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遞這把火

龍應臺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書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寫下《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投給毫無淵源的中國時報；原是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

　　燎原，因為往往文章一出現--譬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就有大學生拿到布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者師復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復印幾百份四處散發，我的郵箱里一把一把讀者來信......短短的一年中，這個專欄確實像一縷一縷野火向四方奔竄燃燒起來。

　　可是，《野火集》并沒有什么了不起。這只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一般作者比較小心地守著中國的人生哲學："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溫良恭儉讓"等等，寫出來的批評就比較客氣緩和，或者點到為止。談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說"三十年來臺灣教育突飛猛晉"。指責行政錯誤之前，先要婉轉地說，"三十年來，安和樂利，國泰民安，領導英明......"。行文中間不能忘記強調自己愛鄉愛人愛民的堅定立場，強調自己雖然批評，卻不是惡意攻訐，"別有用心"；最后，還要解釋"良藥苦口"，請大家"包涵包涵"。

　　這就是一個四平八穩、溫柔敦厚的批評，不傷和氣，不損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卻很苦很猛，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面具看事情、談問題。習慣甜食的人覺得《野火集》難以下咽；對糖衣厭煩的人卻覺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奮。

　　贊美"野火"的人說它"過癮"--不怕得罪人，"敢講話"。我沒有三頭六臂，得罪了人照樣要付出代價；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說"無欲則剛"嗎？既然沒有作官的欲，這個代價或許也無所謂吧！至于"敢講話"三個字，與其說是對我的贊美，不如說是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諷刺與指責--在一個自稱民主開放的社會里，為什么"敢講話"是一個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嗎？

　　對一個健康人，你擰擰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會起什么激烈的反應。相反的，一個皮膚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紅腫，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傷口--只要用手指輕輕一觸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痙攣。臺灣如果是個真正開放的社會，什么問題都可以面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人人都可以據理爭辯，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眾多火炬之一，不會引起特別的矚目。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特別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腫塊，"野火"才顯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學用經費去建偉人銅像，卻沒有錢修建廁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說，廁所比偉人銅像重要；這是敏感問題嗎？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說，人民要有勇氣興訟，"對立"也是民主的權利。這個觀眾"危險"嗎？如果我們不把臺灣真正當家，繼續抱著臨時落腳的心態，我說，那么環境與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問題就永遠不會做好，這個說法是禁忌嗎？

　　許多人用"拍案叫好"這個辭來描述讀《野火集》的感覺。可是我承受著相當的壓力，冒著所謂"出毛病"的風險，難道只是為了給讀者在吃燒餅油條之余一點情緒上的快感？快感過了之后呢？鼓掌的人是否會進一步思索比發泄情緒更重要的問題本體：我們這個號稱自由開放的社會為什么有一身敏感發紅的腫塊？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個健康的社會？那些紅腫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帶永遠不許碰，又是否有醫治的可能？

　　不，我寫"野火"，不是為了嘩眾取寵；群眾的"寵"盲目而膚淺，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訴的，是個拒絕受"嘩"之眾，是個有深省與批判能力的眾。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烏龜的殼是身體上的限制，人的殼，卻是他觀念上的框框。烏龜不以背上的負担為苦，人，也往往對自己的受限視若不見。但人畢竟不是烏龜，他是個能思考的動物，一旦對那個束縛的殼發生懷疑，就有突破創新的智慧與能力。如果說《野火集》對這個社會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種心靈的殘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去禁止置疑、阻礙思考，就是制造心靈的殘障。《野火集》所逼問的是一個冷酷的問題：我們，是不是一個殘障的民族？

　　寫"野火"有沮喪的時候，當某些人說要撲滅野火，當一些報紙宣稱要"圍剿"龍應臺，當有人每天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賣國叛徒！中華文化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當小團體試圖在我頭上加上各式各樣的"帽子"......沮喪之后，又不禁莞爾：難道執筆之初竟然不知道這是必然的反彈？哪一個社會是在沒有阻力與摩擦的情況下往前行進的？不也正因為臺灣還有這樣不容異己的守舊勢力，"野火"才有寫的必要？

　　寫《野火集》更有快樂的時候。當大學生來信說他們如何在宿舍里爭辯"野火"所引發的問題，當號稱"保守"的警官學校或軍隊里的青年告訴我他們如何討論"野火"所激起的觀念，當扶輪社的成功生意人說他們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發出去，當一小時賺廿元的女工、自稱"沒什么學問"的家庭主婦、為人洗油煙機的水電工，來信說他如何開始觀察這個社會、思索從來沒想過的現象。尤其是，當退伍軍人寫著：對，我們要有不同的聲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一個眼里既熱情又迷惑的年輕人問：你指出了問題，但你沒有給我答案；答案在哪里？

　　我怎么會有答案呢？即使有，我會給你嗎？難道說，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權威，不要追隨口號，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來接受我的答案？難道說，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拋棄英雄偶像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給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來取代你從前的偶像，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原點？

　　答案，在你的自省與思索中。不在我這里。

　　過兩天，街頭書坊會出現這么一本書，黑色的底，紅色的、火焰似的，董陽孜題的字："野火"。它是知識分子的自說自話嗎？是理想主義的自我陶醉嗎？究竟，有沒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訴我。

　　不過，火既然點燃了，就勞你傳遞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臺灣

　　附：沒有時報編輯的發掘與堅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對《中國時報》的"報格"表示尊敬。金恒煒尤其是"野火"的支柱。一九八六年，臺灣龍應臺茄萣鄉

　　一九六五年，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輛塞滿破舊家具的卡車里，我們來到了海濱的茄萣鄉。道路上有很多坑，從跌跌撞撞的車中望出去，右邊是荒草叢生的墳場，左邊是漾著水光的魚塭。

