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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中蘇關系演變的大致脈絡是，兩黨關系由意識形態分歧公開化到關系破裂，兩國關系由逐漸惡化走向敵對。總體上看可以分為兩大階段：1、1960-1964年。這一階段中蘇兩黨公開論戰，中蘇邊界爭端肇始，還發生了嚴重影響兩國關系的新疆伊犁塔城地區6萬多邊民逃往蘇聯的事件。中蘇關系持續惡化。此期有兩個時段值得注意，其一，1960年中-1961年中蘇兩黨都有意修補分歧，防止關系破裂，中蘇關系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緩和期。但是由于中國此時“以團結為重”的對蘇方針，實際建立在爭取赫魯曉夫改變方向向中國立場趨同的基礎之上，這即決定了兩國最終還是失去了彌合裂痕的機會。其二，1964年，毛澤東在內政方面提出要警惕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問題，開始考慮發動一場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在外交方面提出對蘇防衛作戰問題，思考調整中國的對外防御戰略。內政外交的互動，使得這一年成為中蘇關系走向敵對的轉折點。2、1965-1969年。在這一階段中蘇兩黨圍繞莫斯科三月會議和援越問題展開新一輪爭論和沖突，到1966年3月兩黨關系破裂。文化大革命運動渲染出濃重的反蘇修氛圍，中蘇兩國關系進入敵對階段。隨著中蘇邊界沖突的逐步升級，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兩國關系一度瀕臨戰爭邊緣。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到1970年初中美關系解凍，中國開始聯美抗蘇，中蘇同盟徹底破裂，兩國關系最終由敵對轉入對抗。
　　1960年代中蘇關系的內核已發生變化，兩國關系注入了更多的國家利益沖突的因素，原來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斗爭開始逐步向以國家利益為主的斗爭轉化，并且加入了新的軍事沖突的因素。
　　一、中蘇兩黨分歧的公開
　　關于中蘇兩黨分歧公諸于眾的問題，過去中國方面一直指責蘇聯在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中發表中立立場的聲明，是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向世人公開了中蘇之間的分歧。這種指責有失公允。塔斯社9月9日的聲明可以說反映了中蘇兩國方針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釋為是雙方在做表面文章。作為一種策略，同盟國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場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政府無論在開戰、停戰問題上，還是在整個和平談判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毛澤東從來不曾指責斯大林暴露了雙方的分歧。因此，說蘇共以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蘇兩黨的意見分歧，根據不足。
　　1960年2月，在莫斯科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上，中國政府派出的觀察員康生在發言中特別提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當然都不能對中國具有任何約束力。”這實際上是不指名地警告蘇聯，不要在裁軍問題和其他問題上代替中國承担義務。《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講話。蘇聯方面對此非常不滿，認為中國方面將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會議上討論的東西公布出去了，實際上也是將中蘇分歧向西方世界公開了。這種指責也有失片面，道理同上，“不承担義務”的說法，客觀上使社會主義陣營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
　　實際上，中蘇雙方通過報刊或會議，公開講述各自在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雙方的分歧，而這一點是從1960年初漸漸開始的，到中共紀念列寧誕辰的三篇文章發表，已經十分引人注目了。
　　不過，第一次正式對外界說明中蘇兩黨在一些重大理論和方針問題上存在分歧，還應該算是中國黨1960年6月5-9日在北京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的做法。會上，中蘇工會代表團圍繞會議報告和決議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其間，中共中央召集17國工會共產黨和工人黨黨員負責人舉行座談會，闡述中共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觀點。當會議因蘇聯與東歐國家代表中途退場夭折后，中方代表采取了積極開展活動，直接與各國代表接觸，宣傳中共觀點的方針，發動群眾簽名，聯合提出支援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斗爭、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爭、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會議曾一度失控。
　　對于這次世界工聯北京會議，蘇聯方面批評說，中國在群眾性非黨組織的世界工聯會議上公開鼓動反對蘇共的觀點，使中蘇兩黨分歧滲透到了資產階級的報刊上。這種認識是比較客觀的，可以說，中國率先在世界國際社會組織中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另外，對于蘇聯來說，中方代表在事先不與其通氣的情況下召開座談會批評蘇共的論點，不啻于是對他們搞了一次突然襲擊。由此，事實上直接導致了蘇方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對中共代表團的突然襲擊。
