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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一   康生機關與1937年后延安的「肅托」
　　在中共歷史上，將暴力大規模引入黨內的政治生活，使用強制手段調查黨員的思想與歷史情況，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最為典型，但是，搶救運動并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搶救運動的思想邏輯和運作方式有一個歷史演化的過程，實際上，早在江西時期就已顯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據地秘密進行的「肅托」則在一定程度上是搶救的先導和試驗。
　　然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卻有一個建立在對歷史事實改寫基礎上的系列神話：王明不僅是江西時期肅反「擴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肅托」的總策劃者。對于王明與「肅托」的關系，中共黨史編纂學卻語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厲行「肅托」的一些事例外，對延安及其它根據地的「肅托」則一直諱莫如深，即使對具體領導延安「肅托」的康生也只是點到為止，似乎特別吝惜筆墨。毛澤東，這位延安的最高統治者，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更成為與「肅托」毫無關系的局外人。
　　毛澤東、王明與江西時期肅反的關系，本書前一部分已有專論，這里從略。「肅托」雖非毛澤東首創，怛需要指出的是，與毛在江西肅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類似，毛對于從莫斯科泊來的「肅托」主張，也是依據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從于自己的政治目標，毛的所作所為不僅遠甚于王明，更在中共黨內造成不良的影響，為將暴力大規模引入黨內政治生活開辟了一條危險的信道。
　　毛澤東在「肅托」問題上所要承担的責任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毛對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帶來的「肅托」主張沒有作過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過「肅托」的口號，為其政治目標服務；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肅托」。
　　「肅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為這一主張在中國的主要引進入之一，734對中共黨內的「肅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1927年始，斯大林就開始以「肅清反對派（托洛茨基派）」為由在蘇共黨內，繼而在全蘇范圍內，大肆清洗、鎮壓他所認為的公開和潛在的政治對手。這種清洗、鎮壓在1937年后甚至演變為超恐怖的大屠殺。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間，正是「肅托」逐漸趨于激烈的時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蘇聯「肅托」恐怖達到最高潮的時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陰謀暴動」的罪名，將由蘇聯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達文逮捕。俞、周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曾反對過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達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論，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擺脫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蘇軍押往蘇聯，不久就被蘇聯格伯烏秘密殺害。1938年春，原紅四方面軍重要干部、參加西路軍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黃超在迪化被秘密處決。然而李特、黃超被殺的內情極為復雜，因為王明、康生與彼毫無個人恩怨，相反，李特、黃超卻因參與張國燾與毛澤東的對立，與毛的關系極為緊張。李特、黃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為討好毛而對鄧發施加了影響，抑或是鄧發得到延安密電而加害于兩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軍辦事處處長的鄧發在兩人被殺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詳情的，早些年也許只剩當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陳云一人，而陳云數十年一直對此事守口如瓶。
　　毛澤東對王明從莫斯科販來的「肅托」主張的態度頗為微妙。原來，在陳獨秀重回中共問題上，毛已有所松動，但此議遭王明反對后，毛就不再堅持。毛原本就對陳獨秀重新回黨一事興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對陳獨秀回黨，毛就更無必要為區區陳獨秀事而與莫斯科把關系搞僵，王明還指責張聞天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思想曾受托派影響，由此毛就更不反對「肅托」主張了。王明打擊張聞天，正做了毛澤東自己想做又一時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國際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為現實，何樂而不為？于是，從1938年初開始，毛迅速接過「肅托」口號，不論演說和撰文，都忘不了數說一遍「日帝、托派漢奸的罪惡」。
　　毛澤東對「肅托」的熱心遠未停留在一般號召，與1938年后僅在口頭上說說「肅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將「肅托」與日常的肅反鋤奸工作相銜接、毛在涉及軍政肅反機要方面一向精細異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動用社會部，在來延安人員中進行了秘密調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肅托」，其處置對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類人員身上：
　　一、被懷疑與中國托派組織有聯系的來延人員。
　　1938年3月，邊區保安處秘密逮捕陜北公學學員張醒及隨張醒同來延安的兩位青年婦女。保安處根據「情報」，認定張醒是托派山西分委書記（張醒的公開身分是閻錫山晉軍的一個軍長），兩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項英前妻，1934年紅軍長征后被國民黨逮捕，并與一國民黨「特務」結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屬的憲兵隊長的妻子。1938年6月前后，在經歷數月的審訊后，張醒援引張慕陶的話，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國民黨逮捕后曾參加托派。當審訊者陳湖生按規定向邊區保安處負責人周興匯報后，張醒即迅速被秘密處決。張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級皮大衣隨即出現在周興住的塞洞外的院子里。與張醒同時被捕的兩位婦女從此失蹤，下落不明。不久，閻錫山還專門來電，向保安處要張醒，覆電是：延安無此人。很快，負責審理張醒一案的保安處偵察部部長陳湖生被投人監獄，險遭殺害。后在滕代遠等人的保護下，陳湖生雖免一死，但仍長期坐牢。1944年2月，時任邊區參議會黨團書記，并參加邊區司法領導的謝覺哉調閱陳湖生案卷，認為陳湖生「所犯罪尚無反革命嫌疑，因某種顧慮致久羈抑殊有不妥」。 735謝覺哉日記所言「某種顧慮」即陳湖生觸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陳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釋放。7361937年后，在延安類似張醒這樣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處決的事件，并非個別。據司馬璐回憶，1938年初，曾經在邊區醫院住院的張抱平（1935年溫濟澤曾和張抱平同囚于蘇州江蘇省陸軍軍人監獄）、鎮江左翼青年李明、邊區劇團演員林萍均因被懷疑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從此永久失蹤。737另據陶晶孫738之于陶坊資披露，陶晶孫的兩個妹妹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凱孫，「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殺害」。739
　　康生認為中共廣西黨已被「托派」破壞，將在延安的一批廣西籍干部秘密關押，其中有廣西工委書記陳岸（八十年代任廣西自治區人大副主任）和劉毅生（八十年代任廣西自治區黨委秘書長），陳岸被關押了兩年半。740
　　二、曾經在蘇聯學習工作過的人員。
　　顧順平，上海人，1935年底隨張浩經外蒙輾轉來到陜北，后作為重犯，長期被戴上腳鐐秘密關押，與陳湖生同監。在關押期間，顧順平曾在某夜偷鋸腳鐐企圖逃跑，因陳湖生告發而事敗。741顧順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敗后被秘密處決。
　　三、雖與托派毫無牽連，但被強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軍干部。
　　據陳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審查的原西路軍干部慘遭康生及其保衛機關秘密殺害。742這些歷經千辛萬苦返回延安的原紅四方面軍干部因與張國燾有較多的工作關系，遭到了與李特、黃超同樣悲慘的命運。陳湖生之說是否屬實？如果是假話，為何沒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屬實，在延安被秘密殺害的西路軍干部究竟有多少？至今仍不詳。這悲慘的一頁，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軍領導人都不忍重新揭開，直至去世都未泄露一字。743
　　西路軍干部被秘密處決，究竟是康生私自所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無第一手檔案資料證明，但綜合各方面情況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沒有得到明確的指令前，似乎還無膽量向紅軍干部動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軍高級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張琴秋、李先念一直處于受壓狀態，毛決不放心讓徐向前等執掌大戰略區領導權。1939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的頭銜，讓其帶領一支小隊伍前往冀南和山東，僅僅一年后，毛又以參加七大為由，將徐向前召回延安。陳昌浩則于1939年前往蘇聯，張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國女于大學作教務處長。李先念運氣稍好一些。毛讓李赤手空拳返回鄂豫地區，使李獲得了重建功業的機會。在此種形勢下，徐向前等絕無能力保護自己的部下。
　　「肅托」的罪惡尤其體現在非人道的審訊方式方面，在早期紅軍粗糙的戰時審訊方法的基礎上，康生又系統輸人蘇聯格伯烏懲罚經驗，使「逼供信」成了審訊業務中根深蒂固的傳統。
　　中共粗糙的戰時審訊方法形成于國共長期殘酷的戰爭環境。從中共革命的角度來看，在面臨生存巨大危險的非常時期，運用紅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極簡單的程序處置敵對分子，本是天經地義。但是。這種依賴于暴力懲戒和單純口供的審訊方法在執行中極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被審訊者一般懼于肉刑而亂咬口供，而主持肅反機關的某些品質不良的領導者則有意利用虛假的口供向上邀功，這樣，在革命隊伍內部就不可避免發生持續性的自相殘殺的慘劇。1932年周恩來抵達瑞金后，雖然基本糾正了保衛機關受毛澤東影響而處于肅反狂熱的極端行為，使肅反機關的矛頭重新對外。744然而，由于周恩來等忌憚于毛澤東可能產生的過份反應，對毛多有退讓，既未正面批評毛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也未建立起較為系統和完善的審訊制度。結果，這種粗糙的戰時審訊方法在康生接管社會部后，不僅重又萌發，而且和蘇聯格伯烏「先進經驗」迅速融合，甚至被視作中國革命和國際革命經驗結合的產物被逐漸固定化，從而成為中共審訊工作的基本方法。
　　康生機關審訊案犯的常規方法就是動用肉刑逼供、誘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電話線通電等種種刑罚。然而對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許已不能滿足其虐殺心理的需要，他還需要更尖端的虐殺才能填補其靈魂的空虛。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肅托」演出了令人發指的一幕。據原社會部成員、任弼時政治秘書師哲揭發：1940─1941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一女護士長帶到一間大廳，發現一個大槽內用福爾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三十歲的男尸。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準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陳郁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后處理的」。745
　　和這種處置方法相比，對于監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著裝與蓄發制度，就是小巫見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曾為此發出通知：「……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認起見，特令犯人穿看半紅半藍的衫褲，發蓄在頭之左右方，頭頂及前后部之發，一律剃光」。7461939年這種制度曾經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執行，但在政治犯中間仍然繼續推行，因觸犯康生而被秘密關押的原邊區保安處偵察部長陳湖生，就穿著這種「以胸背的中線為界，左邊紅，右邊黑」的對襟衣服，頭上留著「一條不寬不窄的『馬路』」，戴看手銬腳鐐，在延安過了「五年零四個月的帶鐐生活」（卸鐐后又押了一年零七個月）。
　　在1939年秘密「肅托」的同時，康生還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錢惟人案」。錢惟人系當時的邊區公路局局長，曾負責與邊區交界處的國民黨地方當局商談修路事宜，卻被康生無端誣蔑為「內奸」，并利用錢的妻子對錢進行偵察。錢惟人在延安被關押長達七年。
　　二、「王尊極案」。十九歲的王尊極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憑空定為「日特」和「國特」。王尊極于1939年被捕人獄，受到三天三夜的車輪戰，「搞得她兩腿粗腫」，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東北地下黨員，1938年前來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襯衣」，就被逮捕入獄。李凝最后下落不明。747
　　以上三個案件當時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為自己的反特「政績」在一定范圍內予以公開，這和「肅托」的隱蔽化大不一樣。
　　延安的「肅托」在極秘密的狀態下基本由康生領導的中社部負責執行，主管干部審查和管理的中組部并不能廣泛與聞有關「肅托」的詳細過程。有資料顯示，當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在「肅托」問題上持有比較謹慎的態度，曾經保護過被指稱有「托派嫌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參加過平津同學會南下宣傳團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書記）夫婦因「托派嫌疑」被調回延安。在陳云的關照下，僅僅兩周就查清了問題，陳云當面向丁秀夫婦宣布，不存在托派問題。如果不是陳云親自過問此事，快速澄清問題，而是將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婦以后的命運將不堪設想。748
