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埔軍校軍校黨爭

簡體傳統

第九章軍校黨爭(1)
　　第九章軍校黨爭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里是革命的黃埔。”這首黃埔校歌中飛舞的“黨旗”，可理解為國共兩黨各自的黨旗，因為黃埔軍校是由國共兩黨合作辦校。然而，在當時的黃埔校園中曾發生過為“黨旗”而爭的大辯論：是鐮刀斧頭？還是青天白日？這種爭論，后演變成了激烈的論戰，或動拳頭，動棍棒，甚至在校園中出現了槍擊事件，直至戰爭。“黨旗飛舞”中，各自的旗桿下聚集了一批黃埔同學、護旗勇士，開始了對陣打擂。早期的黃埔軍校，是培養中國革命人才的搖籃，那些在各自家鄉都算得上英才的青年，為著理想薈萃于這里，他們為高擎理想的旗幟，在黃埔島接受狂濤大浪的洗禮。珠江口的濛濛煙雨中，他們一同學習和成長，卻因為堅持不同的主義，會聚在不同的黨旗下，而最終分道揚鑣。起伏跌宕的中國現代歷史上，曾分裂開兩股最大的政治力量，而首先撕開這道裂痕的就是這些黃埔同學，從此，歷史也賦予他們個人各自不同的命運。
　　“宣俠父事件”初顯黨爭征兆
　　黃埔軍校是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合作的產物。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發展變化，國共兩黨兩種思想與勢力的斗爭也在逐步發展變化。
　　1924年7月6日，軍校開學僅20天，便成立了特別黨部。這是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建議，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具體體現。特別黨部作為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須經選舉產生。選舉結果，蔣介石、嚴風儀、金佛莊、陳復、李之龍5人當選為執委。蔣介石對此是既喜又憂，喜的是自己順利當選，憂的是5名執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黨員。盡管身為校長，但在黨部只是一名普通執委，從理論上講沒有特權，自己將來在黃埔軍校就談不上有什么作為宣俠父了。如果按規矩辦事，蔣介石本來不能再造次，但他很快以校長、特別黨部的名義下文，直接指定各黨小組長，還規定黨小組長每周直接向校長書面報告黨內活動及工作情況。
　　文件下發后，剛剛入校的第1期學生、共產黨員宣俠父提出了抗議。這位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的校長老鄉，雖然被指定為黨小組長，但他十分正規地給特別黨部寫了一份報告，毫不客氣地把矛頭直指蔣校長。他認為校長此舉，是企圖以軍權代替黨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以黨治軍”的原則，把黨的基層組織變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為強權下監督同志的特務機構。他要求特別黨部應組織基層分部的選舉，并監督進行。蔣介石看了報告后，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即趕走宣俠父。但考慮此事如果處理不好會影響大局，于是他以老鄉和校長的雙重身份，召見了宣俠父。
　　談話很快陷入了僵局。蔣介石命令宣俠父寫出悔過書，否則將開除出校。宣俠父不僅不寫，3天后還憤然離開了軍校。臨走時，給同學留言：“大璞未完總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也因為此舉，黃埔軍校同學錄上看不到共產黨員宣俠父的名字。宣俠父離校后去了上海，曾任中共臨時中央局特科負責人，1938年7月在西安遭國民黨特務暗害。
　　宣俠父勇而退學的行為，那時黃埔的許多人多未能意識到，他所維護的東西正是孫中山當做命脈的“聯共”。這是黃埔島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第一次交手，共產黨人卻就這樣稀里糊涂地輸了。不僅如此，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從一開始就被蔣介石弄得偏離了正確方向，也注定了日后的悲劇。
　　其實，對大多數剛入校的黃埔一期學生來說，他們并不像已有1年多共產黨黨齡的宣俠父那樣有較高的政治敏感和嗅覺，許多年輕人在這時還根本沒有黨派的概念，像一張白紙，就看向上面涂抹什么顏色了。黃埔軍校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最重要成果，同時又是培養未來軍政干部的搖籃，誰爭取到更多的學生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未來，因此從一開始雙方就在發展黨員和支持者上展開了激烈競爭。每個黃埔學生都不可避免地卷入這種政治選擇的漩渦之中，那些新來的學生沒多久就會碰到這種選擇和政治動員，許多人會同時收到兩黨動員發展入黨的表格。對這兩個黨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多數學生在那時肯定說不清各自的宗旨，更說不上兩黨的區別。如第1期學生杜聿明同時手接兩張不同的表格，他略微想了一下，把目光聚焦到了“共產”這兩個字上，多年后他在回憶文章中說，他想了半天，沒明白“共產”的意思，后來他對“共產”的理解，認為可能是把他老家里的財產歸大家所有。把家中財產給別人，他可舍不得。就因為對這兩個名稱的膚淺理解，杜聿明決定還是先加入國民黨，看看情況再說。另外，他又從直覺上判斷，國民黨是孫中山的黨，不會有錯，于是就填了國民黨發給的那張表。不過，杜聿明可能沒想到，在同他加入國民黨組織差不多的時間里，他在家鄉讀書的未婚妻曹秀清選擇的卻是共產黨，正在陜西榆林中學校園內舉起右手，向著斧頭鐮刀的圖案和列寧像宣誓。
第九章軍校黨爭(2)
　　黃埔第1期學生徐向前回憶說：“第一次上課是填表，集體加入國民黨。大家毫無思想準備，想不到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么簡單，一堂課下來，都成了清一色的國民黨黨員了。后來一些同志都把這件事當笑話說。”（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27～28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黃埔軍校的國民黨組織擁有蔣介石支持之便和主義宣傳之便，國民黨是孫中山的黨，黃埔的校歌里就是校總理孫中山的主義，他們發展黨員嫌這樣一個個去找人入黨太麻煩，就干脆在課堂上把入黨登記表當成作業發了下去，規定每個人都要填好。教官說的道理很簡單：你不是想當革命軍人嗎，那你就得先是革命黨人。于是大家都填了表，集體加入國民黨，包括共產黨員。當然，學生中也有不少人在那時對政治和主義之爭不甚感興趣，雖然被發展為黨員，但卻并無鮮明而強烈的政治意向。由于中共中央早有決議：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譚平山早就入了，都在國民黨中執委當部長，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共產黨在早期黃埔軍校中就有了很強的滲透力。又由于軍校內有著強大的國民黨左翼環境影響，共產黨與國民黨在黃埔軍校爭取學生能平分秋色。在黃埔一期學生中，原來有共產黨員身份的人又填表加入了國民黨，而單獨新填表加入共產黨的人也有不少。周恩來到校工作后，中共黨員人數又有了新的發展。