　　只有這么長長的一條街，街上大概還沒有路燈。晚上推著沒有燈的腳踏車出門，感覺到頭上一點暗暗的月光。車輪突然碰到一團軟軟的東西，擋在路中央，原來是頭黑毛母豬，正在呼呼大睡。我牽著車子繞道而過。她當然累了，白天，母豬帶著群小豬到處游蕩，在陰溝里攪和一下，渾身臟泥地又晃進衛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簡陋的木頭造的家就在大路邊，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馬路上沒有兩樣；街坊鄰居的談笑聲、咒罵聲就在耳邊。黃昏時分，成群結隊的少年家嚼著檳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過街頭，往上茄萣去；那兒有鄉里唯一的戲院，戲院中放著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著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時候，常常有脫衣舞的插放。

　　臺風一來，海水跟著倒灌，年年鬧水災。有一回在傾盆大雨中搭客運車從學校里回來，下車時，車門一開，習慣性地蹬腳下去，撲通一聲，人卻大半個泡在水里。板凳、竹簍、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著及腰的水回家，丟了書包就趕到街心去摸魚。

　　茄萣人講話聲音特別大；是因為在廣邈的沙灘上、在呼嘯的海風中對話，需要扯著喉嚨喊叫吧！鄉人的臺語有一種特殊的腔調，和中北部農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樣，聽起來很剛硬樸直，三句兩句間夾著"猴"的口頭禪，好像是茄萣漁民的標記。當我說臺語時，賣鴨子的婦人會笑得很開心：

　　"你的臺語有一個腔，真好聽呢！這個查某嬰仔真有人緣。"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鴨頭斬下。

　　賣鴨子的婦人叫做"駝背嫂"，她的丈夫叫"闊嘴的"，長著很闊的一張嘴，像唐老鴨。一年到頭我見他背著魚簍，赤著腳，腳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緊緊地扣著地面，兩只腳板竟然像兩只鞋子。"闊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塊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歡賣弄成語，有一次，他生氣地對"駝背嫂"說："你不要'指雞罵狗'，你在說誰'爛蕃薯充數'？"

　　"駝背嫂"的女兒書讀得很好，但是小學畢業就被送到針織廠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讀冊有什么落用！"她勸告我的母親，"現在讓伊去打拼賺錢，廿歲出嫁時，金銀首飾嫁妝都賺到了。查某的讀冊，再讀也是別人的！"

　　"駝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幾個女兒；每一個都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賣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沒幾年，阿珠就起了樓房。

　　而我們，繼續過著清貧的日子。學校的家庭調查表上總有"家庭經濟"一欄，不曉得誰先想的，我們總是填上"小康"兩字。可是家里破舊宿舍的墻壁總是斑駁脫落的，一塊一塊的水漬痕跡和落漆的禿處造成一幅蠻恐怖的畫。下雨天，到處漏水；連臥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濘。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總是開學注冊的時候，也就是母親到對街西藥房那兒去借學費的時候。

　　有一年，一個警員拿了把執勤的槍射殺了他剛考上初中的十三歲女兒，然后用槍對準額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才三十五歲。據說是因為四處借不到女兒的學費，一時想不開。

　　另外一個警員用摩托車載著剛考上高中的兒子到高雄去籌學費，在岡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車，人倒過來讓頭插進松軟的稻田里。兒子的身體夾在鐵輪里被拖得老遠。

　　十五歲的我，覺得茄萣很陌生，可是還蠻好玩的。

　　當價值判斷漸漸在我腦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

　　海灘上堆著每天兩萬人所排泄、制造的垃圾，堆成一座一座發著惡臭的小山。海風一吹，垃圾滿天彌蓋，擦過什么的衛生紙會"啪"一聲貼在臉上。黝黑的孩子們在垃圾山之間追追打打，玩躲蒙蒙的游戲。

　　廟前的戲臺演著歌仔戲，巨大的擴音器把作假的哭調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過了午夜，"我的苦命兒喲"的哀嚎還籠罩著整個村鎮。塞著耳朵深夜讀書，我覺得自己活在一個吃人的世界里。這哪兒是文化呢？

　　臺風年年來，海水倒灌年年來，咸死了椰子樹，也把鄉民拋到大海里的病死豬又漂上街來。浮浮腫腫的，眼睛陷進腐肉里，只剩一條縫。"死貓掛樹頭，死狗任水流"，防風林里木麻黃枝上，到處吊著尸身腐臭的貓。死狗和死豬三三兩兩地點綴著海灘，太陽一出來，尸肉開始蒸騰，惹來密密麻麻的蒼蠅。清潔隊員在街上掏陰溝，用一很長長的杓子把烏黑惡臭的淤泥挖上來，倒在溝的兩邊；說是臺風過后，溝中必須噴消毒劑。可是從溝中掏上來的污穢卻就曝置兩旁，一天又一天地擱著，似乎誰也不在意。

　　"闊嘴"有一天突然失蹤了，一天一夜沒回來。駝背嫂到派出所去報案。第二天有人在沙灘上撿到一節人腿，連著被咬斷的褲腳送到派出所來。

　　有一天，同學在上大學的哥哥也失蹤了。聽說是讀了不該讀的書，說了不該說的話。聽說五個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魚的老爸嚇得哭了。

　　有一天，駝背嫂十六歲的女兒拿了一袋草蝦到表叔開的冰凍廠里去冰凍。表叔把鐵門一拴，就把她摟抱起來，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來，在我的窗外對駝背嫂哭訴。

