件的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只要自己埋頭為黨工作，不鬧名譽，不鬧地位，不出風頭，不把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對立，便是黨性，并以此泰然自安。673
　　人們從這些話中實在難于判斷王若飛「對黨性的認識」，究竟是屬于缺點，還是屬于優點。盡管王若飛的反省只是檢查自己「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澤東的歡迎。王若飛屬黨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期間與陳獨秀關系密切，長期遭受莫斯科與國際派的排擠。王若飛與周恩來的關系也不緊密。抗戰后王若飛獲毛澤東容納，成為毛澤東核心圈外第二層的重要干部。王若飛平時對毛的態度十分恭敬，現在又在報上進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開表示對毛的支持和效忠，對于這樣一位在黨內享有較高聲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態，毛澤東又如何可以求全責備？此時此地，毛澤東所要求于中央領導層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飛這樣在政治上表明態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飛身為中央領導干部，帶頭響應毛的號召進行自我反省，其影響不可謂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從？
　　二、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高級文職干部的反省。對于一批有留蘇或留日、留歐美背景，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統工作的黨的高級文職干部來說，理解延安整風的真正意圖并不困難。當傳達了毛澤東的幾篇演說和《解放日報》的〈教條和褲子〉社論發表后，他們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這場運動首當其沖的目標。擺在他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或拒絕反省，最終被他們寄托于生命全部意義的黨所拋棄；或遵循黨的要求，徹底與過去告別，脫胎換骨，用毛的概念取代過去被他們視為神圣的俄式馬列的概念。習慣于聽從上級指示的文職干部幾乎不加思索地就選擇了第二條道路。然而這條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們必須對自己罪孽深重的過去痛加譴責；繼之又需對毛澤東的「偉大」，表示心悅誠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王思華的反省文章〈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就堪稱教條主義高級文職干部自我反省的標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的王思華原是三十年代頗有名氣的左翼社會科學家，曾留學德國專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充分領會了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對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論研究活動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王思華寫道：
　　我在大學和在外國留學時，所學和研究的，不是英國的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便是法國的魁奈和薩伊，……所學的是外國的，自己在大學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這些外國的。這樣做，不但省勁，而且受學生的歡迎。因為在一般的大學生中，有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無興趣，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里學外國。學生的這種反常心理，先生這種投機取巧的態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國大學生，這種輪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時代的我，而我又拿來害青年！674
　　王思華上述有關對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問題在于，王思華的興趣似乎并不在對此種弊端展開嚴肅認真的分析，而是企圖以此作為迎合某種政治新風向的手段。為此，他不惜將紛繁復雜的現象簡單化，為毛澤東的論斷提供具有個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當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后，又把它「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來。……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態度上還是主觀主義的。在這種態度下，還是只想懂得希臘，不想懂得中國；……把馬克思的一切東西當作千古不變，放之于四海皆準的教條了。675
　　緊接看，王思華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詞句進行自我貶損。他承認，教學生「啃《反杜林論》則是為了迎合學生的好高騖遠的奇特心理」，676到延安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之下，不得不聯系到中國」，但這僅是「以資裝飾門面」，自己仍「只想在《資本論》本身上來翻筋斗」。677
　　王恩華痛罵自己「夸夸其談」、「不老實，企圖取巧」、「只知背誦教條」、「向馬列主義開玩笑」。在對自己口誅筆伐的同時，王思華竭力稱頌毛澤東對發展馬列主義的貢獻。他表示，「為了徹底消滅『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徹底打垮我這樣根深蒂固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自己已決定「到實際工作中去，不僅是到實際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變為一個實際工作者」。678
　　王思華的反省開創了教條主義高級文職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瀾、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屬于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學家范文瀾對前一階段中研院出現的以王實味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瀾譴責自己「高唱民主，忽視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領導』」，聲稱這是「難以忘懷的一件痛苦經驗」，他對此「衷心抱疚」。679
　　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和國際政策研究室成員王子野則專門檢討了自己「夸夸其談」的「不正派作風」，他痛陳自己往往僅憑「一知半解」，「憑著想當然」大發議論，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荒唐之至」。680
　　在毛澤東發起的勸導反省的巨大壓力下，大批高級文職干部紛紛自我批判，口誅筆伐「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本本，那些當年翻譯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更因積極傳播教條而首當其沖地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個老黨員，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國內聞名的紅色社會科學家，曾翻譯《經濟學方法論》等多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681但在整風之初，柯柏年并沒有在《解放日報》發表自我譴責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擊為「教條主義者」，罪名是曾翻譯過教條本本。此事給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發誓以后再不搞翻譯工作。1943年春，毛澤東根據已變化了的形勢（教條主義者已被搞臭，蘇聯對德國已取得優勢），認為有必要恢復中共的馬列著作翻譯工作。可是當毛澤東征求柯柏年意見時，柯柏年卻向毛堅決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譯了。  682柯柏年以后轉入到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外事系統，改行做對外統戰工作，再也沒回到中共馬列著作編譯部門。毛澤東的「反教條主義」所要達到的效果極為顯著，及至1945年春，謝覺哉私下也感慨，「自從反教條，有人不講書本子了」。683
　　三、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高級軍職干部的反省。和黨的高級政治生活毫無牽涉的軍隊一般高級干部，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風的重點整肅對象。然而整風既為全黨性的運動，軍隊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們同樣應在運動中「提高認識」。但是，對于來自不同軍隊系統的干部，他們所需「提高」認識的內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有必要檢討自己在張國燾「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場和態度，而原紅一方面軍中的干部則只要檢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即可。我們以曹里懷的反省為例：