　　盡管陳云在「肅托」問題上態度比較謹慎，但是在中共黨內，除了毛澤東，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剎住「肅托」快車的狂奔，其它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糾偏一類的工作。
　　延安的「肅托」對其它根據地產生了惡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東湖西地區（亦稱蘇魯豫邊區），在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嗚、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和蘇魯豫邊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瘋狂的「肅托」運動，濫殺黨政軍重要干部約三百人，被處決的方式有集體被刺刀捅死、馬刀劈死、集體槍殺、活活打死、集體活埋、任憑狗咬、并用木榔頭將腦殼砸爛。749在湖西「肅托」中，被關押待處決的黨員、干部多達數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過電（用手搖電話機）、點香燒臉、用子彈刮肋骨、壓杠子等七十二種酷刑。750在「紅色恐怖」的風暴下，「肅托」中心地帶的中共黨政組織紛紛解體。只是由于八路軍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在11月趕到湖西，才制止住這場瘋狂的內部屠殺，并從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長）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傳到延安后，陳云于1940年初在中組部主持召開了湖西事件匯報會，康生、李富春、王鶴壽及原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參加了這次會議。陳云就湖西事件作了基調發言，認為湖西肅托的錯誤在于當地黨、軍隊領導人在主觀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同時簡單地將一切工作表現不好的人員都看成了托派，憑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子王須仁有機可乘，以逞其借刀殺人的陰謀詭計。會后，根據陳云的意見，起草了〈中央關于湖西地區鋤奸工作錯誤的決定（草稿）〉，經中央批準發至各根據地。751這份文件在制止「肅托」極端化方面有積極作用，但是仍堅持認為「肅托」是正確的，湖西確有「七個真托派」，錯誤僅在于壙大化。由于有這個基本判斷，1940至1942年，魯南、濱海繼續發生殘殺干部的「肅托」事件，雖然羅榮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都進行了干預，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東的「肅托」，直到1942年4月劉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經山東檢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來。建國后，湖西「肅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員在1955年的審干肅反運動中又遇到麻煩，被殺的「真托派」的家屬遭受到數十年的歧視。752湖西的「肅托」案件的徹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753距當年慘案的發生整整過去了四十三年。
　　在遠離延安的山東，「肅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肅托」的策源地延安，「肅托」卻一直處于地下秘密狀態，各學校、機關不時發生人員神秘失蹤的事件，不久就傳來失蹤人員是「托派」的流言。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在緊張、神秘的氛圍中，延安的干部和黨員都患上了「托派恐懼癥」，「托派」一詞成了瘟疫的代名詞，個個談「托」色變，惟恐避之不及。人們愈加護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衛部門的「勾魂簿」。
　　在日益緊張的氣氛中，康生機關的形象愈來愈高大，人們懷著恐懼、緊張的心情注視著棗園（中央社會部所在地），因為延安的人逐漸意識到，社會部是延安最有權勢的機關，每個人的政治命運都操在它的手中。
　　二  1940年的審干與干部檔案制度的建立
　　進入1940年后，「肅托」繼續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秘密進行，與此同時，新一輪「審干」已在公開狀態下全面推開，與以往的情況類似，這一次的審干也是在社會部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
　　對干部進行經常性的政治審查是中共的一項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審干卻有其特定的背景，這次審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對1938至1939年黨員大發展階段吸收入黨的新黨員實行政治過濾。
　　如前所述，「審干」發端于國共激烈對抗的十年內戰時期，基于對國民黨和國內其它黨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極為重視清理內部，即使為此錯整或錯殺了「自己人」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戰爆發，中共獲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也紛紛歸隊，中共組織部門在社會部的配合下已對進入延安的每一個人實行了嚴格的審查，換言之，只有經過組織審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機關、學校、部隊。
　　抗戰初期，中共為了要在戰時國內政治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及為了未來與國民黨一爭天下，對于發展中共黨員的數量有著強烈的緊迫感。十年內戰結東時，中共的黨員數量只剩下不足三萬人，其中絕大部分在軍隊。顯然黨員數目之少已與中共在國內政治舞臺所扮演的第二大黨的角色十分不符。當時担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就力主要與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他認為「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否則將來悔之晚矣」。754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時間里，前往延安與各根據地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被吸收入黨，以至于個別部門和地區，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發展黨員的任務，反復動員、說服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共產黨，造成所謂在發展黨員工作中「拉夫主義」的錯誤。待發展黨員的任務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過去那種嚴格入黨條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審查黨員成份和各級干部，但又明確提出，這種審查「不應成為普遍的清黨運動」。在一年半之內，中共在發展黨員的政策上，一下子從敞開大門到暫停發展，其實并無矛盾，中共為了壯大黨，需要「廣招天下士」（陳云語），中共也是從現實需要出發，認定只有經過嚴格的審查，才能真正鞏固黨。在毛澤東和其它中共領袖看來，中共應該網羅天下英才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員乘機混人共產黨則大可不必驚慌，中共自有妙計對付此事，這個法寶就是審干。
　　就在黨員大發展的1939年，針對新黨員和從事白區斗爭干部的審干就已同步進行。這個時期，中央社會部通過其密布在各個機關、學校的「網員」，對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各類人員進行秘密調查，這種調查雖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顯。
　　首先，由于調查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不易得到各級黨組織的配合，調查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員較少，無法應付延安幾萬名干部的秘密調查，大量的材料上報社會部后被長期積壓。
　　正是基于以上情況，1940年，中共中央決定正式開展審干工作。這次審干的目的有兩個方面：第一，為了發現干部的長處與優點，以便加以「適當的培養、使用、提拔和調動干部」；第二，「為了發現混在黨內的異己分子，以便清洗他們出黨而鞏固黨的行列」。755在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變了中社部原垂直偵察系統，改由各級社會部受同級黨委和中社部雙重領導。在這次審干中，中組部和各級黨委的組織科（干部科）處在前臺，中社部則在幕后予以配臺和協調。
　　1940年審干所獲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檔案資料管理制度。
　　十年內戰時期，中共對黨員的個人檔案資料管理尚處于非正規化的水平，由于戰爭環境和地下斗爭的險惡，干部的個人檔案資料很難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經艱險抵達陜北，帶至陜北的黨和軍隊的核心機密文電總數僅五十馀斤。 756為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個人檔案資料在長征前夕已盡行銷毀。
　　黨員干部個人檔案資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漸正規化，開始于抗戰初期。七七事變后，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和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紛紛來到延安，中共也獲得了陜甘寧邊區這塊較為穩定的地盤，于是，在中組部干部科的策劃下，逐漸建立起黨員干部的個人檔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馬璐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查后，又經中組部部長陳云面談，由中組部分配去位于棗園的「敵區工作委員會」報到。中組部工作人員交給司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棗園機關主任秘書曾希圣，司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發現其中一份是介紹信，另一份是中組部對司馬璐作的「鑒定表」，上面寫著幾段評話：
　　有組織能力和斗爭經驗，但具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個性強，驕傲，缺少勞動觀念，組織生活鍛煉不夠。757
　　這個時期，中共的組織和干部工作尚處于恢復和重建時期，許多手續還不健全。以后，組織部門給干部的「鑒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轉交，也需在信封放口處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檔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干部填寫的履歷表，
　　二、黨的組織部門對干部履歷的鑒定或結論，
　　三、干部所在部門黨組織對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現的鑒定，
　　四、有關干部履歷的其它證明材料。
　　干部個人檔案由各機關、學校的干部科（組織科）管理，領導干部的個人檔案由上一級組織部門管理。
　　審干開始后，運作方法仍是動員干部自己報告個人歷史，審干人員則從干部填寫的材料中查找疑點，在黨員按照組織要求，多次填寫的各種履歷表格中很快就可發現各種問題。
　　1940年6月，延安馬列學院在29個抗戰后入黨的新黨員填寫的表格中，發現前后一致的僅103人，占總數的33%，「其它67%都是經過了黨的無數次教育解釋工作才改正了、補充了自己的歷史的。」758
　　為什么會出現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現象？基本情況有兩類：
　　一、許多新黨員担心自己的階級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視。因此將家庭出身改成貧農、中農或「沒落的小資產階級」。
　　二、一些在白區工作的老黨員一度失去組織關系，深恐引起組織的懷疑，來延安時沒有詳細交待，現在仍「將錯就錯，填下去」。
　　上述情況在延安各單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組部的高度重視。1940年3月，陳云發表了〈黨員對黨要忠誠〉的文章。中組部要求各級黨組織加強對黨員的審干教育，對黨員進行反復的說服、教育、啟發，解除黨員「懼怕」、「懷疑」審干的心理，讓黨員明白審干「是有利于黨，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黨員改正了過去填表不真實的錯誤，他過去的行為，不僅不會受到黨的懷疑，相反，黨會認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進步。與此同時，中組部還要求從事審干的同志要加強對干部表格和各類資料的分析、調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中組部形成了幾個基本的看法：
　　黨員最初填寫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會一次向黨老實交待自己歷史的，為此必須多方搜集干部的個人資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個人歷史的證明人，這又包括幾個環節：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證明人；
　　二、從干部提供的證明處找證明人；
　　三、從談話中找新的證明人；
　　四、從相同時間、相同地區、相同事件中找證明人；
　　五、從此人的材料中發現彼人的證明人。
　　即使有了證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為存在幾種可能性：
　　一、提供證明人與被調查對象暗中串聯，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對方。例如，經常會出現證明人提供這樣的材料，證明某人是「非常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但實際情況是他們同樣在監獄中出賣過同志。
　　二、有的證明人因懼怕牽累，不敢為被調查對象出具證明。
　　經過反復細致的說服動員后，干部的各種審查資料都陸續到齊，下一步就是具體地分析和判別這些材料。這個過程又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一、首先研究黨組織對這個干部的介紹資料，這種介紹材料一般具有兩個核心部分：
　　組織上對這個干部的基本評價，
　　提出對該干部需要重點考察的問題。
　　二、檢查這個干部本人寫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寫的材料，再從中找出疑點，即組織介紹材料中所提出的重點考察部分，把兩者進行互相印證。
　　繼而從他本人寫的各種材料中找出可疑與不清的問題。
　　三、檢查他人提供的旁證材料，這也需要幾個步驟：
　　首先確定旁證人的可靠程度，
　　從旁證人材料中找出組織介紹材料中提出的重點問題，
　　從旁證材料中再找出受審干部自己所寫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經過對以上材料的反復對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該干部所存在的問題的性質。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將問題提到干部科科務會議，進行逐個研究，對這個干部作出組織結論或鑒定。
　　在作出組織結論之前，還有一個程序，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與受審干部進行個別談話。
　　這種談話的目的在于進一步核對材料，或發現該干部過去在填寫各種表格時未予反映的內容，因此在談話中，審查人員不應打斷對方的談話，盡量從被審查對象的談話中發現問題。當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結論的階段。
　　結論一般包括兩個部分：
　　—、歷史審查的結論。一般由干部科會議集體作出，可以向當事者公開。在這部分的結論中，應對干部的歷史中已搞清楚的問題，作出肯定的結論。但是，如果問題仍不清楚，旁證材料不夠齊全，肯定的結論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歷史尚無證人證明，則對干部有證人證明的歷史，和組織上已清楚了解的歷史作出一般的結論。但需寫明，某段歷史尚不能肯定。
　　對另一些問題嚴重的干部，一時無法找到證人證明，則將其所有問題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組織上對此人做出一般結論，以供日后繼續考察。
