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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憲鬧劇•楊度•帝王術
　　　　
　　王學泰
　　　
　　《書屋》，2000、7　　
　　
　　其人其事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要作洪憲皇帝的時候，天津《廣智報》發表了一幅諷刺洪憲帝制的漫畫——《走狗圖》。正中是袁世凱的漫畫像，頭戴冕旒，身披龍袞，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條狗，畫的是為改變國體、恢復帝制作吹鼓手的籌安會中四大將——楊度、胡瑛、孫毓筠、嚴復。這是有個典故的。湖北著名的報人劉禺生的《洪憲紀事詩》詳細記載了這個典故的來龍去脈。
　　
　　　　有一次籌安會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聚會。胡瑛在會上說：外間皆呼我等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楊度曰：怕人罵者是鄉愿，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論，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孫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嚴幼陵曰：我折衷其說，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則我當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傳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廣智報》漫畫的出現。
　　
　　　　過去看到這個記載，每為嚴復可惜。他畢竟是“作過”《天演論》、翻譯了大量西方社會科學名著的一代宗師；后來又為楊度可惜，他多次聲稱一生為了“救國”，晚節似更可風。待讀了《洪憲紀事詩》及有關的文獻才發覺他們發起和組織籌安會，陷入洪憲帝制鬧劇的泥潭當中不是偶然的，這些人的失足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現代史上，楊度是個怪人，從他的生平經歷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異于常人之處。這些有的是“時勢使之然”，有的則是他花了很大精力主動爭取來的。
　　
　　　　楊度（1875—1931）字皙子，號虎公，湖南湘潭人。這位青少年時就被譽為“才子”的名士，卻非出于世代書香之門。他的祖父是個跟隨著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湘軍。他只升為哨官就戰死了。這個小小的“哨官”為楊家留下一些余蔭，從此改換了門庭。楊度大伯隨父親參軍，借著父親的余蔭作了個小武官，后來積功升為總兵，進入了官宦的行列。楊度的父親還在家務農，兼作吹鼓手。因為父親亡故得早，楊度便過繼給在戰爭中發跡變泰的大伯，儕身于仕宦之門，這樣才有了讀書的機會。可見楊度的出身是不同于一般的讀書人的。
　　
　　　　楊度的從學也不同于封建社會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統的士子，讀高頭講章，死摳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風流才子弄些華章綺句，以邀鄉里之譽。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對楊度也優待有加，并可以隨便開些玩笑的。在《湘綺樓日記》中常稱楊度為“楊賢子”。楊度跟著王壬秋不是學他的經學，而是學其“帝王之學”。后來，楊度又醉心于新學，上了湖南師范。這些學歷對當時的士子來說都是有些獨特性的。
　　
　　　　一九○三年清政府新開“經濟特科”的進士考試，楊度是第一批考生。這科的考題真有些現代“經濟學”的味道：“桓寬言外國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則國用饒而民用給；今欲異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這樣的題目，那些八股腦袋大概連題目也弄不懂、更是無從下筆的。懂新學的楊度中一等第二名，按傳統說就是“榜眼”，而“狀元”的桂冠則被未來的北洋政府的財長梁士詒摘取。在科場上因為名字犯忌而倒霉者，自古以來不乏其例。“狀元”是最為人們所妒羨的，“梁士詒”這個名字終于被嫉妒者發現竟是“梁頭康尾”（梁啟超的“梁”字，康有為字祖詒的“詒”字），而“康梁”作為“戊戌變法”的代表人物，正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詒被除名。楊度受到這個案子的牽連，又是“湖南師范生”，（這是個常出“維新黨”和“革命黨”的群體）被懷疑是“亂黨”唐才常的同黨或革命黨，也連帶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轉瞬而失，其懊喪之情可知。而且，事情并未到此為止，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詒、楊度。
　　
　　　　對出路感到茫然的楊度跑到日本留學，那時出國沒有“護照”“簽證”之類，從北京去日本比回湖南老家還方便，到日本留學是使楊度成為活躍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個契機。也許楊度特別具有組織才能吧，到日本不久，他就成為留日學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楊度是主張“君主立憲”的，然而，他從這時起就懂得聯絡各種各樣的人士為自己的未來開辟道路。楊度托人認識了孫中山先生，并向孫先生表示他不贊成革命，但是與之相約：“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后日，無相妨也。”（《世載堂雜憶》）他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與黃興、梁啟超都保持了較好的關系。頗有點“掛鉤三方來闖蕩”的架勢。
　　
　　　　一九○五年清政府為了挽救危亡，準備立憲，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這些書呆老朽到歐、美、日本轉了一趟，大約也是糊里糊涂，沒有弄個子丑寅卯，然而考察報告還是要做的，于是就要請個捉刀代筆者了。他們選中了楊度。楊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沒去，可是他為清五大臣的出國考察寫了考察報告——《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從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層人士中都知道了有個“懂法”的楊度。
　　
　　　　一九○七年，清政府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這位僅有舉人功名的楊度以四品京堂充憲政編查館提調，如果一九○三年他中進士授官，也不過六七品之間，而這次遽以四品使用，可見朝廷對他的看重。當然，這也是袁、張力薦的結果。從此，他對袁世凱懷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淺地參與了袁世凱的許多政治活動。
　　
　　　　清政府關于“立憲”的文件多出于楊度之手。此時朝廷要搞“法治”了，而王公大臣們根本不知道“法”為何物。于是，這些王公大臣表示要起帶頭作用，積極“學法”，而朝中最懂法的楊度便被委任為高級“講師”，得以出入頤和園，為這些王公大臣們開了憲法講座。從此，他與許多滿洲親貴拉上了關系。
　　
　　　　一九○八年，西太后、光緒相繼去世，掌權的是光緒的弟弟載灃。他將袁世凱開缺回籍。此時楊度知道袁的羽翼已豐，決非一個攝政王所能對付了的。當袁世凱的許多朋友都不敢與他往來的時候，楊度卻奔走于北京與彰德（袁的隱居之地）之間，為袁世凱通消息、出主意，成為袁的重要謀士。這種“燒冷灶”的行為帶有明顯的策士作風。
　　
　　　　辛亥革命爆發之后，南北會談，楊度是北方代表團的高參，還替袁世凱暗中收買南方代表團中要人，以期作出對袁有利的結果。他很看重與袁世凱的關系，因此，掛在楊度口頭上的“救國”，實際上很大程度是在謀圖自己個人的發展。
　　
　　　　辛亥以后，袁世凱建立洪憲王朝的過程中，楊度表現非常積極，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這一點我們在下面談。
　　
　　　　洪憲帝制失敗以后，楊度作為第一“要犯”被通緝，這與當局不敢碰那些耍槍桿的“洪憲黨人”（如段祺瑞）相比是有點冤，但是就參與洪憲帝制活動的主動性、積極性來說，把楊度視為第一禍首還是名實相符的。楊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這個局面待張勛復辟活動破產后才有了好轉。
　　
　　　　雖然，楊度自稱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時失意的政客幾乎是個個如此。即使在楊度參禪論道時期內，也沒有忘記在各種各樣的軍閥中搞些縱橫捭闔的活動。有時也做了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楊度還是有些特殊能力的，他能使得一些很蠻橫的軍閥也聽他的話。那個連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將軍張宗昌，對楊度也是言聽計從的。例如在槍斃新聞記者林白水時，為林求情者很多，張宗昌一概不接受。楊度前去說，才答應下來。可惜的是當張打電話給行刑隊時，林白水已于半小時前綁赴天橋了。
　　
　　　　楊度的晚年做了兩件驚世駭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的門下做清客，當時政客與青紅兩幫往來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學者則以依附他們為恥，與他們往來的人不多，因此，楊度和章士釗兩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楊度加入中國共產黨。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過去一直把楊度視為反面的歷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幾個人知道，直到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總理病危時才把這件事告訴了王冶秋。王發表了《難忘的記憶》，向世人公告了這件事，從此，楊度在人們的筆下才換了一幅形象。然而，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從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寫到楊度，對他的過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諒解了，連搞籌安會都是為了“救國”。我想這也是一種偏頗。
　　
　　　　二
　　
　　　　《洪憲紀事詩》真是一部有趣的書。連本世紀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談到它都贊不絕口。董必武在六十年代初為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作序中說：
　　
　　　　武昌劉禺生以詩名海內，其膾炙人口者為《洪憲紀事詩》近三百首。余所見刊本為《洪憲紀事詩簿注》四卷，孫中山、章太炎兩先生為之序。中山先生稱其宣闡民主主義。太炎先生謂所知袁氏亂政時事，劉詩略備，其詞瑰瑋可觀，后之作史者可資摭拾。