　　曹里懷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檢討」重點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點：一、在日常工作中，解決和處理問題不細心，草率從事。二、愛面子。三、理論和知識的修養太差。四、自己的經驗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懷給自己貼的標簽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確是濃厚地存在著」。
　　饒有興味的是，曹里懷的「自我檢討」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頌毛澤東的內容，若將其和「教條主義者」嘴里發出的贊美相比較，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軍隊高級將領對毛的贊美似乎更加誠摯和熱烈。曹里懷徑直將毛澤東與列寧并列，聲稱毛的著作是「活的馬列主義」，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的著作）告訴了我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這些著作，是完全從客觀的現實出發，而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684
　　曹里懷更進一步將歌頌毛澤東與譴責國際派結合起來，他寫道：
　　（毛澤東的）這種有高度布爾什維克原則性和極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豐富的革命內容的政策，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所能辦得到的。685
　　四、革命歷史雄厚，且不掌實權的黨的元老的反省。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著幾位德高望重、受到全黨尊敬和愛戴的革命老人，他們分別是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徐特立。除了這四老，張曙時等盡管也年屆六十，但是依當時的習慣，他們尚不夠「革命元老」的資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負邊區主席的實際工作，吳玉章等大多掛個虛銜，并不掌握具體部門的領導實權。整風運動初起，吳玉章等也積極行動起來，以自己的反省現身說法，為毛發動整風的「正當性」、為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脫胎換骨改造的論斷，提供最具說服力的證明。吳玉章寫道：中國舊時社會最壞的習慣，就是稍有聰明才智的人都變為知識分子而脫離生產，結果，小的變流氓，大的變政客，都為社會的毒害。而從事生產的廣大群眾則蠢蠢無知、任人魚肉。
　　……如果我們不自欺欺人，則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國家民族盡了什么責任呢？這樣來一個反省，恐怕不汗顏的沒有幾個。我自己一反省就覺得「才無一技之長，手無縛雞之力」，而還往往「夸夸其談」「嘩眾取寵」，黨八股的馀毒很深。這能免「欺世盜名」之誚嗎？我雖從事革命四十馀年，只有力求前進到底不懈這一點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686
　　吳玉章的反省頗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態：李六如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即與其相識，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時期，曾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秘書長。1942年李六如已經五十五歲，他對老友謝覺哉說，「以前自以為不錯，自以為立場穩定，整風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此系毛澤東在整風中發明的名言）。謝覺哉說，他對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687謝覺哉不僅自我反省，還在《解放日報》化名發表〈一得書〉短評，向教條主義發起攻擊。謝覺哉指出，教條主義「如只放在案頭上擺樣，雖然比屎還沒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無干。若拿了去對付革命，那就為害非淺，容易把革命弄壞」。688
　　以上四種類型的干部反省的樣本，為全黨展開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統。毛澤東、康生、彭真、李富春、胡喬木、陸定一利用報紙，大力推廣這些反省經驗，再結合于組織措施的落實，對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劇烈的沖擊和震蕩，尤其使有「教條主義」背景的干部自慚形穢，無地自容。至此，毛澤東設計的思想改造工程的關鍵性步驟——清算過去的大門已經打開。下一步就是廣大黨員挑選適合自己的政治標簽，對號入座；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依照報上發表的反省樣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檢查。
　　三  審查在后：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機關、學校正遵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將學風和黨風學習納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廣大干部和黨員紛紛寫出個人反省筆記的時候，忽然間，運動的風向又發生了新的變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于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各單位又迅速開展了以反對「小廣播」為中心的反對自由主義的斗爭。
　　所謂「小廣播」，與「脫褲子、割尾巴」一樣，是中共在延安時期創造出的政治新詞匯。「小廣播」系指和黨的宣傳口徑等「大廣播」相對應的，在同志之間對黨的政治、人事關系的私下議論。被中央總學委列為「極端危害黨的大患」的「小廣播」有下列五種類型：
　　—、泄露黨的政治、軍事、黨務、組織、經濟、教育、鋤奸、情報等秘密消息和行動；
　　二、散布與黨的宣傳口徑不一致的對國際國內戰爭形勢的看法。例如，傳播對蘇德戰爭、中日戰爭的悲觀言論；
　　三、有關對整風運動目的的懷疑和議論，「散布整風是為了打擊某些人的讕言」；
　　四、攻擊黨的領導，「對黨內同志任意污蔑，造謠中傷」；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蛻化論的宣傳」，「替反革命分子『廣播』反黨思想」。689
　　那么，最有可能散布這些反革命「小廣播」、「實際上變成了敵人義務的情報員」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總學委的〈通知〉提示各學委會必須嚴密注意下列對象：
　　一、在思想和組織上存在濃厚的自由主義，厭惡黨的原則、組織紀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人。這些人敵我不分，「對『私交』可以無所不談」，「就是反黨的分子也可以作為他們的朋友」。但他們「對黨的組織可以欺騙隱瞞，甚至聽到反革命的言論，也可以不報告組織」。
　　三、「喜歡溜門子」，「打聽個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評頭論足」的人。690
　　具有上述三種表現的人是運動的重點整肅對象，然而，中央總學委并不想把運動僅限于這三種人中間。因為在廣大普通黨員中，因歷史、職業、地域、個性等背景的相近，「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邏輯，凡具有這種特性的人，皆有成為敵人「義務的情報員」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
　　每個黨員深刻的反省自己與嚴正的批評別人，檢查自己和別人是否犯了「小廣播」的錯誤，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廣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黨隱瞞了一些什么問題，聽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黨的消息沒有向黨報告，對于這些問題每個黨員應向黨誠懇坦白的報告出來。691
　　如何坦白？中央總學委這一次又創造出新的辦法，每個干部必須填寫「小廣播表」！
　　中央總學委規定，各機關學校應根據〈通知〉的精神和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制發『小廣播』調查表」，并將其
　　分發每個同志填寫，以調查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向外廣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內外向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廣播了一些什么，這種調查材料，應加以整理研究，并向總學委報告。692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動員并強制廣大黨員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廣泛，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屬頭一回。雖然在這之前，延安的黨員和干部已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普遍寫出反省筆記，但反省內容大多屬于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如今更深入到個人的私生活領域，調查黨員的私下言行和個人間的交往，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極端強制的一面。盡管〈通知〉通篇都是「黨的原則」、「黨的紀律」、「黨的團結」等意識形態術話，但調查黨員私下言行畢竟與要求黨員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當性頗令人懷疑。于是，針對黨員中有可能出現的對填「小廣播調查表」的消極不滿情，中央總學委又「適時」提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口號。1942年未，圍繞動員填「小廣播表」一事，各機關學校布置反復學習毛澤東1937年所作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報告。毛的這篇演講稿與其說是論述自由主義的論文，勿寧說是毛在闡述其理想中的共產黨員人生哲學的范式。毛在這篇演說中。撇開「自由主義」一詞的規定性，對「自由主義」一詞作出新的解釋。把「自由主義」等同于中國傳統的人際交往的一般習慣。毛所要反對的自由主義，除了指政治思想上與黨的路線背離外，重點是指黨內的「一團和氣」，換言之，就是在共產黨員中所存在的「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現象。現在，重新翻出毛澤東當年的報告，把「客觀上幫助敵人」的「自由主義」和眼下要肅清的「小廣播」串聯起來，為反對「小廣播」提供了理論的依據。