　　二、在單位表現的鑒定。這類鑒定由黨員所在的黨小俎、黨支部在會議上討論并作出鑒定，被鑒定者本人可以列席會議并表示自己的意見。在黨支部鑒定的基礎上，該干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結合對干部歷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單位表現的鑒定。黨組織對干部表現的鑒定通常不與本人見面。它應該包含被鑒定者的政治思想狀況、黨性修養以及干部個性、特長、工作經驗與能力，以及對干部今后工作發展方向的建議等方面的內容。
　　到了這一步，對干部的審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審干過程中形成的具體文字資料就成了干部的個人檔案。從此這份檔案就尾隨干部，像一個無形的影子，干部調到哪兒，這份檔案就跟看他到哪兒。以后每逢審干或政治運動，這份檔案都會增加內容，黨組織都會在這份檔案中寫上對這個干部的考察意見，它將決定這個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檔案就成為決定干部命運的一件利器，它同時也成了一只「不死烏」。它既屬于這個干部，又是完全獨立于干部個人的異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領導在自己的檔案中寫些什么），兩者相依相隨，一直到這個干部離開人世，這份干部個人檔案也還未壽終正寢。它被置放在某個文件柜中，在對這個干部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的政治審查中還將繼續發揮作用。
　　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審干工作正緊鑼密鼓全面展開的同時，社會部的秘密偵察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同步進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會部加強了對延安各機關、學校人員的秘密考察業務，被列人考察對象的人員包括以下幾類：
　　從國民黨監獄釋放來延安的人員；
　　來延安時介紹信不清的人員；
　　年齡與相貌不符的人員；
　　喜歡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員；
　　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空隙可以被敵人利用的人員……
　　社會部如何得知這些干部的背景？沒有組織部門的協助和提供介紹，顯然是不可能的。盡管社會部在各機關、學校派有單線聯系的秘密情報員——「網員」，但依當時的規定，各單位的工作人員互相不得打聽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國統區工作），因此，社會部獲取干部資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級組織部門。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會部發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機關、學校劃出審干中的嫌疑對象，將其材料上報社會部。759根據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會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報社會部，其材料則由各單位組織部門自行掌握。
　　從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會部會同各機關、學校的組織部門和保衛委員會，對集中在社會部的嫌疑分子材料進行鑒別，并展開對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偵察。
　　然而，確定「嫌疑對象」并沒有太多的事實依據，對大多數嫌疑分子的懷疑，主要依據的是他們本人所填寫的各種表格，而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問題，也大多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復雜一類。以及曾集體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復興社。
　　當時，這批已被內定為「嫌疑分子」的人員大多是在陜北公學、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他們之中，除了少數人是在國統區自行報考進入延安的（陜北公學曾在國統區刊登過招生廣告），絕大多數人都是經各地中共黨組織或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推薦介紹來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黨齡較長的老干部。可是他們依據事實填寫的各種表格竟成為將他們定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據，他們將由此被長期秘密審查，一「掛」就是幾年，非黨員的不得入黨，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線。
　　林納，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政治處副處長，1940年秋在審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務委員會免去職務，將其調往由張琴秋担任處長的教務處，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職務一概不予宣布。林納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連，因而受到黨的懷疑，被認為是「嫌疑分子」。林納與其夫都是留蘇干部，抗戰爆發后，夫婦倆奉命返國，但在臨行前，其夫被蘇聯格伯烏逮捕，林納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處副處長。女大的審干由政治處處長孟慶樹（王明之妻）和政治處干部科科長葉群負責，但立案審查林納，是中央社會部的決定。為了讓林納「坦白交待」問題，葉群經常找林納談話，對其施加種種心理壓力，有時「拍桌子，瞪眼睛」，有時又顯出「很憐憫林納的樣子」。每一次談話后，林納總要「大哭一場」（其實在這時，葉群自己也因歷史上的問題受到審查）。以后，中組部也參與對林納的調查，經過反復研究，報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納無問題」的結論。760
　　在社會部調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蕭軍也榜上有名。蕭軍來延安后，長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蘭家坪招待所，成為一個閑散人員。蕭軍性格粗獷，初來延安時對紀律嚴明、等級井然的新秩序頗難適應。由于沒有工作在身，蕭軍經常到橋兒溝魯藝找朋友聊天，言談中對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騷之語。某次，中央文委負責人艾思奇奉命與肅軍談話，由于話不投機，蕭軍竟「從懷中掏出了匕首」。蕭軍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級的警惕，「一些領導干部」要求社會部盡快拿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以確定蕭軍究竟「是友是敵」，而另一些人則要求社會部從快對蕭軍作出處理。761
　　包括肅軍在內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會部等待鑒別，這項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調查的社會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員陳龍（建國后任公安部副部長）系東北抗聯出身，曾在蘇聯學習，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對排查「嫌疑分子」的簡單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見。陳龍征得治安科科長汪金祥（建國后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同意，兩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變「反革命嫌疑分子」確定方法的意見。此時正值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陳龍等的建議，將此作為他重視開展調查研究的一項政績。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會部發出〈中央社會部關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經「堆積著相當數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沒有切實審查」，是因為「各地偵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則「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觀夸大，推測附會，捕風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謂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審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時，必須做到「詳細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與主觀附會、傳說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嚴格分開；把黨內錯誤、思想意識不好或組織關系與歷史不清等問題與反革命問題分別清楚」。762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開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盡快對蕭軍作出結論，是清理中的一項重要任務。陳龍此時已升任社會部治安科科長，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豐韻裝扮成從其它根據地來延安的干部，住進蘭家坪招待所鄰近簫軍的塞洞里，就近觀察蕭軍。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慕豐韻發現蕭軍喜愛京劇，正好慕會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簫軍清唱與簫交上了朋友。蕭軍毫無城府，「不出幾天就對慕豐韻無話不談」，慕豐韻將所了解到的蕭軍的思想動態向陳龍和社會部領導匯報后，最終才解除了對蕭軍政治上的懷疑。7631941年7月，毛澤東會見了蕭軍，與他進行了頗為友好的交談，蕭軍當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會部已對他進行了這么細致的偵察活動和甄別工作。
　　蕭軍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別關照，由中社部直接經手對蕭軍的甄別工作也進行得比帆利，但對于那些已有工作單位的其它「嫌疑分子」，這項工作的開展就并非一帆風順。
　　延安各機關、學校對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審查嫌疑分子的決定，反應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則以各種借口加以推諉，甚至認為，保留嫌疑分子沒什么不好，「清不清沒什么必要」。764 在陳龍、汪金祥的努力下，決定以中社部的名義再發一個文件。1941年8月2日，社會部發出〈中央社會部關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號，文件分析了各單位清理工作開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組織中個別未查清或未解決的個別問題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二、把通常的、復雜的社會關系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三、把各種不良現象或傾向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四、把一般不滿言論和牢騷與有意制造破壞混淆起來；五、甚至還有把出于正義感的某些批評與惡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來」。「總之，……是把現象當本質，把可能當作事實，把推測附會當作具體事實，不分內外，不分性質，自造了一批所謂的嫌疑分子……」。765
　　從中央社會部1941年4月和8月兩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幾點看法：
　　—、中社部確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質皆高的干部，他們因廣泛接觸各方面情況，視野較為開闊，有的干部對過左的審干方法持有異議。例如，陳龍曾力主排除對蕭軍的懷疑。在黨內形勢比較正常的氣候下，這些干部會從自己的業務工作的角度出發，向上級機關提出不同意見。
　　二、中社部負責人康生在一般情況下無法興風作浪。在較為正常的大氣候下，康生也會接受下屬的建議，提出慎重處理不同性質矛盾一類的意見，盡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屬的成績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兩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說，「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與主觀附會、傳說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嚴格分開」，既然是主觀附會、傳說自造，就不能再視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語措詞方面的模糊，在實際貫徹中不可避免將向過左的方面傾斜，從而影響糾偏的進行。
　　與以后的歷次審干運動相比，1940年的審干是屬于比較溫和、比較穩妥的，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審干方法上沒有滲人強制的因素。社會部雖然全面滲人審干，但社會部并不直接主持審干，社會部在這一時期甚至還起著某種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會部的主導下，1941年春夏開始進行對嫌疑分子的甄別工作，解脫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審干基本依據「審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據本人的報告」的原則。沒有動用「逼供信」、「車輪戰」等手段；在組織部門與被審查干部的關系上，也沒有事先假定被審查對象是「特務」的框框；在與被審查對象談話時，審干人員的態度也較和氣，一般并不采用「法官問案式」的談話方式。這個時候還強調，對新同志的談話要注意「客氣些」，讓他們自由地隨便地去談」，「務使被召來談的人不感枯燥而樂于暢談」。
　　1940年審干未釀成嚴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這一時期黨內政治生活還較為正常，主持審干的中組部部長陳云以及負責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書記張聞天等人在審查干部問題上持有比較慎重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陳云、張聞天持有相當開明的觀點，陳云提出中共不僅要「廣招天下士」，還要「誠納四海人」，主張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識分子。陳云并參與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幾份關于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決定。張聞天也強調中共應尊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點。陳云認為，審干是必要的，但務必慎重。他們的看法與毛澤東的意見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畢竟還不能在延安完全決定一切。在他們的影響下，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1940年審干沒有采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也沒有事先劃定框框，規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務」。盡管1940年的審干已經包含某些過左的因素，但是在對干部歷史問題的估計上，多少還是考慮到「干部是生長在中國錯綜復雜社會」這層因素，因此在對干部作出政治結論和鑒定時，一般還比較客觀。