　　由于蔣介石從黃埔軍校建立開始，就一步步對共產黨緊逼，后發展成為清黨活動，使得共產黨的發展被迫轉入地下，而雙方的矛盾卻開始公開化，接連不斷地出現了黨爭的事端。
　　“兩會”的斗爭與解散
　　黃埔軍校建立后，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迅猛發展，其影響迅速擴大，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日益明顯復雜，反映在軍校內部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斗爭也隨之尖銳起來。軍校內部的斗爭，集中反映在“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大組織之間的斗爭問題上。
　　“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前身，是1924年八九月間成立的以團結青年軍人、挽救時局為宗旨的“中國青年軍人代表會”，會址設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這是針對廣州商團反動勢力日益強大的形勢，由黃埔一期“狀元”、共產黨員蔣先云提出來的。1925年1月23日，“中國青年軍人代表會”改組成“青年軍人聯合會”(簡稱“青軍會”)，2月1日召開成立大會，宣告“青軍會”正式成立。“青軍會”的宗旨，是以團結廣大革命軍人，堅決執行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積極鞏固革命統一戰線，配合軍校的中心任務，開展各種革命活動。“青軍會”是在周恩來指導下的，由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為核心，組成的革命群眾組織。黃埔軍校有8名學生當選為“青軍會”干部，其中李之龍、蔣先云、王一飛等6人是共產黨員。當時“青軍會”最主要的負責人，是常務委員蔣先云。他們把所有駐扎在廣州的、傾向于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起來，以聯合的革命軍人，來對付聯合的反革命商團。在打擊陳炯明的斗爭中，“青軍會”得到廣大青年軍人的熱烈支持和擁護，參加者甚眾，迅速發展壯大，成立1年多時間，會員發展了2萬余人，還把教職員中的左派和共產黨員金佛莊、郭俊、茅延楨、魯易等人發展成了會員。
　　由于共產黨員在“青軍會”中起了主要領導作用，蔣介石有了危機感。黃埔軍校中的右派分子，懾于“青軍會”的聲威，對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在“青軍會”中占據主導地位更是極為不滿，于是開始籌備一個與“青軍會”分庭抗禮的右派組織。在蔣介石的指使與支持下，于4月間由王伯齡、冷欣、賀衷寒、楊引之等人成立了“中山主義研究社”，當時社員只有30多人。12月底正式召開成立大會，改名為“孫文主義學會”，會員發展至400多人。1926年2月，正式選舉出領導機構，冷欣、楊引之、陳誠等9人為執行委員，賀衷寒等5人為候補執委，王伯齡為其后臺，躲在幕后操縱指揮。后發展會員5000多人，教職員中的右派何應欽、林振雄、張叔同等人也成了會員。
第九章軍校黨爭(3)
　　“孫文主義學會”是以國民黨中反共分子為骨干，以反對共產黨，反對國共合作，反對三大政策為宗旨的一個右派組織，是蔣介石打擊排擠共產黨人，篡奪黃埔軍校、第1軍乃至整個國民革命軍黨權軍權的先鋒和工具。它的成立，形成以“青軍會”為一方，以“孫文主義學會”為另一方，圍繞著是否堅持統一戰線和三大政策等問題，開展了爭論。
　　兩個組織的出現，使黃埔島上結成了相互對立的陣營。兩個組織的學生不時爭吵摩擦，甚至惡語相向。在那時的黃埔軍校，如果看到兩伙學生吵架斗嘴的場面，不用問就知道，這是“兩會”的人又碰到一起了。后來發展到整天劍拔弩張，甚至動刀動槍，轟動黃埔軍校的槍擊事件就在這時發生了。
　　黃埔軍校時期的許繼慎1925年5月的一天，軍校政治部秘書、共產黨員、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成員李漢藩、陳作為持一張清單，奉命到軍校管理處領取辦公用品。一名辦公室人員看過后，把清單送到軍校管理處長、孫文主義學會執委會成員林振雄面前，請他過目。林振雄拿起領物清單，帶有情緒地說：“你們政治部，又要領這么多彩色紙回去做什么，難道能當票子花？”李漢藩不想多與他糾纏，便說：“我們要印刷傳單，過幾天開會用。”林振雄又追問：“印什么傳單？”李漢藩不客氣地說：“印什么傳單，這是政治部的工作機密，沒有必要告訴你！”“什么工作機密，還不是統統用做赤化宣傳了！”林振雄“嘩”的一聲將領物清單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李漢藩一拳砸在桌子上，厲聲道：“林振雄，有意見到校長跟前去提，別在這里撒野！”“老子今天還要揍你們這些專搞赤化的共產黨崽子！”林振雄說著，一拳打在李漢藩的胸脯上。李漢藩回手給林振雄臉上就是一拳。氣惱之下，林振雄趁李漢藩不備，突然拔出隨身佩帶的手槍，對著李漢藩就是一槍。李漢藩身子一側，躲過了子彈。待林振雄舉槍再要射擊時，陳作為和辦公室里其他人員從后面一把抱住林振雄持槍的右手，第二顆子彈這才沒有打出去。
　　槍聲驚動了整個黃埔軍校。周逸群、楊其綱、許繼慎等10余名共產黨員以最快速度沖進管理處辦公室，合力把林振雄按倒在地，果斷下了他的槍，憤怒地找來一條長麻繩，將林振雄雙手捆住，徑往軍校禁閉室里推去。到了軍校禁閉室，李漢藩令人把禁閉室的門打開，說：“先把他關進去，聽候校領導來處理。一切責任由我個人承担。”
　　黃埔軍校內，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會員和孫文主義學會的成員都緊急出動了，雙方都拿出了武器。青軍會方面派出一部分人去把守軍校禁閉室，孫文主義學會的成員們則集合在一處，雙方的火并一觸即發。
　　這時，蔣介石、廖仲愷、周恩來等校領導恰好都不在校內，總值日官張治中火速集中軍校各部主任、學生隊長開會，制止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正在廣州的廖仲愷，聞訊匆匆趕回后，以黃埔軍校黨代表的名義，作出了對林振雄、李漢藩二人的處理決定：林振雄身為官長，公然開槍行兇，雖未造成事實，但性質特別嚴重，給予撤銷管理處長職務交軍法處查辦之處分；李漢藩與林振雄發生斗毆，并在遭受槍擊后，恃眾擅將林振雄縛入禁閉室關押，亦屬藐視法律，給予行政記大過的處分。
　　廖仲愷對林、李二人的處理是非清楚，輕重有別，令全校師生心服口服，事態很快平息下來。但軍校中國共兩黨組織成員之間的斗爭，并未減弱。
