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蘇（俄）民主化過程中的失誤及教訓

現在，我們來重點考察蘇東改革中那些負面的、應當引以為訓的東西。我將把關注點集中于前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由于第一節就已經指出的那些“可比較”因素，蘇（俄）的轉型經歷（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對中國改革都有更直接的借鑒價值。

我以為，當我們凝神于中國憲政改革的設計、推進、可能遭遇的困難以及如何解決的方略等問題時，蘇（俄）民主化過程中的下列失誤和教訓是最值得我們汲取的：

首先，切不可把改革看得過于簡單，“一步到位”式的激進變革是靠不住的，戰略上的徹底性和戰術上的漸進性必須相得益彰，才能收到改革的實效。

摧毀（瓦解）舊制度、建構新制度的革命者或改革者，把自己的任務、使命看得過于簡單，低估這個過程的復雜性、艱巨性，甚至幻想“畢其功于一役”，最后在實際歷史進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并不少見。當年的列寧、孫中山、毛澤東都有這個問題，今天的改革者同樣可能發生這樣的問題，雖然他們各自的奮斗目標是截然不同、乃至正相對立的。

雅科夫列夫自己就曾坦率地承認過：“還在改革開始以前很久的時候，我在幻想我國未來時，在自己的腦子里勾畫了各種圖畫，而且一幅比一幅美麗。當時我深信，只要還俄羅斯人民以自由，人民就會覺醒，就會提高自己的地位，找回尊嚴，就會開始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要求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現在我要非常難過地說，所有這一切原來都是帶點傻氣的浪漫主義幻想，這種幻想很可能是由于對畸形的蘇聯現實極端反感而產生的。”[1] 俄羅斯民間民主派似乎也有這個問題。《葉利欽時代》的作者――這些人曾充當葉改革的高參，與民間自由力量有著認知與情感上的一致性――就指出過，俄羅斯的“民主派有一種錯覺，認為只要打開閘門，給市場以自由，包括經濟在內的其他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大概和這種改革的幼稚病相關，當改革遇到挫折時，俄羅斯的一些已經担任公職的前民間持不同政見者表現出悲觀失望的情緒，他們“匆忙離開了現實的政治任務，重新回到他們比較接近的擅長袖手旁觀的批評者角色”。[2] 這足以為中國的改革者戒，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

解構黨專制的革命是一場艱苦漫長的戰斗，這不但在于，這個革命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人們多年來形成的思想觀念的逐步改變，涉及巨大的利益沖突和調整，從而必定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更在于改革者只能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和歷史場景內行動，他們必須顧及改革的各項約束條件，既要推動事情的發展，又要謹慎小心，以免改革的輪子陷入泥濘。正因為如此，我才在《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主報告”中強調：憲政改革的第一條原則就是改革的戰略設計要徹底，戰術設計要循序漸進，兩者必須相得益彰，才能收到改革的實效。急性病要不得，著急吃不了熱豆腐。

當然，就今日中國而言，另外一個方面也應引起重視，即一部分人認為中共黨專制體制極其頑固，中國國民性低劣、愚頑，威權主義控制術日益成熟且有效，所以對憲政改革信心不足，甚至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這種“悲觀論”和帶有簡單、急躁特征的“速成論”一樣，都是改革智慧尚不成熟的表現。

如何在既有體制內（這是一個既需要解構、又不能一腳踢開的體制）啟動憲政改革的按鈕？前一節已經談過，“公開性”是可選擇的重要舉措，且被前蘇聯的改革證明是成功的。還有一些其他的意見。比如，俄羅斯學者米格拉尼揚從轉型的操作角度出發，提出過他所理解的“權威主義”轉型戰略。早在1989年，米氏就曾撰文，討論“蘇聯政治體制改革如何才能從極權向民主過渡”。他認為：“極權主義制度向民主制度的過渡不可能一蹴而就。……當公民社會在經濟領域和精神領域中正在經歷形成、定型和鞏固的復雜進程的時候，極其重要的是，要在政治領域保留住強大的權威政權，它可以在這一階段允許發揚有限的民主。在一個處于過渡時期的社會中，為了使人民不致產生種種幻覺，推行改革的當局必須響亮地說出限制民主的必要性并將其原因解釋清楚。與此同時，權威主義政權應當在這一時期建立民主政治機制，將正在形成的公民社會的不同機構的代表人物吸收進來，逐漸給他們以權利和權力，但仍給自己保留住起仲裁和校正的作用。換言之，這一階段的權威主義政權在政治領域的任務是，保障社會利益的沖突能通過公共權力中已經形成的政治機構的合法程序來加以解決，使合法解決沖突的程序成為政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3] 簡言之，“權威主義”的經典意義是指：“在強有力的權威主義政權的庇護下，在某個階段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逐漸吸引所有反制度的力量參與公民社會框架下有機的相互協作。”[4]

從保證改革的漸進、有序、理性和盡可能低成本角度講，上述“權威主義”轉型戰略并非全無道理；它甚至是由執政黨自己發動的、旨在“革”自己的“命”的政治改革的一種比較現實的選擇。當然，這種戰略的前提是：第一，執政黨內已經形成改革力量居主導的權力格局；第二，民間建設性的反對派已經對當權者構成足夠壓力，并通過這種形式與體制內改革派形成相互呼應之勢。只有滿足了這兩個條件，憲政改革才有可能實質性地、但又是循序漸進地進行，包括有計劃地推進選舉制度改革、解除“黨禁”從而推動政黨政治的建設、公共傳媒的改革、黨軍關系的改革等等。就建設中的政黨制度而言，這種轉型戰略有可能形成原執政黨仍保留關鍵部位的控制權力、但其他政黨組織亦開始獲得合法反對派身份的這樣一種格局，這種格局將是過渡性的，它的進一步發展乃是更完全意義上的多黨競爭體制。如果中國的憲政改革真能循著這個路子發展，那倒是一件幸事，因為它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減少改革進程中的震蕩，避免出現權力真空和轉型失序，使改革大體上有序地進行，使體制內外的各種力量（中左和中右）都能找到自己發揮作用的方式和位置。