　　以丁玲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的一段歷史，在她赴延安后，成為套在她頭上的一道緊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隱若現，長期在她的頭上浮動。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黨校校長，公開在黨校大會上宣布，丁玲「不是我們的同志」，黨校不接受丁玲前來學習，766致使丁玲長期蒙受嚴重的政治壓力。1940年審干中對丁玲這段歷史正式作出結論，明確宣布，丁玲應被視為忠誠的共產黨員。
　　再以王實味為例，王實味在赴延安前曾與托派有聯系，在1940年審干中，王實味主動向中組部談出這個問題，事后王實味仍在馬列學院工作，他的中共黨員的黨籍也繼續保留。
　　以后隨著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的惡化，1940年審干對丁玲、王實味的結論分別在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數了。
　　1940年延安的審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結東，然而時隔一年半，從1943年初起，一場比1940年審干規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輪審干又平地掀起，由于這一次審干的規模和范圍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審干，使其有了「審干運動」的名稱。
　　既然1940年審干已經結東，1940年后也沒有大量新人進入延安，為何還要興師動眾進行又一輪審干呢？其根本原因是進入1942年后，黨內的大氣候已發生深刻的變化，兼之中共在長期的對國民黨的斗爭中已經形成某種習慣性的思維，這就是國民黨特務無孔不入，任何審干都不可能徹底，總會有漏網之魚潛伏下來，即使搞了審干，也不足以完全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斷進行審干，對自己的內部進行經常的、無情的洗刷，而共產黨就是在與外部和內部敵人的不斷斗爭中壯大起來的。上述習慣思維早已成為黨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黨內政治生活比較正常，它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但是，一旦黨內環境發生巨變，極左的敵情估計馬上就會占據上風，將原先比較穩妥的審干政策沖得一干二凈。1942年整風之初，延安知識分子批評時政一時蔚為風潮，引致毛澤東的極度警惕，其結果是重新祭起審干肅反的寶器。社會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廢棄一邊，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舉的各種極左的錯誤，且比1940年更加變本加利。曾經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燒餅，問題更是連升幾級，從「特嫌」上升為「特務分子」，其中多數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黨內惡化的大氣候所致，大氣候之形成，其主導者為毛澤東，盡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  「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
　　整風運動與審干運動、搶救運動的關系是研究延安整風歷史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767  是康生的名言，此話究竟是康生對毛澤東整風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對毛澤東整風意圖的正確理解和闡釋？換言之，整風運動發展到審干和搶救（反奸、肅反）階段，是康生一個人的「錯誤」指導所致，抑或是毛澤東、康生共同規劃、共同領導的結果？
　　1980年代以來，大陸史學界（包括黨史學界）對搶救運動與整風運動之關系有過短時間的探討，占支配性的意見認為，整風審干是毛澤東正確、英明的決策，搶救運動則是整風運動后期出現的一個插曲，是由康生為破壞整風、蓄意背離毛澤東的部署而擅自發動，且一經出現，很快就被毛澤東所制止，是故，搶救與整風審干無關，搶救運動不能納入整風的過程，延安整風運動與搶救運動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768
　　對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權威性表達的是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員）。1991年12月10日，鄧力群在接受《黨的文獻》編輯采訪時說，搶救運動只「搞了十來天」，以后很快進行「甄別」，「沒有一個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實現了同志間沒有芥蒂的真誠團結」。 769顯而易見，按照鄧力群的上述思路，僅僅搞了十來天的搶救運動非但不能歸人延安整風運動之中，甚至連提一下的必要也沒有，即使要涉及這個問題，也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多從其積極效果方面看眼，因為「沒有搶救運動，恐怕就沒有九條方針」（指1943年8月15日；毛澤東提出的審查干部的九條方針）。770
　　筆者認為，將搶救運動強行從整風運動中分離開來的觀點嚴重違背了歷史事實。鄧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搶救運動并非僅進行「十來天」，所打擊的對象更不是「全部都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至于整風、審干、搶救對黨內團結的影響，則是見仁見智，這里暫不作討論，可是用「壞事變好事」的眼光來評價搶救運動則是很不恰當的。因為，我們絕不能因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就肯定法西斯運動，同樣，我們也絕不能因為中國在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風運動與審干、搶救運動的關系本來并不特別復雜。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曲解這段歷史事實，純粹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簡言之，他們是為了維護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的形象，而有意將毛澤東等與康生截開，讓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所有的歷史責任。
　　「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是康生對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整風——審干——搶救三運動之有機聯系性的準確、客觀的體會與描述，毛澤東開動的整風機器就是依照其內在邏輯，沿著整風——審干——搶救的軌跡依次快速遞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處于決策的主導地位。
　　毛澤東作為延安整風的總策劃人，他發動整風的目的和為推行其意圖施展的基本策略本身就蘊含整風運動逐步升級的內部動因。
　　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根本目的——徹底肅清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打擊和爭取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進而確立毛個人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原本就孕育著可能導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風險，為了避免整風可能帶來的這種危險，使即將發生的黨內結構的重大改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澤東始終小心翼翼，穩扎穩打，絕不輕易冒進。謹慎地施用說教（文的一手）和鎮制（武的一手）兩種手段，成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兩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澤東決定和王明正式掛牌之際，毛就將此種策略用于中共黨內的高級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挑起爭論，以「反主觀主義」為名，誘使王明集團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毛又頻頻向王明顯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衛團的力量，771給王明施加壓力。1942年后，康生更加強了對王明、博古的監控，將國際派與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駐延安的蘇聯代表的聯系基本切斷。772
　　對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規模的全黨整風，毛澤東在一個短時期內（從2月至3月）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動員學習整風文件，反省思想），但隨看3月末開始反擊王實味，「武」的一手在整風中所占的比重急劇增加。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經由康生、彭真、李富春等的協助，文武兩手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和促進，已經完全滲入整風的過程，并且一直持續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
　　文武兩手在整風運動中所占的比重是靈活而富于彈性的。變化的時機、節奏不僅依據于毛澤東的意志和運動自身發展的規律，而且還受到外界環境的制約。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提出分清「一條心」和「兩條心」，使「文」的一手退隱于「武」的一手之后，從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風鎮制的一面大顯身手的時期。
　　毛澤東、康生、劉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據整風運動進行中所發生的新的變化，因勢利導。先是鋪開坦白、審干運動，繼審干運動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據地領導了為時近一年的搶救運動（部分單位和地區的搶救及其掃尾工作一直持續到1945年）。但是在遭到來自莫斯科的壓力和黨的核心層內多數成員的消極反對后，毛澤東又審時度勢，決定終止搶救，引導整風運動轉入「文」的方面——學習中共兩條路線斗爭歷史。文武兩手的交替使用，終于使毛澤東的既定目標完全實現。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并決議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至此，針對黨內的文武兩手遂被擱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斗爭上。
　　在毛澤東運用文武兩手重建中共的過程中，毛與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賴，康生以自己的忠誠和「創造性」的工作全力輔助毛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毛則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擴大康生在中共黨內的影響。毛、康的親密合作不僅源于彼此充分看重對方，還在于雙方在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對康生的賞識和信任程度遠超于當時其它與毛關系接近的中共領導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體領導整風、審干、搶救的所有重大戰役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都積極支持康生，為康生開展工作創造有利的環境：
　　一、1942年春，毛澤東舍棄較孚眾望的任弼時，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風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全力負責延安各重要單位的審干業務，使康生機關的力量急劇膨脹，其特派人員滲透于延安中央各機關、學校和邊區一切重要單位。
　　二、毛澤東在對待王實味問題的看法上也與康生完全合拍，毛對康生處理王實味的措施給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開始的審干、反奸試點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重視。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頒布第二個「四三決定」，有充分證據說明此決定是由毛澤東參與制定的。該決定強調整風——審干——肅反的必然聯系性，全面反映了毛澤東的肅反觀——對于奸細、特務，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運動初期必須打擊自由主義的右傾思想，大膽懷疑以造成普遍震動；運動后期，則適當糾偏——康生在1943年4月初的行為完全符合毛的肅反觀。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澤東聽之任之，不作任何干預，使搶救野火四處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搶救運動形成高潮，毛有意維護康生，雖然在8月15日頒布審干九條方針，但對落實執行卻一反常態，不予強調。結果九條方針頒布后，搶救不僅未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圍內發展。
　　五、搶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澤東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預電報后才真正剎車的，盡管中共其它高級領導人對康生都表示了不滿，毛仍竭力保護康生，結果康生有恃無恐，即使當毛向被傷害黨員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評。當然，從康生的角度看，他沒有理由承認錯誤，因為毛從未說整風、審干是錯誤，所以，即使康生拒不為毛承担責任，毛也無可奈何。好在毛、康兩人心中都有數，只是未捅破那一層紙而已。
　　六、1945年后，整風中的搶救一幕成為毛澤東最大的禁區之一，毛嚴禁任何出版物涉及搶救的歷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準語涉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錯誤。7731967年2月，毛聞知陳毅在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批評四十年代搶救運動時，頓時勃然大怒，不僅將陳毅打人冷宮，還一舉廢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說明康生所描繪的「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并非康生的個人發明，而是毛澤東、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風運動發展的客觀過程。所謂客觀過程，不僅是指整風、審干、搶救的依次遞進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當年運動開展情況的真實寫照。當時担任中共晉綏分局書記的林楓曾對此有過具體描述，他在其所作的關于整風審干的結論中指出：晉綏整風三個時期各有其特點：第一個時期主要是整學風，性質是黨內斗爭，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第二個時期是反特斗爭，這個時期是從黨內斗爭轉到黨外斗爭。第三時期又開始整風（指「路線學習」——筆者注），成為黨內黨外兩種斗爭的匯合。774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澤東施用文武兩手徹底改造中共的工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領導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們的獨特作用。將整風、審干和搶救割裂開來，將全部歷史責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離歷史真實的虛構。
　　四   毛澤東的「肅反」情結：