　　
　　　　實際上這也是董必武對《洪憲紀事詩》的評價。其紀事除個別細節外，大多可信。洪憲前后，劉禺生正在北京，他與副總統黎元洪是老鄉，常能見面，對于當時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與楊度是“大同鄉”（當時湖北湖南同屬湖廣），二人共過事，有一定的交誼，對楊度的為人有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憲紀事詩》中的評論不僅有深度，而且，頗有誅心之論。
　　
　　　　洪憲帝制活動中，楊度是很賣力氣的。當然，楊度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個人打算的。楊度對袁世凱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薦，他才由一個普通的舉人一躍而成為“四品京堂”。這樣，在攝政王下詔要殺袁世凱時，奉命草詔的楊度才會奮力搭救，后來在與袁世凱的往來過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許多秘密。從此楊度把自己與袁世凱綁在了一起。因此，當袁要當皇帝、需要人們擁戴時，楊度從內心里就會發出一種“舍我其誰”的感覺！而且，楊度與袁世凱的老部下、老袍澤不同，他手中沒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頭腦、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關系為袁效力。這些都是軟性的，說有用也有用，說沒用也沒用；而那些北洋系的軍人們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幫幫的槍桿子。與他們比起來，楊度不能不表現出分外的積極。另外楊度自視甚高，他要作洪憲第一功臣，這樣才有可能圓他的宰相或總理的夢。可是，檢查一下楊度與籌安會的表演，我們會感覺到那真是夠“丑”的，但還談不到“惡”，因為他們沒有那么大的能量。楊度的同鄉熊希齡在組織“人才內閣”時，曾想請楊度担任一個部的次長的職務，楊度說“我幫忙不幫閑”。可是我們從洪憲期間楊度和籌安會所做的事情來看大多是幫閑性質的。這對楊度來說不能不是個悲劇。
　　
　　　　在這方面，《洪憲紀事詩》中都有記載，有些細節也很有趣。籌安會曾經懸賞征求論文，論述國體問題。另外編寫了兩部書，名為《國賊孫文》《無恥黃興》，居然每本印刷了十萬冊。我想，這些書大約也要靠公款購買，否則，要都堆在籌安會的倉庫里的。印了這么多的書，現在是很難看到了。孫中山先生最為袁世凱所恨，在書中對他肆意誣蔑還不夠，還把《國賊孫文》一書改成京劇，在新華宮里演出。實際上袁世凱不好京劇，更不懂戲。出這些主意的都是籌安會那些幫閑者，其中自然包括楊度。
　　
　　　　丑化和誣蔑孫中山的“戲”，名叫《新安天會》。《安天會》本來是根據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前幾回改編的，寫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和被收伏的故事。因為孫先生的姓氏的關系，這些洪憲文士忽發奇想，把《安天會》改為影射孫先生的《新安天會》，用孫悟空影射孫中山，并加緊由“第一舞臺”（當時北京最現代化的劇場）的演員排練，在袁世凱生日的中南海的宴會上，首次演出。《洪憲紀事詩》有兩首記載這件“盛事”。
　　　　　　
　　
　　　　誓言國賊撰成篇，教譜梨園敞壽筵。
　　
　　　　忘卻袁家天下事，龍袍傳賞李龜年。
　　
　　　　盛時弦管舞臺春，一闋安天跡已陳。
　　
　　　　今日重逢諸弟子，念家山破屬何人。
　　
　　　　　　
　　　　《新安天會》中描寫了孫悟空大鬧天宮之后，逃回了水簾洞，天兵天將，十二金甲神人，圍困水簾洞，孫悟空又縱一跟斗云逃往東勝神洲。擾亂中國，號稱天府大肆圣仙府逸人，化為八字胡，兩角上卷，以東方德國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狀態，儼然化裝之中山先生也。其中軍官為黃風大王，肥步蹣跚，又儼然化裝之黃克強也。其先鋒官為獨木將軍，滿頭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與江西都督李烈鈞是一是二，難為分別。前鋒左右二將，一為刁鉆古怪，虎頭豹眼，一為古怪刁鉆，白鼻黑頭。當日李協和守九江、馬當之二將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見東勝神洲之震旦古國，殺氣騰騰，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視，歸奏紅云殿前，請弼馬瘟逃逸下界，又調集呶羅，霸占該土，努力作亂。玉皇大怒，詔令廣德星君下凡，掃除惡魔，降生陳州府（這是影射袁世凱），順天應人，君臨諸夏。其部下名將有大樹將軍馮異（影射馮國璋）、桓侯張飛（影射張勛）、通臂猿李廣（影射李純）、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錕）。他們在廣德星君的指揮下大敗孫悟空，班師回朝，受降獻俘。這時文武百官山呼《圣天子平南頌》，歌美頌德。劇之末尾，作者更是忽發奇想，從神話轉到現實中來。舞臺上出現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當空，孤島沉寂，照見一人。只見他獨坐在盤石之上，高唱《懷鄉自嘆人》一曲。其詞云：小生姓孫名文，廣東香山縣人士。向來學醫業，奔走海外，誘騙華僑，中國多事，潛入國門，竊得總統一名，今日身世凄涼，家鄉萬里，仰看一輪明月，豈不慘殺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孫逸仙坐東瀛自思自嘆……”這種緊密聯系“現實”和“為政治服務的”的劇作古今真不多見。“四人幫”掌管文藝期間，那么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也沒有搞成這個樣子。籌安會和楊度搞的這些東西，就是從袁世凱的角度來說，是沒有什么用處的。能幫他們什么“忙”？而此時，袁世凱還不到需要人來幫閑的時候。這些事情只能在“洪憲”帝國史留下笑柄，對孫中山先生的形象毫無損傷。
　　
　　　　《新安天會》的演出過程中還有個插曲。當時是北京京劇老生譚鑫培最走紅之時，幾乎是“無腔不譚”的，所以最理想的是譚鑫培來演主角。可是這位侍候過老佛爺的譚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頭，說什么也不干。后來又找外號叫“老鄉親”的孫菊仙，孫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價，同樣看不起袁世凱，也堅決不演。我想，這些老藝術家們一看到《新安天會》這個本子第一句話一定是：“這什么玩藝兒！”譚、孫不肯演這是極正常的。后來以唱功聞名的劉鴻聲接了這個差事。劉鴻聲（據說田漢名劇《名優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劉鴻聲為模特的）唱到“對月懷鄉自嘆”時，因為這是影射孫中山落拓倒霉，所以袁世凱很高興。他看到劉鴻聲身上穿的龍袍太舊了，于是，把登基大典籌備處為自己準備的新龍袍賜給了劉鴻聲。這件龍袍上面繡了九條龍，蜿蜒全身。袁世凱不喜歡這件龍袍，認為所繡的龍太散，“氣不團聚”，不吉利，便賞給了劉鴻聲。所以詩中有“龍袍傳賞李龜年”之句。當然，這是個小小插曲了。
　　
　　　　不僅楊度從立志“幫忙”，最后墮落成了“幫閑”，籌安會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嚴復那么大學問的人也為洪憲皇帝幫閑，他游曲阜孔林，獲得了周宣王冕旒，作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凱進奉。另外，他從西文有陰陽性之分受到啟發，又在《漢書》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時，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國家屬女性之說”，而女性軟弱；“帝政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這些辨析不僅無聊，更顯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楊度與袁世凱非同一般的關系是盡人皆知的，所以議建籌安會之初，袁世凱不想由楊度來辦，而是希望與袁關系不深的徐佛蘇主持此事，參與機密。迷信槍桿子的袁世凱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澤對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黨可能出現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那些方面，因而對于籌安會中的頭面人物（有些是費了很大力氣才籠絡來的）就冷淡了一些。籌安會最初鬧得沸沸揚揚，出足了風頭，挨夠了罵，而在實際的帝制活動中是處在有它也不多、沒它也不少的狀態下的。自視頗高的楊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詩中不無怨氣地寫道：“吹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樓與接天。”本來已經是到手的第一功勛，當袁世凱對于這些擁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時，它又顯得渺茫起來。
　　
　　　　考察楊度在洪憲活動中的行蹤，仿佛他與“皇太子”袁克定往來更多一些似的。從對帝制的積極性來說，袁克定比“乃翁”更勝一籌，因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來的洪憲王朝的成敗上，因此他對帝制活動表現出超常的積極，而袁世凱則顯得有點謹慎，或說畏首畏尾。袁自從作了終身大總統之后，實際上他已經是沒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雞不成蝕把米。袁克定完全沒有這些顧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趕快做皇帝，自己好當“皇太子”。他想盡辦法剪除一切可能影響到洪憲帝制進程的消極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對父親稱帝不太積極，賦詩言志說：“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被克定密告袁世凱，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當時袁世凱只看日本人開辦的《順天時報》，但就這份報紙也有反對帝制的文章。為了堅定袁世凱稱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編輯、印制一份專供袁世凱一人看的《順天時報》，這報通篇都是擁護洪憲帝制的文字。后來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親，從家里帶回一張《順天時報》，用以包東西，才發現它與新華宮中的《順天時報》不同，從此戳破了假《順天時報》的騙局。這一類事情都是袁克定通過籌安會楊度等共同籌劃的。每當袁世凱有點動搖時，袁克定都要與楊度密商，給袁世凱打氣，堅定其信心。楊度本來是立志幫老子的，卻幫了兒子。自降其等。
　　