　　12月6日中央總學委反對「小廣播」的通知下達后，延安宣傳媒介的反自由主義的宣傳攻勢緊緊跟上。1943年1月19日，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應用辯證法，反對自由主義——在整風中紀念列寧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機關學校除了動員每人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外，還紛紛組織以反對自由主義為中心的「學習會」和「討論會」。
　　作為反「小廣播」斗爭的試點單位，陜甘寧邊區師范學校學委會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大討論會」。大會歷時十九天，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學校領導機關廣泛搜集「犯自由主義」的材料；第二個階段，動員師生展開互相批評；第三個階段，則將斗爭重點轉移到「犯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錯誤思想特別頑固」的人和事件上。693
　　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向每個工作人員發出考試試題，要求回答下列問題：
　　—、到今天為止你對黨還有什么隱瞞的事情沒有？還有什么不滿意黨的地方沒有？
　　二、你的自我批評精神如何？你對其它同志的批評還有不坦白的沒有？其它同志對你有什么批評沒有？你的認識和態度如何？有無自由主義的毛病？自己還有什么缺點需要揭發呢？694
　　上述試題與半年前中央黨校學風考試的內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干部在遵命填寫「小廣播調查表」，搜腸刮肚地檢討自己的自由主義錯誤時，愈來愈對整風運動的轉向感到迷惑。
　　四  為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后活動
　　整風運動既以反對主觀主義開場，運動展開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繼經歷了整頓學風和黨風的階段，但在12月份，運動的風向明顯地發生了變化。中央總學委12月6日發布的肅清「小廣播」的通知，強調黨員和干部必須徹底交待個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際來往情況，并運用組織力量對所謂「串門子」、「愛打聽」的情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這早已和批判「主觀主義」與「黨八股」風馬牛不相及，而更類似于保衛機關的肅反偵察手段，盡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總學委又部署開展反對「黨八股」的文風檢查，延安的報紙還在繼續宣傳整頓三風，然而事實上，原先以教化為重心的學習運動，現在已迅速向以鎮制為重心的審干、反奸運動轉移。
　　將整風運動導入審干、反奸軌道的總策劃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和他親密的助手康生。為了順利地將運動重心轉移，從1942年春開始，毛澤東就在康生的協助下，作了長時間精心的醞釀和準備。
　　促使毛澤東萌發審干、肅奸念頭的導火線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后，中共中央雖然已經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但在這之后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委員會似乎還未正式開展工作。1942年春，〈野百合花〉的發表及其在知識分子中激起的廣泛共嗚引致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和強烈反感，王實味文中所流露出的強烈的人道主義和反特權思想，連同延安文化人蔑視領導權威的種種行徑，使毛感到自由主義、人性論已對自己的政治目標和個人權威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本來毛澤東就對「和風細雨」進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看充分認識，委派康生作為領導整風運動的第二把手和自己的代言人，本身就蘊含著整風運動所具有的懲戒性質，現在王實味和延安文化人公開跳將出來，更使毛相信，欲統一全黨思想和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必須一手拿筆（教化），一手持劍（鎮制），使文武兩手并行不悖。從這時起，毛澤東就產生想法，要以王實味事件為突破口，在肅清王明等國際派的同時，一并消滅黨內的自由主義。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報》開始陸續發表批判王實味的文章，從表面上看，這個時期報上批王的言辭并不十分激烈，毛澤東其至還兩次通過秘書胡喬木，向王實味轉達他個人希望王實味「改正錯誤立場」的意見。695但在內部，中共上層已決定對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強硬措施。
　　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中央杜會部部長康生作有關國民黨方面對延安動態反應的匯報。康生在講話中沒有提及大后方對〈野百合花〉的反應，只舉出了中央青委的《輕騎隊》壁報已被敵人所利用。康生說：「國民黨特務稱贊《輕騎隊》為延安專制下的唯一呼聲。」696康生提供的情報激起與會者的強烈反應，其中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發言中歷數延安「特務分子」的種種罪惡：
　　特務分子利用黨內自由主義乘機活動，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及檢查工作中，故意擴大黨內的缺點和錯誤，散布思想毒素，反對各學校機關的領導，并寫文章、出壁報、進行小廣播，團結不堅定的黨員來反黨。697
　　在會議上發言的這位「中共領導同志」究竟是誰？1942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康生、任弼時、陳云、王明、博古、朱德、凱豐、王稼祥、鄧發等十人，王明因病住進了醫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會議。當時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屬于「中央領導同志」之列的還有彭真、李富春、陸定—、胡喬木和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等人，在上述這些人中，較有可能發表這番關于「特務分子」講話的僅任弼時、彭真、李富春、凱豐、賀龍等數人，這位「中央領導同志」發言的意義在于，他不僅預設了中共黨內存在「特務分子」的活動，并且具體描繪了「特務分子」的特征和進行破壞活動的手段。
　　在這位「中央領導同志」的眼中，「特務分子」具有三個基本特點：
　　一、故意擴大黨內的缺點和錯誤。
　　二、散布思想毒素。
　　三、反對各學校機關的領導。
　　「特務分子」反黨的活動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寫文章。
　　二、出壁報。
　　三、進行「小廣播」。
　　從這位「中央領導同志」所描繪的「特務」圖譜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延安上層已將表達批評性意見的黨內知識分于劃入了「特務」之列，不管王實味是否承認錯誤，其被扣以「國民黨特務」、「探子」的帽子早已是命中注定。
　　就在這次會議上，在聽了康生的匯報和其它人的發言后，毛澤東講了話，他明確表示：
　　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實行干部鑒定，對干部的思想與組織觀念，實行審查工作：在審查工作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掃除，以鞏固組織。698
　　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最早布置審干、肅奸的資料——時間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猛烈抨擊自由主義，他將自由主義比喻作「諸子百家」，歷數了延安「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的種種表現：
　　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699
　　毛澤東表示，一定要在整風中「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如果打起仗來，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那就不得了，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欄也要搞。700
　　在這次報告中，毛澤東明確地表明了他要肅清黨內自由主義的決心，此時，他已將自由主義排在「主觀主義」之前，將其列為頭號清除對象。在宣布人人必須「寫筆記」之后，毛又向與會的各機關學校的領導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務，要求從政治上對延安的黨員普遍進行一次排隊，他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積極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開，對思想有問題的，黨性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701
　　毛澤東4月20日的報告，雖然沒有直接談及王實味和審干問題，但是毛的講話已將反對自由主義異端的問題凸現出來，所謂對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實際上就是動員審干、肅奸的代名詞。