　　從「肅AB團」、「肅托」到「搶救」，從江西時期到延安時期，和毛澤東直接有關的中共幾次內部整肅斗爭：「肅AB團」、「肅托洛茨基派」（「肅托」）和「搶救運動」，都是以「肅清國民黨滲透奸細」、「肅清反革命」和「肅清漢奸托匪」等名目進行的，然而每到運動后期，黨的上層都發現，興師動眾開展斗爭所取得的實際結果與原有的估計大相逕庭：所發現和已被鎮壓的「敵人」絕大多數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來進行一番甄別和撫恤工作（但為了維持領導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問題人物」不予解脫）。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輪肅反斗爭又在醞釀中，……在毛澤東主政的年代，這已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導致殘酷的肅反斗爭惡性循環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澤東對黨內敵情的過份估計，極左的肅反觀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個人的目的而對「肅反」的誤導。
　　毛澤東的極左的肅反觀是中共對國民黨屠殺中共政策的激烈反應，以及他個人對國民黨特務活動超常估計的產物。1927年后，為生存而奮斗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中共和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對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在激烈的國共斗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于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級領導人中間，任何人都未超過毛澤東。且不論王明等人從未執掌過軍隊和肅反機關，即使作為中共情報肅反機關創始人的周恩來，在對待「敵情」的估計上，也從未像毛澤東那樣持如此極端的態度。由于對「敵情」的極端警惕和采取了一系列嚴密的審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陜甘寧邊區，中共確實挫敗了多起國民黨針對中共的破壞活動。但是。從總的情況分析，國民黨對中共組織所造成的破壞，基本限于國民黨統治區域。在中共區域，由于中共組織的高度嚴密化及對社會的全面和徹底的控制，國民黨的滲透幾乎不可能，國民黨特務活動對中共的危害遠小于中共肅反所造成的自相殘害的嚴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肅反」為其政治目標服務，又一直是毛澤東功利主義政治謀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謀取個人對中共武裝的控制、進而奪取中共最高領導權的長期斗爭中，具有極強自信的毛澤東對來自黨內的任何異見都予以強烈的排斥，尤其對向他個人權力挑戰的舉措更是懷有高度的警覺。為了打擊黨內異己，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毛在自己能夠控制的范圍內，善于巧妙利用來自莫斯科的口號和條文，「拉大旗作虎皮」，或自創罪名，將反對派和潛在的反對分子，指為「反革命」。在鎮壓「AB團」的過程中，毛發明了「扯起紅旗造反」的概念，用來打擊黨內那些敢于向其權威發起挑戰的人。抗戰時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紅旗黨」冤案，把一大批共產黨員打成執行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特務」。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更是創造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概念，把大批被誣為「叛徒」、「特務」的老黨員、老干部投人監獄，將斗爭的矛頭指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盡管毛澤東肅反手法多變，與一味屠殺黨內同志的斯大林有明顯區別，但兩人在利用肅反消滅政敵方面，卻有著驚人的相似。
　　毛澤東運用肅反手段打擊黨內不同意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中共當時所處的環境和毛澤東個人地位之強弱成了決定毛肅反態度變化的基本因素，表現在肅反手段上也有顯著的差別。在毛尚未掌握全黨領導權之前，其肅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殘酷性；在毛實際已控制中共后，為維護自己作為全黨領袖的賢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對運用肅反手段處理黨內不同意見則稍存謹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縱一收之術，以威懾為主，以鎮壓為輔，且擅長幕后操縱。但在其個人地位完全鞏固后，毛的暴戾之態復又重現，對使用肅反威懾手段解決黨內問題的興趣愈來愈濃。
　　一、蘇維埃運動早期（1930—1931）。
　　這個時期江西中共根據地處于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毛澤東個人在全黨的地位不僅還未確立，甚至在根據地內部，毛的領導地位仍然受到黨內不同意見的反對。偏于山溝一隅，遠離上海中央給毛澤東提供了行動上的充分自主性，為了實現其個人對江西紅軍的全面控制，毛將「野性一面」（「虎氣」）充分發揮，「山大王」的氣質不加絲毫約東。結果，由毛澤東直接參與，在贛南造成數千名紅軍將士和地方共產黨員無辜被殺的人間慘劇。775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戰爆發，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處的環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內部，毛澤東也取得了優勢地位，并正積極謀取對中共黨領導權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這個時刻，莫斯科對中共的影響力也得到恢復。在新的形勢下，迫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毛開始收斂個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顯示作為全黨領袖的氣度，對中共核心層的不同意見，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黨內斗爭中，主要訴諸政治策略的運用，而較少顯示暴力震懾。但是，國共長期兵戎相見造成的警覺意識以及對黨內外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防范并未有絲毫減退。盡管毛不再、也不能將肅反手段直接用之于黨內上層的政治紛爭，也沒有再重演「肅AB團」那樣大規模的鎮壓事件，但對于黨內中下層的假想敵卻繼續沿用肅反手段，這主要表現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衛機關在延安及各根據地推行「肅托」的鎮壓政策。歷時數年的「肅托」，其殘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亞于1930—1931年的「肅AB團」，只是規模較小，且極端隱蔽。
　　三、整風時期（1942一1945）
　　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導地位的加強和鞏固，毛故態重萌，再一次祭起肅反的寶器。面對黨內知識分于大規模的不滿，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蔓延，毛迅速決定，將「肅托」、「反特」、「肅奸」正式納入整風軌道，以便使全黨在自己的新權威下徹底就范。毛澤東有意放虎出籠，支持和放縱康生將原處于秘密狀態下針對少數重點對象的肅反手段公開施之于黨內，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當然，此時的毛澤東已身為中共領袖，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黨員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國特」和「日特」，因此毛執意在黨內開展肅反的最終目的，主要還是在全體黨員的心目中植下對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所以毛聲明，在審干肅反中執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從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風審干運動遠沒有「肅AB團」事件那么殘酷。
　　在長期戰爭環境下形成的中共肅反政策，由于「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思維定式，加之毛澤東出于其個人目的，濫用權力，對肅反有意誤導，久而久之，致使中共領導人和廣大高、中級干部培養成一種用階級斗爭的眼光看待一切的習慣：階級敵人既可以是「國民黨特務」、「暗害分子」，更可以是黨內任何有異于當道意見的分子。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每發動一次肅反運動，中共組織和廣大黨員都聞風而動，積極予以響應，不管有無確鑿證據，先挖出一批反革命，運動后期再說。至于這種運動的方式對中共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傷害，則是從不予以考慮的。作為極左的肅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澤東在運用這一套手法對付他的假想敵人時確已達到得心應手、出神人化的地步。雖然從「肅AB團」、「肅托」到「搶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極左的肅反觀卻是一脈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沒有任何重大改變。只是毛澤東的角色變幻莫測，忽躍至臺前，忽退隱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實意圖和毛在歷次肅反運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五   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系
　　自整風運動展開后，中共中央的組織形態也隨之出現若干新變化，盡管在與各戰略根據地和與重慶南方局的聯絡來往方面，毛澤東繼續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大部分權限已被中央總學委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數部委的職權范圍也大大縮小，僅限于維持一般業務工作的水平。在毛澤東的精心策劃下，中央總學委實際上已成為凌駕于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的中共最高決策和權力機關，盡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書記處，但他還是感到這兩個機構有些礙手礙腳，毛要創設一個完全聽命于他個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組織。然而中央總學委并非是一個固定的實體，它只是毛澤東為掩飾其在黨內實行一人統治而設置的臨時機構，在整風運動期間，它時而出現，時而又消失的無影無蹤——中央總學委的存在及其退隱全憑毛的個人意志決定。1942年是中央總學委大顯神威的時期，在它的核心層僅有毛澤東和康生兩人，而康生則完全聽命服從于毛。中央總學委的關鍵部分是由毛、康直接領導的各系統分學習委員會，各系統分學委作為貫徹毛澤東意圖的得力工具，在整風初期即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學委唱主角的同時，長期被寵罩著一層神秘面紗的中央社會部，也從過去所處的幕后一步躍入到前臺。
　　中央社會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學委的審干工作超負荷運轉已難以為繼，急待社會部支持。整風轉入審干階段后，中直系統、軍直系統等分學委的工作量急劇增加，各基層單位匯報上來的有關「重點人群」的反省筆記、「小廣播表」和個人歷史自傳以及其它交代和審查材料堆積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匯編和核實；各系統的分學委還承担了與被懷疑對象個別談話、對某些人實行偵訊、布置監控等繁重任務。對于這類具有「特工」性質的工作，經歷過江西時期肅反斗爭的各分學委的領導，雖然并不陌生，操作起來，一般也得心應手；但是，今天的形勢早已不同于江西時期，某些特殊的調查已非各分學委獨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審查對象面廣量大，互相交叉，幾乎覆蓋延安各機關、學校，沒有社會部的協調，調查幾乎不可能進行；其次，審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審查項目已帶有特殊的專業色彩，例如通過電臺異地調查、郵檢等，使許多分學委的領導同志深感有社會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審訊工作的效率，也急需專門機關的指導；第三，運動的發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參加各分學委、原先負責審查別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懷疑對象，并被關押和「控制」起來。上述情況使得各分學委普遍感到人手緊張，紛紛向中央總學委告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共情報肅反的專門機構——中央社會部，被毛澤東、康生引入到領導審干的中心位置。于是，從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風審干的機關仍然是各分學委，但內里卻是中央社會部在掌握、控制和操辦一切。
　　中央社會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開的審干運動，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就是由康生領導的社會部絕對服從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會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該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員和中央蘇區原紅軍干部組成，鄧發長期担任局長一職，其副手是與周恩來有較深歷史淵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農、潘漢年和李一氓。776在1932至1935年遵義會議之前，周恩來對國家政治保衛局具有支配性的影響。在周恩來、博古、張聞天有意識的安排下，一些與毛澤東關系密切、曾參與「肅AB團」的干部，如曾山、陳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黨政部門或軍隊工作，因此從1932年起，毛澤東對中共肅反機關已不再具有影響力。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時期，周恩來還直接主管中共的機要情報部門。鄧穎超具體承辦中共最核心機密——與莫斯科的秘密電訊聯絡工作。由于處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共的機要情報、肅反、反間諜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長征之前，還有一個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秘書處，中央軍委秘書處負責黨和軍隊系統的機要聯絡，國家政治保衛局主管肅反和情報收集工作。但是在長征前夕，為了軍事行動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機要情報系統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秘書處事實上已停止活動，只保留個別工作人員。鄧穎超作為中央秘書長，和劉英（以后成為張聞天夫人）一直隨博古、李德、周恩來率領的首腦部門轉移，主要承辦會議記錄一類的文書工作，而未和其它婦女干部被安置在「干部休養連」。
　　毛澤東對周恩來一手掌管機要、情報、肅反部門極為不滿，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就開始采取行動，逐步蠶食周恩來的領地。1935年6月后，毛澤東親自派自己的秘書王首道接管中央軍委機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鄧發負責的政治保衛局領導一職。盡管1935年末召開的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恢復中央秘書處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衛局干部張文彬為秘書處長，但不久張文彬即被調做統戰工作，實權仍控制在副秘書處長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達陜北后，情報肅反部門職責分工的關系開始逐漸理順。在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基礎上，先建立方面軍保衛局，繼而改稱西北政府保衛局，由周興担任局長，受王首道節制。中央軍委機要科則一分為三，分別組成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方面軍保衛局（西北政府保衛局）機要科。中央秘書處機要科負責黨務機要電訊；中央軍委機要科負責紅軍軍事機要電訊；保衛局機要科負責情報系統電訊和秘密電臺的管理。從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機要情報系統，然而實際上，所有機要情報大權已完全集中于毛澤東一人之手。因為，這三個系統全歸王首道領導，而王首道則對毛絕對服從，深獲毛的信任。為了徹底控制中共的機要情報機構，毛還將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調入中央秘書處機要科，配合王首道開展工作。與此同時，鄧穎超因病遠赴北平治療，完全離開了機要情報系統。
