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神親嘴》第八輯行過死蔭的幽谷六月是最殘忍的月份

簡體傳統

六月是最殘忍的月份

　　192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也是共產黨興起與法西斯興起之間。艾略特寫下了被譽為現代詩里程牌的長詩《荒原》。詩中采集歐洲文明的各種意象，來表達二十世紀初人類精神的幻滅與虛空。第一句就很有名，“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著記憶和欲望”。
　　全詩最驚心動魄的場景，是艾略特借用《舊約·以西結書》所記載的異象。當以色列民族因他們的罪受到上帝的詛咒，先知以西結割下他的頭發和胡須，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燒，預示以色列人將有三分之一死于災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預示著另外三分之一將死于戰火；三分之一隨風飄散，預示最后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將流離失所，被擄他鄉。
　　如此絕望的時代，先知以西結被耶和華的靈引導，被放在一個布滿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說，“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干。他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嗎？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到此為止，即使我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個中國人，我也不可能不哭。三年前第一次仔細讀到這一段，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饑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勞改營的我爺爺，我甚至迄今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更加想到我的青春期，我在16歲那一年看見了“六四”屠殺。三個月后，是我的初戀。
　　
　　好幾年里，我曾被一個題目死死吸引，就是“1989年的愛情”。我一直無法把16歲的初戀，和一場屠殺分得清清楚楚。多少次我恨這個世界，為什么我的青春從一開始就顯得那么卑微，甚至那么可恥。革命與愛情的相互糾纏，是我可以想象的。我從小就看這樣的故事長大。小時候，曾跟父親一起去電影院看鄭義編劇的電影《楓》。那一個戀人跳下樓去的鏡頭，很多年來都會進入我的噩夢。這世上有哪一個少男少女，曾經幻想自己初戀那一年，有一場現場直播的屠殺呢。這些年有一些以六四為背景的作品，關錦鵬《藍宇》中的北京故事，一對同性戀者的激情，屠殺不過被擺在一個冷漠的位置，甚至被可恥地擺在一個催情的位置。張艾嘉的電影《心動》，兩個香港中學生，在他們初戀的一個回合里，回家剛好看好六四屠殺的新聞。但和他們的愛情比起來，北京的任何事也遙遠得可以被忽略。
　　我想這兩位香港導演，只當“1989年的愛情”是擦肩而過的噱頭，但他們無法真的理解這件事。不錯，六四屠殺，被說出的真相遠遠不夠。但在另一層面，“六四”更多地是被作為一個政治事件或歷史事件被言說，卻很少被作為一個精神事件被探討。“六四”對整整幾代人心靈的影響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靈魂就從此活在一個布滿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來，常常想到自己的靈魂就哭泣，想到這個世界的虛假就痛恨。我讀過許多關于“六四”的宏偉敘事，但很少讀到那些細微的、私人的精神創傷。近年來令我落淚的個體精神史，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施亮的小說《安魂曲》，和我朋友汪建輝的小說《十七年》，盡管讀過的人可能不多。
