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第四輯 懷念師友
　　第68節 紀念梁啟超先生（1）
　　今天為梁任公（啟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張旭光、周之風諸君提議撰寫紀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嘗應友人囑寫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兩先生，則茲于紀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辭。紀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偉大處，復自道其知遇之感。今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樣認識任公先生的偉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偉大，須從其前后同時人物作一比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時人物之一。兩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國，有最偉大之貢獻。而且其貢獻同在思想學術界，特別是同一引進新思潮，沖破舊網羅，推動了整個國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歲，論年輩應稍后，而其所發生之影響卻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開始之時。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個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國政治全為立憲運動所支配，而這一運動即以他為主。當他的全盛時代，年長的蔡先生卻默默無聞（蔡先生誠早露頭角，但對廣大社會而言則是如此）。蔡先生從“五四運動”打出來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歐戰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輸入（特別是反資本主義潮流），國民革命于此種其因。所以他的影響到大局政治，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
　　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后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卻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須注意者，他這一段時期并不甚長。像是登臺秉政之年（民國二年，即1913年；民國六年，即1917年，兩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時代了。再進到“五四運動”以后，他反而要隨著那時代潮流走了。民國八、九年（1919年、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蔣百里、林長民、藍志先、張東蓀等，放棄政治活動，組織“新學會”，出版《解放與改造》，及共學社叢書，并在南北各大學中講學，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學開出來的新風氣所影響。
　　因此，論到所給予社會影響之久暫比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評論他幾句話：
　　其出現如長彗燭天，如瓊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胥不發生綿續之影響。——此正任公之特異處。
　　《陳伯莊通訊》
　　（《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
　　這是很對的。我們由是可以明白諸位先生雖都是偉大的，然而其所以偉大卻各異，不可馬虎混同。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于外，傳達給人。他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綿歷久遠。像是當下不為人所了解，歷時愈久而價值愈見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這亦就是為何他三十歲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卻要待到五十多歲的理由。他給中國社會的影響，在空間上大過蔡先生，而在時間上將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從前韓信和漢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個善將兵，一個善將將。蔡、梁兩先生比較，正復相似。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和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沖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為人富于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紀念前賢，亦許應當專表彰他的功德。無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來，總隨著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學術上的成就，量過于質，限于篇幅，不能悉數。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說一說。
　　清季政治上有排滿革命和君主立憲兩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間，而大體上站在立憲一面，且為其領袖。固然最后革命派勝利，而國人政治思想之啟發，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間接幫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國人應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為慰。
　　民國成立，宋鈍初（教仁）想實行政黨內閣，正與任公夙懷符合。當時曾約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兩派合作機會遂失。加以袁世凱方面種種籠絡。國民黨方面種種刺激，卒成組織進步黨對抗國民黨之局。更進而有熊希齡受袁命組閣，隱然由進步黨執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國會命令之重大責任，而不能逃。國會既散，政黨根據全失，熊閣當然亦站不住。政治脫軌，大局敗壞，任公于此悔恨不及。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敗。自然當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獨尸其咎。卻是春秋責備賢者，賢者引咎自責，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時，有奮起倒袁之舉。在倒袁運動上，先生盡了最大力量。假如說創建民國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這次再造共和，卻不得不讓他的一派居首功了。當日事實自有史家載之史乘，茲不多述。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動對于國家第一度偉大不磨之貢獻。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喪，袁倒后先生治喪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種下了民國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臺之事。在這里面還夾著一段反對康（有為）、張（勛）復辟。信有如任公幾十年前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對于國家的貢獻。
　　

梁漱溟 2014-07-03 14:4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