　　　　楊度領導下的籌安會的操作方式也不對。一九一五年四月，楊度寫好了《君憲救國論》，此文講中國老百姓素質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適合君主立憲，濃縮成一句話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國。楊度把它進奉給袁世凱，袁看了很高興，題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字賜給他。本年八月十四日楊度及嚴復等發表組織籌安會宣言，因為《君憲救國論》一文是打著探討學理旗號的，所以當辦籌安會之時，楊度便把旗號當做事情本身去做，號召“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他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史及各團體派代表到京，共同討論國體問題。八月二十三日籌安會在石駙馬大街掛牌營業，并立即通知各省會員說本會“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范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這種宣傳，真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楊度以為他們對帝制推動已經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籌安會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決票，請代表在票上填寫“君憲”或“共和”二字，籌安會從一個“研究團體”變成了表決團體。它還準備策動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職責的參政院請愿變更國體，并鼓動各省駐京人士組織公民“請愿團”，分途向參政院請愿，要求恢復帝國。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組織請愿，好像特別看重民意似的。但這已經讓袁世凱、袁克定們等著不耐煩了。他們把楊度看成是迂闊、不中用的書呆子。楊度之所以如此，因為他畢竟受過新思想的熏陶，民意還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然而這就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不能像那些大老粗軍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楊度的老師王壬秋講的“帝王術”“王霸之道”也不是這個做法。《洪憲紀事詩》引王壬秋《湘綺樓說詩》云：　
　　　　
　　
　　　　洪憲改元，余方輟講東洲，不問世事。而京使復來，將以大師位上公強起之，笑謝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與書項城，有曰：聞殿墀飾事，已通知外間。傳云，四出忠告，須出情理之外。想鴻謀專斷，不為所惑，但有其實，不必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過慮，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廣詢民意，轉生異論。若必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禪征同撰，唐宋篡弒，未嘗不治，群言淆亂，何足問乎！又與楊皙子（楊度）書曰：謗議叢生，知賢者不懼。然不必也，無故自疑。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觀點是前后一致的，而楊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處。王氏問得好：“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專制本身是對民意、民主的剝奪，實行專制要通過“民主表決”，這本身就是一件極荒唐的事。楊度和籌安會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對所追求實現目的的一個嘲弄。楊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師的“帝王術”，可是擁戴他人為帝為王時，恰恰沒有用好“帝王術”，他老師耳提面命也沒有用。無怪王壬秋說他是“書癡，自謂不癡”。楊度與王壬秋畢竟是時代不同的人，面對的問題是不完全相同的。楊度想如他老師那樣對各種各樣野心家應付裕如、游戲人間是不可能的了。
　　
　　　　三
　　
　　　　一九一六年王壬秋逝世時，楊度為其師撰寫的挽聯是：
　　　　　　
　　
　　　　曠古圣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楊度談到他老師王壬秋時總愛提到他的“帝王之學”，而且認為自己沒有學到家。一九三一年，楊度病將不起時，為自己寫的挽聯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所謂“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學”。可見楊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學”。王壬秋是湘學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學”在湘學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學”？說簡單一點就是物色、選擇、擁戴、輔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學。在輔佐“非常之人”時，設計非常之謀略，建立非常之功勛。崇尚這種學問的把它稱作“帝王學”，可是自古以來多稱其為“帝王術”，認為它是有“術”無“學”的。“帝王術”一詞大約最早出現在《史記•商鞅列傳》的贊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的內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諸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是很恰當的。因為它只是個“術”因此就缺少規范，目的就是一切。傳統文化的非規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學”上表現得特別強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韓非，所繼承的法、術、勢三家，其中就有“術”。但是，最赤裸裸講“術”的還是縱橫家，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他們只講目的，不計手段的。這些人物活躍于戰國時期，《戰國策》一書中記錄了他們穿梭于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輔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寶座。他們有《鬼谷子》《陰符》這樣的“經典”，有鬼谷子這樣的“見首不見尾”神秘的祖師爺和蘇秦、張儀這些戰國時期活躍的成功人物。因而，縱橫家就成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術”的專家了。所以，這個學派搞的“術”更具有影響力，縱橫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潛伏在我們的文化機體之中，不時會表現出來，特別是外部環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長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基因時，歷來只重視儒、釋、道三家，對于縱橫家很少有學者提及。實際上，歷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識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滿意儒家思想、具有個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對縱橫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為取得功名富貴的手段，特別是動亂時期。這種以陰謀詭計為黑箱策劃、以縱橫捭闔為公開手段的活動更是為許多文人士大夫所認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指出社會動亂時，游民活動更為劇烈。游民的只講利害，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性格特性與搞“帝王術”的縱橫家們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換代的激烈的斗爭中，“帝王術”與游民的思想意識融合起來。這樣更強化了“帝王術”操作中的非規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說“帝王術”就是中國的馬基亞弗里主義。
　　
　　　　清末民初正是社會大動亂時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侵入，宗法社會進一步解體；此時，人口增加很快，而脫離了宗法網絡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種游民的秘密組織遍及長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國起事和流動性的作戰裹脅走了許多游民，曾國藩組織湘軍，其兵源也以游民為主。可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后，曾國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統領的湘軍，以免朝廷疑慮。像楊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極少數，絕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狀態之中。這些已經見過很大世面的“退伍兵”們，其思想意識卻和他們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愿望更強烈，更富于冒險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處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組織也很發達，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開化、乃至公開化。文人士大夫也與組織化的游民領袖交接起來，甚至把與他們共事看成一種時髦（如譚嗣同就與秘密會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滲入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識也是不奇怪的。何況傳統湘學中的“帝王術”與游民非規范性的作風有一致之處呢。
　　
　　　　我們了解“帝王學”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楊度的性格與思想意識及其在這些指導下的行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僅是社會與政治制度的轉型期間，同樣也是舊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識分子的轉化時期，于是，便產生像楊度這樣把政治活動作為惟一生活選擇的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他們還以為官為最佳出路，不過與古代文人士大夫掛在口頭的“達則兼濟天下”不同，他們的口頭禪是“救國”。為此，他們在不同政治傾向的軍閥之間穿梭往來，他們不是軍閥，但往往比軍閥的影響力還大。這是一批人，章士釗、白堅武（吳佩孚的幕僚，李大釗的好友）都是這類人物；魯迅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也是這類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這類人物的處境。魯迅曾說到這種人構成了一個圈子，對“猛人”（軍閥及各種有實力的人物）形成包圍，和“猛人”相互利用，當這個“猛人”倒了之后，便紛紛離去，再去尋求別的“猛人”（見《語絲雜志》）。因此，中國的“猛人”不斷地更換，而中國政治變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這個圈子。這個圈子中的人，雖然不是個個都“毫無心肝”，但他們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憑借自己的“術”，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動中最熱衷的還是積累自己的家貲。