　　校長蔣介石表面上對“兩會”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實際上對“青軍會”懷恨在心。直到黃埔系統選舉出席國民黨“二大”代表，選舉結果一出來，蔣介石大吃一驚，當選的幾乎全是“青軍會”的共產黨員，而孫文學會的人幾乎全部落選。蔣介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1925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任主席，蔣介石除早已任黃埔軍校校長外，先后任廣州衛戍司令、第1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他的羽翼漸豐，開始準備了結軍校內的黨爭問題。12月，蔣介石在第1軍政治部各級黨代表會議上，提出了《調和本校黨爭辦法》，規定校內共產黨員的一切活動“均得公開”。這實際上是為了加強對共產黨員的控制。會后，蔣介石要周恩來把黃埔軍校和第1軍中的共產黨員名字都告訴他，遭到拒絕。
第九章軍校黨爭(4)
　　中國共產黨人與蔣介石展開了頑強的斗爭。為了爭奪黃埔軍校的生源，中共中央在1925年11月1日發出第62號通告，對各級黨組織發出號召：“廣州黃埔軍校正擬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選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學，少校同學及民校左派同學，自備川資和旅費，前往廣州投考，以免該校為反動派所據。此事關系甚大，各地萬勿忽視。投考者須一律攜帶民校介紹證書。本校及少校同學均須由各地委直接另給介紹書于本校廣東區委。”下面的署名為“鐘英白”，即“中央”的諧音“告白”，文中也使用了代號，“本校”指“共產黨”，“少校”指“共青團”，“民校”指“國民黨”。從這份文告中，已經顯露出國共兩黨相爭于黃埔軍校的激烈程度，黨爭的火藥味也越來越濃。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加快了在黃埔軍校內排除共產黨勢力的步伐，使黨爭更加公開化。“孫文主義學會”成員的氣焰更加囂張，他們盜竊共產黨人的文件，不斷制造毆打和槍擊“青軍會”會員事件。1926年4月7日，蔣介石以“兩會”組織破壞了黃埔的統一，“于集體化、紀律化之旨相妨礙”為借口，下達了“一律自行取消”的校令。4月10日，“青軍會”被迫發表通電，宣布自行解散。21日，“孫文主義學會”也發表了解散宣言。
　　“中山艦事件”
　　就在黃埔軍校“青軍會”和“孫文主義學會”鬧的不可開交時，1926年3月20日，當時任海軍局長兼“中山艦”艦長的軍校一期生、共產黨員李之龍及其他共產黨人遭到逮捕，軍校黨爭問題發展到白熱化狀態，這就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軍校反共勢力蓄謀已久的“中山艦事件”。
　　黃埔軍校時期的李之龍本來此時的廣州革命根據地處于繼續大發展時期，國共合作，正共謀北伐。1925年8月，廣州國民政府將所屬各軍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設海軍局，同時撤銷原建國粵軍總司令部航務處。海軍局長為蘇聯顧問斯美洛夫，參謀廳長為歐陽琳，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此時的“中山艦”歸海軍局管轄。不久，正式組成廣東艦隊，至1926年12月，廣東艦隊共有60多艘小型艦船。
　　李之龍是黃埔一期生中的佼佼者，1921年加入共產黨，是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他入黃埔前曾在煙臺海軍學校學習，因此畢業后到海軍中任職。當時，海軍局下的各艦，除艦長外都設黨代表，共產黨員和一些進步分子也加入到海軍隊伍，推動了各種革命活動。蘇聯顧問常到海軍俱樂部給官兵講政治、軍事，傳播進步思想。所以，在黃埔軍校中即已是出類拔萃的李之龍，得天獨厚地被重用為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授少將銜。1926年2月，海軍局長斯美洛夫因事返蘇，由歐陽琳代局長。蔣介石的親信、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欲驅逐歐陽琳以自代，歐陽琳棄職而去，但歐陽格也未能當上局長。3月，李之龍被任命為代理海軍局長和參謀廳長，并兼“中山艦”艦長，軍銜由少將晉升為中將。
　　這時廣州的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嚴重的內部矛盾日益表面化、尖銳化。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力主北伐，貫徹孫中山三大政策，而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等國民黨右派則背叛三大政策，排斥共產黨。處于要害職位的汪精衛和蔣介石，既有政爭，也有權爭。在各種力量交鋒中，1925年8月，著名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指使的暴徒所暗殺。
　　當時各派力量也向“中山艦”滲透，國民黨右派歐陽格曾陰謀策動艦上部分人員劫艦他駛，事為剛上任局長的李之龍所悉，帶憲兵上艦逮捕歐陽格同伙13人，并調兩個班的士兵駐艦設防。李之龍還查知蔣介石的同學、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的走私行為，并報告汪精衛。根據汪精衛的旨意，李之龍拘留了陳肇英的走私船，后陳受到處分。李之龍的所作所為，均使蔣介石不滿，并勢在必除之。
　　1926年3月14日，李之龍因公務繁忙，辭去“中山艦”艦長一職，由副艦長章臣桐代理艦長。此時，“中山艦”停泊于廣州市區內水域，在廣南船塢修理汽笛。3月18日午后6時許，在廣東海邊之“定安”號火輪遭海匪搶劫，停泊在黃埔上游。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室主任孔慶睿、管理科科長趙錦雯等商議派艦前往保護。但軍校本身無艦可派，軍校交通股黎時雍乃向軍校駐省辦事處請求“速派船來”，但并未指明提出要“中山艦”支援。辦事處的交通股股長兼辦事處主任歐陽鐘知訊后，乃親往海軍局聯系派艦。恰李之龍因公外出，由作戰科科長鄒毅面允，即派艦前往黃埔。
第九章軍校黨爭(5)
　　此后，據歐陽鐘自稱，他“于是即返辦事處”。而海軍局的《值日官日記》則稱：“因李代局長電話不通，無從請示辦法，故即著傳令帶同該員面見李代局長，面商一切。”又據李之龍夫人報告：當夜，有3人到李之龍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龍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即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命令，有緊急之事，派戰斗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同時又交作戰科鄒科長一函，中稱已通知“寶璧艦”預備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兩艦可派，請由此兩艦中決定一