　　一位老詩人曾對我說，我們都是89一代。“因為我盡管虛長幾十歲，但我們一樣是在共產黨開槍之后，才徹底覺悟的”。我感謝這句話，但它指向的依然是政治層面的一場精神地震，而不是生命意義上的個體苦難。老先生，不是的，在六四面前，我們不是一代人。直到今天，我絲毫不了解“六四”對于趙紫陽是一種怎樣的苦難，對于李銳又如何？對于天安門前的大學生和流亡者們，那種種苦難又有什么迥異。甚至我的父親，他的靈魂在那一年到底經歷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這幾年我在海外陸續見過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等流亡的學運領袖。我和他們有相同的夢想，但我卻很清楚他們的89，和我的89是完全不一樣的。作為一個“后天安門”的青年知識分子，我最想表達的，不是一種同仇敵愾的義憤，而是對一個當年的未成年人來說，屠殺到底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18年來糾纏不休的怨恨，不但針對共產黨政權，也更加針對整個成年人的世界。從父親，到老師；從校長，到縣長；從統治者到反抗者，整個父權世界，在我面前所有道貌岸然的長輩。在那一場屠殺之后，聯合起來糟蹋了我的青春期。這就是六四屠殺之于我的個體磨難。
　　近年來，我在文字上尖銳地流露著這種怨恨。在我的文集《美得驚動了中央》的后記中，我這樣寫下：
　　
　　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說你才多大。我想說，我是誰啊，我是屠殺現場的一個未成年人。當初你們殺人，不能避著我這樣的高中生嗎。就像你們做愛時都避著我們一樣。
　　沒有。沒有就要付出代價。”
　　
　　大約兩年前，我與89年的學生領袖任不寐有一場爭論，在《一個人的反對黨》中，也以一種傲慢的語氣寫下：
　　
　　在談論1989時，有一個尖銳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區分的事實，那就是——我這一代人當時是未成年人。有人曾問我你當時不過是一個高一學生，六四和你有什么關系？六四給你的創傷到底在哪里？我說，如果有人當街殺人，圍觀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說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關系？大人津津樂道一天可能就把這事忘了，小孩子卻要做一輩子噩夢。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個社會沒有人來顧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史，沒有人去考慮未成年人的靈魂。整個殺人現場沒有把兒童清場。甚至整個社會合謀在整整一代孩子的面前作偽證。并用謊言一遍一遍地為我們洗腦。我花了多少年時間和整個青春期的流浪，來尋找正確的知識，來遺忘被強迫背誦的答案，來認識你們這一代被高舉的苦難。所以當你說“我們”都應該懺悔，應該為十五年來的半吊子的言論而愧疚時，我想你說的“我們”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沒有資格把我、把余杰、把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都囊括進來。你們在廣場吶喊的時候，在屠殺之后無論選擇的是謊言、沉默、轉身或者流亡，你們都和共產黨人一樣，并沒有對未成年人負責。就像吵架的父母，雙方都沒有殘留對子女的責任心。因此我沒有義務接受你的邀請與你一道懺悔，一道卑微。你的懺悔僅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憤的借用你的口氣，說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沒有人是無罪的。“連一個義人都沒有”。