　　由王首道統掌中共機要、情報、肅反系統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發生變化。毛澤東經過細心考察，對康生的忠誠、情報專業經驗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斷，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會部兼情報部部長（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這之前，實際上已經運作）。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將中共情報、機要、肅反所有大權完全交給康生，康生僅負責肅反和反間諜業務，同時兼管一部分情報業務（1939年情報部成立半年后，毛即宣布撤消情報部），黨務機要、國際通訊等情報業務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觀瀾掌管。
　　為了獲得更大的權力，進而成為中共情報保衛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并在黨內占據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澤東對付王明等國際派的同時，竭盡全力加強中央社會部的內部建設，將社會部辦成了一個機構齊全、集中大批專業人員、情報網密布全國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會部依照蘇聯格伯烏的結構加強了組織建制，使社會部成了門類齊全的情報反間諜機構。社會部下轄有五個局：一局主管組織、人事；二局主管情報；三局主管反間諜；四局主管情報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訓練。社會部還有兩個直屬部門：保衛部和執行部。為了培養派往國統區的特工人員和根據地內的情報、肅反干部，社會部還辦有西北公學。
　　在社會部系統，一批經驗豐富的老情報專家：李強（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員，1938年初從蘇聯回到延安后被任命為軍工局和軍委三局副局長，是老資格的電訊專家，其工作與中社部有交叉）、許建國、曾希圣、鄒大鵬、馮鉉、李士英、羅青長、黃赤波、楊奇清等分別担任了各局室領導職務，少數具有外語、電訊業務知識的青年知識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會部可以稱得上是延安專業人才最集中的單位。
　　在康生的領導下，社會部在延安廣布情報偵察網，觸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黨、政部門和教育系統，都有社會部的特派員和秘密網點，在特派員之下，另有受特派員領導的「網員」，專門從事情報搜集和偵察工作。受社會部直接領導和管理的秘密情報員，一般都具有公開活動的合法身分，他們或是各單位的負責人，或是學校在讀的學生。社會部還建立起對延安社會情況的全面監控，在郵局、旅店、飯莊、交通車隊、供銷合作社等單位都派有專門人員從事情報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為社會部所辦，社會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過「西北旅社」的經理。社會部對前來參觀訪問的外來人員的監控更是極端重視，主持接待來訪人員的專門機構——延安交際處，名義上屬邊區政府的編制，但邊區政府對交際處并無支配力，因為交際處實際是社會部的下屬部門。
　　在毛澤東的首肯下，社會部也將它的工作網絡擴伸到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在延安時期，這兩個機構是融為一體的），與斯大林身邊的工作人員皆屬于格伯烏的情況相類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同時也是社會部成員，不僅葉子龍參加社會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組織關系上也隸屬社會部。777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毛對康生領導的社會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澤東對在康生領導下的社會部所發生的變化深表滿意，康生的凌厲的工作作風和對毛的絕對效忠，給毛留下深刻的印象。為了進一步削弱周恩來在中共情報和肅反系統中的影響，在情報和肅反部門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同時也為了徹底弄清機要情報系統干部的歷史狀況和現實的思想表現，毛決定對康生進一步放權。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于成立機要局的通知」，宣布將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合并為統一的中央機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長。778康生終方全實現了夢寐已求的對中共機要情報系統的控制權，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共情報和肅反系統的首腦，同時成為中共核心層中僅次于毛澤東的最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職務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中央黨和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主任；
　　中央社會部部長；
　　中央情報部部長；（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機要局局長。（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獲得中央機要局局長一職后，為了報答毛澤東的信任，在原中央秘書處機要科和軍委機要科厲行清洗，將一批資深的機要干部清除出機要系統，使原先三個機要科的二百個工作人員，在機構合并后只剩下九十九人。779 在人數減少一半，工作量急劇增加的1943年，中央機要局的干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為中央機要科）超負荷運轉，然而這一年卻被譽為是「大轉變的一年」，并獲得毛的高度稱贊。
　　康生身兼數職，直接掌管中共的機要、情報、肅反、反間諜事務，但中央社會部卻仍是所有秘密機關的真正核心部門。由于社會部的干部技能全面，經驗豐富，很快就取代了合并單位原先的干部，成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會部干部從事整風審干的新任務。于是，康生機關的勢力在1942年后迅速膨脹，其工作性質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關心下，正當中共中央各部委紛紛萎縮時，中央社會部卻成了唯一獲得大發展的部門，成為毛澤東領導整風審干運動所依靠的核心組織。
　　中央杜會都插手整風審干運動一般通過下列方式：
　　一、社會部隱身于總學委和各系統分學委之中，以總學委和各系統分學委的名義開展活動。康生身兼中社部部長和總學委副主任兩職，為社會部的滲透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更多的情況下，總學委與社會部的關系就如同兩塊牌子，一個機關那樣，幾乎很難看出兩者的區別。只是在公告有關整風全面部署時，才動用中央總學委的名義。
　　二、社會部與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分學委等重要部門密切合作，派員直接指導有關單位的審干。康生與中組部部長陳云均是1931年5月顧順章事件后改組成立的中央特科負責人，1935至1937年，兩人又在莫斯科長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機返回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陳云與康生同屬毛澤東所倚重的少數幾個中共領導人之列。中央組織部作為黨的干部管理和審查的專門機構與中央社會部有著密切的業務聯系：中組部負責為社會部選送干部；社會部在偵訊、調查重點懷疑對象時，往往也需要中組部提供有關背景材料；兩部門關系一向十分緊密。彭真雖與康生無歷史淵源，但從整風之初，兩人關系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黨校各部配合審干，而中央黨校「挖出」的重點「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會部關押。中社部還具體指導關押邊區系統嫌疑干部的西北行政學院的審干業務。
　　中央社會部雖然廣泛深人地卷入黨內斗爭，但是并沒有越出毛澤東的控制范圍。因為早在1940年，社會部派駐各單位的特派員制度就被取消，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保衛委員會，由各單位的黨組織和社會部共同負責考察嫌疑分子的工作。此舉改變了社會部原先模仿蘇聯格伯烏搞的垂直型的情報和偵察制度。整風運動展開后，毛在擴大康生權限的同時，為了防止康生權力的過份發展，從而威脅自己的地位。還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范措施。
　　首先，毛澤東不允許康生插手他本人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來往的電訊聯系系統，而是指定任弼時具體負責此事。王觀瀾、吳德峰（吳崇寶）、帥孟奇領導的「中央農委」（農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時的直接須導。中共其它任何領導人不得過問毛和莫斯科的來往秘電。康生和社會部只是負責絕密電訊系統的外部保衛工作，及對該系統人員的政治審查。盡管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屬于社會部系統，但師哲作為任弼時的秘書和毛澤東與斯大林來往文電的譯員，與康生僅維持一般的工作關系，而絕不向康生透露有關毛和斯大林來往密電的內容。康生則因師哲所處的特殊地位，不斷向其示好。
　　第二，毛澤東在社會部內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牽制康生。周恩來由于歷史因素，對中共的情報工作，長期承担重要的領導責任。1938年后，周對情報工作的領導權雖被毛部分轉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來在毛與王明的斗爭中迅速轉變立場，加之周的豐富的情報工作經驗和從事統戰工作的便利條件，毛澤東仍讓周恩來分管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情報及對英、美的國際情報的工作。同時，在社會部內，繼續保留大批與周恩來關系密切的情報干部。周恩來的兩個老部下：李克農和潘漢年，經毛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職務。1941年3月，李克農自重慶返回延安，毛一方面用康生圈住李克農，壓抑李在政治上的發展，不讓李克農參與自己與王明等爭斗的上層核心機密；但在另一方面，又將李克農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情報專家使用，使李克農成為康生在社會部的第一副手。毛的這種安排，雖說并非有意針對康生，但站在康生的角度，毛讓一個周恩來的老部下做自己的副手，也包含對康生某種制約的含意。在康生的社會部系統，毛澤東還另外安插了一些與自己有著較深歷史淵源的老部下担負重要工作，例如毛指定曾三長期負責中共的核心機要，即使在中央機要局系統一歸由康生領導后，曾三仍然是康生不敢輕視的人物。毛讓彼此背景不同，來自各個山頭的情報干部在社會部內協同工作，使康生永遠難以達到「清一色」。
　　第三，毛澤東在讓康生兼管中央軍委情報工作的同時，限制康生在軍隊的情報和保衛部門發展自己的勢力。1942年前后，毛澤東對軍方尤其對彭德懷的不滿十分強烈，因此毛有意讓康生進入毛一向護衛極嚴的禁臠——軍隊情報系統，以挫傷彭德懷等軍中將領的「傲氣」。然而，毛又十分掌握分寸，決不允許中央社會部垂直在八路軍中建立組織，而是規定由各大戰略根據地的黨委和軍隊領導各自的社會部。中央社會部與各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軍中保衛部門的關系，只限于業務指導，這樣不僅可以避免軍隊和黨的特工部門的沖突，同時也避免了康生系統尾大不掉的危險。
　　第四，毛澤東有意給予邊區保安處一定的獨立工作權力，讓社會部與邊區保安處形成某種相互制約的關系。邊區保安處是延安地區公開的治安管理機構，在形式上隸屬邊區政府領導，但實際上，邊區保安處的真正的上級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方面軍保衛局，1936年易名為西北政府保衛局，由毛澤東的老部下，當年「肅AB團」的活躍分子周興任局長，1937年又改名為邊區保安處，成為拱衛中共中央的主要機構之一，仍由周興負責。中央社會部成立之前，邊區保安處代行社會部的職能，組成社會部和情報部的工作人員，基本上也是從邊區保安處調出，所以保安處與社會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關系。但是，由于隸屬關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別，保安處開始受到高崗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圍和干部隊伍，已不單純是社會部的下屬機構。邊區保安處事實上成為僅次于社會部的第二個保衛系統，而康生對邊區保安處并不具有絕對的支配力。
　　綜上所述，康生和中央社會部純粹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當毛需要借助康生打垮政敵、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時，毛就「放虎出山」，授予康生及其機關極大的權力，將社會部的職能擴大為既對外，又對內，使其成為僅服從自己，而凌駕于黨的其它部門的太上機關。然而就在社會部最風光的1942至1943年，毛也留有一手，他要使康生明白，毛永遠是他的主人。
　　六   在「試驗田」里制造出的「張克勤案」
　　1942年夏，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單位的整風領導機構已開始秘密將運動的重心向審干方面傾斜，此時此刻，毛澤東最大的需要不是別的，而是一批從事地下破壞活動的「特務」：為給整風轉入審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動、直觀的充足證據，毛需要特務；從「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極左肅反觀出發，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務。
　　1942年6月19日，毛澤東在小范圍內就審干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他借王實味事件大加發揮，明確指示，要在干部中發現托派、國特和日特三種壞人。毛并暗示審干反特的重點對象是知識分子。毛對審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確的部署：「要區別好人和犯錯誤的同志，各機關都要冷靜觀察，此項工作應有計劃的布置」。
　　然而在毛澤東6月19日講話后，延安審干的「戰績」并不明顯，也許是毛的「要區別好人和犯錯誤的同志」的指示發揮了作用，除了破獲了中央黨校「吳奚如特務案」和「王實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錚五人反黨集團案」等幾個案件外，一時乏善可陳。延安大多數機關和學校都還沒有挖出特務的捷報，這種狀況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會議開幕詞中怒斥對敵特破壞麻木不仁的自由主義。11月，毛更有意擴大審查范圍，指示不僅要查清革命與反革命的「兩條心」，還要查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半條心」。康生對于毛澤東這種焦灼和憤怒的情緒心領神會，他在經過「冷靜觀察」和「有計劃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澤東奉獻上一個特務標本——張克勤案。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后，即在其直轄領地社會部情報學校——西北公學，開辟了一塊審干試驗田。
　　設在延安棗園后溝的西北公學其前身為社會部主辦的保衛干部訓練班，經常有學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學生有五百馀人，由社會部副部長兼情報部副部長李克農任校長，社會部第一局局長李逸民任副校長。該校的重要領導成員還有汪東興（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誠（女，延安時代曾任中社部秘書長）和吳德（1942年被調入西北公學，負有監視李逸民的秘密使命）。780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際，西北公學日常的情報訓練業務活動已經停止，成為秘密審干的試點單位。
