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思想文論化“邊緣人群”為穩定因素

簡體傳統

舊體制下長期形成的思維慣性，常常使我們的“市民”對“外來者”的增加缺乏承受力。外來人口社區的出現有礙觀瞻、有損于城市的臉面，外來人口犯罪率高，造成治安危機，外來人口搶了城里人的飯碗，應當對“下崗”現象負責——這是我們常聽到的抱怨。
但其實，以開放的眼光看，“外來人口”在我們的各大城市中的比重其實很小。外國城市中例如紐約市，它的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們印象中的美國主體族群只是該市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僅占7%，遠少于黑人（25%）、猶太人（20%）、波多黎各人（11%）、拉美裔人（包括前述波多黎各人及黑人中講西、葡語者及其他拉美移民，共24%）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15%）、愛爾蘭人（10%），僅與亞太裔（7%）相同。這個城市中，70%以上的人口為一代以內移入，其中未入籍者占1/3，內中又有50萬人屬非法入境者，人數幾乎與該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當！在這個城市的市區內到處是某個特定族裔、地區裔或宗教教派聚居的自治社區，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與之相比真是嘎嘎乎小哉。
然而就是這樣一種文化差異極大的各族人口流動性的五方雜處狀態下，那里的市政管理與公共秩序仍然有條不紊，社會經濟有效運轉，人民一般都能安居樂業，正常生活。雖然該市的犯罪率之高歷來為人詬病，卻也沒有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在一個法律允許公民持有武器的社會里真可算是奇跡了。試想北京如果全城大半是浙江村、新疆村那樣的地方，又允許人們持槍，那該是怎樣一種狀態！
這樣一種五方雜處自然會產生許多在上流社會眼中有礙觀瞻的外來人社區，其中包括我們以前常常用以作為資本主義罪惡象征的“貧民窟”。按我們以前的想象，這種被壓迫被剝削者集中的地方一定是對現存社會秩序潛藏著嚴重威脅的地區，平時是各種案件的高發地，一有危機，這里就會成為激進騷動乃至革命的搖籃。然而一些美國社會學家卻有種理論，說是這種地方恰恰是政治穩定的緩沖器，是秩序黨、保守黨的票倉，是贊成維持現狀的選民集中之區。當然，他們主要說的不是紐約（那里的黑人、貧民多為民主黨選民，民主黨不如共和黨保守，卻也算不上激進勢力），而是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有人對若干拉美國家多年來歷次選舉的選票統計作了大量研究，居然發現這如果不算是“規律”的話，至少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為什么會是這樣？這些學者分析說：作為城市邊緣群體的外來人口——主要是進城農民——雖然在城里處于社會下層，但其處境一般仍然明顯比在原籍時要好，因而并非窮則思變之人。同時他們在城里立足未穩，處于創業狀態，更需要社安定并希望現存秩序能容納他們。因此他們更“保守”，而白領階層反倒比他們“激進”。有人對紐約等城市犯罪率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與前述“拉美現象”可以類比的情況。雖然一般來說黑人犯罪率較高，但那多是老住戶，而新移民、尤其是未入籍的新移民犯罪率反而極低，包括其中的黑人也是如此，這也與他們更希望被現存秩序所接納（事實上很有這種可能）有關。
當然，在世界范圍內我們不難找到相反的例子。例如南非，象約翰內斯堡“西南鎮區”這樣聚居著來自全國各地的黑人勞工的貧民區就是典型，這個地方過去以索維托之名頻頻見于傳媒，人們知道它是反抗白人政權的激進運動的大本營與非國大的基地，卻很少注意到它也是全國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其犯罪率要比紐約黑人區高出許多倍。如今非國大的民主南非政府高度關注這一問題。人們認為這一狀況是種族隔離制度使黑人打工者無法融入正常都市生活與市民社會的結果。
可見在現代化——城市化階段，城市中出現大量主要來自農村與不發達地區的新進入者是普遍的現象，他們作為弱勢群體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之前只能以都市“邊緣人”的方式存在。但他們對城市穩定所起的作用則在不同體制下有極為懸殊的區別。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是造成索維托不穩定的根源，而美洲較為開放的體制則是“移民保守主義”乃至“貧民窟保守主義”的根源。
開放的體制不僅有利于邊緣人群體融入城市正常社會，能夠以民主、法制、人權的原則維持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間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權利意義上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場準入（起碼是勞務市場準入）的基礎上提供相對更為平等的機會，而且這種體制還有利于在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緩沖機制。廣泛發展的社區自治組織與第三部門組織就是這種機制的重要內容。有人說過：拿起一個瓷瓶遠比捧起一堆碎瓷片來得容易。邊緣群體與市民一樣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會的公共空間尚無法吸收他們的情況下，應當幫助他們在法治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則黑社會這類組織便會填補這個空缺。這又反過來使主流社會更認為他們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礙，那就形成惡性循環了。
“外來人口”與主流社會的文化差異在國外的移民社會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應當說中國人、以至亞洲人的文化適應能力之強是十分突出的。在美國近二十年來墨西哥、菲律賓人占合法移民來源比重第一、二位，其中墨西哥人更在1820-1996年近兩個世紀的美國移民紀錄中僅次于德意志人而超過任何其他民族。但移民入籍率這20年來卻一直是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居明顯優勢。1977年移民到1995年時的入籍率前十位的來源地有7個位于亞洲，中國大陸與臺、港、澳皆在其列，其中前5位全部在亞洲，臺、港、澳居前三名。相反，這個時期非法移民來源地前十位中有7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即名列第一。全美移民入籍率平均為45.9%，但來自中國四個部分（大陸與臺港澳）的移民平均達73.4%。可見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融入主流相對最易，而拉美人尤其是墨西哥人最難。
跨國移民尚且如此，國內流動應當更不在話下，事實上除了深圳這類特殊的移民城市外，我國南方經濟發達地帶外來人口超過本地常住人口、甚至超過若干倍的已不乏其例。這些地區的社會生活并未發生大問題（如果說有問題，例如輿論界反映強烈的珠三角打工者權益問題，也是因為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不力，而決非因為“排外”不夠、開放太多）。可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隨著我國民主法治與公民自治機制的健全，“外來人口”從都市邊緣群體轉化為穩定因素、當然更不用說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應當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