　　這就是我內心的一種情結，一種在屠殺面前對整個成年人世界的憤懣。而不僅僅是對共產黨的仇恨。這是我的89情結與你不一般的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了那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開信。但我內心極不愿意起草。從三月份和余杰談好由我執筆開始，我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五月。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內心的這種情結，強烈地盼望有當年的成年人、當年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比以前更勇敢的站出來說話做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沒看到絲毫動靜。對我來說，動筆寫這封公開信是我內心深處一次極度的失望和再次的受傷害。我愿意起草這份信，這是我自己89情結的一次舒解，也是在中共面前的一種尊嚴。但在我內心，我一直對這件事無法釋懷。因為我覺得這是一樁真正的恥辱。就是由一個當年十六歲的孩子，在十五年后執筆這封信，去邀請你們簽名。對不起，這是你們的恥辱。不是我的。

　　1989年春天，我在四川的一個縣城讀高一。到4月份，街上出現了零散的游行隊伍。師生們都興奮的擺談著國家的局勢。我是班上一份油印《語文小報》的主編，我父親是我的語文老師。那時候我讀了點劉賓雁、蘇曉康，一度想寫報告文學。先寫了一篇明查暗訪學校食堂的，指名點姓罵了校長。我的英語老師偷偷對我說，罵得好，最好把報紙貼到辦公室外面去。他的慫恿使我的膽子更大了。五四游行以后，我就開始籌劃北京學生運動的專刊，準備采訪校團委書記，其他老師和同學，讓他們談談對反腐敗、要民主的看法。我自己刻鋼板，嘰嘎嘰嘎就干起來了。
　　那個晚上，父親跟我談話，要我停止那一期專刊。我不同意。他也許是第一次如此語重心長的，企圖以一種平等的態度說服我，一直說到半夜一點。大意是我們過來人，知道政治的可怕，你不可能知道。我們不能讓你這么小就被卷進去。卷進去一輩子就完了。
　　但我很倔。從小父親對我實施棍棒式教育，成績不夠優秀，拿不到第一只有第二，都可能挨打。有一次家里買了蘋果，放在床下。父親說每天只能吃一個，不能偷吃。他們走后我就趴到床下，愛不釋手的看啊，一會拿出來，一會又放回去。終于不敢吃。父親回來后，叫我過去。問我是不是吃了蘋果。我說沒有。父親不相信，因為他發現蘋果被動過了。隨后，他用一頓雞毛撣子叫我開口承認偷吃，并寫了三遍“我為什么要撒謊”的檢討書。這樣的童年一直延續到初二，終有一次我伸出手，把父親的胳膊抓住，警告他不要再打我。從那之后，我對父輩及教育者的逆反一發不可收拾，父母也漸漸管不住我的言行。
　　所以1989年的春天，父親已不可能說服我。最后只好強行沒收了油印室的鑰匙。那個春天是一個轉折，因為一場屠殺，我對父親的仇恨，轉變成對國家的仇恨。因為鄧小平和李鵬是四川人，好多年我都為此感到羞恥。打心里覺得四川人是中國的敗類。我甚至在那一年也立下一個志愿，以后要洗刷川人的恥辱。我對當時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在“六四”之后批判趙紫陽的言論，更是感到無地自容。1989年6月，整個世界忽然就在我眼前崩潰了。你所有的老師在那一天之后，就變了另一個人，變成了不要臉的說謊者。你所有的父輩在那一天之后，就變成了只敢在廚房里發牢騷的膽小鬼。這是個什么世界啊。還值得長大嗎，還值得高考嗎。我在16歲之前被養成的價值和道德觀，幾乎沒有什么被剩了下來。
　　6月底放假，我去成都，在舅舅那里看見了一千多張成都、重慶等地民運和鎮壓的照片。舅舅是一位攝影師，他叫我和表哥拿著這些照片，到七樓頂上，統統燒掉。他說，不然要按著這個抓人。我被這些照片徹底震撼了，圖片的尖銳和真實，超過了我在老家能看到的一切文字和畫面。我悄悄的留了大約兩百張，放在我的書包里。幾天后我的外婆趁我不在，搜查我的行李，把這些照片找出來銷毀了。當時我實在恨不能把她扔下樓去。這個怨恨甚至一直持續到兩年前外婆去世。我剛剛信主，跪在地上禱告，說這件事我不再埋怨外婆了，如同我的父親一樣，其實她保護了我。他們在一個崩潰的世界里面，以一種世俗的智慧和家長的權柄，傷害了我，也保護了我。
　　但對當時的我，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謀。他們不惜把從小教導我的那個世界撕碎了。那個夏天我徹底陷入了虛無主義，盡管那時我肯定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每一座縣城里，有多少中學生在那個夏天經歷了世界的虛空與荒涼。9月開學后，我和一個外地轉學來的女生開始了一場閃電般的早戀。就像鄧小平說的，這一場風波遲早要來，晚來不如早來。長大后我常常反想，我的青春期的性沖動，我對異性的憧憬，和對成年人世界的絕望與反叛，在朦朧的愛情中到底占據著一個什么位置。也許我永沒有答案。我只知道，在1989年，我16歲，從此成了一個愛情至上主義者。除了愛情，整個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愛情是我的偶像崇拜，直到它在我十年的婚姻中被不斷破碎，直到我成為基督徒，逐漸把我的愛情重新擺在一個看起來最恰當、也因而最美的位置。