但我們也要清醒意識到這種戰略本身包含的風險。一方面，僅僅強調“強有力的權威主義政權的庇護”，有可能落入新的獨裁主義的陷阱。無論俄羅斯還是中國，這種獨裁傳統都可謂根深蒂固。即便是有堅定的改革主張的領導人，在合理把握民主的開拓和為了推動這個過程而不得不實施的某種有節制的控制這兩者之間，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所以，本文更強調體制內外的溝通、聯盟，強調民間自由力量在督促體制內當權者走向民主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相信只有通過這種體制內外的溝通、互動，體制內改革者的上述困難才能在實踐中予以克服。

另一方面，還要看到，如果奉行“強有力的權威主義”的領導人并不是真的想走向憲政民主，而只是想通過改善經濟進一步強化自己的統治，那么這樣的權威主義就更與我們所說的轉型戰略無關了，它只不過是當政者維持黨專制的統治制度而采取的手段罷了。雖然當政者也真心希望改變民眾的生活，但這與古代中國的皇權統治者總是祈求“國泰民安”并沒有什么不同，核心點仍是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天下”（對保守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黨天下”）。事實上，米格拉尼揚正是由于忽略了這一點，而對“中國經驗”做了不甚準確的解讀。[5] 米格拉尼揚的觀點在其“權威主義”的邏輯框架內本來具有合理性，但是他引證中國的“成功”作為其觀點的佐證，就顯得文不對題、問題多多了。

其次，制度變革需要理性前瞻，需要周密的設計，雖然真正做到這一點很難，但有與沒有一個較成熟的憲政改革實施方案仍然是大不一樣的。

歷史發展并非全然是偶然力量相互碰撞的結果，人的理性、主觀意志在歷史進程中仍然有著巨大的發揮作用的空間。雖然改革會出現各種預想不到的情況，但只要改革的大方向明確，有利、不利條件清楚，則一個相對嚴謹、周密的改革方案的設計和改革的有計劃的推進，仍然是可能的，至少是應該盡量爭取的。

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俄羅斯的葉利欽在這方面都有失誤和教訓。

從后來的發展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路越來越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的套路，但如何才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轉型，戈氏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而是有一個摸索過程。1985年剛上臺時，戈爾巴喬夫并沒有痛切意識到改變蘇聯的經濟運行基礎是任何政治改革的重要條件。事實上，1985年戈氏提出的是“加速”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路線。只是從1986年春天開始，“加速”這種表述才和“改革”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戈爾巴喬夫后來坦率承認：“在一段時間里，我們確實也曾希望依靠諸如計劃加動員的方法、組織工作、勞動者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之類‘社會主義優越性’去消除停滯狀態。”[6] 不僅如此，由于蘇聯軍工部門是蘇聯經濟中技術最先進、運行最好的部門，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還仿照軍事工業委員會的組織模式成立了6個局，負責民用經濟各個領域的管理。同時，一大批高層軍工管理人員進入民用經濟機構（1988年，在58個新任命的部長中，約三分之一有軍工背景；部長會議13個副主席中，有6個來自軍工領域）。這種帶有計劃經濟特征的官僚勢力的擴張顯然和改革的方向南轅北轍。戈爾巴喬夫自己講：“當時我們覺得，暫且先做做整頓工作，用老辦法對付一陣子，然后就立即著手進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這樣做是錯誤的，結果浪費了時間。但當時我們的確是那樣考慮的。”[7]

在政治改革方面，戈爾巴喬夫做過幾手漂亮活兒，比如在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上力主新的人民代表大會采行競爭性選舉制度，這個建議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并最終被實施。在蘇聯政治架構中設立總統職位，也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創意。此舉大概是為了使戈氏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擺脫共產黨保守派的糾纏，并使行政機構與新建立的立法機構相匹配。問題是這樣一個創意仍然沒有周密的憲政設計和后續行動予以保證。在傳統蘇聯體制中，部長會議控制著經濟，外交、軍事和內務部門直接歸黨掌管，所以這是一個非正式的雙軌行政管理體制。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總統后本應抓緊行政機構的改革，但他卻沒有這樣做。戈氏助手契爾尼亞耶夫曾指出，戈爾巴喬夫按照自己的性情從事，一直不愿意處理難以解決的管理問題，然而越是拖延，問題就越難解決。新的總統體制投入工作一年半后，這一體制的中心不是一個，而是三個，即總統、最高蘇維埃和部長會議，三者的關系并沒有理清，部長會議既要向總統負責，也要向最高蘇維埃負責。戈爾巴喬夫未能建立起能夠讓政府各部門均衡分享權力的體制，也不愿意在總統職位下建立能夠取代部長會議的新的行政機構。此外，沒有在地區一級推行配套改革也是一個失誤。在基層政府，舊體制幾乎沒有任何變化，這使聯盟級中央政府的改革和下面的改革失去了聯系。[8] 總之，戈氏的政治改革從憲政設計角度看缺乏周密性、前瞻性，似乎是一個事實。雖然局外人有時很難體會當事人的苦衷，但從大處著眼，事情的邏輯還是可以分辨清楚的。

葉利欽也有這個問題。葉思維敏捷，敢作敢當，有做大事的氣魄，但知識結構上有缺陷；瞬息萬變的形勢、殘酷的斗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壓力又往往給理智的決策帶來不利影響，使決策缺乏應有的前瞻性和系統性。在俄羅斯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葉利欽起用時年僅35歲的蓋達爾做經濟改革的先鋒，他自己則親自為青年改革團隊的“神風敢死”行動保駕護航。然而，青年改革團隊的工作又是極其倉促的，丘拜斯的國家私有化委員會居然要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搞出一套綜合的私有化方案和20部標準法令！這樣的方案不可能深思熟慮、精雕細琢，而且，為了獲得議會（當時還是最高蘇維埃）的通過，方案不得不在內容上做出重大妥協，給企業職工和管理層保留了較多的股份。但由于隨后不久就發生的“認股權證”的買賣、轉讓風，工人手中的股份很快就變成了工廠頭頭們的囊中物，也就是說，這個方案客觀上促成了蘇聯時代的廠長們迅速成長為后蘇聯時代俄羅斯企業的新貴族。