　　毛澤東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兩次內部談話已給審干、肅奸開了放行的綠燈，康生及其領導的中央社會部雷厲風行，立即行動起來。本來，康生的情報系統在「搜集材料」、「鉆研材料」方面，就已成效卓著。舉凡一切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階級關系等方面的相關材料，無不在他們關注的視野之下。1941年11月未，康生的政治秘書匡亞明就曾專門著文介紹他們那種「帶著高度科學性的」「調查研究」的方法，例如如何「一點一滴地從各個方面，各個角落，用各種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隨時留心，隨機應變，善于適應環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選擇對象，善于靈活運用調查項目，達到調查工作的目的」；如何「掌握材料，分析材料，運用材料，而不為材料所束縛」。702如今，中央社會部的這一整套經驗全部被派上了用場。
　　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會部宣布：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703不久，康生正式宣稱，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差特務。704對王實味的這個政治判決究竟依據的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談，但顯而易見，最重要的證據便是香港的報紙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另一個證據便是王實味于1940年，向中央組織部提交的有關自己與托派分子歷史來往的書面材料。如果依據王實味自己撰寫的書面材料，推測王有托派嫌疑，雖然武斷，但仍有跡可尋；但是指稱王實味是復興社分子則純屬向壁虛構，完全是「不為材料所束縛」、濫用想象力的結果。大概康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證據就是香港的報紙發表了王實味的文章。耐人尋味的是，康生為何執意「選擇」王實味作「調查對象」，一心要將王實味制造成「特務」，而有意放過了同樣受到國民黨方面稱贊的《輕騎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參加《輕騎隊》的干部先后都隸屬陳云領導下的中央青委，而陳云與毛的關系十分密切，與康生同屬毛所倚重的核心圈子，康生不得不有所顧忌；王實味則是張聞天的屬下，將王實味揪出來，足以令張聞天難堪，正可說明教條主義與自由主義乃一脈相承，是禍害革命的一對毒瘤！第二個原因則因為王實味的自由主義異端思想更典型、更嚴重，更符合「領導同志」眼中的「特務」標準。
　　有了康生對王實味的政治結論，正式給王實味戴上「特務」帽子就只是時間和手續問題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導下，中央研究院負責人羅邁在批判王實味的斗爭暫告結束之際，公開宣布王實味是一個托派分子。705
　　毛澤東對中央社會部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戰，挖出王實味的戰績大為贊賞。6月19日，毛在一次會議上對此加以充分肯定，并對如何擴大審干、肅奸的戰果作了進一步的指導。毛說：
　　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他談過話的人有二十多個。中直、軍委、邊區機關干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要發現壞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各機關都要冷靜觀察，此項工作應有計劃的布置。706
　　在上述這段話中，毛澤東不僅首次將原先不太明確的「特務」范疇加以豐富和補充，而且還明確劃定了審干、肅奸的工作重點和目標：
　　—、與「問題人物」來往密切的人是審干的重點對象。
　　二、「壞蛋」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中。
　　三、「好人」也有被「壞蛋」拉過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過審干加以「拯救」。
　　四、審干、肅奸工作應秘密進行，以免打草驚蛇。
　　中央社會部積極貫徹毛澤東6月19日講話的精神，將「調查研究」的重點集中于王實味的社會關系和知識分子當中。果其不然，又再次發現「敵情」：1942年7至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陳傳綱）、王里（王汝琪）；9至10月，中央研究院又開展了對潘芳（潘蕙田）、宗錚（郭箴一）的批判斗爭。以上四人為兩對夫妻（潘芳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錚，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員，其妻王里在中央婦委工作），他們或因與王實味比鄰而居，平時有些私人來往；或在歷史上曾與王實味相識；或因與王實味在思想上存有共嗚，47   707最后無一幸免，全被網入「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70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的同時，中央黨校也傳出揪出了「黨校的王實味」——李國華和吳奚如的消息。李國華曾任延安馬列學院黨總支常委，是曾經留蘇的紅軍干部；吳奚如原名吳習懦，大革命時期曾任葉挺團的連黨代表，1933年到上海參加「左聯」，1934年冬轉入中央「特科」，1938年，吳奚如受中共長江局負責人王明、周恩來的派遣。隨同葉劍英在南岳軍事訓練班為國民黨軍官講授游擊戰，以后又担任中共駐桂林辦事處負責人，后轉入新四軍，皖南事變中被俘，后逃脫來延安。他還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黃埔同學會的負責人，現在竟被宣布為國民黨特務。消息傳來，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強烈的震動，驚悚、戒懼的空氣迅速彌漫開來。
　　4月間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審干活動，到了9月，就已獲得很大進展，陸續破獲的「特務案」為毛澤東的論斷提供了「有力」證據——黨內暗藏有托派、國特和日特，而自由主義則是產生敵人的土壤。此一形勢大大鼓舞了毛澤東，促使他調整整風戰略，將整風的重點加速轉移到審干、肅奸的軌道上來。
　　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開幕詞中再次強調審干、反特的問題，將原先秘密進行的審干擴大至半公開的狀態。毛向與會者發出號召：
　　我們各個機關學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的、精細的、長期的去清查。709
　　毛澤東嚴厲指責各級領導思想麻痹，斗志松懈，喪失了階級的警覺性，他抨擊道：
　　過去我們對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義！710
　　11月21日和23日，毛澤東花了兩個整天時間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關于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長篇報告，毛在報告中嚴厲抨擊他所稱之為當前存在的兩種錯誤偏向——「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偏向」，毛厲聲譴責黨內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反黨活動，他說，「吳奚如就是這樣一個人」， 711毛并且正式宣布：
　　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斗爭。712
　　毛澤東對整風目的的新解釋，清楚表明從1942年4月開始的教化與鎮制并重的整風正快速由教化向鎮制全面轉移（2至3月，是整風的動員和「嗚放」批評階段）。很快，原先交叉進行的兩條戰線的斗爭——公開戰線是以學習文件至為中心的整頓三風運動，隱蔽戰線是秘密進行的審干、反奸試點活動——迅速匯合為洶涌的審干、反奸狂流。
　　整風既以「弄清」黨員是否是「半條心」、「兩條心」為目標，毛澤東提出的這個主張固然不會遭到黨內領導層和一般高干的反對，但是如何「弄清」，即運用什么手段對廣大干部進行清查，卻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棘手難題。自從毛澤東秘密部署開展審干、反特斗爭后，也只是由中央社會部選擇幾個重點單位作了小范圍的試點，絕大多數機關和學校對于如何進行審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當務之急是提高各單位領導的肅反意識。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康生以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和領導審干反特的首腦機關——中央社會部部長的雙重身分，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有關審干肅奸的動員和情況介紹的報告。康生首先描繪了一幅特務猖狂活動的恐怖畫面：敵人已經大量滲入延安和邊區，潛伏在各機關、學校，尤以經濟和文化單位的敵清最為嚴重，以致一年來，各種破壞和陰謀活動層出不窮。緊接春康生嚴厲譴責對「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態度和自由主義傾向」,警告領導干部，敵人可能就隱藏在身邊，必須提高警惕，不得姑息養奸。713
　　1943年1月4日，審干試點單位——中央黨校負責人彭真，繼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會議作反奸肅反報告。彭真在會上結合黨校破獲的「吳奚如特務案」詳細「介紹如何與反革命斗爭的實際經驗，給到會干部以鋤奸工作具體方法的啟示」。714
　　康生、彭真的報告為毛澤東有關「弄清」「半條心」和「兩條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釋，對于將審干、肅奸推向全黨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書記高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后，他也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會議的總結中，正式將「反奸」列為西北局當前的首要任務之一。高崗鼓動各級干部「要從深入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時指示各級領導務必「自己抓緊對于本部門的審查和防奸的領導」，不得單純依賴邊區保安處與組織部，「所有干部都必須學會如何與反革命分子斗爭的辦法」。715最后，西北局高干會議作出決定，實行黨員重新登記，并劃出了清洗人數的比例，將占黨員總數中的10%，包括奸細在內的壞黨員清除出黨。716