　　《黃埔軍校史料》封面《黃埔軍校史料（續篇）》封面
　　艘。李之龍歸來閱信后，即去對門和“自由艦”艦長謝崇堅商量，因“自由艦”剛從海南回省，機件稍有損壞，李之龍決定派“中山艦”前往，即下令給該艦代艦長章臣桐。是夜10時余，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接到歐陽鐘的電話，據稱，向海軍局交涉之兵艦，當晚可來一艘（即“寶璧艦”），約夜12時到黃埔，請囑步哨不要誤會。季方當即詢問因何事故調艦，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稱：系由本校黎股員時雍電話囑咐，請保護商輪之用。
　　19日晨6時，“寶璧艦”出珠江口。7時，“中山艦”出珠江口。同日晨，海軍局參謀廳作戰科科長鄒毅要求歐陽鐘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鐘照辦。公函稱：“頃接黎股員電話云：奉教育長諭，轉奉校長命，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迅速派兵艦兩艘為要。”“中山艦”于上午9時開抵黃埔后，代理艦長章臣桐即到軍校報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黃珍吾代見。章出示李之龍命令，說：派“中山艦”火急開往黃埔，歸蔣校長調遣。該艦長來校，乃為請示任務。并稱：若無十分重要事情，則令其回省，另換一小艦來候用。黃珍吾當即報告鄧演達，鄧謂并無調艦來黃埔之事，但他“公事頗忙”，讓黃轉知該艦長聽候命令。
　　當時，以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中山艦”停泊黃埔期間，海軍局作戰科鄒科長告訴李之龍，因俄國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俄顧問詢問“中山艦”是否還在本地。李之龍即用電話告知蔣介石俄國考察團參觀之事，請示可否調“中山艦”返回廣州市區，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龍便電調“中山艦”回廣州。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是之后隨即發生的“中山艦事件”的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黃人，1925年5月任黃埔軍校代理輜重隊長，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他是孫文主義學會骨干，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子。了解了他的這一身份，有助于了解“中山艦事件”的真相。如歐陽鐘明明去了李之龍家里，他卻在事后隱匿有關情節。他在海軍局和李之龍夫人面前聲稱“奉蔣校長命令”調艦，而在給作為校長辦公廳秘書的季方的電話里，卻只能如實陳述。在給海軍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寫著要求“迅速派兵艦兩艘”，而在事后所寫的報告和供詞中，又謊稱只是“請其速派巡艦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辭。
　　由此看來，蔣介石起初也并未參與將“中山艦”調到黃埔一事，只是在接李之龍電話請示將“中山艦”調回廣州供蘇聯代表團參觀時，才知“中山艦”已調至黃埔。而在李之龍打電話前，蔣介石接到汪精衛或其他人的3次電話，問蔣介石去不去黃埔。蔣對汪本存芥蒂，心中頗為“稀奇”。在李之龍來電話后，更為犯疑，“為什么既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黃埔，而它要回來為什么要問我？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多疑的蔣介石在日記中說，這是“欲擺布陷害我了”。這時，孫文主義學會的右派分子還在19日向蔣介石控告，說李之龍“已出動中山艦逮捕校長，奪取軍火”，還說，“要把校長騙上中山艦送到俄國去，中山艦升火待發的關頭，被我們發覺了”。蔣介石于是判定有人在“擺布陷害”他，起初他決定馬上離開廣州到汕頭去，行至半途又不甘心，返回廣州，決定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蔣介石及其一伙緊急策劃，散布共產黨“矯命”調動“中山艦”搞暴動，企圖進行倒蔣，推翻國民政府。
第九章軍校黨爭(6)
　　3月20日凌晨，蔣介石在第1軍經理處下達命令：廣州戒嚴；任命歐陽格為海軍艦隊司令，逮捕李之龍，占領“中山艦”；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搜查蘇聯顧問團衛隊武裝。早就對李之龍恨之入骨的歐陽格帶兵到文德樓，將李之龍從床上抓走。6時，歐陽格、陳策帶兵占領“中山艦”。10時，召集各艦艦長開會，宣布奉令扣押“中山艦”艦長和黨代表，有些人還被戴上了手銬。蘇聯顧問嘉列里趕到“中山艦”，歐陽格不許其上艦。蔣介石等同時還派親信艦只泊于珠江口，對其余艦只進行控制、檢查。廣州海軍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國民黨左派均被驅走，海軍被蔣所控制。蔣任命潘文治為代理海軍局長，吳嵎為“中山艦”艦長。
　　《聶榮臻回憶錄》封面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
　　聶榮臻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他在《回憶錄》中記述了“中山艦事件”，說：“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正從黃埔坐船去廣州。我們的船快到廣州時，就聽到中山艦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們都上艦。我到了艦上一看，都是些共產黨員，大家都不講話，我曉得有事變了。我們被軟禁在艦上的時間不長，當天下午就釋放了……怎么辦？是把蔣介石搞掉，還是退讓妥協？蔣介石提出的條件是：第一，共產黨員退出第1軍；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單。周恩來同志回來向我們傳達，中央決定接受蔣介石的條件。于是我們有些同志退出了軍隊，恩來等同志被排擠出了第1軍，我也被免去了在黃埔軍校的職務。有些則把名單交給了蔣介石。黨內也有少數不堅定的分子，從此投靠了蔣介石。”