　　
　　　　楊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為杜月笙寫的《杜氏家之祠記》。我不是上海人，對杜月笙沒有直接的印象，可是從看到的文字中（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對杜的評價完全是負面的。可是在楊的筆下，杜氏非常像司馬遷《游俠列傳》中的人物。言“其行誼如古之游俠者流，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游，賓客甚盛，車騎日集。其門人有請求，無不立應，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識與不識，咸慕其風”。“凡利民之務，如興學、設醫、救災、恤貧諸舉，輒捐巨金以為倡導”。“予初聞杜君名，意為其人必武健壯烈，意氣甚盛；及與之交，則謙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總之，楊度認為杜月笙是“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楊度食人之祿（每月送楊度銀洋500元），為人說話，還是現代人的關于杜月笙的記載都帶著階級分析的眼鏡呢？
　　
　　
　　2、羽戈：楊度的帝王術與憲政夢
　　
　　人的難題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種行動，而在于他想成為何種人。
　　　　——威廉•詹姆斯
　　創業非難卻又難，所爭微細偶然間。古今豪杰皆如此，成敗關頭最等閑。
　　　　——楊度
　　　　
　　　　
　　　　一
　　　　
　　　　在湖南人楊度②56年的崎嶇人世中，有一個夜晚構成著悲劇的開端。那年他21歲，剛剛拜入近代大儒王闿運先生的門下。王愛惜這個天資奇佳而胸懷壯志的弟子，欲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因此有了那一個冬夜的師生對談。王問楊度，我這里有三種學問：功名之學、詩文之學、帝王之學，你楊皙子想學哪一種呢？功名之學，顧名思義，是為功名而求學，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終目的，學問不過是敲門的磚石，從這門學問，不必深究圣賢的精義，不必身體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磚石盡棄，只需遵循權力場的潛規則即可。詩文之學，“乃以探求古今為學為人之真諦而設。或窮畢生之精力治一經一史，辨證糾誤，燭幽發微；或登群籍之巔峰，覽歷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或發胸中之郁積，吟世間之真情；或記一時之穎悟，啟百代之心扉。總之，其學不以力行為終極，而以立言為本職。”而所謂帝王之學，王闿運更是說得神乎其神：
　　　　“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干，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杰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廁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眾力，干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為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標青史。”（見唐浩明《楊度》）
　　　　這一番振聾發聵之言，可謂王闿運一生的心魂所系，只是苦于無法親身踐行，或者所托非人，或者所遇非時。如今他年過古稀，好不容易覓到一個與自己氣味相投的弟子，自然不肯放過教誨的契機。而在那種激情澎湃的情境之下，又有幾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書生不會傾慕而拜服于王闿運的高論，更何況是懷有鴻鵠之志的楊度？所以，盡管王闿運提醒，這門翻云覆雨的學問風險極大，“大德大善與大罪大惡，不過一紙之隔”，“入凌閣、上封神榜的是他們，油烹刀鋸，甚或毀家滅族的亦是他們”，既不似功名之學的穩當，又不似詩文之學的清高，但楊度還是愿意“雖千萬人吾往矣”，只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偉業，即便不得善終，也是毫無怨悔。正是這一次深夜暢談，師生兩人的精神契約悄然訂立。在船山書院跟隨王闿運的數載修行，使帝王之學永遠沉積于楊度的生命底處，它是明耀的光芒，更是覆滅的陰影，是促使他的后半生病入膏肓的內在痼疾。當然，那些負面的效應，要等到楊度做上憲政夢之后才見端倪。
　　　　
　　　　二
　　　　
　　　　清末的政治危機一直刺激著熱衷于時務的楊度，他不甘在船山書院的靜寂中苦修帝王術。拜王闿運為師未及兩年，他便先去當時正大力鼓吹新政的長沙時務學堂拜訪老朋友梁啟超，在那里與譚嗣同等維新志士一見如故；又于參加戊戌年會試前夕，因機緣巧合結交了訓練新軍的袁世凱，后者牽系著他一生的成敗。不幸的是，1898年的科舉考試，他名落孫山，而他的朋友康有為③、梁啟超等人發動的戊戌變法僅僅堅持了百日便宣告夭折，譚嗣同橫刀罹難。這對楊度震動很大，好在他當時已經趕回湘潭的王闿運門下，沒有被株連進那場災禍。可福禍相依，殊難預測，1903年，清政府新開“經濟特科”考試，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楊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是為“榜眼”，不過只高興了八日，就因被懷疑為康梁余黨及“亂黨”唐才常的同伙而丟掉尚且溫熱的功名，同時被通緝在案。楊度只得再次飄洋過海，亡命扶桑，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新學。
　　　　這一次慘痛的教訓不僅使楊度警醒于當局的腐敗和不可救藥，更拓寬了他的經驗與視野，讓他有機會重新思考中國面臨的問題。彼時的東京正是龍盤虎踞，論人物，有梁啟超、黃興、宋教仁、胡漢民、蔡鍔等；論報刊，有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楊度和黃興主持的《游學譯編》，還有《國民報》、《浙江潮》等；此外，還有一批以通俗語言寫成的小冊子，有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宋教仁的《滅漢種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這幫先行者亦開始結社，勢力最大者，一派為主張漸進改良的康梁，一派為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兩派雖有共同的敵人，但仍不乏論戰，以爭奪未來政治的道統。楊度并不介于狹隘的派別之爭，在寫完名動一時的《湖南少年歌》之后，他從弘文學院轉到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以便更好地研究憲政。可謂楊度一生思想之精要的長文《金鐵主義說》正是在這一期間完成。所謂“金鐵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的帝國主義”：“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這種從德國舶來的觀念，楊度自視甚高，將其與漸進派的維新救國論、激進派的革命救國論并列，是為救國的第三條道路，并立志要做中國的俾斯麥。就在這篇文章的第七節，楊度明確提到了“君主立憲”——“因內根于帝王之學，外受英國、日本君方立憲制的影響，形成君主立憲思想”。
　　　　此后不久，楊度見到了孫中山。“留學生時以楊度為有名……于是中山與楊，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兩人數度激烈辯難，發覺誰也說服不了誰，只好握手言和。后人記載有楊度與孫的約定：“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后日，無相妨也。”（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唐浩明先生所著的三卷本《楊度》對這段逸事有著精彩的描述，雖然是小說家言，卻極能傳達當時兩人的心聲與沖突。孫中山向楊度介紹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楊度則回以金鐵主義。最終，兩人在落實理念——“如何建立責任政府，誰來給人民以自由”——的路徑問題上產生分歧，楊度的看法偏于保守，他認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憲，完全可以承認它們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國應該施行君主立憲，而非民主立憲，因為后者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并不具備足夠成熟的條件——這些思想決定著楊度以下十多年的奮斗方向。盡管孫中山對他的思路不置可否，但楊度還是將另一位贊成革命的同鄉好友推薦給了他，此人便是黃興。
　　　　
　　　　三
　　　　
　　　　1905年，清政府在與反對派的賭局上打出最后一張王牌：預備立憲，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這幫官僚哪懂得什么憲政，到外國轉了一圈，花銷無數，最后為了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請人捉刀代筆寫考察報告的鬼主意。當時定下兩個人選，一為梁啟超，一為楊度。但梁啟超有戊戌積恨在身，怎會答應干這種無聊之事。“五大臣”委派的代表熊希齡只得遠赴東京，去做楊度的工作。好在熊與楊度是同鄉舊友，而楊度對當局的態度，較之梁啟超與孫中山等人，又要溫和一些。何況這正是他教育帝王、施展抱負的上佳時機，因此欣然接受熊所囑托的任務。后來，他大費口舌，以“借尸還魂”之喻勸服梁啟超寫下《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他則提交了兩篇論文：《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這一事件對梁啟超可能沒什么意思，但之于楊度，卻是價值非凡，他由此博得“憲政專家”的大名，并為1907年的飛黃騰達鋪設了堅實的階梯。
　　　　歷史蜿蜒至1907年，清廷下詔“仿行憲政”，在張之洞、袁世凱以“精通憲法，才堪大用”之譽的聯名奏保之下，時為布衣的楊度“任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并任頤和園外務公所教習，為清廷權貴大臣講授憲法”，后來改任憲政編查館參議。假若他1903年的榜眼不至因罪而化為泡影，所授亦不過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職，看來當年的“憲政專家”還是比較值錢的。不過楊度依然時運不濟，雖然成了立法者與帝王高官的老師，卻有力無處施展——清政府的立憲，只是欺騙民眾的幌子，為的是它們的統治再茍延殘喘幾年罷了，又誰會認真聽講楊度先生的“守法”與“分權”學說呢？而朝廷的腐敗成風與勾心斗角更令楊度心冷。但是清朝滅亡之前的那幾年，他并非一無所得，相反，有一大收獲激勵著他的志氣：進入袁世凱的幕府。
