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存在幾個歐洲? 薦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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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幾個歐洲?這樣的問題聽上去顯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覺上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只有一個歐洲,正如只有一個亞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樣,歐洲分為北部和南部,東部和西部,各部分還可以繼續細分。誠然,歐洲東部的邊界是模糊的,沿著一片廣大的、地形學上不明確的地域與西亞接壤;但其他部分的邊界是足夠清晰的。此外,歐洲是一個自我意識歷史悠久的小洲,這意味著歐洲人的身份比根據地理起源決定的“非洲人”“亞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確。比如,盡管人們偶爾會嘗試確立某種“泛非洲”意識,但把非洲人聯系起來的幾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經歷。相反,“歐洲性”則是歐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緣關系和共同的過去,他們似乎的確分享著某些天生和基本的東西。


有意思的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的并把他們聯系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在各族群內部和之間劃清界限是這個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維定勢之一。這個過程始于公元4世紀末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單一實體變成了兩個部分的總和;加洛林王朝的興起鞏固了分裂的結果,讓此前處于無政府狀態、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歐洲西部擁有了明確和穩定的邊界。查理曼于9世紀建立的帝國與“二戰”后最初的“六國”歐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同樣覆蓋了法國、聯邦德國、比荷盧三國和意大利,盡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羅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國沒有精確的邊境線,而是把界墻(limes)、邊境區(marches)和軍事區作為邊界;加洛林王朝的東部邊界和拜占庭帝國的北部邊界一直是不精確的。但到了14世紀,當歐洲的邊界“封閉”后,東西歐洲的區別也變得極為明顯。


今天,人們有時會認為,東西歐的分割線是冷戰時期的人為產物,是在單一文化空間內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鐵幕。事實并非如此。在19世紀,當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們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烏克蘭的廣袤土地時,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說過一句名言,把通向維也納東門外的公路視作亞洲的開始。他不是第一個表達這種觀點的人:曾在1669年游歷過哈布斯堡王朝國土的英國人愛德華•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剛一踏入匈牙利,“我們就好像離開了自己的世界……在抵達布達(Buda)前,我們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個部分,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無論他們的偏見源于何種動機,這兩位奧地利人和英國人都提到和證實了一條從北向南貫穿歐洲中部的隱形分割線。15世紀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爾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驚人相似的忿恨之詞:“我們著名的但澤港(Danzig)落在波蘭人手里,我們的出海口厄勒海峽(Sound)落在丹麥人手里。”在三個多世紀后,這兩個地方將成為當代歐洲沖突的導火索。但策爾蒂斯不滿足于此,而是繼續抱怨說,東部的某些聚居區“被從日耳曼本土分開……比如特蘭斯瓦尼亞(Transylvania)的薩克森人,他們和我們擁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語。”


與不萊梅的亞當(Adam of Bremen11世紀的編年史學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從易北河以東開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樣,策爾蒂斯及其繼承者們所描繪的是一種從10世紀末開始便在西歐反復出現的情感:羅馬帝國、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國、霍亨索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邊界就是歐洲的邊界。由于馬扎爾人來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紀)歐洲唯一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是日耳曼定居者向東部的遷徙,西歐人會自然而然地把東歐的土地視作某種意義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蠻人。即使當這些人早已成為東西方帝國的臣民后,上述態度仍然沒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這條古老的裂痕。從羅馬帝國晚期開始,所有的歐洲帝國都和某種統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別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作為它們繼承者的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延續了這一做法,但只有東部的帝國逐漸把世俗和精神權力聯系甚至結合起來。因此,這兩種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歐洲不同地區的代表。實際上,歷史悠久的教會區劃和習慣在許多方面是歐洲人所有分歧中最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國天主教的教區體系借鑒了羅馬帝國行省組織的地理劃分;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干的邊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統治者賦予基督徒特權,以換取他們的效忠,特別是軍事效勞)都明白無誤地反映了東正教作為該地區標簽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雜的地區,宗教信仰同樣體現和決定了社會地位:在波羅的海地區,地主是天主教徒,農民是東正教徒。這種社會—宗教的分歧也體現在語言上。正如說意第緒語是猶太人的標識,在今天的波蘭和烏克蘭,信奉東正教的農民說立陶宛語、羅塞尼亞語或其他土語和方言,而同一地區的天主教徒則說波蘭語。到了19世紀,以哈布斯堡王朝為首的歐洲各地出現了“民族”身份的覺醒,這大多和語言聯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語言并不古老,甚至是為了政治目的被發明(或改造)的;選擇某一種克羅地亞或斯洛伐克方言作為未來國家的“民族”語言也許不完全是隨機的,但無疑是武斷的。