　　事件發生后，中共廣東區黨委的同志們都非常氣憤。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黃錦輝、聶榮臻等聚集到區黨委討論，大家認為蔣介石在政治上已經很反動，應當給予堅決反擊或把他干掉。這時，在廣州的許多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等也有同樣的看法。從當時的力量對比看，把蔣介石搞掉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時，蔣介石手中的王牌僅有第1軍，況且這個軍是黃埔教導團的底子，中共力量非常強，金佛莊、郭俊兩位團長都是中共黨員，營以下軍官中也有很多人是中共黨員。其他的5個軍，都不聽蔣介石的招呼，而共產黨員在這些軍中有很大的影響，有4個軍的軍黨代表是中共黨員。聶榮臻回憶說：“雖然蔣介石兼第1軍的軍長，但真要打起來，他能指揮的力量是不多的。此外，在黃埔軍校，我們也有很多黨團員，黃埔學生中，大部分是支持我們的。省港罷工隊伍，當時還沒有解散。力量對比，很明顯，于蔣介石不利。但是，由于我們事前毫無思想準備，在錯綜復雜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協下來。”（《聶榮臻回憶錄》上冊，47～49頁，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
　　周恩來在多年后回憶這次事件時也說：“如果這時黨中央的政策是給蔣介石以有力的回擊，毫無問題，事情是有辦法的。但當時卻采取了繼續退讓的政策，不了解蔣介石這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卻以為蔣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蔣介石說這是誤會。蔣介石于是趁機立刻放了人，表示誤會。這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次向蔣介石的大讓步。這是軍事上的大讓步。為了解釋‘誤會’，在汪精衛床前開了一個一點鐘的政治委員會。汪精衛、譚延闿、蘇聯顧問都客氣地表示了歉意，而蔣介石倒反而一句話都沒說，精神上占了優勢，政治上得到極大成功。從此以后，汪精衛‘失蹤’了，國民黨左派束手無策。蔣介石向革命進攻，我們沒有給他有力的回擊，蔣介石的地位更加鞏固了……蔣介石實際上成了國民黨的右派。這個時候，他乘機把廣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解散了，并壓迫我們的黨員從國民革命軍第1軍以及黃埔軍校撤出。我們已經暴露了的黨員退出國民黨和第1軍的有250多人，其中有蔣介石最得意的學生蔣先云同志，他第一個聲明退出國民黨。只有39個人退出共產黨，其中第一個就是李默庵。”（《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62～63頁）
第九章軍校黨爭(7)
　　講話悲傷時的蔣介石事變后的第四天晚上，黃埔軍校第4期學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禮堂，聽校長蔣介石訓話。蔣介石指著“親愛精誠”4個字的校訓，說：“如果本校長不革命、反革命，同學們就應該打倒我。”最后，蔣介石兩只眼睛注視著全體師生，問對他的講話有什么意見沒有？這時從政治科第2隊的隊伍中冒出個湖北口音的學生王襄，高聲喊道：“請問校長，你只要我們精誠團結，試問：我們最親愛的廖仲愷黨代表被帝國主義和一小撮反動派刺死了，我們的汪精衛黨代表到哪里去了呢？”這一義正詞嚴地發問，使全場為之一驚。蔣介石一下子面紅耳赤，過了一會兒，他叫侍衛官將提出質問的學生的名字記下來，淡淡地說：“汪黨代表有病，入醫院了，不久就會出來的。”
　　蔣介石避重就輕沒有談“中山艦事件”，此時他心中非常明白，這個由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挑起的事端正符合他的本意，盡管他沒有直接參與策劃這次事件，但他正好借機利用這次事件，把國共關系破裂的罪名強加到共產黨人的頭上。所以，他在黃埔軍校“總理紀念周訓詞”中說：“3月18日中山艦案，是與中國共產黨本部沒有關系的……我絕不承認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產黨有什么陰謀在內……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系的。”“此事并且當時我曾聲明：若要3月20日這事情完全明白的時候，要等我死了，拿我的日記和給各位同志答復質問的信，才可以公開出來。那時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冤枉別人家來提高自己人格的——那樣的人，絕不是革命黨員，更不配做本校的校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編《蔣校長演講集》，1926年出版）
　　“中山艦事件”的當事人之一王伯齡在事后的回憶中也說道：“當中詳細惟鄙人與蔣先生二人知之，未待蔣先生許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蔣先生對學生訓話，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變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記，于此可以判斷這次事件性質之重大，絕不是宣傳為中山艦事件者比。中山艦云者，煙幕也，非真歷史也。而其收功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若沒有學會的話，黨老早沒有辦法了。學會能立這點功，也不枉這些對黨熱心效忠的同志，我們也夠本了，過河不用舟了。”（《黃埔季刊》第1卷第3期，1938年出版）王伯齡在此所說的“過河不用舟”之橋梁，即正是蔣介石欲除共產黨人而頗費多年心思正在尋找的“清黨”借口。
　　蔣介石以“中山艦事件”為突破口，得以“順水推舟”，把屠刀首先指向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
　　黃埔島上的“清黨”殺戮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僅半個多月，4月，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相繼宣布解散，但雙方的斗爭反而更加擴大。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限制共產黨的所謂“整理黨務案”。此決議案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許跨黨”，“黨內無黨、《黃埔生活》周刊第4期刊登的魯迅來校講演記錄稿校內無派”。6月，蔣介石在軍校里公開發表反共講話，要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要共產黨員官兵聲明自己的身份。同時，他又組織“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以原來“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干把持會務，秘密調查共產黨員的活動，排擠“黃埔同學會”中的共產黨員。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軍校兩種思想和勢力的斗爭更加激化，并逐漸擴大到所屬各分校和東南各省中去。黃埔軍校部分革命師生曾向蔣介石發表公開信，表示要掀起一個“救校長運動”，要求蔣介石收斂其反共行為。可是，蔣介石卻進一步與帝國主義勾結，悍然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蔣介石相繼發出《飭黃埔學生不可妄有發言和越軌行動令》、《黃埔學生停止開會令》等文告。