　　利用課余時間看羅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臺南客運到學校上課。客運車駛過千瘡百補的路面，經過灣里的南定橋，顛顛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當時我當然不知道，南定橋下那一堆堆亂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著臭煙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奧辛；也不知道，與我擦身而過的年輕女人幾年后要產下無腦的嬰兒。廿歲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帶朋友到茄萣鄉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個骯臟、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

　　我頭也不回的，離開了茄萣。

　　旅居異國的幾年，很少想到那個對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紐約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個警員判刑的新聞。這個警員以貪污受捕，雖然貪的只是很小的數目，好像是一兩千塊臺幣吧！司法當局為了"殺雞儆猴"，將他判了死刑。

　　在遙遠的、下雪的紐約，讀報的我流下了眼淚，久久止不住的眼淚。我想起那個拿槍對著自己骨肉的警察，那個載著兒子奔馳借貸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見的那些破爛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擁擠的、成群的幼小子女，還有那些子女所倚賴的一個駝了背的父親與他卑微的所謂薪水......淚眼中，我為那個將受死刑的人傷心，人的命，再賤也不過如此吧？那一兩干塊錢，是為兒子繳學費的嗎？決定他罪應至死的人自以為替天行道，而事實上只是因為自己不曾受過貧賤的折磨，不知道"貧賤不能移"的艱難，而"殺雞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殺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淚里有憤憤的不平。

　　一九八六年，在踏過千山萬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

　　興達港正鬧著"綠牡蠣"的問題。可是海灘上沒有了垃圾。濱海新建了一條筆直的大路，車輛很少；漁家用路面來曬魚翅。戲臺一座接著一座，正演得熱鬧。留著山羊胡子的老頭穿著黑色的唐裝，卷起褲角，坐在板凳上看戲。"闊嘴"，也該是這個年齡吧？光著頭的國中生跨坐在腳踏車上，望著臺上出神。

　　我站在路邊，望著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邊刷刷響著，輕輕撲著沙灘。熟悉的夕陽正在同一個角度緩慢地沉落，余暉把戲臺前的人都籠罩在一層淡淡的霞色里。

　　從前是一大片魚塭的地方，現在新開了一條大路，路很干凈，很有都市的氣派；拐進一條巷子，卻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條臭溝上搭著一座又一座的廁所，所謂廁所，不過是一個坑，糞便就落在溝里，溝就在路邊，路邊就是人家的廚房。外銷的魚翅、魚干，就鋪在溝邊讓太陽曬。

　　轉一個角，又是一座戲臺。上好裝的演員正在做最后一分鐘的準備。繞到后臺，驀然看見一個滿臉大紅大紫的年輕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著戲臺的柱子，正在給懷里的幼兒喂奶。

　　她長得很豐腴，穿著短褲，露出兩條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鮮紅的嘴唇圓起來，正在哼著歌仔戲詞，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來也沒關系的坦然。孩子有一張圓潤的臉，長長的睫毛，滿足地吸著奶，在女人的懷里輕輕晃著。前面鑼鼓已開始響起來。

　　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著她，看著她抱著嬰兒，像看一幅永恒的圖畫；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羅浮宮"蒙娜麗莎的微笑"前的感受還來得深刻，來得真實。鄙俗嗎？是的。骯臟嗎？仍舊。落后丑陋嗎？怎么可能呢？還有什么比這幕后戲臺的母子更美麗、更深沉？茄萣鄉的意義，不是由我這種過路人來賦予的。它的價值，它的尊嚴，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掙扎生活的，是眼前這個母親、這個嬰兒。為茄萣鄉在意義的座標上定位的，是闊嘴、是駝背嫂，是滿臉油粉喂奶的戲子母親，是要在茄萣鄉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這些人。

　　啊，這樣的生命力！蘇黎世

　　圣誕節的前晚，大雪覆蓋了大地，厚厚的一層白雪，像條溫柔的毛毯，無聲地覆蓋。

　　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滾下來。我突然聽見歌聲。打開門，赤腳站在結冰的陽臺上張望：紛紛的大雪中站著四個人，手里捧著一點燭光，在安靜的街上，唱歌。藉著雪光與燭光，看得出原來是幾個五六十歲的人，胡子上沾滿了雪花。

　　一首又一首。街邊公寓里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不知何處的陽臺上有人合唱起來。甜蜜的歌聲里帶著感恩、帶著祈求，一條街充滿著人間的祥和；燭光在雪地里閃著。

　　赤腳站在陽臺上聽歌，冰冷的雪花紛紛灑了一身。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會寫出"野火"那樣的作品來。我給過不同的答案，卻從來不曾想過"野火"和我一度引以為恥的茄萣鄉有任何關連。在陌生的蘇黎世、在大雪中聽歌的一刻，卻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賣到茶室的兒女、海上失蹤的闊嘴、被捕的大學生、自殺的警員、借貸的母親......啊，促使我寫"野火"的。難道不是像茄萣鄉那樣與我有過交集的鄙俗鄉里？我對臺灣的感情，難道不是來自那些我一直認為與我不同國度的人--闊嘴、黑鼻仔、駝背嫂--他們卻其實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識之中？我所關切的人，難道不正是那個歌仔戲子懷里閉著眼吃奶的嬰兒？

　　富而有禮的蘇黎世人在贊美上天的恩寵、祈求世間和平時，茄萣鄉的人還在為生活努力、為作人的基本尊嚴掙扎；什么時候，茄萣鄉黝黑的漁民也和蘇黎世人一樣，溫飽、自由、人權、尊嚴，都已是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灘上只需要發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類祈求？一九八六年，臺灣