　　于是，原先以打擊黨內自由主義異端思想與異端分子為主要目標的秘密審干、反特斗爭，在毛澤東、康生等的精心領導下，已經發展到普遍清查黨員的審干——肅奸運動，斗爭的范圍也從原先的重點人群擴大到延安的所有黨員干部，而動員黨員干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就成了全面審干肅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五  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肅奸報告和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的通知為標志，整風運動已過渡到審干、肅奸階段。初期，審干仍在地下秘密進行，由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與各機關學校首長負責對可疑人員進行背靠背的偵察，在公開的場合，則仍以整風為號召。給人們的一般印象是，整風似乎進入到整頓文風（反對黨八股）的階段，在許多單位，甚至一邊布置干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一邊還在動員干部檢查各人身上表現出的「黨八股馀毒」。但是，進入1943年后，反對黨八股的學習檢查活動很快就告結束，表面的遮蓋一旦揭去，審干、肅奸的主題頓時凸現出來。隨著審干的節奏加快，中央總學委繼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后，又發動了坦白運動，指令每個黨員和干部以書面的形式詳細交代個人歷史。
　　1943年6月6日，毛澤東給在太行的彭德懷發出一份電報，具體傳授延安開展運動的經驗、方法和步驟：
　　一、關于寫反省筆記的問題。毛要求彭組織干部對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條干部標準進行反省，讓「各人」都寫一次反省筆記。
　　二、關于寫思想自傳的問題。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
　　三、關于發動坦白運動及動員填「小廣播表」。毛要彭德懷「發動填『小廣播』表格及社會關系表，在這兩個表上叫各人將平日所作一切帶政治性而不應泄露的『小廣播』及本人歷史上各種社會關系統統填上去」。
　　四、關于審干。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后，「才實行審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內奸）。毛告訴彭德懷，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57   717     毛澤東這份電報的中心意旨是將調查干部個人歷史、審干提高到一個過去從未達到的高度。然而根據中共組織原則，凡申請入黨的人員在入黨之前都須向黨組織交上自己詳細的履歷以供審查，非黨人士也得經過這道審查手續，方可在中共根據地的經濟、教育、文化等部門工作。在中共黨內，隔三差五，要求干部填寫履歷表更是常事，在1940年的審干中，延安的黨員干部都已向黨組織再次交代了個人歷史，因此，僅就黨員干部向組織提供自己的書面履歷而言，此舉并沒有多少新意，也談不上是什么新創造。
　　但是此時此地重提此事卻是別有一番深意的。這是毛澤東為了深化審干，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加緊控制全黨而采取的一項重大行動。
　　首先，黨員提供的個人歷史材料可以立即用于審干斗爭。通過分析個人交代的歷史材料，中央社會部和各機關學校的首長，能夠迅速排查出可疑分于。
　　第二，從長久的戰略性眼光看，此舉有利于在每一個黨員心目中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整風之初，胡喬木秉承毛澤東的旨意，提出「脫褲子，割尾巴」的口號，但在當時，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等「教條主義者」和一批有留蘇背景的知識分子，廣大中下層黨員普遍認為與己無關。隨著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意識到可以將「脫褲子，割尾巴」的內涵豐富化，使「脫褲子，割尾巴」的對象從「教條主義大師」擴大到每一個黨員，讓全黨上下都「脫褲子，割尾巴」。要求黨員將自己的歷史事無巨細和盤向黨交代，同時「將一切對不起黨的事告訴黨」，就是「脫褲子，割尾巴」的具體化。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黨員不斷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隨著黨員自我意識的日益消失，毛作為黨員良知和共產黨道德判斷的最高存在，已在黨員的精神世界中牢牢占據主宰地位。
　　正因為毛澤東對干部交代個人歷史一事極為重視，并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單位在1943年審干的過程中，都對干部交代個人歷史作了極其詳細、嚴格的規定，所要求的范圍幾乎涉及個人的歷史與現實的一切方面。
　　按照中共組織部門的要求，干部交代個人歷史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填寫干部履歷表。二、書寫詳細的個人自傳。在這兩種形式中，以個人自傳為重點。
　　一份合乎要求的個人自傳通常由五個方面的內容組成：
　　一、個人的一般概況。包括年齡、出身、專業特長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二、個人的學歷，參加革命前的經歷，參加革命后的經歷及受獎懲情況。這一部分為自傳的核心部分。傳主必須按年月敘述，不得有任何省略，并且需要提供每段時期的證明人及證明人的工作單位。
　　三、家庭狀況和社會關系。傳主必須詳細交代自己的階級出身，家庭經濟收人狀況，家庭成員的姓名、職業、政治態度以及自己與家庭成員的關系。傳主也必須交代自己與一般同學、老師、同事的關系，他們的姓名、職業、社會地位和政治面貌。
　　四、個人對革命的認識以及思想變化情況。在這一部分中，傳主必須詳細交代白己參加革命的動機，以及對當時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黨時的詳細情況：由誰在何時何地介紹入黨，是否履行過審批手續。更要提供是否曾經被俘、被捕及受傷脫隊的詳情，傳主必須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細節，以及各項事件的旁證人。
　　五、黨性檢查。傳主必須根據整風文件的精神，詳細反省個人參加革命后的一切言論，工作表現及工作作風，對上下級的態度等各方面的表現。
　　按照中共組織和干部管理部門的一般常規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個方面的個人自傳應該算是合格的了。因為無論從調查項目的細密程度，或是涉及干部歷史背景的廣泛和深入程度看，這樣的歷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中共組織對干部個人情況有一個完全、徹底的了解。換言之，當某個黨員向組織交上這樣一份自傳后，他已無任何個人隱密，實際上已成了一個透明體。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毛澤東對干部交代歷史還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類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
　　組織部門對干部自傳的撰寫已有嚴格要求，事實上已到了事無巨細、包羅萬象的程度，為何毛澤東還不放心？他的「寫好」的標準又是什么？
　　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毛澤東要求干部「三番五次」寫自傳至少基于兩個原因：
　　一、通過「三番五次」的寫自傳，給干部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徹底摧毀黨員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所謂「寫好為度」，其實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無非是要求個人交代地更細致。更廣泛、更深入。問題的要害是干部在「三番五次」寫白傳的過程中，必然進一步否定自我，而對黨的領袖和各級領導愈加敬畏，因為最后判斷是否「寫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風文件的要求，主要取決于各機關、學校首長的態度。
　　二、在干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傳材料中，發現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再結合個人的現實表現，對照傳主的反省筆記、「小廣播調查表」和多次填寫的履歷表，在多種材料中，進行排比、分析，從中確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來，干部交代歷史一事的意義可謂大也。一方面，它可以用毛澤東的新概念來鍛煉干部，考察和提高干部的黨性覺悟，使黨組織持久、全面、徹底地掌握干部的一切；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發現敵人。作為審干的一個中心環節，干部交代個人歷史，終于成了錘煉「新人」成長的鐵砧。
　　六「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蕩靈魂
　　從寫反省筆記，到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寫個人歷史自傳，延安的黨員干部所面臨的思想和精神壓力步步升級。對于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僅1937年后入黨的新黨員完全陌生，即使是老黨員和老干部一時也茫然不知所措：因為毛澤東的這一套畢竟與過去的審干肅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新」就在于融理論灌輸和暴力威懾于一爐，配之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給廣大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制造了一座強大的壓力場，使其在反復震蕩中蛻盡「舊我」，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