　　也就在黃埔軍校面臨蔣介石的血洗殺戮前夕，適逢大文豪魯迅先生造訪軍校。1927年1月18日，魯迅先生離開廈門，乘船到達國民革命的中心廣州，受聘担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這年9月27日他返回上海，前后在羊城生活了8個月又10天。在此期間，魯迅受邀前往黃埔軍校作了一次演講，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造訪黃埔軍校。那時，黃埔軍校留守政治部主任熊雄看到報紙上刊載有關魯迅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的消息后，產生了邀請他來軍校做演講的想法。幾天后，當熊雄把這件事與政治部的同事孫炳文、劉弄潮商議時，3人一拍即合。1月25日，劉弄潮上門拜訪魯迅，在簡單的寒暄后，馬上就把話題引到演講事宜上來。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破裂前夕，魯迅初聽后有些顧慮，他說：“現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劉弄潮隨即解釋道：“黃埔同學，尤其是現在的第5期，有許多是過去的大學生，都聽過你的課。”如此一來，打消了魯迅先生的顧慮。魯迅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權在革命方面，不在個人方面。”
第九章軍校黨爭(8)
　　4月8日，魯迅在好友應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黃埔軍校本部禮堂，做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演講，題目為《革命時代的文學》。在演講中，魯迅通過生動的比喻，旁征博引，精辟地論述了“革命時代與文學的關系”和“革命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兩大主題。面對近千名翹首以盼的莘莘學子，魯迅擲地有聲地演說，博得了黃埔師生們經久不息的掌聲。聽了魯迅的演講，大家無不感到熱血沸騰，群情激奮，愛國革命的熱情油然而生。幾天后，演講稿經謄錄整理，被印行在黃埔軍校的校刊《黃埔生活》第4期上，這又引發了軍校內外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震撼和思考。也就在魯迅于黃埔軍校演講的4天之后，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政治教官蕭楚女黃埔軍校內沉悶的空氣，預示著暴風雨即將到來。
　　清明時節，珠江江面上霧氣正濃。黃埔軍校正門的尖頂門樓上，孤懸著的國民黨元老譚延闿手書的“陸軍軍官學校”木匾，看上去樸素到近乎荒涼的意境。在這道歐陸風格大門背后，正沉睡著一部關于理想和忠誠、奇跡和躁動、陰謀和殺戮的傳奇。中國兩大政黨之間充滿變數的糾葛，如同歷史基因鏈的雙螺旋，任何一個小小的突變，都可能徹底改變未來中國的面貌和國人的命運。
　　渾黃的珠江，血色的黃埔。
　　撕裂國共兩黨合作的槍聲，由遠而近，還是不幸地炸響在黃埔島的夜空。軍校政治教官楊其綱、中共黃埔特支負責人之一安體誠等，4月15日凌晨在其他學生掩護下已逃至廣州市內，后被鄧文儀秘密偵查后逮捕，幾日后即與韓麟符、尹沛霖等一起押赴刑場槍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著名的共產黨人蕭楚女因肺癌晚期已生命無多，正在廣州東山醫院治療。錢大鈞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派部隊前往醫院指認后，不由分說，將蕭楚女從病床上強行拖下，先在醫院的走廊里打得口吐鮮血不止，猶覺不解恨，竟殘忍地用繩索將蕭楚女雙腳捆綁，倒掛在汽車的尾部，發動汽車飛馳，直至將蕭楚女活活拖死。
　　4月18日，黃埔軍校實行“清黨”，400多名共產黨人被逮捕，著名共產黨人熊雄等又慘遭殺害。有關三大政策和馬列主義課程科目一律禁止，惲代英、蕭楚女等在軍校撰寫的著作和講義全部被查封，軍校出版的革命刊物被停刊或改版進行反共宣傳。鴉片戰爭時期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為抗擊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修筑的古炮臺，如今成了專門關押黃埔軍校各期被捕共產黨員師生的場所。炮臺分地上地下兩層，地方狹小，但皆以半米多厚的花崗石砌成，十分堅固，成為南石頭監獄。
　　由于被指控、逮捕的人數越來越多，共產黨員師生，包括許多事實上的非黨員而只是稍有進步表現，甚至只是偶爾接觸過《向導》、《共產主義ABC》等革命書籍的，一經檢舉，即被捆綁投至南石頭監獄。自4月18日開始清黨之日至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短短3個月內，黃埔軍校的日常教學、訓練被迫陷于全面停頓，遭受審訊、迫害、摧殘的各期師生迅速增至2000多人。后來，南石頭監獄里實在關不下了，又將珠江江心一艘破爛的舊軍艦經過改造后作為監獄，即外界所稱的“水牢”。
　　被譽為國共合作典范的黃埔軍校，在革命的道路上畫上了休止符。對此，剛剛在黃埔軍1927年魯迅先生（前右）在廣州校演講過的魯迅先生聽說后，非常難過，他在給好友章廷謙的信中，不無感傷地寫道：“黃埔學校已停辦，截至今日止，如此而憶……大概很與政局相關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黃埔軍校的革命師生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堅決的斗爭。4月23日，黃埔革命師生堅決反擊了廣州戒嚴司令錢大鈞派部隊包圍軍校，逮捕共產黨人的陰謀。之后，一部分革命師生脫險北上，到達韶關與農民教導師會合，繼續進行討蔣反奉斗爭。5月6日，黃埔軍校100多名革命師生，脫險到達武漢，繼續堅持討蔣斗爭。武漢分校的革命師生舉行討蔣大會，發布討蔣通電，怒斥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
第九章軍校黨爭(9)