　　兩年前，我眼中的臺灣是一個逆來順受、忍辱吞聲、茍且懦弱的臺灣；"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是一聲忍不住的怒吼與指責。兩年后的臺灣，卻是一個相當不一樣的社會。草根階層發起環境自保運動，表示民眾生氣了。大學校園里發生沖突，表示學生生氣了。反對人士組成新黨，表示黨外也終于忍耐不住了。《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現，因為"生氣"的中國人已經很多。

　　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注重環保等等都是執政者面對"生氣"的社會所作的因應措施。但如果政府的覺醒永遠落在民眾覺醒的后頭，如果改革永遠來在民眾"生氣"之后，這個政府是吃力又不討好的，因為它一切的革新努力都顯得被動、被迫、勉強。聰明的政府要走在人心思變的前頭，主動地改造環境。

　　"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寫的社會批評，事實上是一個"野火的告別"。人既然已經在歐洲，我就不可能繼續專注地審視臺灣。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寫作的觸須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時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一九八六年的臺灣社會發生了這么一個"野火現象"，為什么會有這個現象？支持者為什么支持？反對者為什么反對？"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聲"--平常不敢吐露的心聲。一千多封來信中，有些信令我驚詫：所謂的市井小民對臺灣的問題有那樣透徹的了解，對時事有那樣尖銳的批判。有些來信則令我難過，最令我難過的，無寧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燒死臺灣"。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識形態的灌輸結果，像口號一樣的喊出來。她的歷史詮釋、民族意識、是非判斷，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對這樣一個中國的下一代，一個完美的灌輸案例，我的心情特別、特別的沉重。

　　茄萣鄉那個戲子懷里的嬰兒，那個臉頰豐潤、眼睛清澈的中國嬰兒，有權利要求我們給他一真正開放自由的社會。一個冷冷的聲音戴小華

　　那天，當我知道她應新加坡《聯合報》系之邀，將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時，就撥了個長途電話給她。

　　電話那頭傳來的是她清脆又略顯焦灼的嗓音："看顧孩手的保姆剛離開，兩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歲半，如果找不到幫手，我真担心去不成。"

　　想不到，這位勇敢又灑脫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相同，照樣有她放不下的一面。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地點：新加坡

　　人物：龍應臺、戴小華

　　龍應臺終于順利成行。這天，我倆結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閑逛。她對所見的一切都覺得新鮮、好奇，不時摸摸這兒，看看那兒。

　　眼前的她，一點都不像六年前曾在臺灣"興風作浪"的龍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樂的少女。

　　她興奮地說："這是個內容非常豐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全匯聚在這塊土地上。"

　　我想如果她來到馬來西亞感受定會更加強烈。

　　時間：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時

　　人物：龍應臺、戴小華、馬來西亞中國報攝影記者

　　一襲輕便的套裝裹住龍應臺纖細瘦小的身軀，顯得楚楚動人。唯一能將她流動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羈的性格泄露出來的是，她那頭鬈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長發。

　　雖有許多人仍懷念過往她所發射出的尖銳鋒芒，然而，人到歐洲后，似乎讓人覺得她已不再對這個混亂中充滿生機的時代懷抱使命。

　　到底她已不再關切？還是另有所屬？從以下的對話中，她會為我們道明因由。

　　戴：到了歐洲后，你的關切面似乎已不在臺灣，是因為臺灣的社會已合乎理想？還是你擴大了視野？

　　龍：這有幾個原因：第一，當我在臺灣時，腳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兒的人面臨的是同樣的命運，任何不合理的現象，我有權利批評。現在，我離開臺灣，人在歐洲享受別人所建立起來的比較優美的環境，再去批評臺灣的話，對那兒的人就不公平了。

　　第二，九十年代的臺灣，跟八五年的臺灣不同了。八五年的臺灣是一個在蒸汽鍋里，被鍋蓋蓋著，沸騰了四十年，汽沒處發的時代。整個社會需要代言人，我適時出現，就被當成文化英雄。現在鍋蓋已被掀開了！他們自己可以走上街頭，不再需要文化英雄來代替他們說話。現在的臺灣是一個比較成熟、比較自信的社會。

　　第三，近幾年，歐洲發生了劃時代的劇變，剛好我在，難免會從原本局限在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社會的關切面，擴展到整個世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

　　換句話說，臺灣變了，我也變了。一個社會有時候需要的是大聲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時候需要的是一個冷靜的聲音。

　　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長，我不能夠因為留戀"野'火"時代的掌聲而作繭自縛。讀者的期望往往是一個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過去，不管那過去多么輝煌、美麗。

　　戴：這兩年，你一直住在德國，請問東西德統一后，整個社會發生了什么變化？

　　龍：非常的復雜。現在的東德人，不是，應該稱"德東人"。他們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圍墻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時候，心里有一個附帶的夢想，就是認為當自由獲得時。也就會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樣的物質水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

　　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覺？

　　龍：德西人一樣不高興，因為他們的損失已經夠大了；七月一日為止開始加稅，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質享受是他們四十年來努力的結果，現在卻憑空讓窮兄弟來分享，可是德東人還覺不夠；所以，兄弟之間的情緒是不太和諧的。

　　戴：難道說統一后的德國反而不如以前？

　　龍：那也不是。

　　德國統一后，單看現狀是問題叢生，人們怨聲載道，德東人每兩家就有一家失業，可是我個人仍覺得樂觀，因為在那層很薄的怨聲載道下，有非常濃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礎。畢竟血濃于水。加上西德的經濟實力非常雄厚，假以時日，這個國家定會變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

　　戴：有時是非正義并不這么容易就顯示出來，由于資訊的被壟斷，可能會影響正確的視覺角度。

　　龍：這是人的悲劇。納粹的真面目，歷史的真相，德國的知識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

　　戴：不能有全面的資訊來源去判斷真正的是非，這是我們尋找真相的最大問題。

　　龍：一個人的判斷，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不會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設法擴大資訊的來源。人民很可能被執政者對資訊的壟斷所蒙蔽，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這個蒙騙的層面揭開。這是長期要做的工作。

　　戴：如何訓練一個人敏銳的觀察力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龍：這需要培養，而培養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從小訓練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質疑方式來下結論。譬如過去給我們的作文題是："臺灣是大有為的政府"。，如果要訓練孩子的獨立思考能力．作文題應是："什么的政府才是大有為的政府"。我們不應先給結論，而是訓練孩子自己去尋找結論。

　　戴：如果學校并不鼓勵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訓練......