　　可憐啊，在1989年，我的初戀竟然不是對一個完整世界的向往，而是對一個破碎世界的頂替。所以我對學校和家長的藐視，也在那一場早戀中達到了極限。如果我必須忍受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課堂上唧唧歪歪，必須忍受在考試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誦黨的偉大決議，甚至考上大學后還必須接受軍訓，老子談個戀愛憑什么就不可以呢。
　　所以我像一個壞孩子那樣談戀愛了。我甚至不在任何同學和老師面前避諱我的愛情。我愛那個女孩，勝過愛這個骯臟的世界，勝過愛我的父母。我甚至就為了反對“不準早戀”而偏要早戀。直到她被父母帶走另一個城市。我的青春期轟轟烈烈的死掉了。那一年末尾，我聽到黑豹樂隊的搖滾，“無地自容”。我就躺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我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我的生命無地自容，幾個月前的事遙遠得就像一場夢。連真實的記憶也無地自容。這個被謊言和鮮血所遮蔽的國家，就像一臺龐大的機器，我身邊的每個人，連我父母都是那無情轉動的齒輪。要殺死自己的孩子。在那個時刻，我對自己說，我不要你們教育，從此我要自我教育。大學畢業以后，我看到弗洛伊德樂隊的MTV專輯《迷墻》，我才知道，原來那就是我的1989年。
　　
　　最近幾年，我總要在課堂上給學生們看六四的紀錄和圖片。海外有報道說，有人拿著王維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給大學生們看，問知道這是什么嗎。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了。有人答，是行為藝術吧。前天，我給學生們講到六四，才想起他們大多數只有18歲，他們中的一大半都出生在屠殺之后。18年后，他們已18歲了。18年后，我的第一個孩子也出生了。每年接觸這些學生，我很清楚“六四”對他們而言仍舊是一場苦難。就算對“六四”一無所知，這種一無所知也是他們的精神世界繼續被“六四”主宰的一種方式。但我卻越來越不了解了，對他們新的一代來說，這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個人精神史？他們的荷爾蒙，和那一場18年前的屠殺和18年來的謊言，又有著怎樣的牽連？
　　
　　六月，仍舊是這個共和國最殘忍的月份。“六/四”不是歷史，“六/四”也不僅僅是一件國家罪行。“六/四”是一場持續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創傷。今天，六/四構成了統治的一部分，構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構成了怯弱的一部分。兩年前，我被一所大學申請調動。在所有手續中，有一個學校出具證明我“沒有參加過六/四，沒有練過法輪功”的文件。我也的確兩樣都沒沾邊。但當我拿著這張紙，我的屈辱就和18年前那個晚上一樣強烈。不同的是我已成年，不能再將怨恨單單發向一個大人的世界。可世俗的念頭還是使我猶豫了，反正我又沒有說謊，反正這個證明又不是我要求出的。我把它塞到文件里面，假裝忘了它的存在。就像當年我痛恨的父母、老師和政府一樣，假裝忘了孩子們的鮮血。
　　后來，我的調動因為安全部門的干預，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受洗之后，我非常慶幸這件事，當我內心軟弱，甘心接受一種屈辱的時候，警察竟然幫了我。這件事也叫我知道，我所怨恨的里面，明明也包括了自己。我當自己是無辜的少年，除我之外，長胡子的人里“連一個義人也沒有”。從此這18年的怨恨和重担，甚至一刻也沒有真正在我里面消停過。然而其實我是誰呢，我并不是一個與屠殺無關的人。那個夜晚北京開槍的時候，我的確不在現場。但當那一紙證明遞給我，我拿著它去辦理調動手續。那一刻我卻回到了現場。我瞧不起的人，我和他們一模一樣。我甚至輕易地就拋棄了18年前的那個少年，也背叛了自己這些年來的言論和堅持。