　　　　接下來的事情，我們都應該耳熟能詳。辛亥革命的一聲炮響，宣告了清政府的死刑。武昌首義之后，華夏大地烽煙四起，造成諸侯割據的局勢。大的方面，則是南北對峙，南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軍，北為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其實權則掌握在袁世凱手中。雙方幾番圓桌和談，輔以戰場的槍聲，最終袁世凱占據上風，正應著彼時的一句流言：“非袁不可”。這段歷史，借用唐德剛先生的書名，叫“袁氏當國”。而在此期間，與袁氏交情深厚的楊度當然不會閑置。他卸下清政府的統計局長一職，便跟隨代表袁氏的唐紹儀南下與革命黨議和。等到袁氏就任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即聘請楊度為顧問，“出入府中無阻”。而幾次內閣部長的提名，楊度亦上榜，甚至被擬訂為熊希齡內閣的交通部長，可終因南北兩方的權力平衡而被擠下。轉請他担任教育部長，楊度卻回答：“吾愿幫忙不幫閑。”——交通部長，忙職；教育部長，閑曹。由此可見楊度的心志。
　　　　
　　　　四
　　　　
　　　　縱然歷史步入了先進的共和時代，可國民的觀念還沒有完全沖破舊事物的樊籠。譬如貴為總統之尊的袁世凱并不滿足于已經足夠雄厚的權力現狀，從而做起了荒唐的帝王夢，企圖讓“全民之天下”成為“一家之天下”。他的兒子袁克定對此更是竭力鼓動。而其時的楊度，理當窺見袁氏的狼子野心：從共和回到帝制，肯定是歷史的倒退。但他一心想做新朝宰相，民國開創之后曾有五次組閣，他卻一席未占，如最后一次的國務卿選舉，他本來抱有熱切的期望，誰知袁氏卻指定了前朝遺老徐世昌，這則令他胸中意難平。權勢的失落更使他遷怒于民國的國體——或許該這樣解釋，他必須等待更大的政治變動，如此方可能東山再起。所以，當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消息傳來，楊度是十分興奮，后來亦是最為積極的。頭腦發熱之際，帝王術徹底壓倒憲政夢，他的眼睛只看見“君主立憲”這塊金字招牌的前一半。
　　　　為了給袁氏稱帝推波助瀾，鼓噪聲勢，楊度聯合嚴復、劉師培、孫毓筠等人組織號稱“研究國體之團體”的籌安會，并自任會首，其研討話題為“共和政體適用于中國與否”。盡管披著學理的羊皮，但世人皆知這幫吹鼓手的意圖。天津《廣智報》發表諷刺漫畫《走狗圖》，暗指籌安“六君子”中的楊度、胡瑛、孫毓筠、嚴復四人為袁世凱的走狗④，可他們卻欣然納之，不知悔改。而在此前，楊度寫成萬余言的《君憲救國論》，以問答形式，探悉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必要：
　　　　“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于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于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采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則富強無望，由于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
　　　　“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于一也。”
　　　　……
　　　　楊度此文，深得袁氏父子擊節嘉賞，袁世凱讀畢感慨：“真乃曠代逸才也。”隨后親自題寫“曠代逸才”四個大字相贈，一時風光無限。只是楊度們的努力并沒有挽救專屬袁氏一家的洪憲王朝的衰亡命運。袁世凱稱帝的丑聞一經傳出，立刻激起全國浩蕩如潮的反對聲。楊度的昔日好友中，先是梁啟超發表反對帝制的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⑤，一枝筆抵得上三千毛瑟槍；接著是蔡鍔⑥潛逃離京，回到云南老巢便宣布該省獨立，并拉起軍隊討伐袁世凱，其后各省紛紛宣稱脫離袁氏的統治。偌大一個中華帝國，瞬間分崩離析。袁世凱盡管回頭是岸，趕忙撤消帝制，卻已不能止息群雄四起的干戈。不久之后，他便因重病一命嗚呼，據說臨終前曾有“楊度誤我”之言。而楊度百口難辯，只得在給袁世凱的挽聯中一抒郁積胸腔的塊壘：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這一場風波，將楊度牢牢釘上“帝制禍首”的恥辱柱，名列通緝案第一。他無法認可自己的罪孽之深，但亦就此開始反省這些年所跋涉的艱辛道途。當他還未從政治失意、經濟困頓的境地走出，又傳來恩師王闿運病故的噩耗，悲傷之余，他提筆寫下這樣一副挽聯：
　　　　曠代圣人才，試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即便在這個時候，他對帝王之學還是念茲在茲。可是接下來的張勛復辟卻使他真正清醒過來。君憲不過是人們爭權奪利的把戲，在英國、德國都是好東西，移植到中國卻變成洪水猛獸。楊度自認為看透了這些。于是在張勛制造的這場鬧劇中，他不顧張曾經在他落魄之時有過接濟的恩情，毅然發表《反對張勛復辟公電》——名為公電，實則為一份洗冤聲辯的個人剖白——直指張勛與康有為：
　　　　“兩公向以復辟主義聞于國中，此次實際進行，度以不自由之身，雖與事實毫無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憲，故于兩公宗旨亦表贊同。惟嘗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進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國人之共諒，且宜使舉世皆知為求一國之治安，不為一姓圖恢復。至于私人厲害問題，庶幾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復辟之初，不稱中華帝國，而稱大清帝國，其誤一也；陽歷斷不可改，衣冠跪拜斷不可復。仍皆貿然行之，其誤二也；設官遍地，以慰利祿之徒，而憲政如何進行，轉以為后，其誤三也；設官則惟取守舊，腐朽穢爛，如陳列尸，其誤四也。凡所設施，皆前清末葉不敢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與君主立憲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并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蓋無程序之共和國如群兒弄火，而無意識之復辟又如拳匪之扶清，兩害相權，實猶較緩……”
　　　　楊度以身說法，加重了這一公電的分量。將此與早前的《君憲救國論》對照勘讀，便可以發覺楊度態度的轉變并非出于本心——在他心底，仍然對君主立憲持有高度的認同，至少不會低于民主立憲。首先他認為，作為政體的立憲與專制，才是國家的實質；至于作為國體的民主或君主，只是國家的形式而已（這一看法是楊度與孫中山在日本爭論之時所言，后來袁世凱欲稱帝，楊度征詢梁啟超的意見，梁亦如此托詞：“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體而非國體。”——以此可見時人的心態）。其次，他將中國適合君主立憲而不是民主立憲的最大原因，在《君憲救國論》一文，歸結為中國民眾的素質低下，無法實現人人當家作主。如今反對張勛和康有為的復辟行動，他開出的四點理由，盡管相當冠冕堂皇，但惟有第三點觸及要害，其它則語焉不詳。而且他絲毫不愿意承認民眾對君主立憲的反感與對民主共和的熱情，更別提他們日漸成熟的自覺精神與維權意識。而君主立憲在中國之所以三度慘敗，楊度則歸之于“時機”，用他后來的詩歌作為解說：“天時人事幾沉吟，也是當時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訣，只因機會更無心。”既然人終不可勝天，何必再執迷不悟？于是，“自幸布衣無際會，不妨勞作武鄉侯。”在《反對張勛復辟公電》結尾，楊度沉痛聲明：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憲，經此次之犧牲，永無再見之日。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發入山，不愿再聞世事。”
　　　　這里的意思很明白，至少在楊度個人眼中，君主立憲依然是救國的最佳藥方，只是生不逢時，風云無法齊聚會，致使這一觀念無奈擱淺。而他的聲名和抱負，也將隨著君主立憲在中國的終結而付諸流水。他愿從此埋頭佛學，不理亂世煙塵。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楊度真的能夠放下那青春時節就開始生根發芽的帝王術與憲政夢嗎？“成是侯王敗匹夫，到頭歸宿總丘墟。帝師王佐都拋卻，換得清閑釣五湖。”晚年的詩歌，流淌的不是灑脫，而是憤懣。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老和尚攜小和尚游方，途遇一條河，見一女子正想過河，卻又不敢過。犯難之際，老和尚便主動背該女子趟過了河，然后放下女子，與小和尚繼續趕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師父怎么了？竟敢背一女子過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后終于忍不住了，說：師父，你犯戒了？怎么背了女人？老和尚嘆道：我早已放下，你卻還放不下。”——楊度與王闿運，正對應著小和尚與老和尚。王闿運深知，帝王之學必需有逍遙（老莊）之學做補充，才不至于走入暴虐的死胡同。“世事可為則奉行帝王之學，世事不可為則奉行逍遙之學。”可以說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那么王闿運確實是大智慧之人，他的平生際遇之復雜，并不遜色于楊度，但他始終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舉重若輕。而楊度則不然。老和尚背負的“女子”（帝王術）一直讓他念念不忘，成為他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這是他的悲劇，更是那一代憲政人的悲劇。
　　　　
　　　　五
　　　　
　　　　楊度1931年去世之前，為自己寫好挽聯：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
　　　　楊度的愿望太過美好。帝王之學，在任何時代——甚或在任何國家，不過換了個名稱而已，依照王學泰先生的說法，在中國叫“帝王術”，在西方叫“馬基雅維里主義”（他還總結了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包含以下諸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說未必為他所相信，即挾持浮說；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見王學泰《洪憲鬧劇•楊度•帝王術》）——都不可能成為“過去事”。每個“后來人”的腦袋里都有馬基雅維里播撒的因子。當他們坐上權力的龍椅，每個人都有成為暴君的可能。正是因此，才需要憲政制度加以規范：三權分立以分權，法治至上以守法，違憲審查以警世，新聞自由以監督……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憲政就是帝王術的敵人。楊度想集二者于一身，最終怎能不自我膨脹而走火入魔？幸好他的腦袋足夠靈光，又及時退身，不然早做了權力斗爭的炮灰。
　　　　但是能不能說，帝王之學與憲政之學必然勢同水火，沒有一絲調和的可能？很難回答。因為我們必須承認以下幾點事實：帝王術盡管名聲不佳，但作為馳騁政治沙場的利器，千百年來一直為人類樂此不彼，可以斷言，只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術的流行。而帝王術常常被當成工具，一旦賦予它高尚的價值理性，勢必會為人類帶來福音——最偉大的帝王術，就是為國家立法；從帝王之學的政治人，更應該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立法者而期許。這就要說到憲政。我們都知道，憲政不是天上自動掉下來的餡餅，憲政之花的綻放，需要一國之民無以計數的汗水、淚水乃至血水來澆注，更需要有人敢為天下先，立志做那制度的設計與踐行之艱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顯現于此——為中國之憲政造法，正是楊度等一代憲政人的夢想。