　　龍：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邏輯以及哲學的書，另外多讀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對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觸各方面的資訊，才能做出對比；但如果資訊來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難。

　　戴：學院的訓練，使你有縝密的思維，看好的文學作品，讓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樣教育、看同樣書的人，未必就有你這種凡事掀開鍋蓋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長環境也對你有所影響？

　　龍：我倒從未仔細想過這樣的問題......（陷入沉思）嗯......我想母親確實影響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親有何相同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們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沒有她的強悍，可能因為我生活比較好，不需要強悍就能生存。但在母親那個時代，她就必須強悍才能撐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現出她比丈夫能干。

　　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處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現，因為她是女人，為了這個，她一輩子受苦。

　　如果將表層面剝開，可能母親的強悍及叛逆性影響了我，使我不愿意輕易接受現實的擺布。

　　戴：這又激發了我的另一個疑問，假設當初你用胡美麗或王阿香的名字發表社會評論，讀者又知道你只是一個家庭主婦，你想，文章發表出來產生的效果會是一樣嗎？

　　龍：當初我的社會批評，不僅引起一般民眾的共鳴，而且也受到知識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講的這種情形，我想一開始就會受排斥，所以，從《野火集》可以看出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社會所流露的心態是，只有男人可以寫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見解，結果事實證明這種認定是一種成見。

　　戴：像你這類作家的出現，在扭轉男女角色分化的刻板印象上，也起了一種教育的作用。

　　龍：但是，到現在為止，這種對男女性別刻板印象的偏差還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們就想，這種女人一定聲音極大，人極兇，極不可愛的半女人，總之，談論多半是負面的。

　　而寫這類文章的若是男性，他們就認為這個男人很有見解，成熟、有勇氣......

　　戴：這次你差點因不能解決托兒問題而來不成新加坡，就你認為政府及企業應在這方面盡什么樣的責任來協助婦女參與社會事務？

　　龍：我覺得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就是提供婦女有選擇的機會。想工作的婦女，政府和企業有完善的托兒制度及設備。使婦女能在毫無后顧之憂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里專心育兒的婦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會不致于歧視她沒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會必須了解，持家育兒是一個價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

　　戴：這次你的講題是"作家的使命感"，就這點你有何觀察？

　　龍：我想沒有人有資格或權力告訴作家應該有這個那個使命感。不過，我覺得一個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會，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強；在一些已經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所有的輪子都運轉得很順暢，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強烈。

　　戴：文學的理想是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學有時又不能避免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原因何在？

　　龍：文學和政治"結合"是與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脫不了節的。我就以東、西德為例：

　　柏林圍墻倒下來之前的東德，是一個比較壓抑的社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代議政治，也就是說人們沒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創作主題不容易脫離政治的現實，讀者與作者間也似乎有種完美的默契。東德讀者很擅長讀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東德作家像是走鋼索的藝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后在步步危機中尋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為文字跌下來而摔死。讀者像是看著高空表演的知音，他們仰頭尋找那個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后在最適切的時候，發出最大的贊嘆和驚訝！

　　戴：現在柏林圍墻倒了，作家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變了？

　　龍：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們已找到自己的聲音。人們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學慰藉的時候才會去找尋文學，但這種時候并不多。

　　以西德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個作品出來，好像一個小水滴掉進大海里，連聲都沒，更不要說泡沫。作家創作的主題逐漸走入內宇宙的世界，讀者成了社會的少數人。

　　戴：最后我想請問：作家是否應具有使命感？

　　龍：當然使命感可以成為作家主要創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點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學評論者的立場，并不贊成將使命感做成一個唯一的文學藝術的衡量尺度。

　　我們讓有使命的作家去擁抱人民，讓沒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擁抱自己，各盡所能，各給所有，各取所需，文學社會自然而然會是一個蓬勃的文學社會。

　　我相信，一個困苦、壓抑的社會對有使命感的作家反而是最好的環境，但是，追根究底，文學有一個最愛，它的名字叫做"自由"。

　　--原載馬來西亞《中國報》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柏楊

　　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臺灣需要嚴正的文學批評！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寫一點書評。我當時就誓死不從，蓋中國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評，一旦被批評，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評他的創作，他卻連自己也塞了進去。所以，我雖然也知道文學批評重要，卻絕對不肯提筆上陣。老鼠雖然知道給貓脖子上掛銅鈴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誰也不敢去掛。于是書評的專集雖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嚴正的文學批評，終于問世，那就是龍應臺女士寫的《龍應臺評小說》。她是第一位用文學的觀點，來檢查臺灣小說創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無顧忌。結果，場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來好評如風，一方面也招來破口大罵。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她曾指出無名氏先生的小說："冗長羅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濫情外，一無所有。只是一個愛情公式加上昏了頭的囈語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無名氏先生的反擊可是森林式的，他發表在他老弟主編的"展望雜志"上，為自己蓋世名著聲嘶力竭地辯護后，還畫龍點睛地攻擊她性冷感。