　　張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陜北公學學習，后作為情報偵察干部的候選人員被調入西北公學接受訓練。從張克勤各方面的情況看，他被康生看中選為特務標本，實屬「理所當然」，因為張克勤太符合一個「特務」所應具備的基本特征，他簡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務世界的一個標準的特務：
　　在這里，我們暫且站在康生的角度，為張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歷史履歷表：
　　姓名：張克勤
　　性別：男
　　年齡：十九歲
　　政治身分：中共黨員
　　家庭成份：自由職業者
　　本人成份：學生
　　何時參加革命工作？何時入黨？1936年10月在西安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后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派到蘭州做地下工作，并在蘭州入黨。1939年6月因被國民黨懷疑，經中共甘肅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紹調回延安。
　　主要社會關系及政治面貌：父樊執—，1939年被國民黨逮捕后叛變。妻朱方蘭，1939年被國民黨逮捕后叛黨。
　　黨組織對張克勤近期表現的考察：
　　一、1942年整風期間，延安保健藥社接到重慶李炬寄給張克勤的一份國民黨刊物——《中央周刊》，據張克勤稱，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過的特務。
　　二、西安三青團的報紙曾經刊登過一批共產黨自首人員的名單，為首的便是張克勤。
　　三、延安魯藝轉來一份檢舉張克勤是特務的材料。
　　這份人事材料對于張克勤實在是太不利了，縱使張克勤滿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歷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點，因為按照康生的邏輯：
　　一、張克勤年僅十九歲，又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革命特務最容易從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
　　二、張克勤來自國統區，國統區的中共組織早已被國民黨特務滲透，國民黨特務機關對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務打進來的策略。
　　三、張克勤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復雜，父、妻皆是叛黨特務，張克勤必然受到反動家庭的思想影響，甚至極有可能已經叛黨。
　　四、重慶方面與張克勤迄今仍有通訊聯系，寄信人就是特務。
　　五、西安三青團報紙已刊出張克勤自首的消息，雖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難保不是延安的張克勤。
　　六、有外單位揭發材料，且不論揭發是否屬實，揭發本身就說明問題。為什么別人沒被揭發，而只揭發張克勤，且揭發人又是與張一同前來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個方面的推理，張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當事人的口供，來證實假定了。
　　1942年11月間，遵照毛澤東審干要「有計劃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農的直接領導下，西北公學審干領導小組幾位領導成員：李逸民、吳德、汪東興、王濤江、毛誠開始在汪東興辦公的審洞里提審張克勤。
　　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怎樣來延安的」？張把自己來延安的詳細經過敘述一遍。
　　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你來延安干什么」？張陳述自己是由蘭州黨組織依正常組織手續介紹前來延安學習革命理論的。
　　向張克勤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就正式切入主題了，審訊者單刀直人對張克勤說，「已有人揭發你在延安是搞特務的」。張克勤被這突如其來的提問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靜下來，堅決否認指控，并為自己的清白辯解。
　　審訊者開始向張克勤迂回進攻，他們將主攻方向轉移到張克勤的家庭關系——盤問張的父親（醫師）與其病人的關系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審訊者步步深入，堅持要張克勤承認其父與國民黨官員有著政治上的特殊聯系。
　　此時，或許是審訊者并未真正掌握張克勤其父叛變的確鑿證據，一時拿不出過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張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變的消息，因此雙方陷入了僵持局面。入夜，一枝臘燭早已點完，李逸民和大多數審訊者主張暫停審訊，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審訊戰術。但是汪東興卻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蘇區搞肅反斗爭的經驗，堅持應連續突擊審訊。于是李逸民、吳德、汪東興等分成兩個小組，對張克勤施行「車輪戰」，自己輪班休息。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時，臘燭用完了，但張還未交代」。這時李逸民建議休息一下，給李克農打了一個電話，但未料卻遭到李克農的批評。李克農指示，關鍵時刻已到，應該繼續審訊，并派人送來一箱臘燭。這樣，審訊一直堅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時，果然張克勤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輪番「轟炸」下，張克勤的精神終于徹底崩潰。一旦繳械投降，馬上就進入到與審訊者密切合作的新階段，換言之，審訊者要什么，張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動、積極與幾天前的頑抗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張克勤身上表現出的積極變化，使中央社會部的領導欣喜異常。在康生、李克農的指示下，李逸民、汪東興等迅即將張克勤「包裝」完畢，第二天就召開西北公學全校師生大會，邀請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代表參加，讓張克勤在大會上現身說法。張克勤似乎也具備某種「表演」才能，在會上，他「痛哭流涕地講著自己如何參加了甘肅假共產黨，又如何受派遣來延安搞特務活動」。當然，張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擺布、操縱的玩偶，這場活劇的真正導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為張克勤活劇已具備了上級領導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現身說法中，不僅有白己參加特務組織的內容，還有揭發同伙的內容——張克勤一口氣交代了十幾個「特務」，當然包括那個最先揭發他是特務、與他一同從蘭州來延安的朋友。最后，張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筆是，他還談了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張克勤衷心感激黨組織對自己的搶救，表示將脫胎換骨，重新做人。781 
　　這樣，一個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體現黨之感召力和對自新特務給出路政策的「特務」樣板就活靈活現地出現在延安的政治舞臺上了。「張克勤特務案」向延安干部和全黨敲響了警鐘：國民黨特務已滲入中共各要害機關，「張克勤」、「李克勤」、「劉克勤」就生活在我們中間。「張克勤案」也給全黨一個提示和啟發：出身于知識分子，來自于國統區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國統區的中共組織十之八九已被國民黨滲入，成了執行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紅皮白心的「紅旗黨」。
　　對于康生及其后臺，張克勤案的另一重要價值還在于它為在延安和各根據地全面推開肅奸、反特運動提供了具體的工作方法和經驗。「張克勤案」的被破獲充分說明對于被懷疑對象，事先假定有罪，再運用各種手段取得口供，以證實假定，是克敵制勝、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獲得口供的過程中，使用誘供、套供、逼供，再輔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頑固的堡壘都可以攻克。從破獲「張克勤案」中還可以總結出對敵斗爭的一條成功經驗，這就是辦案人員首先必須破除右傾思想，只要肅反干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敢于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車輪戰，疲勞戰），再狡猾的敵人最后也會繳械投降。
　　如此觀之，「張克勤案」對康生及其后臺的好處實在太大，一方面，它為打擊周恩來領導的國統區地下黨制造了輿論；另一方面，又為毛澤東的「反右傾麻痹」、「開展反特斗爭」的論斷提供了生動、直觀的證據。攻下張克勤，不僅是反特斗爭的一個重大戰果，而且通過此案還創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工作方法和斗爭經驗，為在更大范圍內推廣反特斗爭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樣板，同時又可在對敵斗爭的第一線培養、鍛煉黨的肅反保衛干部。果然時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黨是國民黨特務領導的「紅旗黨」，大后方的四川、云南黨也被國民黨「紅旗政策」所破壞，而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已在熱火朝天地批斗著各自的「張克勤」、「李克勤」、「劉克勤」……！
　　七  「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對于康生一手炮制的假案——「張克勤特務案」，毛澤東的反應如何？據師哲回憶，毛和其它中共領導人都「傳閱」過張克勤的口供。可是，毛的態度究竟怎樣，師哲沒有明說，他只是說，康生對毛澤東「是多少有些影響的」。782
　　如前所述，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他是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康生所取得的這項最新成果的，正是由于得到毛的鼓勵（師哲聲稱，對于康生的工作，「黨中央和毛主席等領導同志不便輕易開口」），783 進入1943年后，延安的審干規模迅速擴大。
　　康生充分認識到張克勤案的價值，現在擴大審干已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康生對張克勤案作了如下的解釋：
　　（這個案子）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大后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目得到了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784
　　康生對張克勤案的分析將毛澤東對審干肅奸的指示進一步具體化了。因此，當194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康生「搜集審查干部的經驗」時，一套符合毛意圖的審干經驗很快就由康生制造了出來。
　　1943年3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整風不僅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毛說，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過去我們招軍、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于識別。785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匯報審干工作，他的發言中心意旨有二：第一、康生提出，抗戰以來，國民黨對中共普遍實行奸細政策，最近從審查干部中才發現這一政策的陰謀。第二、康生提議，1943年黨的工作，要把審干作為重要的一項，并把延安的審干經驗，寫成文件通知全國。786
　　康生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匯報審干工作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此舉充分說明毛澤東對審干的高度重視和毛對康生的有力支持。因為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性質與以往任何一次會議都不同，這是毛澤東正式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職位的特殊日子。在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毛終于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在中央核心層執掌「最后決定權」的絕對權力。787盡管目前尚未披露詳盡資料，使我們無從得知毛澤東在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對康生匯報的反應，但是，康生在這天會上受到毛的肯定、鼓勵和嘉許則是毫無疑問的。
　　毛澤東的態度可以從劉少奇對康生報告的反應中略見端倪。劉少奇是從蘇北新四軍根據地經長途跋涉，于1942年底抵達延安的。1943年1月1日，劉少奇在延安新落成的中央大禮堂新年團拜會上正式亮相，隨即作為中共重要領導人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介紹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通過這些安排，劉少奇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迅速突出。
　　劉少奇甫抵延安，正值審干日趨激烈的時刻，性格謹慎的劉只是靜觀事態，而未敢深深卷入。但是到了1943年3月20日，劉少奇放膽了。在這一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與毛澤東、任弼時三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劉并成為中央軍委唯一的副主席（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王稼祥的軍委副主席職務在1943—1944年不再被提及），劉被毛澤東正式擢升為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就在這一天，劉少奇向華中局陳毅、饒漱石發出〈關于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問題〉的電報。劉少奇要求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也仿效延安，迅速展開審干工作。他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大批國民黨特務與日本特務，……今天國民黨向我們斗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斗爭」。 788
　　從劉少奇的電報中不難看出：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批準了康生的匯報，審干經驗已被中央政治局認可，作為中央一項重要政策被推廣于全黨。
　　筆者的上述判斷，還可以從1984年披露的一份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得到證實。789
　　這份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指示顯然不是準備公開發布的，文件中的措詞和涉及的黨內斗爭策略表明，這份文件是給各級領導機關負責干部的一份黨內指示。文件明確提出，日寇和國民黨已「派遣了大批內奸分子混人我黨」，因而必須「有步驟地清除內奸分子」、「向內奸作斗爭」。文件批評黨內存在著濃厚的自由主義傾向，強調「現在黨內斗爭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不是過火斗爭，故應強調反對前者，不應強調后者」，「因為假若過早地提出防止過火斗爭，則勢必不能展開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的斗爭」，「也有被內奸分子利用此種號召借以掩藏其內奸面目的危險。」