政治改革方面，宣布主權后的俄羅斯聯邦面臨著構建國家橫向權力結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和縱向權力結構（聯邦權力機關和地方權力機關合理分權）的雙重任務。按說，完成這個任務需要反復推敲的、更周密的憲政設計作為先行。但葉利欽也沒有做到，至少做得不夠充分。這當然仍與殘酷的現實斗爭有關：與人代會的爭斗耗費了大量時間、精力，也使憲政建設變得困難重重。行政機構方面，1993年憲法就俄羅斯總統權限和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權限分別做了規定。俄總統大權在握，但理論上他并不直接領導執行權力當局，也就是俄聯邦政府。當然，事實上并不是這樣。在整個90年代，葉利欽作為俄羅斯“超級總統”一直牢牢控制著行政機關，聯邦政府總理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司法機構的改革則更加滯后。新俄羅斯從前蘇聯那里繼承了大部分極權政治的鎮壓體系，保留了它們的某些職能，而這些職能本來是與一個憲政民主國家的要求相沖突的。葉利欽的助手們后來就曾指出：“追溯各種權力機構的命運，可以發現一定的和十分不好的規律，某種機構越是使總統懊惱，它的改革就越大。議會的變化最甚。憲法法院經受了程度較小然而卻十分重大的革新，護法系統實際上仍處在1993年達到的那種變化程度。”比如，“1991年八月叛亂后，克格勃立即被分解為若干獨立的情報機構，而與克格勃并列為蘇聯鎮壓機關臺柱的內務部和檢察院卻在1991年叛亂和1993年事件之后一直沒有變化。”[9] 至于縱向權力結構的改革，我在前邊已經談到葉利欽為了避免“兩頭作戰”而不得已尋求地方的支持，以便全力對付人代會，結果對地方領導人做了過多的讓步。“這類讓步在1993年的俄羅斯憲法中得到反映。它不僅保留了各聯邦主體早在蘇聯時期就已形成的相當多的人為要素，而且還有地方與中央極為混亂的相互關系，共同管轄對象的清單浩繁而含義模糊，而且又沒有提出區分聯邦及其主體責任的明確機制，聯邦主體實際上被賦予一部分非常大的聯邦特權。”[10] 從憲政設計角度看，這些當然都是不合理的。

總之，前蘇聯和俄羅斯的憲政改革，由于其轉型條件的格外苛刻、認知和理論準備相對不足、“意外”情況又不斷發生，導致憲政設計工作滯后，常常是“計劃趕不上變化”，這使改革走了一些彎路。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它卻給中國的憲政改革敲了警鐘。中國有自己的問題，也有自己的“優勢”。不管怎樣，中國這些年經濟有很大增長，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和國外接軌；國家結構方面，中國沒有前蘇聯帝國遺產帶來的麻煩，不存在國家解體的危機，也不像剛剛獲得主權的、聯邦制的俄羅斯有數不清的迫在眉睫的問題需要馬上處理。只要方向確定，決心下定，中國朝野的改革力量有條件審慎而相對從容地制定中國的憲政改革方案，并穩步實施之。我以為，有蘇東改革20年的經驗在前邊，中國的改革者沒有理由不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些，更出色些。

第三，必須精心培植改革的領導力量，在黨專制體制解構的初始階段，體制內干部政策和干部教育的變革是最重要的；在憲政改革的繼續推進中，選舉制度和政黨政治的成熟則是保證改革人才不斷產生的新的長效機制。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毛澤東1938年說過的這番話用在推進中國憲政改革的今天，也是貼切而適用的。

憲政改革是一個巨大的、長期的制度性變革的過程，從操作層面看，它需要一代（且不止一代）具有現代民主、人權觀念，又懂得民主政治運行規則的各級領導者來具體組織、推進這件事情。只要這個過程是由執政黨主動引導的，那么這必然意味著，在黨專制體制解構的初始階段，體制內干部政策的調整和干部教育的變革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不能說當年的戈爾巴喬夫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恰恰相反，為了推進改革，戈氏上臺不久就開始了干部隊伍的調整和更換。但部分地由于當時戈氏自己的改革目標尚未明確，部分地和干部調整的組織實施方式有關，這次干部調整后來證明是完全失敗的。主持當時干部調整工作的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主管干部政策的利加喬夫，此人思想正統、守舊，但對勃列日涅夫時代以來越演越烈的黨內腐敗和特權現象深惡痛絕。他在1985～1987年間曾把地方黨的書記們來了個大換班，試圖藉此為“黨的改革事業”注入“新的血液”。然而，在哪些新人可以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問題上，利加喬夫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產生了分歧。根據契爾年科時期確定的一項原則，進入中央機構的新人必須來自地方黨的委員會，這意味著所有知識分子（但沒有做過官）的黨員都被排斥在中央領導機構之外。戈爾巴喬夫曾堅持應該有例外，但利加喬夫不同意，最后還是利加喬夫占了上風。這樣，干部調整和變動的結果，不過是用一批相對年輕的官僚替換了老一代官僚，但這批年輕官僚是用同一套意識形態、同一套思想觀念“熏”出來的，他們并無改革的概念，更無改革的抱負，而且，由于這些人早已深諳官場的那套經營術，他們顯得更狡猾，更難以對付。雅科夫列夫曾直言批評蘇改革初期的“干部政策導致悲劇性結果，這種干部政策與新的精神和政治現實處于令人憤怒的對抗中。”雅科夫列夫指出：“正是在這個根據社會出身和意識形態選擇干部的做法、即按官員名錄委任干部的做法在整個蘇維埃政權年代第一次應當衰亡的時候，舊機構的一些最保守的代表人物卻往往是在這時候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這些人實際上是一些改革的政治反對者、道德空虛的人。”[11]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下決心進行本質性的社會變革的時候，就開始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從事這種變革的組織力量。而這對掌握權力的黨內改革派來說，關鍵的是要做兩件事：首先，改變傳統的干部選拔標準和選拔方式，使那些真正具有改革意識和改革使命感的人進入重要領導崗位。實現這一目標的辦法是啟動黨內民主化。僅僅指望改革派領導人“獨具慧眼”去發現人才是遠遠不夠的，也是靠不住的；解決問題最根本的還要靠能夠保證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制度化機制。其次，改革干部教育，用現代民主、人權理念逐步取代過去那些陳舊的黨專制概念。就體制內而言，沒有一大批高素質的黨內改革人才，憲政改革的啟動和持續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干部問題上，前蘇聯還有一個重要教訓應該汲取，那就是改革派領導人之間應加強溝通、理解，在必要的時候相互支持，并相互妥協。