　　二、蘇聯對新疆的影響與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1962年春夏，在中國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及所屬塔城地區，發生了6萬多中國邊境居民非法越過邊境逃往蘇聯、部分群眾于5月29日沖擊州政府的伊塔事件。這起中蘇關系史上重大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在于蘇聯因素的作用。
　　其一，蘇聯對新疆尤其是伊犁州地區有著深厚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影響。
　　其二，蘇聯在新疆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蘇聯僑民及其所構成的龐雜的社會關系網。與散居于中國東北、上海等地的蘇僑不同，在新疆的蘇聯僑民人數眾多、居住集中。1954年在華蘇僑總數為14-16萬人，其中新疆8萬人。到1950年代末，新疆蘇僑人數已達12萬人左右。這些僑民與當地的維吾爾、哈薩克等族群眾有著族源關系，并且有強大的蘇僑協會為支撐，其勢力和影響遠非其他地區的蘇僑可比。新疆及伊犁黨政領導機關中的蘇籍干部是這個基礎的核心。
　　其三，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中蘇兩黨分歧逐步加深，兩國關系逐漸惡化的背景下，蘇聯對中國新疆的政策發生了變化。
　　第一、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加快了在中國公民中非法大量發展蘇僑的步伐。以伊犁州為例，1953年該地區共有蘇僑86757名，1954年遣返蘇僑工作開始后至1959年，共遣送去蘇132873人，其中蘇僑86890人。如此看來，略去此6年蘇僑人口自然減少和增長的數字不計，伊犁州的蘇僑至此已全部遣返完畢。但是統計數字顯示，1960至1963年，伊犁州仍有蘇僑11310人。
　　第二，蘇聯領事館改變了以往在蘇籍干部退籍問題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類人辭退其在新疆各地區黨政機關中所担任的職務。由于蘇籍干部基本都不是漢族人，少數蘇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分子，他們成為蘇聯在新疆進行各種非法活動的中堅力量。
　　第三，蘇領館及蘇僑協會開始利用新疆、特別是伊犁州黨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以及人民生活出現的暫時困難，積極、主動地進行挑撥性、分裂性宣傳，鼓動中國邊民去蘇聯。蘇聯方面則利用蘇中郵件往來及廣播宣傳，鼓動中國公民去蘇。
　　第四，1962年4-5月，蘇聯方面直接參與了煽動并接應中國邊民外逃的活動。
　　伊塔事件之后，為了徹底肅清蘇聯的影響，中國方面全面清理在華蘇僑。這樣，到1966年，新疆還有蘇僑201人。這些未走的蘇僑不僅人數寥寥，而且實際上還處于受監控之中。蘇聯在新疆的社會基礎表面上被鏟除了。但是十余年來蘇聯在新疆大量發展僑民，以及蘇僑的大批遣返，返國蘇僑與其在新疆的龐雜的社會關系網之間的互動關系，已為蘇聯影響的滲入積儲了深厚的土壤。中蘇分裂后，這種影響成為導致新疆地區社會心理動蕩、民族分離情緒升溫的新的潛在性因素。隨著中蘇雙方政策的變化，蘇聯中亞地區的各加盟共和國從某種程度上成為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加油站、大本營，中國的新疆則從中蘇友好的基地、戰略大后方變為中國對抗蘇聯修正主義的中心，伊犁更成為反修前哨，兩國關系惡化的進程由此而推進。
　　三、毛澤東對蘇安全戰略思路的轉變
　　1964年是毛澤東思考并決心調整中國對外防御戰略、改變國內經濟政治方針的轉折點。這一年，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論戰的升級，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蘇聯在中蘇邊界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調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的再認識。
　　蘇軍從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后開始大量進駐該國。1964年2月至8月，中蘇兩國邊界談判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在此期間，蘇共中央做出決議，要求刪除和修改蘇聯一些教科書、學術著作和歷史地理地圖在蘇中國境線確定問題上的錯誤，以正確的立場闡述蘇中關系和蘇中國境線劃分的歷史。與此同時，蘇聯開始大力加強駐蘇中邊界的部隊。
　　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迫使毛澤東開始考慮蘇聯對中國安全利益的威脅問題。1964年2月，他在會見金日成時就談到：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還有打仗”這一條。盡管這時毛澤東認為蘇聯大規模進攻中國還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來，與美國的威脅相比，蘇聯的威脅似乎更為現實，也更加緊迫，因此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而毛澤東所說的準備，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就是開始思考軍事防御戰略的調整問題。