　　　　楊度一直強調法治的意義。即使在《君憲救國論》這樣的適時之作中，他也如是立論：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于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
　　　　據說梁啟超讀到這一段，“深嘆其于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已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見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梁任公一語中的。這就是楊度的帝王術的軟肋。當帝王術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憲政的最大敵人。楊度鼓吹君主立憲，但他是否想到，他的帝王之學的對象，即那些君主，一旦主掌至上的權柄，是否還會在乎法律，遵行憲政？袁世凱早有無視《中國民國臨時約法》之前例，楊度還準備重蹈覆轍？如果不是這樣，那么他之所求，便不是中國之憲政，而是一己之私利。青年的憲政夢，早被帝王術消解為一地雞毛。這讓我想起陳灨一所著《睇向齋隨筆》記載的一則札記：袁世凱為參政院所選參政，共分九類，其中楊度赫然在列，但他沒有被歸之于“法學類”，而是“名士類”，可見時人對他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處境——或許，被帝王術刺激得雄心勃勃的他，并不以此為尷尬。
　　　　中國憲政雖然經受百年風雨的吹打，卻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認，那些懷揣帝王術，并企望成為帝王師——乃至黃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礙中國走向憲政國家的最險峻的絆腳石。所以我堅持認為，楊度的悲劇，是那一代人（依我的劃分，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楊度與宋教仁⑦等，堪為近代中國第一代憲政人的代表人物，他們選擇的路徑與結局，正映照著憲政理念在中國生根發芽的艱辛影象）的悲劇，是整個中國的悲劇。他們遠遠沒有認識到，做一個優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艱難，如托克維爾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變他駕馭之船的方向，卻改變不了船舶的結構，他既不能呼風喚雨，又不能使腳下的海洋風平浪靜。而一個偉大的立法者，不僅要為國家與民族建設完好的憲政制度，更要作為憲政最忠實的守護神。當然，這樣的要求，對于剛剛“開眼看世界”的楊度，已經是苛責。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所處的時代，不但要呼喚富有智慧的立法者，更要注意到，人民，惟有人民，才能為萬世立法，他們不僅控制著憲政航船的方向，更能改造它的結構，甚至能重新制造一首體質更為堅實而寬曠的新船。正是基于對這一真理的激賞與向往，這篇評論楊度的文章將以美國大法官倫尼德•漢德的一段名言作為結語，盡管有些不倫不類——漢德十分反感受柏拉圖式的監護人（這比帝王師更勝一籌，直接高升為“哲人王”）的統治，而憧憬于一個人人都具有“公民創制權”（瓦茨拉夫•哈維爾語）的社會：
　　　　在那里，至少從理論上說，我對公共論題的趨勢擁有部分的了解。當然我知道，要相信我的選票真能決定什么，這只是幻想；但是當我參加民主投票，覺得我們都在從事著一種共同的事業，對此我就有一種滿足感。如果你反駁我，說即使羊群中的羊也許會具有同樣的感覺；那我的回答會想圣•弗朗西斯一樣：“我的兄弟啊，我愿當那頭羊。”
　　　　
　　　　
　　　　注釋
　　　　
　　　　①這是我設想的關于近現代中國憲政轉型研究的第一篇。說“研究”或許有些托大，因為這項私人性的工程注定與時下流行的學術作業格格不入，無論形式，還是實質。在形式，我將遠離學術論文的規范化與格式化，而采取隨筆（如本文）、戲劇（超越時空的對話）、小說（如酒徒《明》）等各種形式，探究憲政的中國之道；而這種探究亦不會限于純粹的理念之爭，除了人物與文本，各個時段的政治格局、各種權力之間的搏擊等，將會成為我關注的重點，一言以蔽之，在我的筆下，實踐將大于理論，行動家將大于空談家——盡管我所做的同是理論總結。在實質，我不愿將憲政當作可解百毒的萬能法寶，而是要審查它的中國之坎坷旅程，企望窺見它的變幻莫測的雅努斯面孔，在它的藥性之外，發掘出它的毒性，古訓云：“是藥三分毒”。此外，還有一點必須提前說明，我所追尋的不是“憲政的中國之道”，而是“中國的憲政之道”——主體不是憲政，而是中國，但愿由此能夠避免重蹈“理念先行”的覆轍。
　　　　②楊度是我選取的第一個標本，因為在他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轉型時期的中國古典知識分子之“帝王師”情結與憲政理想的沖突。楊度是一個很本色的書生，或許他從不以此自命（王闿運稱他為“書癡”：而“弟子楊度，書癡自謂不癡，徒挨一頓罵耳！”），可是，盡管他沉浮宦海十余年，最后官居袁世凱治下的參政院參政，論政治才能，他既不如好友熊希齡與蔡鍔，亦比不上他的同年、1903年“經濟特科”的狀元梁士飴，楊度沒有當上熊希齡“名流內閣”的交通部長，據說就是因為有“財神”之譽的梁的作梗。另據傳聞，袁世凱臨終之前罵楊度為“蔣干”，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正是對書生從政的絕佳諷喻。
　　　　出于對書生楊度的憐惜，蔡鍔的遺囑才會如此婉轉地為他開脫：“……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俾邀寬典。”——“實具苦衷”一句，真乃妙語，不知楊皙子在憶苦與思甜之間，是否服膺友人的勸告呢？
　　　　③不妨將楊度與康有為做一對照。當年，從戊戌變法前夕開始，一直到1926年逝世，康有為都堪稱近現代中國“君主立憲論”最得力的鼓吹者與踐行者。但康的命運之崎嶇，則遠過于楊度。在他的前半生，清朝的政治大廈將傾未傾之際，他宣揚“君主立憲”，被清政府當權派斥之為“保中國不保大清”；后半生，孫中山的革命思潮蓬勃興起，愛新覺羅的統治危在旦夕，康再宣揚“君主立憲”，則被革命派斥之為“保大清不保中國”——如蕭公權撰《中國政治思想史》，即認為“康氏以立憲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號召者為假民權”，這一觀點在后來的《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一書中得以修正。
　　　　然而康有為自身亦是有過修正的。如他1917年自謂：“仆戊戌以來，主持君主立憲；自辛亥以來，主持虛君共和。”兩種制度的主要不同在于，“君憲乃君主雖受制于憲法仍有實權，而虛君則無任何權力”（見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217頁）。比較楊度1916年4月10日遞交給袁世凱的請求辭去參政院參政一職的辭呈——當時洪憲王朝已經江河日下，日暮途窮：“世情翻復，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總似中天之月。以畢士麥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亂國，即令有心救世，終于無力回天。流言恐懼，竊自比于周公；歸志浩然，頗同情于孟子。”——倒是康有為可信，而楊度可愛。孰不料，楊度晚年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又遠較康有為進步多矣。
　　　　④籌安會建立未久，曾于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聚會。胡瑛在會上說：外間皆呼我等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楊度曰：怕人罵者是鄉愿，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論，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孫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嚴復曰：我折衷其說，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則我當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傳遍津、京。遂有天津《廣智報》的漫畫“走狗圖”之譏諷。
　　　　⑤這里要補充的是梁啟超的觀念轉化。盡管康梁并稱數十年，但梁慣于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其思想多變，固然遜色于身揣政治晴雨表的郭沫若之流，可亦配得上時人所冠的“變色龍”之號。不妨說，在袁世凱稱帝之前，大的面子上，梁啟超都是亦步亦趨于老師康有為，以保守漸進的“立憲黨”自命。他們先主張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后主張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所以袁氏竊國，首先要拉拢康梁。而梁啟超就是在這一波折當中，實現了人生的第N次轉向，直到張勛復辟，與康有為宣告決裂。
　　　　梁氏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其中的一段話，至有意味，可以視為任公之于康長素的“割肉還母、剔骨還父”：“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為國體論之護符者，除非其于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夫前清末葉，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后，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為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為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犯眾謗以行之，尚能為天下所共諒；今如論者所規畫，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為交換條件，使其說果行，則當國體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后，萬一現今所謂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為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復為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頹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論者其念諸！”
　　　　而據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評論：梁啟超于其所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雖然反對變更民主國體甚力，但言辭支離，隱然認為帝制稍緩亦可恢復。如梁氏言：“吾以為若天佑中國，今大總統能更為我國盡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間整飭紀綱，培養元氣，固結人心，消除隱患，自茲以往君主可也，共和可也。”——我以為這一矛盾倒是可以理解，甚至正可窺見轉型時期國人的惶惑心態。