在西歐,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現在東西之間,而是南北之間。到了17世紀,這種分歧已經相當明顯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爾文宗或圣公會),語言屬于日耳曼語系,并按照明確的邊界被劃分成民族國家;南方人則使用拉丁語系的語言,信奉羅馬天主教,他們的聚居區仍然處于皇帝或教皇的統治之下。盡管在法國和德國的國內歷史上,或者在西歐統治者之間的沖突史上,這些分歧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但它們的意義永遠比不上東西歐之間的隔閡。這是因為從近代史伊始,西歐國家間的文化和商業聯系便超過了它們的分歧,從12世紀的城市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部歐洲擁有共同而自成一體的歷史。


誠然,西歐的經濟和文化重心經歷過巨大的變遷——從萊茵蘭到倫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納,隨后又回到低地國家,最終停留在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國的首都。但它們很少會過于偏東,甚至從未越過維也納。無論布拉格和維爾紐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榮,它們從來都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歐洲國家”的首都,就像某個歷史時期的佛羅倫薩、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和維也納那樣。至于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我們在此不做討論。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興起和美洲的發現讓歐洲歷史的中心大幅轉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亞新教貴族在白山戰役中的失利無疑是波西米亞的一場歷史性災難,因為16世紀的布拉格剛剛經歷過學術和藝術的繁榮。莫斯科大公國的興起終結了波蘭在歐洲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現實(盡管沒有終結它的長期夢想)。上述事件都已成為過去,但從此以后,我們眼中的大部分歐洲史實際上都是西歐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說由南北兩部分組成的西歐具有明確的邊界,而不幸的東歐同樣如此,那么兩者的分界線在哪里呢?是不是從的里亞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澤)的古老連線?既然加洛林王朝的邊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地區(某些部分)的界線,以及1947年后“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西部邊界體現了驚人的一脈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結論,它們中必有一條可以作為分界線呢?從達爾馬提亞沿岸到立陶宛,的確存在著一條由要塞、邊境定居地、戰略性村鎮和歷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組成的連線,多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德國人和斯拉夫人,奧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交匯點。但它所通過的地區也是波蘭人、立陶宛人同俄國人交匯、融合和沖突的場所。羅馬天主教的勢力范圍遠比格但斯克偏東,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鎮和山谷仍有人說(或曾經說)德語,而波西米亞則是工業革命的參與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當繁榮的地區(沒有什么能比工業革命更好地區分西歐和歐洲其他國家了)。為了方便起見,是否應該像許多人提出的那樣,單獨劃分出一個“中歐”呢?


這樣做有很多好處。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亞斯特到薩格勒布(Zagreb),然后經利沃夫(Lvov)回到波羅的海各點連線為界的四邊形區域擁有許多共同點。它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說斯拉夫語的天主教農民,都經歷過帝國的影響和民族主義思潮。在建筑遺產和文學傳統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鎮都確定無疑地體現了歐洲主流的風格,同時也帶有它們自身的鮮明特色和傳統。在1848年之后的一個世紀里,它的文化明顯受到知識分子的影響,特別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與東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區截然不同,在許多個世紀里一直試圖同后者保持距離。因此,該地區的“中歐人”非常看重東西羅馬帝國的古老界線,而按照這條界線,他們完全處于西羅馬部分。


但“中歐”的問題在于,這完全是一個近代概念,在歐洲的歷史上沒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現不可能早于晚期的開明專制君主們發起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特別是18世紀80年代的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打開民族國家獨立大門的《凡爾賽條約》幾乎已經讓它壽終正寢,希特勒只是補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歐”唯一值得懷念的黃金歲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幾十年,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經歷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現的繁榮,就連利沃夫和薩格勒布等偏遠城市也沐浴在帝國夕陽的光輝下。然而,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西歐人)而言,無論在1848年前還是1945年后,中歐和東歐完全沒有明顯的區別。我們已經看到,對于一位17世紀的旅行者而言,布達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歐洲中部的緩沖地帶與更東面的異域世界的差異。