　　1964年4-6月，毛澤東一方面將國民經濟三五計劃的主要目標由解決“吃穿用”問題扭轉為以戰備為中心，提出了要下決心搞三線建設，各省都要建立軍事工業的思路；一方面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頂南放”的戰略防御方針。“北頂南放”的軍事防御設想是，從北面頂住美國聯合日本對中國發起的進攻，而放其從南面進入中國。這種方針實施的基礎在于中蘇關系尚未破裂，中蘇同盟尚且存在，中國的軍事防御可以以蘇聯為依托。但毛澤東這時已認為蘇聯不可倚靠，他在考慮失去這個依托后，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因此提出：如果南邊放，他不進來，而北面又頂不住，怎么辦？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認為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領北京；敵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
　　毛澤東此時已從戰略防御問題上關注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7月，他特別指出：我們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面作戰的準備。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對蘇防衛作戰問題。9-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對三北地區重要地段進行戰役勘察時，特別注意勘察了當年蘇軍實施遠東戰役時主攻方向的進攻路線和日軍構筑的工事。根據毛的指示，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國設防重點轉到北面，全軍要調2/3的工程建筑團到北部設防。賀龍等人還研究了東北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作戰的指導原則等問題。
　　由此，中國加強備戰，進行對內對外戰略方針調整的基點實際已不完全是為了防備美國對中國的侵犯；中共中央將三線地區作為全國的戰略大后方，其出發點也已不僅是針對來自美國的威脅，而且還帶有了防備蘇聯的成分。以1964年為轉折點，1965年初越戰升級后，中美通過信息溝通達成了雙方地面作戰部隊不越過17度線的默契。在毛澤東的考慮中，美國已經構不成對中國的主要威脅，更大的戰爭危險可能來自于北方的蘇聯。4-5月，中央軍委作戰會議重新規劃了中國的戰略戰役方向，華北、東北和西北“三北”地區第一次與東南沿海地區一起，成為主要的戰略防御方向。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軍事防御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了由南向北的轉移。對蘇防御已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一個重點。
　　四、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與沖突
　　中蘇在對越援助問題上的矛盾沖突，開始于1965年蘇聯大規模援越之后。應該說，中蘇兩國攜手援越對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是一件好事。但此時中蘇關系惡化的現實，已將兩國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從蘇聯方面來說，要向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滲透、實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與中國關系進一步惡化的形勢下，蘇聯必須緊緊籠絡住越南這個盟友，才能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全包圍態勢，以保證自己在中美實現和解后不至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就中國方面而言，要讓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南問題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范圍，進而合拢其對華包圍圈。而對于越南來說，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決定與蘇聯結盟，但為了不失去中國的最直接、最及時的援助，還是在中蘇對峙中一直努力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態度。這種種因素，決定了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攜起手來共同行動，而且還注入了相互較勁、爭奪越南的利害沖突的成分。
　　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大目標下各行其是的同時，因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對越援助的過程中發生接觸，進行某種形式的協作，糾葛即由此而生。特別是，由于越南力爭得到中蘇雙方的最大援助，使得中蘇兩國在協作時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的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的的變化過程大體可以分為1965-1969年和1970-1972年兩個階段；其內容主要為：中國拒絕蘇聯關于采取“聯合行動”的建議，中國反對蘇聯派志愿軍援越，中蘇在實現蘇聯援越軍事行動計劃上的糾紛，中蘇在援越物資過境問題上的糾葛等。