　　對于毛澤東的這套思想改造術，謝覺哉有十分生動貼切的解釋，他援引王陽明臨死前說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話，要求共產黨員遵照毛澤東的教導，把心中的一切雜念，連根除掉。718謝覺哉說，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變個樣」，他寫道，如此過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個月』學習是緊火煮；『長時期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四三決定）是慢火蒸。煮過了，并不就算『熟』，還得長時期的熬煉，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謝覺哉用一首詩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脫胎換骨的要訣：
　　緊火煮來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看避火訣，
　　學孫悟空上蒸籠。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內夾生，
　　煮是暫兮蒸要久，
　　純青爐火十二分。719  
　　又是「蒸」，又是「煮」，廣大黨員猶如進了一座思想高壓爐。
　　壓力之一，是來自個人內心的白我壓力。經過對「二十二個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讀，和反復對照檢查，個人的自我意識開始分裂。隨著「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產生了負罪意識，知識分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過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毫無價值，尤其嚴重的是，自己甚至還會在客觀上危害革命，簡直是罪孽深重！這樣的自我壓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許多知識分子黨員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蕩然無存。
　　壓力之二，是來自集體的壓力。黨公開號召黨員在批評白己的同時還需揭發別人，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接受來自其它人的揭發和批判，而這些都是以集體和組織幫助、關心同志的面目出現的。隴東駐軍「大渡」部隊政治處別出心裁，甚至發動了「小冊子運動」鼓勵每人準備一個小本子，封面上寫著「請為幫助同志而提上意見吧」，讓持本者挨門挨戶征求意見。720中央黨校一學員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對他的意見。721集體幫助的形式也有兩種，一種是溫情式，另一種為斗爭式，在更多的情況下，兩種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領導同志和整風小組的骨干分子會不厭其煩、親自登門，苦口婆心地啟發、引導當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歷史問題，其態度之熱情、誠懇。往往使當事者為之感動，于是將自己的「壞思想」和盤托出。如果當事者仍然冥頑不化，拒絕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黨組織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動，布置小組批評會，讓所有的同志，包括與當事者有同鄉、同學關系的人，對你展開面對面的揭發和「同志式的斗爭」。首先「幫助」你端正態度，繼而批評你的「錯誤言行」，眾口鑠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無援，有口難辯，直至當事者徹底「向無產階級繳械投降」。
　　在自我壓力與集體壓力的雙重重壓下，個人的靈魂受到強烈的震撼和撞擊，猶如歷經一次漫長的心理煉獄的過程。在整風審干期間，干部們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許多人因思慮用度，「頭痛、失眠、減少飯量，面色發黃」，以至「舊病復發」。722  更有個別人因神傷氣虛，心情極度焦慮、緊張，以致「午睡遺精」。723  為了使自己的反省獲得組織的首肯，絕大多數干部都竭盡全力，反復撰寫有關材料，惟恐對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夠深入而難于過關。中央黨校有個學員檢討自己的「小廣播」，竟寫出八百多條交組織上審查。724  中央黨校二部學員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學員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數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725  與工農干部相比，知識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中央黨校三部學員劉白羽自陳，「在那些難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徹夜難眠」，「產生過種種幻滅之感」，后來在黨校三部副主任張如心的具體指導下，竟寫下「數十萬字之多」的自傳資料。劉白羽回憶道：
　　我受到審干運動的沖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在這個基礎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從精神領域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風文件精神對照重新寫自傳，這是使知識分子客觀地認識世界，對癥下藥良好的方法。當時張如心同志是黨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負責對我進行了審查。我詳詳細細從誕生之日起一點一點嚴格剖析自己，對自己進行再認識。我寫了一稿，自以為不錯，誰知張如心同志看了卻不以為然，一方面嚴正地指出不正確之處，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談，于是我又從頭到尾寫了第二稿，還是不能通過，最后寫了第三遍稿，張如心同志才點頭認可。726  
　　劉白羽的回憶為人們提供了一幅精神煉獄的逼真畫面，盡管他沒有說明為什么他的兩稿自傳都沒被通過的原因，也沒有具體描述張如心是如何指導他拋棄「舊我」的，但我們仍可以從上述文字中窺見當年審干嚴厲之一斑。問題是，如此酷烈的靈魂搏殺，能否產生毛澤東所預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據劉白羽稱，他就是經由審干的洗禮，「在黨的熱切關懷，強大威力推動之下」，才猶如一只小船，「終于漂向真理的彼岸」。727 
　　和劉白羽的情況相類似，丁玲也經歷了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丁玲在整風運動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機關整風領導小組的組長，也曾寫下兩本學習心得：一本名為〈脫胎換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當年她的那段心路歷程：
　　在陜北我曾經歷過很多的自我戰斗的痛苦，我在這里開始來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糾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這里又曾獲得了許多愉快，……我完全是從無知到有些明白，從感情沖動到沉靜，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松……走過來這一條路，是不容易的……凡走過同樣道路的人是懂得這條道路的崎嶇和平坦的……。 728  
　　不言而喻，不管是劉白羽，還是丁玲，要想「得救」，到達「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這必須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729向黨獻上一顆赤誠的心，最后徹底埋葬「舊我」，走向新生。
　　七「得救」：「新人」的誕生
　　對于已在組織內的一般中共黨員和干部，能否「得救」，即獲得黨組織的真正信任和被組織完全接受，首先取決于黨員個人對黨組織的態度，而判斷其態度的重要標志，是看他（她）是否向黨敞開心扉，將自己的一切向黨和盤托出。換言之，一個普通黨員若想從孤立、苦悶、絕望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唯一的出路就是向黨懺悔。對于個人而言，尋求「得救」一旦成為內心的強烈沖動，就使原本帶有強迫性質的坦白反省挾有了一絲愉悅的快意，許多干部為了贏得組織的好感，忽然變得異常積極、主動，甚至不惜以精神自虐的方式渲泄個人的隱秘。一時間，延安出現了群體性的自我悔過的熱潮，在坦白內容的廣泛性和自我鞭撻的嚴厲性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們以中央黨校三部女學員朱明的反省為例。730
　　朱明原先是一個「出身于剝削階級」的學生，1938年到延安后參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單位工作，以后進入王明担任校長的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學習，繼而調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審干、肅奸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點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廣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諱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與黨的觀點相左，承認自己同情蔣介石和國民黨，仇視新生階級，仇視共產黨，懷疑毛主席。朱明說：
　　回憶北伐前，我們住在安徽，當時在軍閥統治下，不僅財產要受勒索，就連精神也受威脅，尤其是太太小姐們，不敢拋頭露面，總是坐在家里。……當時蔣介石軍隊到南京后，我們可高興了，因為我們現有的資財不僅有了保障，就連安徽的財產也被蔣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脅，同時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對十年內戰的看法：