　　然而，文學批評招來的反擊，比起社會批評招來的反擊，又輕得多。前者不過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龍應臺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報》，《臺灣日報》兩家軍方報紙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說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開場白："批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評者是懷著何種心態來從事批評。"這就有點不妙，因為殺手的"自由心證"就要出籠。李正寰先生還把臺灣當作他被窩里的私產，警告龍應臺女士，如果不滿意，"為什么待在這里！"又認為殺江南不過小事一樁，他問龍應臺女士："你可知道美國有多少總統是被人暗殺的？"龍應臺女士當然不知道，因為她好像從沒有干過這種勾當。余懷麟先生卻直截了當地指龍應臺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斷言，如果龍應臺到她的"祖國"去做"良民"："我敢保證，連個屁也不敢放！"打手終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們的特質，在飛帽之余，粗野下流的舉動，忍不住爆發。

　　以上的場景，呈獻出的是一個古老的現象：攻擊龍應臺女士的人，很少討論事實，而只一味地作情緒性的人身辱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死不認錯，第一：我根本沒錯。一旦被逼得緊啦，把證據掛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動則是：老羞成怒。

　　不過，到底是時代不同，人心大變。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禁止出國期間，有一天，龍應臺女士撥電話給我，五分鐘的電話，竟中斷了四五次，她大驚問："有沒有錄音？"然后嘆息："我到現在才知道他們的利害。"其實，不準出國以及搞搞電話，不過是小動作，我可是見過大世面，碰上過大動作的。所以龍應臺女士應該開心才對，雖然被鯊魚群咬得遍體鱗傷，但距大動作還有十萬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紀錄片，我還是為龍應臺女士祝福，無論如何，趁著這個沒有大動作的黃金排檔，再為你的同胞多寫一點肺腑之言。這個將被鯊魚群、馬屁精、顢頇頭葬送的地區，需要你跟其他幾位有愛心的人，如孫觀漢先生、馬森先生、楊青矗先生一樣，伸手拯救。緣馬森

　　我交朋友，全憑一個緣字。

　　跟應臺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種緣分。

　　生于同一個時代，又有幸在某一個空間相遇，自然是一種緣。然而時地的緣具備了以后，如雙方有一方覺得對方面目可憎，言談無味，仍然無法成為朋友。有人說決定人間善感或惡感的是人體所含有的化學成分，另一說則是由于人體所發射的電波或磁力。我沒有能力做這種科學性的分析，所依賴的不過是一種不由己的主觀印象罷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從對方的眼眸中直覺到是否是一個可能的朋友。如果對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經表示了他沒有跟你接交的意愿。如果對方的眼光是諷譏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種形態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討無趣呢？要是對方的眼光一接觸到你的，就像有一襲簾幕似地刷地拉了下來，使你無法透視他眼光后面的心思，這表示他不是對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極深，這樣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對方的眼光在熱切中含有阿諛的神采，則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種可資利用的價值。當你具有的這種價值消失的時候，他還愿意做你的朋友嗎？就很難說了！

　　應臺的眼光給我的感覺卻是坦蕩親切的。她思維縝密，卻不具城府；她詞鋒犀利，并不含惡意。她對朋友有彈有贊，正是一個諍友和摯友所應具備的條件。

　　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是在"濃來"周浩正邀請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時候浩正還正在編《新書月刊》。他說最近有一位在《新書月刊》上撰寫書評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紹我們認識。并說那位作者已經寫好了一篇評《夜游》的文章，預備下期發表，不過發表以前礙難給我事先過目。當然我并不曾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這樣說來堵我的嘴的。

　　那晚應臺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還有也是初次見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種慧而不黠，言談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覺得一見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編者、有專門挑眼的文評者，說起來頗有針鋒相對之勢，但事實上交談卻十分融洽、投機。

　　應臺評《夜游》的文章發表以后，我覺得她讀得十分仔細，評得很有章法，對文學的鑒賞力和洞察力均屬上乘。她挑眼剔刺之處，常常發作者之未見，使作者獲益匪淺。當然我們也有不盡同意之處，但那只是普通兩個個人在觀點或口味上應有的歧異，不足為怪。為了感謝她的批評，我特意約她在羅斯福路一家牛排館便餐。那晚談了些什么，已經不記得了。因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談了些美加兩國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寫了一篇評《孤絕》的書評。先投給《中國時報·人間》，遭到退稿。以為《孤絕》是聯經出版的，不能上時報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給《聯副》，同樣遭到退稿。兩報的副刊編輯都是我的朋友，沒有理由因為原作者而退稿。應臺書評的水準，有目共睹，當然也不是因為文評本身的問題。那么問題何在呢？原來臺灣副刊的原則是不登書評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場、攻訐的文字潮涌而來，編者就難以應付了。這跟西方專刊書評的報紙副刊很為不同，可見我們素缺客觀評論的習慣和訓練，才會使編者如此戒懼，以致剝奪了報紙副刊讀者讀書評、文評的權利。

　　那篇評《孤絕》的書評，最后還是在《新書月刊》刊出的。

　　雖然應臺的書評越來越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新書月刊》停刊以后，立刻便發生了發表園地的問題；幸好主編《自立晚報》副刊的向陽只眼獨具，貢獻出副刊的篇幅，才使應臺的書評得以繼續與讀者見面。《當代》雜志創刊以后，應臺的書評遂移到《當代》發表。