戈爾巴喬夫曾經有一批具有相同或相似改革信念的高層的志同道合者，這本來是前蘇聯改革十分寶貴的一筆財富。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困難越來越多，人們的認識也發生了分歧。面對保守勢力的強大壓力，戈爾巴喬夫本人在1990～1991年期間表現出某些搖擺，這造成了改革派領導人內部的裂痕，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改革派中堅先后離開戈爾巴喬夫。對于前蘇聯的改革事業來講，這當然是重大的損失。更值得一提的是戈、葉爭斗的教訓。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是從傳統共產黨人轉變而來的偉大的改革者。在同一歷史時段出現這樣兩位改革派人物，實在是蘇聯共產黨和這個國家的榮幸。但兩個人之間的配合卻很糟糕。1987年葉利欽在莫斯科市委書記的崗位上改革勢頭正勁，卻被戈爾巴喬夫“拿下”，貶到蘇國家建設委員會担任第一副主任的閑職。――當然，這件事在已經實施公開性的蘇聯被迅速訴諸報端，葉利欽反而因此獲得一大批支持者。1991年爆發8.19事件，是葉利欽的勇敢和大義凜然使戈爾巴喬夫化險為夷，但在勝利面前，在“被拯救者”面前，葉利欽的表現同樣不夠大度。葉、戈本來可以聯手做一些事情（比如，盡可能推進已經岌岌可危的新奧加廖沃談判），但卻沒有做，或者說做得不好。有人說這里顯然有個人爭權的問題在。這一點，我想不會有人否認。改革者也是普通人，當然很難完全擺脫權力之類東西的誘惑。但作為政治家，問題可能會更復雜，因為我們很難判斷他的行為哪些是在為他的理想奮斗，哪些又純粹是在為個人權力奮斗。我們能肯定的一點是，戈、葉之間的矛盾從總體上看是不利于前蘇聯的改革的，這是前蘇聯改革者留給后來者的一個教訓。

如果說，在黨專制體制解構的初始階段，改革派領導人的同舟共濟、體制內干部制度和干部教育的變革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憲政改革的繼續推進中，選舉制度和政黨政治的成熟才是保證改革人才不斷產生的新的長效機制。

這里的關鍵是，只有推進選舉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改革，民間自由力量才能通過規范渠道進入權力舞臺，使改革的兩股領導力量（原來所謂“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匯合到一起，從而保證憲政改革所需人才的充分涌流。實行公開性政策和自由選舉制度后的前蘇聯以及后來的俄羅斯，在這方面都有正面經驗。臺灣民主化的成功，更是給大陸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的“附件2”將深入討論這個問題，這里就不再贅言。

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一向秉承“黨管干部”的傳統，干部選拔制度弊端叢生。由于黨專制體制強調“聽話”、“服從”，這使得真正有獨立見解的人很難進入黨內高層，而趨炎奉勢、庸碌但善于“領會上級意圖”之輩卻往往平步青云。一般而言，在中共黨政權力體制內，憑本事、憑能力干到正局級就算到了頭；沒有背景、關系，省部級以上職位根本休想染指（除非遇到真“伯樂”，但這種情況可謂少之又少）。中國的選舉又是擺樣子的選舉。除了“民主黨派”的一些“花瓶”，非共產黨人士幾乎沒有可能担任政府機構中各個層級（尤其是中高層級）的職務。在報社、大學這樣一些地方，主編、研究室主任、系主任必須是中共黨員，同時還配有專職的黨務工作隊伍。中國干部培訓擁有一個龐大系統，各級黨校（行政學院）都是實施黨化教育的專職機構（各級“社會主義學院”則是培訓“民主黨派”干部的專職機構）。在“洗腦”式的意識形態訓練和思想監控方面，中共有一整套成熟的經驗。各級干部都必須接受輪訓，學習、領會最新的“中央精神”。

這是一個巨大的、可怕的精神閹割的工廠，它造成了一代又一代黨的干部隊伍的奴化人格特征。這些人普遍缺乏人權觀念和公民權利概念，滿腦子還是那套古老而又常新的中國官本位傳統。中國的憲政改革，就體制內而言，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改造這個黨文化和官本位奴才的加工廠，改變它的使命和制度設施，逐步替換它的全部教學軟件。同時，用推進黨內民主的辦法和推進選舉制度、政黨制度改革的辦法，促使黨內黨外具有改革意識、改革能力的新人走向前臺。中國的憲政改革要獲得成功，這將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

第四，權力制衡既是個理論問題，更是重大的實踐問題，在像俄羅斯、中國這樣具有專制文化傳統的國家，如何建構行之有效的三權分立體制，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

東歐各國完成1989年革命后，均十分重視新的權力機構、特別是民意代表機構的建設，以期建立起相對完善的權力制衡體系。但俄羅斯在這方面走的路顯然更加漫長而又曲折。8.19政變粉碎后，本來就具有過渡特征的俄人代會沒能成為俄進一步改革的動力，反倒成了憲政改革的絆腳石和保守力量的大本營。俄90年代初期的“府院之爭”是復雜的，包含了幾種不同的因素在內，既有個人爭權因素，又有新舊體制對抗因素（當時的俄議長哈斯布拉托夫“8.19”時本來是葉利欽的戰友，后與葉反目，不能說與個人爭權無關；但哈氏的爭權工具俄人代會又反過來把哈斯布拉托夫當成了工具，用以捍衛蘇聯舊體制本身）。“府院沖突”的最終結果是俄“超級總統制”的建立：為了推進俄羅斯的改革，葉利欽需要某種集權。然而，就是從這個背景考慮，我們也不難推斷這種“超級總統制”勢必造成正常的議會監督功能的某種貶損。