　　十年內戰究竟是誰打誰，對這個問題我也懷疑。書里說蔣介石要堅決消滅共產黨，可是我在外面聽說共產黨「搗亂」，想要得天下，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復興民族，所以才打。當時我認為應該打，因為共產黨不安份守己，不讓蔣介石統一國家，國不統——，民族焉能復興？所以應該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對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領袖的懷疑：
　　「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開始我聽這句話，也是懷疑的。因為在我思想中一貫認為蔣介石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統治中國，他領導抗日，共產黨也是在他領導下抗日的，為什么要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呢？說他是邊區人民的領袖還差不多，因為只有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還是承認蔣介石是領袖吧。
　　對于中共所宣稱的蔣介石是「假抗日」之說，朱明也表示了強烈的反感：
　　到底為了什么東西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樣說，可是心里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斗。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我也看到過前線運下來的傷兵。能說蔣介石不是抗日？……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復興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點是她將自己作為反面典型，執意以自己的錯誤來證明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知識分子劣根性存在著密切關系。
　　朱明來延安后曾入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受校長王明的影響，女大較注意對學生進行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教育，對此，朱明專門結合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評了女大的「負責同志」：
　　幾年前讀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我很反感，我想你們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們呢？從這里可以看出我的階級立場，警惕性很高。
　　……我對毛主席的文件，是這樣反感。但是，我對蔣介石的東西怎樣呢？在這里我附帶地反省在女大時的投降主義。當每年「七·七」的時候，蔣介石發表的宣言，女大總是配合看時事來討論的。有時候負責同志還幫助我們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較進步的：「譬如說團結吧，雖然提到，但還不具體，所以他的進步還不夠」，我呢，總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進步」的東西，因為我不希望國共關系不好，負責同志有時還說：「我們黨在抗戰中是發展了，可是國民黨呢？只要他和我們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們還可幫助它。譬如保衛大武漢，我們還幫助他動員哩。」我聽了這些話，就很能接受，我總是希望共產黨能幫助國民黨，這樣兩黨不會分裂，統一戰線也才能持久。因為我有一個中心思想，當我想革命的時候，我又怕吃苦，我總想過資產階級生活，但又要無產階級的事業，這個矛盾如何能統一呢？我就想到了統一戰線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國共分裂，從我自己講，我就希望國共長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長期統一了。從家庭來說，我也不愿意國共分裂。……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上講，我也不愿意國共分裂，因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與黨不斷抵觸，最后發展到在政治與組織上與黨對抗，承認自己對黨組織陽奉陰違，「總是采用合法的手續來超越組織」。
　　朱明交代自己羨慕周恩來、林伯渠，總想做「特別黨員」，希望到大后方作統一戰線工作，「也坐汽車，也住大飯店」，所以經常以要求學習為名，逃避具體工作：
　　比如我在大眾讀物社的時候，那里的會計因為生孩子到醫院去了。支部書記和我談話，讓我暫時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興，可是沒有辦法，因為自己是候補黨員，又是支部書記和我談話，只好勉勉強強地答應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看帳條子，心里想著統一戰線，我做夢也沒想過我會做這個工作。
　　為什么不安心做具體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對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厭倦：「在延安老是風平浪靜的」，「也感覺不出什么階級友愛」，在幾次申請隨林伯渠前往重慶做統戰工作的要求被拒絕后，經過個人的頑強努力，排除了種種障礙，終于以「要求學習」為名，轉換了工作單位，先進了延安大學俄文系，又轉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想進國際問題研究室，將來好做外交家」，「從來也沒有想到，白己要服從組織」。
　　四、朱明從自己的「剝削階級」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認為自己之所以「與黨一切都是分歧」，與她的階級出身有密切關系。
　　對于階級出身對自己帶來的嚴重影響，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兩部分進行反省。朱明說：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剝削階級，直到民國初年，才逐漸沒落。……外祖父本來是前清學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剝削階級，是地主式的書香門第。……
　　我的母親和姨母們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藝術，早晨起來，還臨帖臨《靈飛經》，什么《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等曲譜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所謂是三歲念唐詩，十二歲看《紅樓夢》的角色。……記得小時候聽故事，從來就沒聽過工人和農民的事情，專門是歌頌統治階級的人物，就連外國故事也是一樣，總是講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飛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為了「說明階級斗爭不僅限于武裝斗爭」，朱明列舉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階級教育」：
　　吃飯要慢，要不帶聲音。否則就罵你象餓死鬼，沒有吃過飯的，……說話更要輕聲慢語。尤其是女孩子，要溫存，還要深沉含蓄，所謂輕聲淺笑，不準張開嘴，哈哈大笑。否則就要為你是莽張飛，……連走路你也不能隨便，站也沒有自由，必須要按他們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筆直。否則就要罵你小家碧玉，像牽牛花一樣依靠墻壁。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不僅要風骨凜然，而且還要儀態萬方。
　　接著，朱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資產階級學校教育的罪惡；聲稱「資產階級教育的中心，就是培養大私無公的個人英雄主義。不管科學也好，藝術也好，就是為了這么一個目的」。
　　朱明檢討道：
　　我在資產階級的學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樣的教育呢？……因為我是一個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學，學一些藝術，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文學。斯大林同志說，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說無產階級的文學家，資產階級也有雕刻靈魂的工程師。我的靈魂就是被他們雕刻過的。我喜歡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東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魯迅的東西，我就不喜歡。……對于舊俄時代的東西，我是喜歡的，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就不大喜歡。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歡，覺得很熟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就不感興趣。什么牛、豬，我覺得沒有意思。再說音樂，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為我喜歡「山在虛無飄渺間」這樣一類東西。勞動人民的歌聲，我是不感興趣的。……講到畫呢，我也喜歡資產階級的一套，比如魯迅介紹的版畫，我雖然買了，但不喜歡。我喜歡古典的畫，如意大利畫家畫的「蒙娜麗莎」的像，我非常喜歡。