這種差異當然還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蘭東部多沼澤的平原屬于東正教的勢力范圍,雖然語言相近,但用另一種字母表書寫,與克拉科夫(Kraków)幾乎沒有共同點,后者是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學術的中心,深受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影響,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黑山的高原地區與盧布爾雅那(Ljubljana,德語作Laibach)說德語的知識分子之間。但在上述兩個例子中,存在差異的地區都曾是同一國家的組成部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里出現的并非東西差異,而是城鄉差異,如果真有所謂“中歐”的話,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過,在白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甚至希臘,的確存在著一個與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賦予布拉格或華沙,布達佩斯或薩格勒布現代意義的那個差異——它們是獨立國家的首都——也剝奪了它們加入“中歐”的可能性。它們的文化是都市文化,書面或口頭的文化語言是國際性語言——德語,而在說德語的人中,許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猶太人。這種真正的中歐文化的毀滅讓波蘭人的華沙、立陶宛人的維爾紐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達佩斯變成了和奧地利人的維也納一樣的偏遠小城。盡管身處歐洲中部,但他們所標榜的獨特“中歐傳統”最多只是懷舊,甚至可以說是假貨。他們不愿被和位于自己東部的土地與民族混為一談,這種想法是足夠真實和根深蒂固的——作為位于歐洲歷史十字路口的“邊境”民族,他們特別有理由避免讓自己在重要的抉擇中站在錯誤的一邊。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標榜過去或者現在擁有獨特身份,以便確保自己永遠站在分界線“善的”(和安全的)一邊。


更好的做法也許是把歐洲的分界線看成非地理形式的。富歐洲和窮歐洲一直存在,不過兩者的分界線在過去的許多個世紀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遠的時代,從馬賽到伊斯坦布爾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鄰內陸城市是歐洲最繁榮的地區之一。相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有歷史記載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貧窮的。但除了少數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況正好相反。城市并不總像現在這樣呈現出貧富兩極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農村社會的主要特征,這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何以農村為主的歐洲東部和東南部會遠遠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從漢堡到米蘭的歐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榮和發達的中心。


另一組對比的雙方是擁有和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這當然是一種政治差異,但又不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紀里形成受到認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國家是極其幸運的,這是荷蘭、瑞典、英國、法國甚至西班牙的歷史,與捷克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和其他許多民族歷史的關鍵性差異之一。北歐和西歐民族的建國過程從核心根據地開始,逐漸吞并周圍地區,直到因為地理或競爭限制而停止擴張。而現代東歐國家則是從俄國、土耳其、奧地利和德國等帝國的崩潰中降生的,這個過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東歐國家不僅沒有先入者優勢,而且它們的身份必然包含對領土和權力孤注一擲的主張,這無疑會損害提出相同主張的鄰國的利益——在許多案例中,它們主張的是同一片土地。這是東歐國家最大的不幸:它們的建國時間太晚,而且湊到了一起。于是,它們擁有了共同的歷史和弱點,并因此最終與西歐更幸運的那些民族有了關鍵性的差異。



《論歐洲》

[美]托尼·朱特(Tony Judt)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10

通過明晰、理智和優雅的文字,托尼·朱特將這塊曾經分裂的大陸視為一個變化中的整體,梳理了“二戰”后歐洲的發展脈絡。他認為,西歐戰后復興和重新崛起的有利形勢將永遠不會重現;而接納夢想“回歸歐洲”的東歐諸國,給不再繁榮的歐洲帶來沉重的負担;失業、老齡化、移民和地區發展不均衡等社會問題正在加劇,并到處掀起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浪潮;作為歐洲政治安全閥的社會福利體系壓力倍增,面臨崩潰的危險……清醒、坦率且極具說服力,托尼·朱特對歐洲歷史圖景的還原和未來前景的分析發人深省,因而深受歐洲領導人重視。

托尼•朱特(Tony Judt),全球百大思想家,奧威爾終身成就獎獲得者,21世紀初最頂尖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于世。托尼·朱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并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文風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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