　　在我里面若沒有自由，每一刻我都可能活在當年的屠殺現場。我就是那臨陣脫逃的人，就是那賣友和撒謊的人。就如每一個基督徒，都在兩千年前基督被釘死的那一刻有份。我碰巧只有16歲，我有什么可自夸的呢。因為先知以西結的時代，詩人艾略特的時代，以及我們的時代，其實就是同一個時代。也都是同一個荒原，同樣地布滿了骸骨。《傳道書》說，太陽底下無新事。人痛恨的可能是人行出來的種種惡行，但上帝痛恨的，永遠都是人心里的惡，人心里對善的虧欠。
　　
　　曾經在那片靈魂的荒原上，先知以西結對著骸骨發預言，叫他們復活。他說，“主對我說，人子阿，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阿，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于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先知的這一異象，在民族的災難和詛咒中預言了將來的復興。20世紀初的艾略特，卻在詩中悲傷的回應說，“人子阿，你不能說，也不能猜。因為你僅僅知道一堆支離破碎的意象”。從異象到意象，就是從滿有盼望的圖畫，到支離破碎的片段。當斯賓格勒寫下《西方的沒落》，艾略特回到古典時代，去尋找荒原的救贖。在這首長詩中，他將人類永恒的苦難，化作當下的靈魂處境。在詩的末尾，他引用《新約·腓立比書》一節著名的經文，反復誦唱：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幾年后，艾略特重返基督信仰，成為了英國圣公會的一名基督徒。
　　
　　今年，最殘忍的月份還是六月。因為它一開始是兒童節，屠殺紀念日之后，又是連續三天的高考。我不知道這是否也是一個預言。關于怨恨和慈愛，關于少年人和成年人，關于謊言和記憶，關于骸骨的復活，荒原的拯救，和“出人意外的平安”。
　　兩周前，我收到一封中學生的信，叫我想起18年前的自己。18年來的個體苦難，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仍在繼續。我將這封信摘錄如下：
　　
　　王老師,我是一名高二的輟學學生。初二的時候是我的啟蒙期，那時候看翡翠臺香港的新聞，發覺和大陸這邊的的報導模式很不一樣。就這樣連續看了一個暑假，然后從各種渠道弄到了一些書.從此改變了認識事物的方法，知道了新聞自由，民主，看到了國內教育的動機。初三那年，我在試卷的作文題提到了“六/四”，里面罵了共產黨。試卷發下來后被學校開除了。那時我就在家里待了一學期。初三第二學期找了家學校參加了中考，上了高中以后聽不下政治和歷史課,一塌糊涂,整個高一和高二第一學期都在茫然中度過。高二第二學期就是年后，我就離家出走一個人跑去香港看了幾天。回來后我又進去學校了,我不想回去，我在里面坐不下去,但是剛好這時喜歡上了一個女生,于是我立刻表白，被拒絕了,再看看教室里的學生,看看講臺上的教育者,我心灰意冷,把心一橫,離開了學校，到現在差不多有兩個月了。
　　在學校時很反感,離開這段時間整個人又不知去向,真的很茫然,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文章《在作弊中慢慢成長》,我感受良多,如果我現在在學校，這篇文章一定能激起我的激情，但是離開學校后整個人沒了底氣，看到你這篇文章覺得字字珠璣,可就是"狂"不起來了。這些日子我自己有了更深的體會,我不是否定你們,我堅決擁護自由,民主,思想獨立.但是以我現在的體會，在中國年紀越小的人，越早接觸這些東西對他在這個社會的立足越不利啊。明白的越多,書越讀不下，成績越爛，上不了大學,或者干脆沒讀完高中,出來社會。這樣的人在中國可有立足之地,如何掙錢,沒有錢如何生活。矛盾,一百個矛盾,王老師你說你在大學啟蒙,現在我自己意志消沉,總愛往偏處想,有時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上了大學以后才接觸到這些東西，因為那時已有了資本。哈哈,我這人現在一攤泥.想不明白,確實很矛盾,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點。
　　最后我想說，我不后悔接觸到這些真理。
　　
　　這是我收到過最椎心、也最沉痛的一封信。老實說，這個世界我們負不了責。我們需要呼喊，也需要寬恕。需要被建立，也需要被醫治。每一個人的“六/四”都是一場個別的苦難，從垂垂老矣的流亡者，到這個輟學的高二孩子。但是人子阿，骸骨能復活嗎，罪人能被挽回嗎，這個國家還要把多少人的青春期，拿來獻給這個紀念日啊。
　　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