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在1933年5月底簽署的《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但華北問題卻又隨之浮出了水面。當初南京政府雖然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范圍卻只限于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復渠，山西省：閻錫山——這里邊很多名字我們在上篇講華北抗戰時都曾提到過。日軍占領東北以后，這些華北軍閥們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一方面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又不愿邀請南京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制力，于是便搞了一個“華北自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樂意看到華北搞獨立，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但蔣汪政府則不然，他們既不愿看到華北獨立，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沖突，于是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允許華北“輕度獨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

先前講“江西剿共”時提到過，在南京政府進行第五次圍剿時，曾發生過所謂“閩變”，這里就詳細交代一下。1932年夏，淞滬抗戰中承担主要戰斗任務的國軍第十九路軍在《淞滬停戰協定》達成后奉命移駐福建休整，并協同南京方面剿共。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本身力主抗日，與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素來不和，蔣介石也因此想借剿共之戰削弱十九路軍的實力。1933年秋，就在國府第五次剿共之戰打響前夕，十九路軍在福建與紅軍交火并遭到重創，蔡廷鍇為保存實力和北上抗日，遂將先前“反蔣抗日反共”的方針改為“反蔣抗日聯共”，隨后積極與紅軍聯絡，于9月下旬實現了停戰，10月26日還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紅軍簽訂了《反蔣抗日的初步協定》。與此同時，蔡廷鍇還與福建省主席蔣光鼐、原廣東省主席陳銘樞以及李濟琛、陳友仁共同組織了生產黨，并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李濟深出任主席，蔡廷鍇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員，取消黨旗、國旗。11月24日，陳銘樞出任行政委員會主席，改十九路軍為人民革命軍，蔡廷鍇任總司令。此即所謂“閩變”。

閩變發生后，蔣介石于12月15日下令褫奪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的本兼各職，并調集數十萬大軍進攻福建。12月28日，蔣介石親臨福建浦城督師，中央軍分兵三路進攻叛軍，海軍也南下廈門、福州。1934年1月初，中央軍發動總攻，13日收復福州，李濟深、陳銘樞先后逃亡，蔡廷鍇出走歐美澳洲，閩軍余部向南京投降，閩變至此結束。

日本方面，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于是試圖從修復中日關系入手，改善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1935年1月22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國際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復中日關系的倡議給予積極的響應。5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系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國權報》社長胡恩溥和《振報》社長白逾桓相繼被刺殺。由于胡白二人都是著名的親日分子，因此他們被刺后，日軍方面立刻找到了當時國府軍事委員會華北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要求中國停止此種“排外之舉”，否則將采取自衛行動——此即“河北事件”。隨后，駐天津日軍開始在河北省政府門前連日武裝示威。5月31日，南京方面電令何應欽與日方談判。6月10日，日本北平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應欽提出了一個備忘錄，要求南京政府撤換河北省主席，取消河北省內國民黨黨部，將駐防河北的中央軍撤走，并限期三日答復，日軍也于此時越過長城，威脅京津。經秘密談判，何應欽于7月4日正式復函梅津美治郎，接受了備忘錄的全部要求。后來，這兩件往來于何梅之間的備忘錄和復函被通稱為《何梅協定》。

幾乎與此同時，1935年5月30日，四名沒有護照的日本特務秘密潛入察哈爾省境內繪制地圖，行至張北縣，被當地駐軍扣留。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避免引起事端，下令將四人釋放，此即“張北事件”。事后，日軍不依不饒，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向南京政府表示抗議，并調兵進駐察省邊境，進行武力威脅。6月27日，察哈爾省代理主席、民政廳長秦德純與土肥簽訂《秦土協定》，中國不但要向日軍道歉，還取消了察哈爾省的國民黨黨部，并將駐軍全部撤出。

《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使中國喪失了冀、察兩省的大部分主權，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南京政府內部的反汪呼聲日漸高漲。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并于8月8日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由于“媚日賣國”這一黑鍋被汪精衛背上，向來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因此輕松了許多，不過汪精衛的辭職卻使蔣介石不得不單獨承担“賣國”的責任，所以這一次蔣介石一反常態的表示“絕對支持”汪精衛，并派國民黨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精衛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后來，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提出的復職條件全部被國民黨中委會接受，汪精衛遂于8月23日宣告復職。

日本方面，在《何梅協定》后，土肥原賢二積極奔走于北方各軍人和政客之間，策劃冀、魯、晉、察、綏五省的“自治運動”，亦即所謂“華北五省自治”。10月22日，日本浪人率領收買來的暴民、漢奸在香河制造了“香河暴動事件”，攻入縣署，組織維持會，宣布香河自治。同時，日本還加緊進行以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為重點對象的上層策反活動。11月11日，土肥原賢二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請宋哲元出任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委員長，并限于11月20日前宣布。然而一直到11月25日，宋哲元仍沒有宣布自治，于是土肥原賢二策動原河北冀東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宣布脫離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后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東22縣自治。隨后，天津和河北的其它數十個縣也先后發生“自治運動”，這一系列分離華北的活動總稱為“華北事變”。

11月26日，南京政府將殷汝耕撤職，取消灤榆、薊密兩行政區的督察專員署，并裁撤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特任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隨即與日方展開交涉。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雙方達成協議，國民政府于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處理冀察平津事務，宋哲元任委員長。由于冀察政務委員會具有一些“自治的味道”，因此它既保全了南京政府的顏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日軍的要求。

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中國的國土、主權受到日寇的肆意踐踏，人民慘遭荼毒，華北乃至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生死關頭。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開幕式后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內秩序比較混亂，于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便去休息室催促，蔣介石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不料合影剛剛結束，偽裝成記者的愛國軍人孫鳳鳴就高呼打倒賣國賊，然后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三槍均命中，汪精衛重傷倒地。幸運的是，汪精衛傷勢雖重，但卻不致命，經手術，射入體內的三顆子彈被取出了兩顆，汪精衛隨后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與刺汪事件有牽連的40多人被捕，包括孫鳳鳴在內的10余人被殺。

1935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針對中日關系，蔣介石在會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由于此時汪精衛因遇刺受傷已經前往歐洲療養，其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之職亦已辭去，故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長一職，外交部長則由張群接任。1935年12月2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召開；7日，大會選舉林森繼續担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精衛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則同時出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副主席和行政院長。由于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蔣介石因此得以獨掌國民黨，其權力也擴展到政府、軍隊、黨務各個方面（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常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