當然，俄羅斯采行總統制，可能還有更深刻的理由。索爾仁尼琴這個前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曾這樣表述他為什么支持在俄羅斯建立強有力的總統制共和國：“鑒于俄羅斯聯邦的幅員之遼闊及國家的多樣性，它不可能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總統制政權的情況存在下去，這個政權無論如何不能弱于美國式的總統制政權。西方議會制國家的經驗是經過若干個世紀才積累起來的。今天在我們國家對這種經驗根本就不熟悉。”[12]

無論怎樣，1993年后的俄羅斯建立了“超級總統制”的聯邦權力體制是一個事實，而且俄羅斯總統擁有的權力已經超過了美國總統或者今天的法國總統。中國學者黃軍甫曾引用南美學者基爾摩·奧唐奈的“委任民主”的概念，來分析俄羅斯的總統制政體。所謂“委任民主”指代議民主或直接民主和權威主義的某種混合。俄羅斯總統是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并以自由競選為基礎，產生方式帶有明確的民主性質；然總統一旦確定，其鞏固權力和運用權力的方式、手段又有許多是非民主的，帶有權威主義的人治特征。在“委任民主”體制下，“統治者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化身，凌駕于政黨和有組織的集團之上。由于人們期望這種父親般的身份是用于保護整個國家的，所以他們的政治基礎是一個動態過程，即被期望是為了有效地克服與黨派相關的偏見和沖突的一個過程。”事實上，“統治者力圖維持一種低水平的橫向負責模式。委任民主不僅意味著競爭性的政黨、國會、法院及獨立媒體的合法存在，而且它們‘普遍說來能自由地表達它們的批評’。然而在這種體制下，統治者通常只向投票箱負責，即維持一種縱向負責的責任模式……。在委任民主下，統治者對自由民主機構心存蔑視，而且一般說來傾向于最大限度地限制它們的作用，從而維持一種低水平的橫向負責模式。”[13] 簡言之，委任民主已經是一種民主，但仍是低水平的，充其量只處在民主的“初級階段”上。[14]

從邏輯上說，“委任民主”蘊含著一種危險，那就是當選總統如果走向獨裁，將很難有什么力量能真正阻止之。當然，葉利欽（以及后來的普京）并沒有成為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那種獨裁者，這是轉型期俄羅斯的幸運。但葉利欽的領導方式仍有許多人治特征，則是確定無疑的。比如，葉利欽喜歡用“下命令”的方式指揮政府各方面工作。1997年，葉在一年內簽署了大約1500條命令，“這有兩個重要含義：首先，即使是一個身體最為健康的人也不可能積極地參與到如此之多的命令的擬定中去。命令的絕對數字和葉利欽糟糕的健康狀況表明，真正發布命令的人是葉利欽總統班子的成員，而不是一個經選舉產生的機構（即總統本人）。其次，用命令來進行統治具有相當大的任意性，因為命令是突然公布出來的，同時也可以被很快地取消，并為另一道命令所取代。在以命令的方式來進行統治的國家中，失去的是連續性和民主。”[15]

從權力建構角度看，俄羅斯的“委任民主”或“超級總統制”帶來的后果乃是議會的軟弱、行政機構的不獨立和司法改革的滯后。雖然憲法規定國家杜馬可以對總統提出彈劾，但彈劾程序極其復雜，真正實施的可能性極小。在權力的實際運行中，俄羅斯議會、政府和總統之間還往往有著復雜的、頗具“俄羅斯特色”的關系：由于90年代大部分時間里俄羅斯政局的特點一直是“左”的議會面對“右”的政府，國家杜馬往往為了迎合選民通過一些不切實際的法律和預算，政府則必須面對窘迫的經濟現實，且只顧執行總統的指令而不看議員們的臉色（這與通常情況正相反，在民主政治較為成熟的國家，編制預算時一般是政府“獅子張大口”，而議會扮演守財奴的角色）。為了找到平衡，總統不得不一方面與議會周旋，另一方面加強對政府工作的監管，“到處派駐人員，一切都要送審”，行政機構自身的獨立性受到很大削弱。

說到權力制衡，這里還要簡單分析一下俄羅斯的“政權黨”現象和議會建設的關系。一個強大、成熟的議會要以一個成熟的政黨政治運作體系為依托，這是民主政治的常識。俄羅斯1993年憲法即規定俄羅斯實行多黨制，公民有結社自由，各種政黨均可依法取得參加大選的資格，也可以參加總統競選。90年代，俄羅斯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政黨組織，比如俄羅斯共產黨、“亞博盧”集團、日里諾夫斯基的自由民主黨、列別德的人民共和黨等。但真正構成俄政黨制度“特產”的是所謂“政權黨”。“政權黨”并不是穩固的政黨組織，它通常圍繞某個領袖而建立，又往往隨著領袖的失勢而衰落。1995年成立的“我們的家園－俄羅斯”就是這樣一個“政權黨”，由當時的政府總理切爾諾梅爾金發起組建，意在爭取新一屆杜馬的議席。葉利欽支持這個組織的成立，俄政府的大部分官員以及部分議員也加入了該組織，導致該組織官方色彩濃厚，這也是“家園”被視為“政權黨”的最重要的理由。1999年成立的“團結”黨更為典型，它是為了參加不久就要舉行的杜馬選舉而臨時拼湊的“競選聯盟”，以支持剛剛上臺的普京。杜馬選舉結束后，“團結”競選聯盟才改組成較為正規的政黨“團結黨”。

“政權黨”的存在說明俄羅斯的政黨政治還不夠成熟。當然，這種現象仍然和90年代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有關：不參加任何政黨的總統可以“物色”自己中意的總理，但總理的任命畢竟還要獲得議會的同意。這樣，在議會中有一個支持被“相中”人物的“黨派”就是必要的，哪怕為此臨時拼湊這樣一個“黨派”。顯然，成熟的政黨政治、議會政治不應該是這樣。一個政黨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并在實踐中形成自己的領袖。一個成熟的政黨體制則需要若干有影響的大黨彼此爭鋒、互動，又相互制衡。縱觀世界經驗，在“多數民主”憲政模式中，獲得多數席位的政黨自然獲得執政權；在“共識民主”憲政模式中，則可能出現更復雜的多黨聯合“共治”局面。總統，即便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體制下擁有巨大權力的總統，也要尋求建立與議會和總理間的建設性合作關系。在這方面，在建設、完善一個更加合理的權力制衡體制方面，俄羅斯似乎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那么中國呢？