　　因為蔣介石是校長，黃埔軍校的兩黨學生均為其一手培養，對主義的忠誠是一回事，對傳統師生情誼又是另外一回事。雙方爆發矛盾公開分裂的結果是，最虔誠的共產主義者由此堅決斬斷與蔣介石的傳統師道尊嚴，而那些本身無鮮明立場的共產黨人或跨黨學生則選擇了與共產黨劃清界限。汪精衛集團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完全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隨著兩黨的公開分裂，黃埔同學被迫分為兩大陣營，從此，同學之間彼此對壘為敵，兵戎相見。革命的黃埔軍校轉向反動，日益成為蔣介石用以培養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學校。
　　但是，黃埔軍校的革命力量并沒有完全被摧毀。7月27日上午，江西省南昌市洗馬池大旅社會議廳。周恩來、惲代英、彭湃、李立三等5人排除陳獨秀的干擾，為挽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這里成立中共中央臨時前敵委員會，并決定乘駐防江西的朱培德第3軍部隊多集中在漳州，南昌空虛之機，舉行武裝起義。起義以時駐九江的葉挺第24師、賀龍第20軍、蔡廷鍇的第10師為基本部隊，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總參謀長。當夜，聶榮臻、賀昌、顏昌頤3人即化裝成商人秘密抵達九江，把臨時前敵委員會的起義決定逐個通知葉挺、賀龍等人，要求各部隊緊急向南昌開進。
　　周恩來特別囑咐聶榮臻：“在葉挺第24師，有一支由各地清黨中歷盡艱險逃出的黃埔學生、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組建的教導大隊，中共黃埔軍校特別黨部全體執委甘竹溪、鄒今海、陳葆華、周仲英、李永光、尹沛霖等自廣州來漢后，現也逃到九江，讓葉挺一定要好好保護，并把這個教導大隊和這批同志帶到南昌。這是我們黨所剩下的難得的寶貴財富。”
　　就在這幾天，九江碼頭、南潯車站以及上海、南京、合肥、廣州、長沙、武漢等地連接南昌的水、陸交通線上，接獲中共中央臨時前敵委員會和各地未遭破壞之地下黨組織通知的黃埔各期學生、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日夜兼程，絡繹不絕，直奔南昌而來。8月1日，打響了武裝反抗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黃埔校軍，這支本來為了統一中國而建立的革命隊伍，反而分化為漸行漸遠的南北兩極；黃埔軍人，他們曾經同窗共讀，并肩作戰，同仇敵愾，最終卻因政治歧見而分道揚鑣，干戈相向，上演了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連續劇”。
　　始于軍校的“黨爭”延續
　　黃埔軍校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重要成果，最大的價值在于培養了中國革命的軍政人才。這些年輕的革命者因為代表著中國未來的希望，而成為國共雙方爭取的對象。許多黃埔學生同時加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隨著兩黨的徹底決裂，不得不從同學變成敵人。
　　1926年任教育長的鄧演達1927年7月20日，黃埔軍校第5期全部學生奉命開赴南京，8月15日在南京小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大操場舉行畢業典禮。本期第3、第4、第5隊學生因在武漢執行警戒任務，未能回南京參加畢業典禮，其余在南京的第1、第2、第6隊共1480名畢業生在典禮儀式上宣讀誓詞：“要勇敢，要忠誠，須廉潔，要犧牲。統一意志，親愛精誠。繼續先烈遺志，發揚黃埔精神。鏟除共產黨余孽，消滅軍閥專橫。為人類而奮斗，為黨國而效忠。實現三民主義，促進世界大同。”從這誓詞中的“鏟除共產黨余孽”可見，這時的黃埔軍校已經公開把反共的口號寫在自己的帥旗上了。至此，在黃埔五期生的反共宣誓口號聲中，黃埔軍校變成了蔣介石“一黨治校”的反共基地。
　　也有些黃埔師生試圖不卷入國共兩黨的政治漩渦中，想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來。1929年秋，上海楊樹浦一條小巷里聚集了一群失魂落魄的黃埔生，他們先后與組織失去了聯系，有黃雍、許繼慎、余灑度、董朗等，多數都是黃埔軍校的第1、第2期畢業生。在譚平山的指引介紹下，他們找到了從德國回來的鄧演達。譚平山在大革命失敗后受到黨內嚴厲批評，于失意中脫了黨。在鄧演達的倡導下，流散在上海的黃埔生，組織了“黃埔革命同學會”，由余灑度、陳烈、黃雍等負責。不到半年，就聯絡上了廣泛的黃埔同學，其中有手握兵權的陳誠、周至柔、羅卓英等人，一時間影響遍布全國。這個完全不同于國共兩黨的組織，被人稱為“第三黨”。
第九章軍校黨爭(10)
　　這個“第三黨”組織在軍事上雖然有相當的力量，然而沒有政治理論，沒有領袖核心，還處于地下狀態，注定自保時連自保都不可能的結局。這樣一個烏合之眾的小圈子，后因舉事不當，于1931年夏被蔣介石很快一網打盡，所有參加活動的黃埔生，全部押往南京。不過，在蔣介石的眼里，黃埔軍校的學生在政治和主義上只要無所求，還是可以為自己所用。于是，他大度地寬恕了所有學生，不僅不懲處他們，反而笑著說：“你們是學生，過去的錯誤不在你們，而在我校長。你們回來了很好，一切重新來。”臨走時又送衣物又送錢，竟是“寬厚有加”。走到這一步，這些黃埔生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在鄧演達倡導下建立的黃埔軍校中間派“黃埔革命同學會”，其成員被蔣介石全部逮捕后，原來的聯盟紛紛瓦解。蔣介石的“寬宏大量”，使得那些試圖走出第三條道路的黃埔學生只能表示“慚愧”自新。看來黃埔軍校的學生互相之間只能成為朋友或者對手，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這些人后來形成了一個黃埔同學中新的小圈子，名曰“自新派”。從此，其中幾十名共產黨員，便和中共情斷義絕，在蔣系黃埔勢力中，形成了一個小小的“自新派”。這些人中有宋希濂、覃異之等。
　　當年黃埔島上的師生不曾想到，他們的“黨爭”會演變成為曠日持久的內戰，或敵或友，時分時合。黃埔師生自決裂分成敵對勢力后，常有交手機會。黃埔生同窗之間畢竟彼此太熟悉了，對陣時甚至連對方的乳名都叫得出來：“二娃子，有種的，你就站出來!”“三狗子，你替老蔣賣命，你可壞了良心啊!”接著就是槍對槍地一陣子對射。
　　10年內戰開始時，共產黨方面總是處于弱勢。1934年末，黃埔一期生劉疇西率紅10軍團在浙贛邊遭到黃埔同期同學俞濟時的“圍剿”。兩個月余，1935年1月劉疇西、方志敏被捕。俞濟時在校時與桂永清交往甚好，桂是劉的老鄉，所以俞和劉也很熟。俞濟時想都沒想要給老同學開點后門，當衣衫襤褸、凍得發抖的劉疇西被帶到身穿將軍大氅、烤著炭火的俞濟時面前時，俞濟時優越感頓生，連寒暄都沒有，揮揮手，就讓人把劉疇西押走了。同學黃維后來聽說此事，對俞濟時大為不滿，當面損他：“那么冷，你也該叫老同學吃頓好飯，穿件棉襖嘛!大家同學一場，你也太狠心了。況且疇西在東征中已截去了左臂。”后來蔣介石多次派黃埔同學做劉疇西的策反軟化工作，但最終無果。1935年8月，劉疇西在南昌百花洲英勇就義。