　　　　⑥蔡鍔在袁世凱頒發退位詔書之后，發電如下，其措辭高明，頗值一錄：
　　　　“共和與帝制，立于極相反對地位，自帝制發生，則共和頻死。吾儕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總統之任？吾謂公既以帝制為生，即宜與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獨生，竊為公不之取。吾儕拼擲生命，蓋欲身殉共和；公猶不死退位，能無愧對帝制耶？仆為公計，能殉帝制，仍不失為英雄。”
　　　　⑦關于宋，我將專門評述，擬題為《中國第一代憲政人的悲劇：以宋教仁為例》。楊度的悲劇在于帝王術與憲政夢的沖突，這是“好為王者師”的中國古典知識分子的普遍遭遇。宋教仁的悲劇有二，一是相對超前的法治觀念，如孫中山稱：“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一是他所信仰與鼓呼的政黨政治與議會制在近代中國的躑躅，甚至是行不通，如民國初建之時的“總統制”（美國式）與“內閣制”（法國式）之爭，當時幾乎沒有人認同后者，除了宋教仁。可等到孫中山們認識到內閣制度的必要，總統之位已經為袁世凱奪去，再于《約法》中加以修改與限定，便授對手以作偽的口實。可以說，《約法》之“總統制”向“內閣制”的變易，即為宋教仁的死亡埋下伏筆。
　　　　
　　　　2006年2月18日于寧波
　　　　
　　　　見《隨筆》2006年第3期
　　
　　
　　羽戈：關于《楊度》一文的幾個回帖
　　
　　
　　——朱兄，關于征引的文獻，本來我想專門做一條注釋予以疏解的，因為懶，省掉了。我的想法如下：其一，我不是做學術論文，而且我極端厭惡那種書寫格式，原不需要什么硬性的規范（乃至這個系列，我意在用一種實驗文體寫成，如戲劇，虛擬古人與今人的對話）；其二，我對歷史文獻的看法與專家們相異，譬如說清朝史，他們自然很看重作為正史的《清史稿》，我卻喜歡那些下里巴人的野史筆記，到底哪個更真實呢？再譬如國朝編修的近現代史，經受政治手術刀的層層閹割，還殘存多少真相呢？因此對我而言，近乎野狐禪的小說《楊度》的價值，未必遜色于《中華民國史》中的“楊度”一節。至于史實上的出入，我自信不會有太大的偏差，國朝出版的楊度傳記，我見過三種；楊度文存一種；楊度日記一種（楊念群先生編），稍一對照，便可見真偽。或正如此，我下筆之謹慎，為前所未有，朱兄認為“文字不夠羽戈兄弟文字水平的平均線”，當是定評。
　　
　　——對于楊度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我亦很感興趣。只是苦于收集的相關資料不足，而且與文章主題沒有太大的關系，便未敢妄下斷語。我的疑惑在于：楊度加入中共，難道真的是為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所折服，難道真的相信那是一條偉大、光榮、正確的道路？要知道，他入黨的年代，1930年前后，正是中共的低潮時期。或正因為這一因素，楊度之改宗的功利色彩便弱化許多，同時更令人難解。我推測，唐浩明寫《楊度》，對晚年的這一筆，只是輕輕帶過，或許正出于相同的原由。
　　
　　——我對康有為的看重亦要超過梁啟超，但其標準，卻非道德評判。康在本質上是個反復小人，一個失敗的政治家，立德、立功都不成，相比之下，梁的一生，雖然不盡得意，可比照其師，還是光明磊落一些。至于“變色龍”一說，并不可懼，如我所言，轉型時期的中國，人心是隨著時代之舟的動蕩而行進，頑固的堅守，與突破層層藩籬而追求真理、實現自我，孰高孰低，孰輕孰重，總不至一言能夠否決。
　　在思想史意義上，康有為的一本《大同書》，還有譚嗣同的《仁學》，都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中最重要的文獻。學劍不成便學書，立功不成便立言。大才如蕭公權先生，晚年亦轉向對康有為及《大同書》的研究，其意可玩味再三。
　　
　　——我的看法與兄差不多。昨天下午陪兩位朋友聊天，說及小文，遂提出一個觀點：清朝傾覆之后，如果不直接實行民主共和，而以君主立憲作為緩沖，不知歷史的走向是否要溫和一些？當然，這個立憲之君主，一定要是虛君，而非實君。
　　我翻閱過當時的史料，提出“虛君共和”的亦大有人在，或者說繼續讓宣統當皇帝，或者說選取孔圣人或朱元璋的后裔。可他們并不掌握當時的政治權柄，甚至話語權亦很微弱。所以設想縱然美好，終歸不能落實。
　　于此又冒出一個想法，即革命（暴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問題，兩者決不能合一。革命可以勃興，以反抗暴政；但在此之后，革命者是否必然就是法統的繼承人，卻有待一說。而從此點看，無論是孫，還是毛，盡管聲稱跳出千年中國的治亂循環，實則仍徘徊其間。

3、2、難堪地才氣——對湘人楊度的病理學解剖
鄺海炎“難堪”地才氣 ——對湘人楊度的病理學解剖

總算讀完了唐浩明先生惶惶百萬言的大作《楊度》，從開始讀它到現在，掐指一算已是半年。這么認真的讀一個人的傳記，在我的閱讀史上只有兩次：一次是三年前讀高建國先生的《顧準全傳》，還有一次則是兩年前讀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可以說兩次都很投入，也很動情，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每當我致思之時，心靈深處總會冒出他們的聲音來。他們都是思想史上的偶像人物，但更讓我著迷的也許真的不在于他們的思想有多么深刻，而恰恰在于他們思想生命的負重與悲劇感。在我看來，專制時代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就是像魯迅那樣傾全力進行批判，而思想建樹倒在其次，因為不管在任何時候，反抗生存中的壓迫性力量總是第一位的，所以常識往往比理性來得及時，從而也表現得更有力量，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宣講常識”也就成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宿命。
　　 我承認，在我開始讀《楊度》時，是有過在他身上尋找這種歷史宿命的期待的。因為不管怎么說，楊度（1874-1931）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忽視的悲劇人物，作為末代士子，他秉承了傳統士大夫“經邦濟國”的抱負；作為“帝王之學”的正宗傳人，他對“封侯拜相”更是有著超出常人熱情與孤往。總之，面對著那個混亂的年代，于國于己他都太希望自己有一番作為了，所以，他的一生充滿了期許與自負，幻象與迷夢，熱情與悲歌，失敗與自嘲。如果我們想了解那個年代中國政治和思想的復雜程度，以及中國士人在“轉型時代”的困惑和掙扎，那么，我想對楊度一生的行跡進行解剖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一個別有意義的解答和啟示，于是，在這里我開始我的尋找。
　　
　　 一 “難堪”地才氣
　　 毫無疑問，楊度是個不折不扣的才子，這點即使在現在也無法撼動。想想那首名動海內的《湖南少年歌》吧，不管你是不是湖南人，你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華與氣局——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卻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稱山國，連山積翠何重疊。五嶺橫云一片青，衡山積雪終年白。沅湘兩水清且淺，林花夾岸灘聲激。洞庭浩渺通長江，春來水漲連天碧。天生水戰昆明沼，惜無軍艦相沖擊。北渚傷心二女啼，湖邊斑竹淚痕滋。不悲當日蒼梧死，為哭將來民主稀。空將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紀念碑。后有靈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魚腹。世界相爭國已危，國民長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賈生作吊還相瀆。亡國游魂何處歸，故都捐去將誰屬？愛國心長身已死，汩羅流水長嗚咽。當時猿鳥學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后悠悠秋復春，湖南歷史遂無人。中間濂溪倡哲學，印度文明相接觸。心性徒開道學門，空談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號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遺族，林外殺人聞血腥。留茲萬古傷心事，說與湖南子弟聽。
　　 ，，，，，，，，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盡擲頭顱不足痛，絲毫權利人休取。莫問家邦運短長，但觀意氣能終始。埃及波蘭豈足論，慈悲印度非吾比。
　　
　　　　我家數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十載優游湘水濱，射堂西畔事躬耕。隴頭日午停鋤嘆，大澤中宵帶劍行。竊從三五少年說，今日中國無主人。每思天下戰爭事，當風一嘯心縱橫。
　　
　　　　地球道里憑空縮，鐵道輪船競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復執長鞭趨亞陸。探馬惟搖教士鐘，先鋒只看商人服。郵航電線工兵隊，工廠礦山輜重續。執此東方一病夫，任教數十軍人辱。人心已死國魂亡，士氣先摧軍勢蹙。救世誰為華盛翁，每憂同種一書空。群雄此日爭追鹿，大地何年起臥龍。
　　
　　　　天風海潮昏白日，楚歌猶與笳聲疾。惟恃同胞赤血鮮，染將十丈龍旗色。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后中國。破釜沉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為旗下卒。
　　
　　　　 （1903年10月4日《新民叢報》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號）
　　
　　 楊度原名楊承瓚，他父親在他小時候就死了，所以他伯父對他盡有父親之責。他“從小聽大人們說當年湘軍的事，對曾，左，彭，胡等一班由書生而建大業的鄉賢景仰不已。十六歲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度，字皙子，又將弟弟改名為鈞，字重子。母親問他為什么這樣改，他回答說改名乃立志，兄弟倆立志做稱量天下的人”（《楊度》上卷，9頁）。母親聽到后很高興，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當時在外地為官的伯父，他伯父曾經做過湘軍將領，見楊度這般有志氣，就把他帶到了自己身邊。“歸德三年楊度在良師指點下，學業進步更快。無論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稗官野史，他見書就讀，一讀就通，晨昏課余，又遵伯父之教，練拳習劍，騎馬射箭。伯父外出時，又有意帶著他和諸位堂兄弟同行。楊度得以游嵩山，登岱岳，觀黃河之雄奇，覽汴梁之遺跡，心胸愈加開闊，氣宇愈加軒朗”（《楊度》上卷，10頁）。可以說，由于幼年失牯，楊度有著清醒的長子意識，再加上他作為湘軍后人的身份感，使得他從小就樹立了“澄清天下”的志向，而且養成了一種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使得他對什么事情都當仁不讓的自負和幻象。
　　
　　 二 帝王之學
　　 楊度二十二歲那年拜湖南名士王凱運為師，跟他學“帝王之學”。那么，所謂的“帝王之學”有到底是怎么一門學問？這東西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得少負高才的楊度對他信服得死心塌地！