除了80年代至今臺灣的民主化轉型以外，中國過去100年中尚無建設名副其實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的經驗。在大陸，鄧小平蠻橫而又講不出任何道理的對三權分立體制的拒絕至今仍左右著中國當政者的立場。這使得自由知識分子首先必須為憲政民主體制的普世性“正名”，為中國同樣需要建立獨立且相互制約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公共權力體系而“正名”。然而，從實踐層面看，一旦我們進入中國憲政改革的操作程序時，如何建構這樣一個分權和制衡體制就會作為一個現實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中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政府？是議會制，還是總統制，還是半總統制？這是其一。其二，我們怎樣做，才能一步一步達到我們選定的目標？可以說，在這些方面，我們完全沒有經驗可循。而俄羅斯的轉型經歷恰恰告訴我們，一個擁有前現代專制傳統、又被現代黨專制體制統治70年的國家，在建設符合憲政民主原則的分權體制方面將會（或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遭遇哪些困難，哪些地方是暗礁、哪些地方是淺灘。這些經驗是極為寶貴的。既然中國的憲政改革也要從一個相似的錨地啟航，俄國人的經歷至少提醒我們，在建設一個強大的行政機構的同時，必須建設一個同樣強大的、具有充分制衡功能的立法機構和充分獨立的司法機構；而立法機構走向成熟的前提，則是政黨政治本身要走向成熟。

第五，俄羅斯的“寡頭”與“內部人”問題，以一種有別于中國的方式凸顯了轉軌過程中舊制度的“路徑依賴”和新舊體制間的緊張。

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寡頭”勢力的崛起，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對中國人來說，首先要搞清楚的一點是：通常所謂俄羅斯“寡頭”，也就是在俄羅斯經濟轉軌中迅速暴富、又在1996年總統競選中支持了葉利欽的7個工業和金融巨頭，并不是中國人所理解、且深惡痛絕的那種由掌權者階層演變而來的權貴資本家。事實上，這些“寡頭”大多出身低微，沒有多少官宦背景，在其早期創業經歷中，很多是憑自己的“聰明”、詭詐和敢于冒險干出了一番名堂，而并不是憑借手中直接握有的權力。阿爾法集團創始人米哈伊爾·弗里德曼1964年出生，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時不過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物理的大學生，最早的賺錢手段竟是組織一幫窮學生跑到電影院去排隊購買電影票，然后再到黑市去倒賣。尤科斯集團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只比弗里德曼大一歲，20來歲剛起家時也曾嘗試各種買賣：銷售計算機軟件，從事貨幣兌換，甚至想干建筑業。只有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爾·波塔寧的確有些背景，這位1961年出生的俄羅斯人是一位蘇聯資深外貿官員的兒子，從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畢業后即進入蘇聯外貿部，并得到重用。他在決定做生意、而不是繼續大有希望的官宦之途時，本來是想把已經擁有的權貴關系轉換為所有權，但他的上級和同事當時還沒有足夠的膽量和他共謀此事。這種經典的、太子黨式的權貴發家思路受挫后，波塔寧才轉而集中力量創辦自己的小企業，一個只有1萬美元和幾個雇員的外貿公司，可謂從零做起。后來波塔寧們發了家，是借助轉型期俄羅斯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這些政策允許私人染指銀行業，可以從事私有化進程中的企業重組和并購，從而為那些最有心計、最有膽量、最能發現舊體制的漏洞且又最善于鉆營的俄羅斯商人創造了機會。像波塔寧，1992年春在蓋達爾的市場改革開始幾個月后獲得經營銀行的許可證，這給精明的波塔寧迅速帶來好處，他不但利用手中的銀行延攬企業，甚至向更大的暴利領域進軍，那就是為政府管理財務。國有軍火貿易公司的賬戶乃至國家海關總署的賬戶都由波塔寧的歐奈科斯姆銀行代管，由此帶來的收益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波塔寧本人堅持認為，使他的集團生意興隆的是先進的市場運作能力，而不是過去蘇聯時代的老關系。[16]

更符合中國人心目中的權貴資本概念的應該是蘇（俄）經濟轉軌中的另一部分人，這就是那些被稱作“紅色經理”或“紅色貴族”的“內部人”。前蘇聯本來就有龐大的特權體系和特權傳統。80年代后半期，隨著極權體制的動搖，國有企業非正式的、自發的私有化已經開始悄悄地進行。計劃部門的權力越縮減，企業廠長們未經官方允許抓到的權力就越多。到葉利欽的改革開始時，不少工廠的廠長或經理已經成了國有資產事實上的主人。丘拜斯的大眾私有化方案雖然賦予普通職工認股權，但這些股份中的相當一部分最終還是到了“紅色經理”們手中。根據一項對2000家俄羅斯企業進行的調查，約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業在私有化后，其控制權成為原來的廠長、經理們手中的“囊中物”。“這是對俄羅斯資本主義革命的最大諷刺：由于丘拜斯在推進私有化過程中所做出的政治妥協，舊體制的貴族――那些紅色經理們成了舊體制垮臺的最大受益者。”[17]

至于這兩部分人如何交鋒、火并，已經是俄羅斯私有化下一個階段的故事。為了獲得俄羅斯那些規模更大、更具有市場潛力的企業，寡頭們提出了“貸換股”方案，即政府將一批重要企業的國家股份交給私營公司管理，以從私營公司那里獲得政府急需的貸款。然后，政府可以選擇還貸，也可以考慮把政府股份出售。當然，經濟上捉襟見肘、困難重重的俄羅斯政府只能選擇第二條路。這樣，這些巨大的企業的國有股份就最終落入寡頭們的腰包。在這個過程中，原來掌管這些企業的“紅色經理”和試圖接管這些企業的民營寡頭展開了一場爭奪戰，最終還是寡頭們獲得了勝利，“紅色經理”們則或是退出交易，或是被接納進新的集團，自己也成為寡頭的一分子。