　　那么是否馬上就應在黨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反自由主義的斗爭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自1942年末以來延安就結合動員填「小廣播表」開展過反自由主義的斗爭，但眼下的情況與幾個月前相比又有新的發展，這次的反自由主義主要針對的是黨內負責干部的「右傾溫情」思想，目的是挖出更多的「內奸」。因此這份文件提出「反對自由主義偏向，在黨內提出普遍號召的時機，亦不宜過早，因為假若過早地提出此種號召，則錯誤思想的暴露與內奸面目的暴露都將受影響」。于是，這份中央指示一面大談黨內應克服自由主義傾向問題，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暫不在全黨號召反自由主義，「先讓自由主義偏向盡量暴露」。790現在，開展反內奸斗爭的目標已經完全確定，「引蛇出洞」的計劃也已部署完成，下一步就是按程序具體開展反奸斗爭了。
　　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以后，延安的審干形勢急劇激化，審干已完全被納人「反特務」斗爭的軌道。而胡公冕此時來延安，恰為運動的升級提供了最合適的借口。
　　胡公冕，原為中共黨員，后投靠國民黨，但其思想一向左傾，同情中共，抗戰后被胡宗南延聘為高級參謀。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議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領一個代表團來延安與中共方面談判。這原本是一項正常的人員來往，但是他的到訪卻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順，這即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時來延，為了防止邊區內部的「特務」與胡公冕「來往」和「聯絡」，必須先下手為強。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關出版物一致聲稱，約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據師哲提供的數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邊區干部超過了四百人，因為就在延安實施大逮捕的同時，邊區的其它城鎮也同步抓人，綏德專區逮捕了一百人，關中也抓了人（具體數目不詳）。
　　這樣，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邊區其它城鎮共逮捕四百六十人，791分列如下：
　　延安（邊區系統）：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一百人
　　綏德專區：一百人
　　關中地區：人數不詳
　　這四百六十多人絕大多數是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說的言簡意賅：
　　「有材料還要審問？」「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就是為了弄清問題。」
　　由于認定嫌疑人員不需任何確鑿證據，而僅憑保安機關的主觀判斷，因而確定被捕人員名單幾乎就不費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個人意志決定了。師哲作為參與逮捕行動的保衛人員，詳細地回憶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員名單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里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792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發布了旨在進一步擴大審干、反奸的〈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又稱第二個〈四三決定〉），這是毛澤東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雙職，獲有對中共決策「最后決定權」之后，所發布的一個帶有全局性影響的重要文件。該決定正式提出整風的目的還在于「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號召各級黨組織「必須極大的提倡民主」，使壞人得到暴露，同時要求大膽懷疑，放手大干，防止運動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帶幾句，在審干反奸中應「注意穩妥」。此種言辭，頗似毛澤東風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實則重點在前，「穩妥」一詞，純系點綴。4月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號召特務奸細分子自首。7934月22日，毛覆信凱豐，同意編印肅奸教育資料。毛特別強調指出，「目前還是讓自由主義暴露的時候」。794   4月28日，毛澤東又在政治局會議上重點談肅奸問題。795
　　第二個〈四三決定〉的頒布，迅速將延安的反奸斗爭引向高潮，實際上成了動員「搶救」的號角，就在這個時刻，劉少奇也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入到領導延安反奸斗爭的核心層。
　　關于劉少奇在延安審干、反奸斗爭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撲朔迷離，即使在文革期間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中，對此問題也沒有任何涉及。1980年劉少奇被平反，大量回憶文章和研究劉少奇的論著紛紛問世，但是，幾乎無一篇文字論及劉少奇與延安審干、反奸斗爭的關系。1998年10月經官方批準，《劉少奇傳》出版。該書在談到延安審干「出現了擴大化的偏差」時，對劉少奇在其間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話的描述：「當然，他也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796但并未提供任何具體細節。以致于到今天，人們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起了「破壞」作用，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它領導人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活動均不甚了了。
　　但是，歷史的真實卻并非如此，在整風運動期間，劉少奇不僅與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聯系，他還是領導延安審干、反奸斗爭的主要負責人。據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透露，劉在3月28日與弗氏談話時，對康生有所不滿，并對王明流露出某種同情，但在4月8日后劉的態度突然轉變，開始與康生拉關系了。797
　　1943年3月20日中央書記處改組以后，領導延安的反奸斗爭就成為中共核心層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劉少奇作為書記處第二號人物，參加了書記處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會議。4月5日，書記處舉行會議，這次會議決定，號召延安及邊區的「失足分子」向黨「自首」。798十天以后，書記處又召開會議，通過了在延安進行清查特務、開展防奸教育的決定。4月24日書記處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在5、6、7三個月，專門進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復總學委，日常事務由康生負責。4月28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黨內反奸斗爭問題，并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以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劉少奇任主任。799   至此，劉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爭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隱身其后），原先具體領導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劉少奇的部屬。
　　在緊接著展開的大規模反奸、「搶救」運動中，康生沖鋒在前，在各種場合頻頻亮相，劉少奇一般卻不公開露面。那么劉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為延安反奸斗爭主要領導人的劉少奇，其實做的是審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謀劃工作，故而在各種動員、坦白大會上不見他的蹤影。
　　1943年5月16日，劉少奇參加書記處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審查內奸從4月1日起，分三期進行，每期三個月。5月21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前一日季米特洛夫發來的有關解散共產國際的電報（莫斯科預備在5月22日正式公布），會議并討論了防奸工作，規定了防奸工作的基本原則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800
　　劉少奇在審干、反奸斗爭中將其所擅長的理論與政策分析水平大大地發揮了出來。1943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作〈關于審干中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801 在這個報告中，劉少奇針對干部對審干和反奸斗爭的疑慮，對審干和「」清查內奸」的意義作了權威性的闡釋。劉少奇指出：審干和反奸斗爭是整風運動的繼續發展，是整風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劉少奇還明確規定了審干的任務是：「清查內奸,爭取失足者，訓練干部」。802
　　劉少奇作為反奸斗爭的指導者，不僅在政策制定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在指揮華中根據地的審干反奸和調配審干干部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權力。
　　劉少奇回到延安后不時就開展反奸斗爭的策略給華中發出電報。1943年6月29日，劉少奇電示陳毅、饒漱石，告訴他們「大后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要求彼等針鋒相對，「用說服利誘與威脅等辦法」，爭取被俘將釋的「頑方人員」「為我服務，為我作情報」。劉指導道：「采用強迫威逼自首的辦法則須選擇對象，選擇那些在他不肯自首為我作事時，我能長期拘押或秘密槍決的人威逼之，不要對一切人都用威逼辦法，可多采用說服利誘辦法，或用公布他私人秘密等辦法威逼之」。劉少奇認為，「特務斗爭是一種非常高級的細密的科學，需要詳細研究和學習」，「必須使全黨一切忠實黨員都學會特務斗爭」，否則「我們一定失敗無疑」。803
　　1943年4月5日，就在那次決定開展動員「失足分子」向黨「自首」的書記處會議上，還有另一個與劉少奇有關的重要決定，這就是會議責成由劉少奇負責向晉西北、晉東南、晉察冀派出整風學習組，以指導、幫助上述區域的整風、審干運動。同年8月9日，書記處會議再次作出決定，由劉少奇選派干部前去華北、華中根據地幫助整風，此時全黨范圍內的整風已先后進入審干、反奸斗爭階段，指導整風就是指導審干、反奸和「搶救」。在這次會議后，由劉少奇派往各根據地的審干欽差大臣陸續到達各地區。具體傳播延安的審干、反奸、搶救經驗，對當地運動向極左方向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劉少奇在審干、反奸斗爭中位居領導地位，但他深居簡出，外界只知他出任了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卻不知他實際上還是秘密機構——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的主任。
　　權力極大的中央總學委在也42年夏之后，事實上已經取代了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毛一手操縱的太上機關。但是至1943年3月20日書記處改組，在形式上，黨的機構已經得到恢復，于是中央總學委暫停工作，可是不久，中央總學委在4月24日又被恢復。與此差不多同步，4月28日，又正式成立了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既有中央總學委，又有反內奸斗爭委員會，這兩個機構的功能與分工又是如何呢？事實上，進入1943年春之后，中央總學委與反內奸斗爭委員會所干的工作是一致的，這就是領導審干與反奸。只是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對外嚴格保密，由總學委在前面出頭露面。加之總學委在各機關、學校、軍隊系統皆有學分會，總學委負責人康生又身兼中社部部長，社會部已與總學委水乳交融，于是外界只知有總學委，作為延安審干、反奸最高決策機構的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反而不為外界所知。因此，才有劉少奇來延安后担任總學委副主任之說的出現。
　　劉少奇真正担任總學委副主任是在也43年10月5日。在這天召開的書記處會議上，決定毛澤東為總學委主任，劉少奇、康生為副主任，胡喬木為秘書。此時總學委的功能又有變化，它實際上是毛澤東為正在召開的以清算王明為目標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而成立的核心小圈子，其主要任務是為配合毛在黨內上層開展路線斗爭，為毛提供理論解釋和在毛等幾個人中間進行反王明、博古、周恩來的協調分工。804至于領導審干、反奸的工作則基本由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承担，由于這兩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有劉少奇和康生，因此上述兩個機構的工作又存在交叉性的關系。
　　
1943年10月以后中央總學委與中央反內奸斗爭委員會工作范圍的示意圖如下：
　　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素有穩健、長于埋頭苦干的聲譽。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劉少奇因在白區工作中主張隱蔽、退卻的意見還蒙受「右傾」的指責，何以他在1943年返回延安后不久，就在審干、反奸問題上顯出明顯的左的姿態，并在1943年春夏之交，當延安審干、反奸、搶救狂潮興起后，聽任極左惡浪翻江倒海而基本保持沉默？
　　筆者認為，劉少奇當時左的姿態與1943年他在黨內地位的急劇上升有密切的關系。左的審干、反奸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劉返抵延安后，很快就了解到這一點。然而毛、劉在反王明問題的立場與利益關系完全一致，毛且大力提拔劉少奇，使劉從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劉不管是有意還是違心，都只能全力配合毛。第二，劉少奇與其老部下彭真的關系一向密切，彭真被調回延安后受到毛澤東的重用，在審干、反奸斗爭中是一個風云人物，劉少奇來延安后，彭真在中央黨校創造出的審干、反奸經驗正作為一套成功的經驗向延安各機關、學校推廣，劉不能站在彭真的對立面。第三，劉少奇雖有謹慎、穩健之名，但劉同時又是一個喜歡表現的人，尤其喜好就某些理論、政策問題發表意見，劉來延安后，被委之以領導審干、反奸的重任，使劉在這一方面的才干可以就此發揮，他也沒有理由放棄這一有利于擴大其在全黨影響的機會。805
　　1943年開始的審干、反奸斗爭對劉少奇有極重要的意義，劉少奇從此正式涉足中共的干部和組織系統，在3月20日書記處會議上。決定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統一領導中組部（包括中央黨務委員會）、統戰部、民運工作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以及中央政治研究室（即中央研究局）。至此，劉少奇取代了陳云（1944年后轉做財經領導工作），成為中共組織系統的掌門人。在審干、反奸斗爭中，劉少奇在彭真的大力協助下，通過談話等方式，廣泛熟悉中共各「山頭」的情況，劉少奇的影響和在黨內的支配力也從北方局系統、新四軍系統向全黨延伸。在這個時期，劉少奇還直接過問中央黨校一部的審干工作，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就曾多次向其匯報工作。1944年，彭真正式出任中組部部長，顯示劉少奇在中央組織和干部系統的影響力得到鞏固和加強。
　　雖然劉少奇在審干、反奸斗爭中位居決策層，但他與康生畢竟有明顯區別。康對毛澤東只是一個家臣，而那時的劉則是毛最重要的盟友，劉少奇不屑于做康生所好的那種「魔鬼」工作，劉少奇的興趣只是在制定審干、反奸的政策和策略方面，他沒有在臺前大聲疾呼抓「特務」，也沒有像康生那樣，親自去審訊「特務」、「叛徒」。有記載說，在運動高潮之際，劉少奇曾對運動的過火方面發出過疑問，806然而劉的「疑問」只是后話，在1943年春夏之交，他還沒有這種疑問，相反劉少奇正興趣盎然地研究、部署審干、反奸的發動工作。現在劉已進入審干、反奸的領導核心，他和毛澤東一樣，以黨的最高領袖的身分，隱身于康生的背后，在幕后密切關注、并指導在延安，繼而在全黨開始的新一輪黨內大整肅運動。
 

高華 著 2013-08-22 12: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