　　解放戰爭開始后不久，國共兩軍的強弱勢力顛倒了過來。1946年，胡宗南對晉南大規模進攻，其對手就是老同學陳賡。陳賡是太岳縱隊司令員。胡宗南用11個師與陳賡4個旅交戰，卻一次次栽了大跟斗。陳賡每捉住敵高級將領，就說：“我是陳賡，和你們胡長官黃埔同期!”陳賡雖不開后門私放俘虜，但黃維說的那個“一頓好飯，一件棉襖”的同學待遇還是能落實的。
　　1948年9月，遼沈戰役開始。敵對雙方戰地主帥都是黃埔師生。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是黃埔教官，副總司令杜聿明、鄭洞國、范漢杰皆為黃埔一期生；共產黨主帥林彪是黃埔四期生。雙方主帥都是抗日名將：平型關之戰與昆侖關之戰早使林彪和杜聿明威名遠播。而在昆侖關擊斃日本旅團長中村正雄，就是榮譽第1師師長鄭洞國部下所為。昔日的校長蔣介石在美國的幫助下，在抗日戰爭剛結束時，陸續將7個軍運到東北，其中包括國民黨的王牌軍，五大主力中的兩個。蔣介石拉開架勢，準備在東北“教訓”一下林彪這個敢于冒犯校長的黃埔弟子。
　　還在國民黨軍剛進東北之初，當時的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曾一鼓作氣攻占山海關，奪取沈陽，向四平、本溪進擊。而林彪得到命令“化四平為馬德里”。四平保衛戰正式打響，國共兩軍不斷增兵，戰斗日趨激烈。國民黨軍兵力增加到10個師，林彪漸感不支，因為形勢于己不利，他指揮部隊悄然撤出四平。林彪撤退到松花江以北，養精蓄銳。幾個月后，林彪元氣恢復，又與他的黃埔師兄杜聿明大打出手，逐鹿東北。而占領了長春的杜聿明，沒想到他的小師弟會再起波瀾。結果林彪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使杜聿明損兵折將4萬人，兩個人的優勢地位逐漸逆轉。而林彪也趁機發起夏季、秋季和冬季三大攻勢，共殲滅杜聿明40萬兵力，收復城市77座，迫使蔣介石不得不調換風云一時的杜聿明。
第九章軍校黨爭(11)
　　接替杜聿明的是資格更老的黃埔教官陳誠，但是他也未能制止昔日的學生、今日的對手。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仍任司令員兼政委。8月，東北野戰軍成立，林彪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麾下總兵力已達105萬人。
　　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當時“英名”正盛。國民政府組建中國遠征軍時，衛立煌出任中國遠征軍總司令。在攻擊戰略要地騰沖的反攻戰中，他靈機應變，巧妙部署，取得了成功。此舉在國際上引起了反響。發行量很大的美國《時代》周刊做了專題報道，在封面上刊登了衛立煌的照片，題為《常勝將軍衛立煌》。然而在東北，林彪卻讓他這個“常勝將軍”和黃埔教官輸得老本都沒了。
　　林彪在其軍事生涯中，表現出了杰出的軍事才能，斯大林稱他為“天才戰將”，蔣介石稱他為“戰爭魔鬼”。遼沈戰役開始后，林彪揮師攻破東北咽喉要地錦州，生俘副總司令范漢杰上將，而范漢杰也是他的黃埔師兄，與杜聿明是同期同學。接著林彪以傷亡約7萬人的代價，殲敵近50萬人，這也包括黃埔一期畢業生鄭洞國。短短的52天時間，47萬國民黨精銳部隊土崩瓦解。杜聿明從秦皇島跑到葫蘆島，隨撤退的國民黨士兵一同逃離黑土地。衛立煌在倉皇逃離沈陽的路上，想起11年前去洛陽開會，路過延安，參觀完“抗大”后，又去了二十里鋪看望平型關戰斗中受傷的林彪。他想給林彪送點禮，沒準備，臨時湊了600元錢，又覺得拿不出手，挺遺憾。這回都給補上了，他把從美國討要來的大批軍事裝備全留給了林彪。林彪勝利結束遼沈戰役，國民黨軍在東北輸了個精光，衛立煌、杜聿明、范漢杰、鄭洞國及麾下等一大批黃埔名將，全被林彪打得一敗涂地。蔣介石氣得捶胸怒斥他們：“林彪是黃埔四期的，可你們是黃埔一期的！師兄打不過師弟，老師打不過學生。”
　　陳賡于1948年率部參加淮海戰役，參與圍殲黃維兵團。是役，杜聿明、黃維等另一陣營的黃埔門生，在戰俘營中見到了成為勝利者的老同學。
　　1949年1月，東北野戰軍改稱第4野戰軍。林彪率大軍南下，向中南挺進。11月，林彪與黃埔的又一個教官白崇禧決戰于廣西，結果殲滅白崇禧部主力17萬余人，解放廣西全境，白崇禧垂頭喪氣地逃往海南。林彪率部長驅直下，橫掃國民黨千軍萬馬。蔣介石的愛將們，林彪的師兄師長們都被他掀落馬下。
　　1959年9月，林彪任國防部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特赦令，釋放第一批在押的國民黨戰犯，這里面就有林彪的師兄杜聿明。10天后，當年的黃埔教官、現在的新中國領導人周恩來、陳毅等接見了這些特赦人員，其中杜聿明、宋希濂、周振武、王耀武、鄭庭芨、楊伯濤、黃維等是黃埔生。杜聿明對周恩來說：“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跟老師干革命，走到了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負老師的教導，對不起老師！”周恩來回答說：“不能怪你們學生，要怪老師沒有教好。”
　　身為國防部副部長的陳賡將軍，也特約杜聿明、黃維等人到四川飯店
　　左起：黃埔同學宋希濂、侯鏡如、肖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韓浚、黃維在1978年6月于武漢合影。
　　吃飯。昔日黃埔同窗暢談、痛飲達3小時之久。杜聿明等黃埔生開始了他們后半生的歷史抉擇。
　　黃埔軍校中的國共兩黨軍人，從1924年7月蔣介石開除共產黨員宣俠父開始，一直打到1949年蔣介石退據臺灣島，除了抗戰期間黃埔生曾共同對敵，其余時間多是相互對罵、對打，惡語相向，兵戈相見，拼殺了近20年。隨著新中國的建立，本該天下一家，接著卻又一次被一道窄窄的海峽隔離，兩岸雙方在敵視對罵中又相峙了幾十年。直到蔣介石、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相繼去世，特別是當世紀之交國民黨在臺灣成為在野黨，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后，國共兩黨從祖國的統一大局出發，之間的對罵聲才逐漸減弱下來。曾經一同高擎“愛國、革命”之旗的人們，再一次以黃埔精神的名義、以祖國統一的名義走到一起。
第九章軍校黨爭(12)
　　風云變幻，演化著人間滄桑；大浪淘沙，書寫出人生軌跡。一校同學情誼的反復破裂與縫補，折射出在大動蕩時代國家被割裂、同胞被拆散所經歷的巨大傷痛。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凡是愛國的中國人，都應該為祖國的統一而努力奮斗。”創立黃埔軍校的初衷，便是建立革命的軍隊，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實現中國的統一。只有當中華民族實現完全統一和偉大復興的那一天，孫中山先生創立黃埔軍校的初衷，黃埔同學們走進校門的理想，才算得以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