　　應臺的大部分小說評論。后來收在爾雅出版社出版的《龍應臺評小說》一書中。當時出版的時候，據說爾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隱地只是喜愛應臺的評論文章，還難預知出書以后是否可銷。以后的暢銷，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藝術學院客座結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劉海北約幾個朋友到龍潭去夜游，那次也有應臺。另外還有張曉風、愛亞、孫春華、林貴真和隱地。在龍潭公園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盤月亮。第二天早上，隱地還露了一手"荷葉稀飯"。玉色的米，浸入了荷葉的顏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幾分仙氣了。本來吃過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該知趣啟程的，無奈大家都賴著不肯走，好歹又賴了席幕蓉一頓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請客容易，逐客難！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眾人才萌生了體諒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這時候席幕蓉終于松下一口氣來，聲言再也不請這群惡客進門。不幸她很健忘，過一段時間，忘了這次的教訓，恐怕又要迎客上門了。不過她已搬離了龍潭，月下的赤足蓮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后跟應臺又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介紹她認識了主編時報"人間"的金恒煒，不意在他們兩人間竟展開了一次聲光俱備的合作--在"人間"推出了龍應臺的《野火集》。

　　龍應臺的這一把野火愈燒愈旺，社會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穢腐敗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燒清除的對象。經過一年多猛烈的燒掠，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心是否干凈了一些呢？這個問題得需要歷史的見證人來解答了。

　　龍應臺以她學院的理性與邏輯訓練，加上她熱愛鄉土的赤誠，再加上率直的個性、敢言的勇氣、善言的技巧、無畏的氣魄，才能夠寫得出這種聲光并茂、振奮人心的文章。但是如沒有一個有眼光、具魄力的編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無法與讀者見面的吧！

　　我于去年暑假再度來臺的時候，應臺已經在待產中，有些行動不便了。應臺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學的宿舍里，但在和平東路還租賃了一間房。我到臺北后正無處可住，應臺很慷慨地把那間空著的房子讓給了我，還特意為我加裝了冷氣，實在令人感動。應臺的弟弟龍醫師就住在我的樓下，對我也有百般照顧，還分用了他的電話。在那段時間中，龍醫師就成了大家的龍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對我說：我請龍弟弟轉告你。我也會對朋友說：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請告訴龍弟弟。

　　回到倫敦，在圓神出版社社長簡志忠的一通長途電話中同時獲知了兩個好消息：一個是《野火集》結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暢銷，另一個是應臺生了一個兒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兩打最新鮮的玫瑰花給應臺，以表達-個遠方的朋友的祝賀之情。

　　今年春天，接到隱地的來信，他提議我們時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出一本選集，其中有席慕蓉、張曉風、愛亞、楚戈、蔣勛、隱地自己，當然也有龍應臺。書名是《希望有一條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詩人的小說和小說作家的詩。

　　今夏我又告別了對我來說越來越感到冷漠的英倫，回到了熱切渴望著的臺北。圓神的簡志忠說好要來機場接我，但一下飛機赫然發現除了志忠外，還有同坐一條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臺北通過他們熱情的臂膀在歡迎我。

　　應臺是我走出機場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遠遠見她走過來，發現她又恢復了原來窈窕的身材，親切熱情如故。我說："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龍年，不但出了兩本龍書，而且生了一個龍子！"

　　她笑得很開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銀行的聘約，不久他們全家都要遷居瑞士。那時候距離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卻遠離了這兩三年來她為之掬心絞腦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覺到一種凄愴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臺北救贖馬以工

　　去年的同學會是在獅頭山開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錯的同學表示，他要請三桌素席。幾部賓士、富豪名牌車浩浩蕩蕩地殺上了半山的一座禪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著這群施主，說著："那么年輕的人，又沒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那么輕易地，就推掉了近萬元的收入。天氣微暗時，我們被安排吃他們日常的素齋飯，簡易的四萊一湯，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廟中沒有養豬，碗中不要剩飯。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氣地對我說："小姐，你們坐那幾桌，這一桌是特別修行的，他們吃'剩菜'的！"一會兒，坐下了幾位剛念完經的太大們，看他們穿戴，經濟狀況應該是十分良好，他們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飴地吃著別人的剩菜。

　　可能是為了避免過分刺激，龍應臺替《煙幕》一書寫的序文《弱國，你會說"不"嗎？》六三禁煙節刊登在《中國時報》上時，弱國兩個字被編輯拿掉了。《天下》雜志的殷允凡看過這篇文章后告訴我，這篇文章不太像龍應臺過去的文章，后半部簡直是像我在說話。

　　我把這段話告訴龍應臺后，我們兩人在電話中大笑起來，"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說。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確是我所提供一連串的數據，以及一大堆我的氣憤，但也經由這篇文章，使我對龍應臺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斗魚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龍應臺開始在時報"人間"副刊上，寫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一年半后的中國人，很多人真的生氣了。特別是環境問題從核能電廠失火、牡蠣、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氣的大題目。臺中大里鄉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長期忍受三晃農藥廠排放出來的毒氣，自組了"公害防治協會"。鹿港有十萬零六千人簽名連署，拒絕杜邦化工設二氧化鈦廠。到車諾比爾核電廠發生熔爐意外，反對再興建核四廠的聲音升至最高。

　　當一種社會運動變得十分熱門，或是竟然成為主流時，參與者的心態與組成分子就會變得十分復雜。

　　"搭便車"的人，在任何社會運動草創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氣候之后他倒也搖身一變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專業知識豐足，談環境問題只是想出出風頭，倒也罷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討論環境問題，或有些人純粹以關心或愛心為出發點，卻不愿意支持專家呼吁的保護方法，甚而錯聽了非專家的理論，造成愛之反而害之的惡果。這兩類的人最容易被對立的利益團體丑化與攻擊。

　　同時，由于環境問題變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鳴，每一個人切身的問題時，環境問題很容易成為政治反對者，在他提出其他社會改革口號，過于空洞而引不起群眾關注時，所剩下來最大的本錢。也有些人，以階級仇恨的心理來看利益團體。當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這幾種人反對的力量可能最為猛烈，但他們反對的效果卻不一定卓越，有時他們的反對，反而造成一種反效果。