顯然，俄羅斯出現的，也是一種“扭曲的資本主義”或者“壞的資本主義”。在形式上，它與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頗有些不同。就民營資本而言，中國的“草根”民營企業家似乎還沒有俄羅斯寡頭那樣“倒海翻江”的本事，這倒不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無能，而是因為中國沒有為民營資本創造這樣的制度環境。就國有企業改革而言，中國囿于黨專制的傳統意識形態，不可能采行大眾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中國國有企業“內部人”對國有資產的鯨吞采取的是更加隱蔽、更加迂回的形式，表面上仍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卻把幾十年企業職工的血汗據為己有。在這個意義上，它還不如俄羅斯的私有化，后者至少遵循了改革起點的形式上的平等。經過20余年的“和平演變”，權貴資本在今天的中國早已羽翼豐滿，氣焰熏天。許多“民營資本”，其實也是改頭換面、把錢已經洗過一遍乃至數遍的權貴資本。似乎可以這樣講：在俄羅斯，經濟改革是激進的，其“內部人”的得勢和“寡頭”的形成也具有某種快速而“激進”的特征；在中國，經濟改革是漸進的，腐敗和權貴資本的形成亦具有某種“穩扎穩打”、逐步擴散蔓延的特點。兩者的相同之處則是對舊體制的共同的“路徑依賴”：它們都植根、生發于一個共同的傳統，即黨專制的、計劃經濟年代的、官本位的傳統。在俄羅斯，這個傳統雖然表面上被打破了，但它的毒瘤卻遠沒有被清除，而繼續在新的體制內繁殖、生長，所以它凸顯了轉型年代俄羅斯新舊體制間的緊張；而在中國，則是舊的政治體制直接成為新權貴的庇護所、保護傘，所以它是以一種更深刻、更戲劇化的形式凸顯了專制體制內在的不合理和開放年代仍然存在的舊的政治結構與正在建設的新的經濟結構間的緊張。

這里，有必要就俄羅斯寡頭的參政問題再做些討論

1996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時，民營寡頭們的確參與了、或者說深深卷入到政治當中。他們出錢支持葉利欽的競選班子，幫助葉利欽贏得了大選的勝利。當時乃至后來的人們對此頗多微詞，似乎這里存在某種“骯臟的交易”；甚至有學者認為俄政府同意“貸換股”計劃，就是為了換取日后寡頭們在選舉問題上對葉的支持。[18] 其實，商人影響或試圖影響政治，是民主體制內的正常現象。面對俄國共產黨的復辟企圖和久加諾夫的逼人攻勢，民營寡頭們結成“達沃斯同盟”以共同做出反應是很正常的。担心布爾什維克卷土重來，是寡頭們的普遍心態；他們支持葉，實際是在支持90年代以來俄的市場經濟政策。寡頭們不但想繼續發財，而且也是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安全。從動機上講，這兩點都無可指摘。俄的問題不在商人參政，而在寡頭們試圖壟斷影響政治的渠道或“市場”。它反映了正在建設中的俄羅斯公民社會的不成熟。這個問題下文還要詳細討論。事實上，寡頭們在總統選舉過程中，還發揮過某些正面作用，比如，正是寡頭們支持的由青年改革派人士組成的總統競選“分析小組”挫敗了另一個由“主戰派”組成的總統競選班子的圖謀，后者試圖說服葉利欽解散議會，推遲選舉，而葉本人也確曾被這個主意所打動。

中國的民營資本在真實而不是虛假地參與國家政治方面，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總報告”已經指出，囿于黨專制體制所限定的制度環境，當今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很難在獨立參政上有所作為；他們既痛恨這個體制，又必須仰仗這個體制才能生存。如果說，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產生的弊端乃在于民主不足或民主被濫用，那么中國私有化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問題則根源于沒有民主和權力的被濫用。中國沒有經歷過執政黨的倒臺，權貴資本的遮天蔽日自在情理之中。從中國憲政改革的未來發展看，我們要做的，恰恰是為中國的“草根”民營企業家進入政治領域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獨立地、理直氣壯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最后，如何建設一個健康的、既獨立于權力又獨立于金錢的公共領域或公民社會，是俄羅斯人至今仍在探索的問題，也是中國憲政改革必須跨越的一道高山峻嶺。

這里所謂“公民社會”，主要指公共輿論界，其担綱者即在公共領域獨立發揮作用的自由傳媒。[19] 迄今為止，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一直舉步維艱，電視、廣播、出版、報刊、網絡仍處在黨的各級宣傳部門的嚴密控制或監控之下，人們考慮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突破“報禁”，使傳媒獨立于權力。這是可以理解的，也的確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首先要爭取的偉大目標。

然而，俄羅斯的改革經歷告訴我們，打破黨專制體制對傳媒的壟斷，僅僅是憲政改革和建設公民社會的開始；突破“報禁”以后的傳媒，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捍衛媒體的公共品性方面，還會面臨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就是，傳媒――這里主要指以客觀傳達公共聲音為己任的公共傳媒――既要獨立于專橫跋扈的權力，又要獨立于無孔不入的資本；過去，權力（宣傳部門所代表的黨的意志）是媒體獨立性的最大威脅，如今，新生的私人商業力量同樣可能構成對媒體獨立性的威脅。而俄羅斯轉型呈示給我們的，恰恰是傳媒、政府與寡頭之間十分復雜、又十分耐人尋味的關系。

