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追記》29、反省

簡體傳統

(29)：反省

　　發出給新疆安全廳的信后，時間一天天過去。其間北京國安局那位年輕處長約我見過兩次面。兩次我都準備被帶回監獄，然而都沒有。他們談的是另外的話題。雖然很客氣，我們之間卻進一步擺明了分歧。我表示我愿意為國家安全做事，但國家安全不是黨的安全，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在上，黨的安全在下；那處長卻立場鮮明，對他們而言，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真有點奇怪，他們為什么要叫國安部，應該改名為黨衛軍才對。另一次見面是在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之后，他來詢問我《黃禍》中所寫的氣功和法輪功有沒有關系。我告訴他法輪功相當程度上正是限制正常宗教發展的結果。從那以后，大概是我寄給新疆的信被轉到了北京，他們就再沒有跟我聯系。

　　那段時間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著能這樣就過去，不再回到監獄；一方面又覺得如果不重回監獄，我的自由好像就是靠“賣身”而得，無法輕松坦蕩地享受。很長時間我難以面對友人，因為解釋不清。他們都認為是母親的信使我得到釋放，我也只能任他們那樣想。隨著時間不斷延長，越來越表明事情可能真會就這樣過去。家人懸著的心逐漸放下，我的神經也慢慢松弛，然而內心卻有另一種痛苦同時增長。

　　有一度，那痛苦曾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甚至動搖了我做人的信心和對人生意義的信念。我無法擺脫靈魂拷問。如果事情真如我設想的那樣，出來一下再回監獄，那是占了便宜，寫過的保證書和悔過書也都一筆勾銷。然而事情就這么無聲無息地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紙黑字的保證和悔過就成了無法改變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記錄和永遠無法洗刷的污點。雖然我給新疆安全廳寫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條理由，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自己的軟弱。

　　某種程度上，悔恨也有一部分來自投機心理。有時不免會想，如果我出獄真是別的因素起作用，“發展”我只是新疆安全廳附加的一個訛詐，即使不答應，他們最終也得放我，如果真是那樣，我的“計謀”就只是白白弄臟自己。一種對沒看準賭注的悔恨長久揮之不去。然而在理智上我很清楚，這樣的投機心態要不得也沒有意義。如果我當時以投機心態押寶在一定放我，最后卻沒有放，那照樣會后悔。靠投機得到的贏不是贏，這次贏了下次還會輸。我要反省的不是押寶的成敗，而是在人生關頭到底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決定，是以功利為標準，還是以道德為標準？按照功利標準，我的選擇沒錯，理由充分，結果也挺好。可是我為什么不感到滿意，反而感到痛苦？正是在那種心態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德的名言——“頭頂是燦爛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終面對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終極，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靈，必定煙消云散，而人生的根本是要由道德支撐，并且由道德進行評判。

　　我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我的人生失去了道德的圓滿，生命中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道德缺憾。正是這一點使我失去人生自信，感受到人生支點的動搖。每當我讀到別人在獄中堅貞不屈和英勇斗爭的經歷，都不免產生自慚形穢的感覺。

　　我出來后，經常有人問我在里面有沒有受虐待。我難以回答。是受刑才算虐待，還是關押本身已經屬于虐待？不過如果只是對我進行關押和審訊，我可以理解。雖然那是惡法，但也是法，只要是按法律辦事，惡也有它的道德和道理。然而脅迫我變成它的爪牙，那就已經不僅僅是惡，而是邪惡。邪惡是沒有任何道德和道理的，只有不擇手段的卑鄙和吞噬一切的殘暴。我打心底里憎恨邪惡。

　　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正碰上一個法輪功信徒在離我住處不遠的街上自焚身亡。我雖然一直反對鎮壓法輪功，但也不奇怪專制政權對異己實行鎮壓。鎮壓只是惡，還不是邪惡。而在第二天（2000年2月17日）中央電視臺播出的《焦點訪談》，事先不告訴自焚者的母親真實情況，先對那母親進行采訪，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她的兒子自焚身死，當場拍攝那母親的震驚和嚎哭放給全國觀眾。這就是泯滅人性的邪惡！在邪惡者的眼中，這世界根本沒有人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供其任意擺弄、使用和銷毀的工具。

邪惡者可以一時得利，長遠卻會毀于它自己的邪惡，因為它的邪惡必定不斷制造自己的敵人。我在監獄時曾幻想，假如真出現中共電影中常見的那種鏡頭，突然鐵門打開，某黨代表亮相，進來握住我的手念白：“同志，你受委屈了！”我不敢說我會涕零，但我肯定會感激。我的被關被審可能就此一筆勾銷，而且還會感覺該給它回報。然而它沒有，它把我從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抓進去，要變成一個見不得陽光的爪牙放出來。可以說，是新疆的這次經歷徹底斬斷了我和中共在淵源上的相聯。在此之前，不管我怎么批評中共，根源上和它仍有相連之處。以往游離于中共之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未遇明主”的因素。一旦中共出現愿意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的領導人，說不定我還真會去甘當“智囊”或“幕僚”。

　　其實我的新疆之旅，已經開始有了一點那樣的味道。如果按照宗教信仰者的思路，也許可以把我這次被捕和其后的經歷看作是神意的安排—— 神看到我有可能成為權力的工具，便用這一懲戒來改變了我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