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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張揚一直被意識形態化

　　劉軍寧先生在學術上是我的啟蒙者和恩師。但這場“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的討論中，我站在比秋風更保守的一側。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好像逐漸形成了時代的粗淺共識。但具體的分歧卻一直難以得到深入討論。十年前劉先生寫作《保守主義》，知識界議論紛紛，好像他錯把杭州當汴州了。現在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樣。朱學勤先生很早之前區別了英國與法國兩種革命，但自由、民主、啟蒙，契約這些觀念，在英美和歐陸的不同走向之間，也一直難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場堅定的區別。
　　劉先生說，“天地之間、個體為尊”。后半句在政治學和憲政轉型的范圍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在一切世俗的共同體中，在一切涉及強制性權力的場合，個體都必須是對權力的一種限制。呼喚“個體為尊”，就是呼喚一種守望個人權利的、強權最小化的人類共同體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轉變如此艱難，因此文化（文藝），就成了人捍衛和張揚個體尊嚴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個人價值在中國的被發現，也是先從審美開始的，這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藝中的人性張揚，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識形態化了。政治上的“個體為尊”越困難，審美上的“個體為尊”就越泛濫，也越意識形態化，甚至走向撒嬌化。就像奧威爾在《1984》中說，“每一次做愛，都是對專制的一次反抗”。這時，文藝的復興就被過度的神圣化了，審美的價值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會提出“以美學代替宗教”。崔衛平也舉布羅茨基的例子，標榜這種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審美的價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偽宗教化。最后人們不得不把他們的精神世界交給那些詩人和畫家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卻傲慢的宣稱，“藝術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們對人性的考量，變得既熱情又單一。道德的價值不斷被藐視，甚至被怨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圖景被拋棄。為了反抗專制，人類把他所有的東西都變賣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后幾百年來，我們好像一直在啟蒙，其實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當馬丁·路德·金說，“我有一個夢想”，那個夢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審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國走到這樣一個關頭，當知識分子們呼喚“天地之間、個體為尊”式的文藝復興，看起來是青春少年的熱情，其實仍然是一份降書。克爾凱郭爾說人生有三種境界，“審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這一呼喚卻公開的宣稱，個體之上沒有人類，文化之上沒有信仰。
　　不錯，原子式的個體本位，的確最大化的消磨了國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時消磨了歷史的意義。歷史沒有意義，道德也就沒有意義。荒謬的是在一個相對主義的世界，人卻要把自己絕對起來。個體的絕對化，意味著無善無惡、“天地不仁”。這就是各種權威主義之所以對自由主義不滿的原因。盡管在世俗的層面，個人與國家如此針鋒相對，此消彼長。你可以在國家面前堅持“個體為尊”，但當你把國家換成“天地之間”時，你會發現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其實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一個人可以在萬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絕對性，一個國家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絕對性呢？自由主義政治學之所以宣稱個體必須是一個起點，因為它同時謙卑的宣稱，終點必須不歸政治管。但當“個體”的價值超越政治范疇，被拔高為道德的、文化的和靈魂世界的一個起點時。我們終究要回到高更的問題：人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
　　面對人類的制度困境，如果審美中的人性張揚成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個民族經過這么多的災難和輾轉，最后的夢想也不過如此。那么莊子的話聽起來就是真正的諷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王怡 2013-08-23 16:4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