新生的私人資本進軍傳媒業，是90年代俄羅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現象。寡頭們愿意掏錢贊助報紙或干脆把它買下來，首先自然是出于商業方面的動機。但對此我們不可只做簡單化的理解。以寡頭古辛斯基為例，他的橋集團創辦的新報紙《今日報》1993年2月23日面世后很快獲得了成功。據弗里蘭的研究，“古辛斯基的精明和他的記者們的職業道德使《今日報》沒有像后來一些寡頭創辦的報紙那樣，成為其所有者的商業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相反，《今日報》得以成為俄羅斯最自由、最講真話的自由日報之一，影響力僅次于《消息報》，那是一份比較過時的、但有時帶有蘇聯時代的專制殘余味道的報紙。”當然，古辛斯基自己也承認，“我自己的出版物不會發表對我不利的東西”，但這位寡頭還是小心翼翼地盡量“不把報紙當作自己的傀儡”。用弗里蘭的說法，“這并不是因為他是輿論自由的支持者――盡管他有時會這樣表現――而是因為他非常注意保護《今日報》的名聲。古辛斯基認為，如果他的報紙有聲譽、有影響力，那么，他自己也會從中獲得好處。”[20]

然而，傳媒的獨立報道有時會造成政府的尷尬，并可能導致傳媒所有者與政府之間關系的緊張。橋集團麾下的另一個重要媒體獨立電視臺（NTV）曾經在報道1994年底爆發的車臣戰爭時持不偏不倚態度，向觀眾客觀展示了交戰雙方的情況。獨立電視臺的記者還突破軍方禁令，播放了俄羅斯軍隊用飛機轟炸格羅茲尼的鏡頭。這自然是莫斯科方面不愿意看到的東西，也是對尚不完善的俄羅斯民主體制容忍新聞自由程度的考驗。獨立電視臺確曾接到過葉利欽駐車臣共和國特別代表索斯科維茨的威脅電話，稱電視臺再繼續這樣的報道，就將吊銷它的營業執照。電視臺的回敬則是向國外記者公開舉行新聞發布會，揭露政府企圖實施新聞檢查。在此類案例中，新聞傳媒的行為是勇敢的。它并沒有因為自己老板的大資本身份而懼怕得罪政府。事實上，古辛斯基也確實為他自己的媒體的獨立行為付出過代價。

可怕的不是商人們擁有自己的電視臺或者報紙，而是大資本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聯合起來對公共傳媒資源的壟斷。

這方面最鮮明的例子當然還是1996年俄羅斯總統大選。

就在古辛斯基創辦他的獨立電視臺的同時，另一個著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用49％的股份實際控制了俄羅斯國有的全國電視公司，即俄羅斯公共電視臺（ORT）。這兩個傳媒業巨頭之間本來是有矛盾的；是共產黨復辟的威脅才使寡頭們走到了一起。從傳媒業角度看，這種結盟造成的結果是可怕的：別列佐夫斯基的公共電視臺（ORT）加上古辛斯基的獨立電視臺（NTV）幾乎覆蓋了絕大多數的俄羅斯電視觀眾，從而形成對俄羅斯電視頻道的實質性的壟斷。前文已經指出，寡頭們支持葉利欽，不想讓久加諾夫上臺，從動機層面看無可指摘；成問題的是他們實現目標的方式。為了扭轉總統競選前期葉利欽的不利形勢，新的、由寡頭們支持的競選班子改變了競選策略；更重要的是，所有傳媒都被用于一邊倒式的宣傳，“這場競選的天才之處（也是其墮落之處）在于，它把俄羅斯自蘇聯傳統制度垮臺以來所學會的所有新的、成熟的民主技巧，與它尚未忘卻的舊的壓迫性極權主義技巧結合在了一起”。葉利欽的競選班子“全然無視民主的原則，利用某些詭詐的信息為他進行宣傳，其做法足以使過去的政治局感到驕傲。曾經勇敢地報道了克里姆林宮失敗的車臣戰爭的俄羅斯媒體，突然回到了舊的宣傳機器的軌道上。不僅三家全國性電視頻道和主要的全國性報紙都公開地支持葉利欽，而且他們還――微妙地或直接地――發起了聯合宣傳運動，在這個國家激起一種更廣泛的反共情緒”。[21]

就大選這件事本身而言，也許這里存在著某種悖論。獨立電視臺的發言人曾解釋說，如果傳媒是“公正的”，那么這將導致共產黨人在選舉中的勝利，而這又將導致改革的倒退，并導致傳媒自由的終結。俄羅斯民主的脆弱性，促使俄羅斯被困擾的民主黨人用一種反民主的方式來保存民主已經獲得的成果。[22] 話雖如此，但它卻仍然使弗里蘭這樣一直在俄羅斯國內目睹事情發展的西方記者們心存疑慮，因為這畢竟是以民主的名義對民主所作的破壞。[23] 而對我們來說，更大的困擾還在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具體理由，一個寡頭聯盟控制下的新聞媒體可以使一個國家的新聞自由名存實亡這樣一個事實，已經通過更直接的形式宣告了轉型期間一個民主政體在建設公民社會時可能遇到的危險。權力控制媒體固然是可怕的，資本控制媒體同樣是可怕的。資本聯合起來壟斷媒體則更加可怕。因為在邏輯上，這種壟斷可以制造不亞于極權主義控制造成的災難。

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教訓：NTV和ORT不能都變成一個聲音，那就與今天中國的CCTV無異了。更嚴格地說，公共傳媒ORT不應由一個私人財團支配，獨立電視臺也不應限于NTV一家。媒體不應被任何一種力量所壟斷，既不能被“黨”壟斷，也不能被私人資本壟斷，形成普京所說的“寡頭政治對大眾傳媒的新聞檢查”。[24] 本文認為，公共傳媒不同于一般的商業傳媒。尤其是那些覆蓋全國的主要公共媒體，它的公共屬性決定了它并不適于被某一家私營機構所掌控。像大學一樣，公共媒體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組件，支持其運作的經濟來源，主要的還應該是國家財政。當然，它也可以吸收民間資金。掌控這些資金的應該是一個受公共權力委托和所有贊助者（出資者）委托的獨立的理事機構。換言之，公共傳媒的獨立性依賴于兩個條件：第一，政府和贊助人（出資人）不得干預媒體的客觀報道立場和新聞自由；第二，政府又有向公共傳媒提供財政支持的義務。只有保證第一點，媒體才可能是獨立、客觀、自由的媒體；只有保證第二點，媒體才不至于因為經濟原因不得不依附于資本而同樣喪失了自由。

張博樹 2013-08-26 15: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