　　五、朱明給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責、自我鞭笞的方法表達她「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決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滿自我責罵的詞句，諸如：自己一貫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站在蔣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資產階級說話」，「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都是與黨不一致的」，「對國民黨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廣大人民的頭上」，「總想做一個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個人英雄主義等等。朱明甚至將自己貶低到賤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剝削階級」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帶有剝削階級的成分」。為了表達她的思想轉變，朱明干脆直接歌頌「血統論」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黨為什么珍惜無產階級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遺孤，因為不僅他們的思想有傳統，就連他們的血液也是干凈的，黨為什么不珍惜他們呢？
　　最后，朱明表示，從今以后，自己將心甘情愿「做無產階級的牛」。731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樣本。也許朱明的反省確有若干真實的內容，但是，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跡太重，它簡直堪稱標準的「反革命百科全書」。它幾乎具備毛澤東所要批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現，并為毛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斷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出身剝削階級的黨員知識分子，其思想與行為明顯烙有反動階級的烙印，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黨。
　　二、受過系統的資產階級的教育而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黨員，在一切問題上與黨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識分子黨員極易由思想上與黨的對立發展到在組織上對抗黨。
　　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中共黨內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社會基礎。
　　五、只有經過長期艱苦的改造，知識分子黨員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才可能轉變。
　　問題是，知識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難道都集中在朱明這「一個人」身上嗎？從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豈止是一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而更像一個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們又不禁發出疑問，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動思想，為何又要投奔延安？
　　種種跡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領導的誘導下寫成的。為了給毛澤東的論斷提供具有個性特征的實證資料，一定有某些「靈魂工程師」對朱明的反省進行精心的設計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這種設計加工現象在坦白運動期間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訓練下，許多單位的審干領導小組的成員已學會了「政治誘導術」，他們巧妙地利用干部們急于解脫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與胡蘿卜，勸導被審查的對象給自己層層加碼，上綱上線，使他們相信，非經自唾自責，不足以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在這種巨大壓力下，當事者只得依據誘導者的邏輯推論，硬將自己描繪成極反動、極卑鄙的「兩條心」，以滿足領導者的「關心」和「愛護」。在精神幾近崩潰的狀態下，當事者從「你要什么，我就給什么」，逐漸發展到主動的懺悔交代，然后進入到亢奮性的渲瀉狀態，最終，外力與內力產生了奇妙的結合，當事者開始出現舊皮蛻盡的喜悅。因此朱明的反省，不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創作的一件工藝品，也是朱明心理狀態復雜變化的產物。
　　向組織徹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標志著當事者已初步邁入無產階級的門坎，如何鞏固既有的成績，防止舊思想復辟，還須經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這就是當事者必須在公開的場合暴露自己的丑惡思想，接受同志們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過程中，個人進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莊重的、富有禮儀色彩的坦白形式對加強黨組織的權威，增強黨的凝聚力，教育當事者和其它黨員起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況下，黨支部或黨小組召集會議，讓當事者當眾宣讀自己的書面交代，接受每一個出席會議的黨員的質疑和批評。在這種會議上，每個人都應積極發言，為了表明自己黨性強、覺悟高，寧可說過頭話，也不可顯出「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當事者則必須拿出小本子，虛心記下同志們的批評，而決不可作申辯。如果某人急于解釋，強調各種客觀原因，那么大家就會眾口一聲，指責此人態度很不老實，坦白極不深刻，結果這位黨員必須再次寫出交代，直至領導和與會者一致認可才能過關。如此循環，該支部或小組的各個成員，每人都需經歷這一程序。會議的組織者，由于他受到上級的信任，負責所有人的最后鑒定，他的個人權威在這樣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與會者都眾星拱月般地簇擁在他的周圍，以他的意見為自己的意見。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過。黨支部或黨小組的負責人，還負有發現、培養坦白典型人物的責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認為具有典型意義，負責人將推薦這個黨員到更高一級的會議上當眾懺悔，以現身說法的方式，引導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時，也以此向上級表明本支部開展運動所取得的成績。
　　經由這套程序，「新人」終于誕生了，隨著黨組織給每個黨員作出政治鑒定，個人有了新的歸屬——此生不僅思想上，而且身體和生命都無保留地屬于黨。從此，這個世界上就少了一個個人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分子（「半條心」），而又多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一條心」）。
　　個人一經獲組織的肯定和接納，就「像越過一道陰陽分界線」，精神面貌頓時煥然一新，萎靡之氣一掃而空。有人形容這種感覺如同「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鮮紅的晨光」。732
　　經由坦白、審干運動鑄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種特有的氣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確實已牢牢記住了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學會用這套概念來觀察世界和指導個人的言行。表現在行動上，則是徹底拋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溫情主義的任何表現，非黨性勿言、非黨性勿聽、非黨性勿動，絕對服從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產生的同時，保守茍且、渾渾噩噩的「機械人」作為「新人」的伴生物，也開始在革命隊伍中出現。為了服從現實生存和政治發展的需要，根據地內的許多黨員學會了隱瞞真實想法，而隨聲應和上級的指示。根據地內的人際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結合的「同志」關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關系轉變，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漸取代了同志間的親愛、坦誠。733口是心非、投機鉆營、見風使舵、趨炎附勢之輩漸漸充斥中共黨內。由于人性畢竟非強力和說教所能完全改變，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現象。具有雙重人格的黨員在整風審干后開始出現。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是毛澤東的一項「偉大」的發明，與斯大林的清黨和肅反運動相比，坦白審干運動在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經細致考察，我們仍可發現，這場基于明確政治目的而發起的運動。除了套用列寧、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運作方式和操作實踐的背后，還有著濃厚的中國內圣之學的痕跡。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與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幾乎異曲同工，只是詞匯和解釋系統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強制性。
 

高華 著 2013-08-22 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