　　總體觀之，1960年代中后期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是被動的配合，雙方矛盾尖銳，紛爭不斷。不過，這種狀況并未嚴重地影響和阻礙兩國援越抗美進程的發展。1970年代初，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諸如中國對外戰略方針調整逐步完成；中國隨越南戰爭形勢的變化與發展加強援越，幫助越南搶運物資到南方，促進戰爭及早結束，以實現既定的聯美抗蘇戰略目標；中國顧及到蘇越關系的發展將使自己在中蘇越三角關系中處于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過度反感；以及中蘇開始邊界談判，兩國邊境形勢趨向平穩等等，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沖突較之60年代中后期有所緩和，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上基本以配合為主，糾葛雖依舊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
　　此期盡管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問題上矛盾根深蒂固，沖突接連不斷，但是兩國的援助量都是相當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而且，無論中蘇之間有什么矛盾，沖突到何種程度，最后的受益者卻是越南。只是，隨著蘇越關系趨向密切，中越關系逐漸步入低谷，蘇聯最終填補了美國撤離越南后的空白。中國實際處在了一種新的不安全的周邊環境之中。
　　五、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
　　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中蘇邊界沖突逐步升級，次數、范圍、形式和規模都發生了變化。中蘇東段邊界的吳八老島、七里沁島和珍寶島的沖突最為激烈，成為邊境沖突的焦點。中蘇邊境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面對這種形勢，中國在解決邊界沖突的決策上可以有幾種選擇：1、準備用武力打擊阻撓中國邊防軍上島的蘇軍，不惜發生嚴重的武裝沖突乃至熱戰。2、維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3、采取克制態度，維持現狀，中國部隊不進入有爭議島嶼，只進行外交斗爭，爭取不使邊境沖突升級，不與蘇聯進行武力對抗。此時處于文革運動中的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有反蘇激情，加之內政外交決策都由毛澤東一人決斷，采取第一種武力反擊蘇聯的方案已成為必然，問題只在于時機和地點的選擇。
　　1968年1月中央軍委電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斗則已，斗則必勝”。這樣，從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沖突程度的嚴格控制及調整下，中國邊防軍在一系列邊界事端中只做出有限的反應，采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
　　最終選擇于1969年3月初在珍寶島地區對蘇實施軍事打擊，有幾種考慮：
　　其一，時間的選擇。1969年春中共著手籌備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鑒于中共歷次代表大會都要提出新的任務和方向，就毛澤東看來，選擇在“九大”召開前對蘇實施打擊，對進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針，通過邊境事件強調團結，消除派性斗爭，穩定國內局勢最為有利。

　　其二，地點的選擇。1968年中期曾考慮在綏芬河對蘇實施打擊，因該地蘇方的重要哨所靠近中方，作戰時易于拿下。故第16野戰軍上到綏芬河。但最終選定珍寶島。一方面，該島在1964年的邊界談判中已被劃歸中國，估計蘇方不會為此島嶼做出過分強烈的反應；一方面，該島又是蘇軍自1947年以來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島嶼，在這里進行反擊比其他島嶼造成的影響要大。總之既要引起反響，造成某種緊張局勢，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數。以此，選擇在珍寶島作戰最為有利。
　　其三，對蘇聯反應的估計。中國方面做出此時對蘇實施軍事打擊的決定，應該還建立在一種對局勢的估計之上，即認為蘇聯這時不會為此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因為它還沒有為進攻行動建立起可靠的基地。
　　其四，不排除毛澤東還有一個考慮，就是要繼續干擾蘇聯對國際共運的領導權。1969年1月東歐國家七黨舉行會議，66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籌委會會議將于3月在莫斯科舉行。毛就是要破壞這個會議，給蘇聯搗亂。
　　這樣，到1969年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斗爭方案，沈陽軍區、總參謀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毛澤東在聽取匯報后同意。中共中央批準。1969年2月，總參和沈陽軍區都下達了準備采取反擊戰斗的指示。至2月末，中國方面已對在珍寶島地區進行反擊戰問題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蘇珍寶島武裝沖突爆發。
　　珍寶島事件之后至10月中蘇邊界談判開始之前，中蘇之間分幾個階段展開了數個回合的較量。1969年10月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由于毛澤東已確定調整中國的外交戰略，由兩個拳頭出擊轉向聯合美國，集中力量對付蘇聯，所以這時的談判更多的是在對美打蘇聯牌。

　　1969年初以來，美國也開始向中國發出緩和關系的信號。珍寶島事件發生后，美方立即注意到并著手研究對策。毛澤東做出打開中美關系僵局的重大決策，改對美蘇兩面作戰為聯美抗蘇。1970年代初，中蘇關系由敵對走向了對抗。

李丹慧 2013-08-28 10: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