　　 “老夫的帝王之學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干，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杰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從容取功名，由進仕出身，廁身廟堂，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眾力，干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取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標史。”（《楊度》上卷，70頁）
　　 這一段話是王他自己說的，看到自己的學生是可造之材，老頭子終于在賣了一陣“關子”后，把自己的“絕學”拋了出來。盡管是小說還原，但從講者的滔滔不絕和聽者的聚精會神中，我們不難感覺到這門“絕學”對他們來說有著怎樣的靈魂撼動和精神宿命！顯然，“帝王之學”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士人的“意淫”經典，他沖破了儒家“內圣”的束縛，從釋，道，法，陰陽，縱橫等各家各派中吸取資源，而其旨歸則是“外王”。對于這一點，作為楊度曾孫的楊念群先生在其著作《儒學地域化——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一書中，有過一段中的之論——
　　 “近代湘人群體的形成，為后世學人所矚目者，并不在于其應試人數的多寡，而在于其通過非正途的政治軍事手段闖入政治軸心人數的密度高于其他地區、、、聯想到湘人在政治統治縱橫捭闔的活躍程度，既可知其受益于超越“內圣”統攝的權謀之術。甚至可以說，如果湘人總是使“外王”受制于“內圣”道德圓融之境，就不可能形成非道德化的運轉機制，太拘于道德啟示的人往往在政治領域難有作為。如此變通而實用的取向，幾乎無須考慮是否有道德資源的實際支持，‘帝王之學’本身就是實用詐偽術，你根本無法用道德評判的尺度起框限它。”（《儒學地域化》，163頁，208頁）
　　 我在上問說過，楊先生是楊度曾孫，雖然其行文已經極盡理性客觀，但他為曾祖曲徑回護的“鄉賢情結”還是有痕跡可尋的，比如他說，“‘帝王之學’本身就是實用詐偽術，你根本無法用道德評判的尺度起框限它。”這種說法顯然是就不應該的，因為即便“帝王之學”“根本無法用道德評判的尺度起框限它”，也不等于我們今天就不應該對他進行道德評判，況且“帝王之學”既然還承負著“外王”的任務，難道它就沒有道德負載了嗎？眾所周知，在傳統士子眼中，“王道”與“霸道”與有區別的，所以，“帝王之學”可以擺脫“內圣”的限制，卻不可能完全與道德絕緣，要不干脆叫作“霸王之學”得了！當然，楊先生這樣解釋可能是無心，但我們卻必須清楚“帝王之學”的要害所在，否則當時的人們就沒有必要對楊度的政治逆行進行抨擊，而處在今天的我們也就同樣無法對楊度進行歷史定位。（為了更深入的探討“帝王之學”在道德方面的軟弱與缺失，我將對楊度從民國初期到袁稱帝這段時間的心跡進行一番病理學的解剖，以期讓大家對這一道德缺失的后果有個清醒的認識。）
　　
　　
　　 三 金鐵主義
　　 楊度跟“老頭子”學了幾年“帝王之學”后，自我感覺更加良好，為了增長更多的見識，他在庚子年（1901年）隨著當時的“流學潮”到了日本，這一次他是不辭而別，顯示出他對王的“帝王之學”是不滿足的。其實依常識之見，盡管王向來視他的“帝王之學”為呱呱獨創，但在當時“西學東漸”的背景下，也的的確確是“舊學”了，所以他的大弟子劉揆一才會在戊戌年棄他而去，到長沙與維新派的梁啟超混在了一起（以后成為民國的功臣），而楊度當時之所以不去，我料想一來是礙于老師的情面，二來確確實實是他對“帝王之學”的迷戀所致。但是，到了庚子之亂后，楊度是再也坐不住了，因為他清楚自己必須學點新的東西。
　　 到日本后，他開始入的是弘文院師范速成班，學習日語和教育，“許多留學生半年尚未入日語之門，楊度三個月便過了語言關，然后就是整日整夜的啃日文原版書籍。歷史，地理，哲學，文學，法律，什么書都讀，且過目不忘，令同學們羨慕不已。”（上卷，382頁）
　　 楊度對新知識的吸收就是從著時候開始的，等到他因“梁頭康尾”案再次去日本后，為了更好的研究憲政，楊度離開了弘文學院，進了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班。顯然，楊度對現代政治的了解都是在這里獲得的，也就是在這里，所以唐德剛先生在他的新作《袁氏當國》中認為“楊度沒有現代知識”，這我是不同意的，但唐先生的激憤之語卻也使關注了另一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翻遍整部的〈楊度〉傳記似乎都沒有找到一處楊度對初次接觸新知識時的欣喜和震撼，是他沒有過呢，還是唐浩明先生沒有注意到這一問題，或者還是唐先生認為“沒有更符合傳主一生的行跡與精神”？以上這三種可能都是有的，但我更傾向于認為“沒有”，這里最好的解釋就是楊度對西學采取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這從他在日本寫的〈金鐵主義〉一書可以看出來，而且與他心儀“帝王之學”的態度是一貫的，因為在他看來，一切知識都服從于一個目的，那就是“封侯拜相，經邦濟國”。當然在楊度本人看來，也許“封侯拜相”只是手段而已，而“經邦濟國”才是真正的目的，但目的總是那么遙遠，為了達到目的，就必須獲得手段，而手段又不是那么容易獲得的，久而久之，手段也就成了目的。
　　
　　
　　 四 從“與虎謀皮”到“為虎作倀”
　　 “自從第二次日本留學歸來后，楊度通過對憲政的研究和對中國國情的分析，認定了虛君立憲是中國最宜采用的政體。回國三四年來，他一直在我中國的第一部憲法的制定和促使國會早日召開而努力。不料，革命黨排滿激進的救國方略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武昌起義贏來了十四個省的獨立，盡管各省獨立的背景不盡相同，大部分都督亦非革命黨人，但厭倦滿人朝廷的情緒則是一致的，人們向著民主，向著共和，已成了時下中國的政治潮流”（中卷，482頁）。
　　 這時候，楊度有些難堪了，他是順著潮流而動，還是逆勢而為呢？
　　 “帝王之學的忠實信徒，其內心深處有著一股強烈的建功立業的躁動。他很清楚，這股建功立業之心要超過對主義的信仰。主義可以改變，功業卻非建立不可，歷史上那些做出轟轟烈烈大事業的人，自不說蘇秦，張儀朝秦暮楚，就是備受人們贊揚的魏征，劉基，不也是改變了原先的主義才有日后的大業嗎？”（中卷，483頁）
　　 就這樣，楊度為信仰所困惑的煩惱很快就打消了，而且他還從梁啟超，張謇倒向共和的轉變中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支持。面對著楊度的這種釋然，作為歷史學家的唐浩明先生如此狐疑道——“漾度的這番自我檢討，究竟是體現了中國士人順應潮流的明智呢，還是體現了士人缺乏力量的悲哀呢？”我相信，所有關心中國現代轉型的朋友都會同意唐先生的這種狐疑，因為，在這之后不久，袁世凱就鬧出了“稱帝”的丑劇，而其“頭號鼓吹手”竟是楊度！一個人不可能對自己的政治信仰三番五次的更改，所以正是這一次轉變，歷史劃出了他與梁啟超，張謇的分野。這次，罵他的人更多了，有人說他是想做宰相想瘋了。那么，他又是如何為自己辯解的呢？
　　 “他點燃一支洋式卷煙，又叫小廝給他倒一杯英國威士忌，他喝了一口，將發虛的心強壓住。新緒慢慢安定之際，他的腦子里再次浮現出碧云寺夜數羅漢的情景，浮現出明杏齋師生對坐研究帝王之學的歲月，浮現出馬王廟胡三爹的三次測字，他認為自己無論從才具，從命數，還是從機遇來看，都應有宰相之份。從唐內閣到孫內閣，之所以沒有掌閣，乃是時候未到，時候一到必為宰相無疑。現在，應該說時候已經到了。古往今來，一切大事都是人做出來的，而人要做大事，必須先要有起位。謀取宰相之位正是謀取為國家辦大事的必備條件。有了這個位置以后，才可以施展自己的平生抱負和學問，將導致中國富強的憲政實施出來，這不就是為國家做出了偉大貢獻嗎？對于一個政治家來說，衡量他的價值，最終應當從他對歷史做出的貢獻為標準，至于這中間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所夾雜的個人目的，是不應該作為主要因素的。何況變更主張，其手段并不惡劣。至于想做宰相，這個也絕不卑鄙，從秦漢到前清，哪個辦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諸葛亮，曾國藩那樣的圣賢還想做宰相哩！”（下卷）
　　 可以說，楊度的這一般辯解，是其政治思想的真實體現，也是其政治人格的曲妙表達。又此，目的崇高證明手段合理的現代極權邏輯在這里獲得了淋漓盡致的表達。當然，我引用的材料只是歷史小說而已，但唐先生的作品絕大部分是建立在夯實的史料基礎上的，這點學界一有共識。即使具體情節是虛構的，這也不會影響人們對傳主的認識，因為想象有時候是更大的真實。
　　
　　 結論：知識人格的重建
　　 可以說，楊度的一生是失敗的。這樣一個才情過人的人物卻在歷史中不得不以“帝制余孽”作結，實在是我們民族的一個悲劇，想想看，他曾策動張之洞收回粵漢鐵路，他曾為南北和談出過很大的力氣，他還曾在陳迥明叛變孫中山時成功的阻止吳佩孚的軍隊對南方動武，這樣的人物會是沒有愛國心嗎？可誰又會想得到呢，同樣也就是這個人，是他說動嚴復掛名籌安會，是他在南京政府接袁世凱到南京任職時獻出了臭名昭著的“北京縱火”案！太復雜了！
　　 在這個認為身上，聚集了中國士人現代轉型的艱難，也表現那個年代政治人物的風險和困頓。從幼年失牯肩負家庭責人的“長子意識”，到羅漢算命，三爹測字，；再從“湘軍后人”的身世感到明杏齋師生對坐研究帝王之學，楊度的成長過程始終充滿了自負與期許，他總認為自己天生就是宰相的命，這種讖緯的神秘性蒙蔽了他的一生，以至于他不管是在知識，思想，還是在道德上，都抱著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正是這種態度導致了他整體人格的敗落！顯然，楊度的選擇在他那個時代，并非特例，像他這樣有才的人物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還有嚴復，劉師培等等。為什么會有這種多士人陷落呢？這歷史的百慕大又到底何在！
　　 眾所周知，我國傳統士人的人格結構受中國思想“儒道互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窮者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楊度以宰相夢入世，卻最后以魂歸佛過收場，就很好的體現了這種傳統。這種人格結構的在現在看來是很有問題的，因為“達者兼濟天下”很有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體現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卻沒有考慮權力有限，全力自律與受律的原則；而“窮者獨善其身”則只強調無權者的道德自律，卻沒有考慮需要爭取和維護無權者的權力。正是基于此，秦暉先生提出了“達者獨善其身，窮者兼濟天下”的說法，以作為中國現代知識人“人格重建”的基礎，他說——
　　 “如果窮者多些兼濟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爭得天下人之小私’，實現因‘民之所利而利’的圣賢之道。如果對達者多一點約束圣君之制使其‘獨善其身’，那就會消除‘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患禍，真正實現‘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因此，我們應該讓窮者多一點權利意識，而達者少一點權力迷信。”（《傳統十論》，250-260頁）
　　
　　 我相信秦暉的說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與他以前提出的“思想底線”相比，這條應該是“人格底線”，有了這兩條“底線”，我們思想生命才是完整的，有了這兩條“底線”，那些在知識和人格的抉擇中無所適從的靈魂才會有“安魂之處”！不管怎樣，我們都別忘了——
　　 “楊度有才，可那畢竟是難堪的才氣啊！”
  

淮汴草堂 2010-07-20 06: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