　　在這樣錯綜復雜的環境中，我們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覺得自己像斗魚，也許是好斗成性使我們仍堅持立場，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惡如仇外，一定還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魚之外，一定應該還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標。龍年

　　我也嘗試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層次的奮斗目標呢？我把龍應臺為《煙幕》所寫的序文再拿出來看，前半部是一個六歲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開始拉吉夫已經被永備化工的氰酸毒氣毒死，他身為洗槽工人的父親，在泄氣的當時，已先拉吉夫而亡。這樣的故事與相同的感動，我曾在讀《野火集》時感受到，特別是讀到《不會"鬧事"的一代》。這篇文章刊出時，我并不在臺灣，幾乎是同時，我也經歷了這篇文章一開始，引述自《紐約客》上的一個故事。

　　我的故事則發生在舊金山，站在漁夫碼頭附近的戲院前，掙扎著該不該進去看那部叫《龍年》的電影，看看電影的海報，中國人的形象已經有改善，不再是福滿州或陳查禮之類的妖怪，然而骨子中應該仍是一部辱華電影，腦中閃過的是昨天電視新聞，此間華人抗議的畫面，不看是敵愾同仇，看呢？回臺灣后多一個吹牛話題，因為臺灣勢必是會被禁演的。最后我還是決定不看。

　　我很慶幸我的決定，而后我看到《不會"鬧事"的一代》時，激動地流下了眼淚，有學生一次又一次花錢買票進場去抗議，在紐約抗議南非的種族歧視，一次又一次被觀眾噓，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結尾最為感人：

　　"觀眾的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來，說："不不，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許對于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國的煤氣房里。"然后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他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閉嘴！"我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她全身在顫抖。"

　　雖然龍應臺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會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則而反對這些學生強迫向別人推銷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這樣行為的人，至少先具備了關心此界，有價值判斷及充分的道德勇氣。不然他們大可拿這買票的五塊錢去溜冰或吃掉。

　　現在想來這一番文字用來形容龍應臺也是頗為恰當，她關心世界，有價值判斷及充分的道德勇氣，否則她一定是吃撐了，她何不挾著她現有的優越條件，和和稀泥在紐約安享榮華富貴。一九八四

　　我也曾經問過她寫這些文章的動機，她并沒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說，有些事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存在一天，這些東西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變得聲勢浩大。

　　如果做一個簡單的抽樣調查，知識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懼，很可能都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歐威爾所描寫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龍應臺寫下了《歐威爾的臺灣？》期盼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對事實的勇氣。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沒有刊登過的文章，顯然現實與她所期盼的理想之間，還是有距離，這個距離本質上即是一種危機。

　　生態學上一個故事，正可以來說明這種危機：

　　假設布袋蓮生長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會在三十天內長滿。那么在第什五天時，布袋蓮還只占了整個池塘的三十二分之一，對很多人來說，可以根本不覺得池塘中生長著布袋蓮，即使到了第二十九天，還有半池塘的水面，只是再過一天，就完全沒有水面，全是布袋蓮了。

　　極權的勢力只要存在一天，就如同那株小小的布袋蓮，無聲無息地在那里滋長，如果沒有人一再地提醒，或者把這種惡勢力鏟除，它就會像布袋蓮那樣突然之間，不聲不響滿布著整個池塘。救贖

　　龍應臺回臺灣后沒多久，我們就在一個飯桌上碰面，她正好坐在我的旁邊，瘦瘦地，也不大說話。沒有幾個月，就看到她以胡美麗為筆名所寫的文章，金恒煒說我可能是臺北最后一個知道胡美麗就是龍應臺的人。接著《野火集》在"人間"副刊開始連載，第一篇的題目叫做《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文章從一個反對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立法委員，在電視中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么吃飯？"令龍應臺覺得惡心開始。

　　看到了攤販占據騎樓，半夜的喧嘩吵鬧、垃圾往淡水河中倒，道路上車輛爭先恐后，塞成一團，瘦小的龍博士真的生氣了，她還大聲地問別人，為什么不一起來生氣，大家一起爭取比較好的生活環境。

　　這把野火燒得的確聲勢浩大，據說《中國時報》刊出《野火集》的當天，報紙的零售可以增加數萬份，學生把文章剪下來張貼，也有人影印了分送給大家。去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就賣了十四版，到現在，發行總數已超過十萬本了。龍應臺受到的支持是空前的，然而她所受到的壓力卻也相當巨大。

　　其實她是我看過最婉約的一位反對者，她之所以能引起廣大的共鳴，除了她文字平鋪直述，條理分明外，她關心的題材是非常非常生活層面的，與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想更重要的是，她文章的里面，包藏了一顆救贖的心，也只有這種"真"心，才能感動所有的人。

　　如果沒有關心，她大可以高高在上地繼續當她的博士、教授，她有美好的家庭，與她一般聰明杰出的丈夫，可愛活潑的兒子，高收入而安定的工作，她為什么要來趟這趟渾水，遭受這么多惡毒的漫罵。

　　我又想起在禪寺中吃著剩菜的老太太們，她們曾經令我感動，而她們的救贖行為卻是消極的，她們可能并不貪戀塵世的榮華富貴，卻無補于塵世的苦難。

　　慶幸的是每個時代，總有些傻子，關心世界，有判斷的能力，且有批判的道德勇氣，不愿安享榮華富貴，卻愿以自己做代價，謀求全體人類更多的幸福快樂。不論你同不同意這些人的價值觀，他們都值得我們最高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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