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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紀上半葉保加利亞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
　　1997年，保加利亞“克利門特·奧赫里茨基”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日記》（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 София,1997）。全書794頁，正文591頁，照片90幅。
　　日記記載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經歷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國法西斯誣告參與“國會縱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后開始寫日記。1934年2月，季米特洛夫獲救后來到蘇聯，出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共產國際解散后成為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負責人[1]。1945年11月回到保加利亞，担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工作。1949年2月重病住院和去蘇聯治病后，停止記日記。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病逝后，其12本日記一直秘密保存在原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黨務檔案館。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亞發生劇變后，隨著大量檔案解密和公諸于世，季米特洛夫日記中的部分內容開始出現在地攤小報和書市上。為維護著作權利益和保存日記的完整性，季米特洛夫的養子鮑伊科·季米特洛夫作為繼承人倡議并籌劃公開出版這部日記。自1991年起，由4位專家組成的編審小組開始工作。鮑伊科寫了致讀者序言，編委會作了編審說明，伊爾喬·季米特洛夫院士撰寫了長篇文章《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日記》。
　　這部日記反映了30-40年代季米特洛夫的政治活動和私人生活情況，及其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同時也記錄了他同蘇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交往的情況，同世界各地社會活動家和共產黨領導人的通訊和談話。毫無疑問，這部日記是了解和研究此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特別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是，在季米特洛夫這部日記中，有相當篇幅反映了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情況。日記中提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王明、張國燾、林彪、蔣介石等近30個中國歷史人物的活動，收錄了關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及其兩黨領導人的文件和材料，共產國際同毛澤東、王明等中共領導人之間的往來電報，季米特洛夫與中共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以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討論中國革命的情況等，其中對西安事變、皖南事變、延安整風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都有較詳細反映。尤其是關于中共黨史和近代史中一些頗有爭論或疑義的問題，例如斯大林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指示，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中共軍隊的物質援助，蘇共對皖南事變的立場和對策，中國是否向蘇聯提供了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等等，日記中都有十分明確的記載。因此，這部日記對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歷程的研究，也是十分珍貴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史料。故從中選編有關中國問題的部分內容，發表于此，供研究者參考。[2]
　　1936年8月31日
　　撰寫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的文章。[3]
　　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宮。
　　討論中國問題。
　　建議：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劃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
　　1936年9月11日
　　1、確定對中國問題的決定：
　　“（1）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劃，即占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
　　（2）事先決定在中國紅軍攻占寧夏地區后將提供1.5-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做準備。”
　　1936年9月20日
　　與烏里茨基[4]、阿格拉諾夫[5]等開會討論對中國的援助問題。
　　（向政治局寫關于貸款等的書面報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
　　“……應該改變對中國工作的決定。目前不能搞蘇維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國防政府，以保衛中國人民的獨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蘇維埃，但不是作為政權機構，而是作為群眾的組織。不搞沒收。您起草一個初稿。我們再看看！”
　　同伏羅希洛夫談對中國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決定。
　　1166噸箱裝貨物。[6]
　　由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
　　已給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
　　50萬美元，
　　5000盧布
　　（其中15萬美元已用于訂購外國制式的飛機）。
　　484名相關專業的軍人（駕駛員、技術員、指揮員）將列入新疆政府服役。
　　遠征隊隊長為莫云科夫大校。
　　1936年12月9日
　　博戈莫洛夫[7]來見，談到：
　　1）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將繼續下去；
　　2）南京不會再做出重大的領土讓步；
　　3）中國將對日作戰；
　　4）統一戰線運動正在迅速發展；
　　5）蔣介石將在對日本開戰前夕并同蘇聯協商后才下決心同共產黨和解；6）蔣介石不會在西北追剿紅軍。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已近乎是共產黨員。
　　1936年12月13日
　　有關于張學良的部隊在陜西起義的報道。逮捕了蔣介石。
　　斯托馬尼亞科夫[8]來見。他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蘇聯應該謹慎和巧妙地對待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反蘇運動。
　　1936年12月14日
　　2. 關于中國工作的會議。
　　把鄧發的報告送給斯大林。
　　請他對我們的中國同志的立場提出意見。建議是：
　　“建議他們采取自主的立場，宣布反對內訌，堅持和平解決沖突，爭取和解和協同行動，在強調共產黨在致國民黨的信和毛澤東答記者問中所持立場的同時，爭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各黨派發表民主宣言。”
　　深夜12點，斯大林來電話：
　　“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生的嗎？
　　（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們那里做什么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
　　（我不知道有這種事！）
　　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隨后莫洛托夫來電話：
　　“明天下午3點半請你們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來，我們一起討論中國的工作。只有您和馬努伊爾斯基[9]，別人不用來！”
　　1936年12月15日
　　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
　　（有庫西寧[10]、馬努伊爾斯基、莫斯克文[11]、王明、鄧發、愛爾科利[12]、曼達利揚[13]參加。）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宮見“五人小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14]。）
　　對中國事件交換意見。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發以下電報：
　　“復電建議你們采取以下立場：
　　一、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并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二、由于這一行動已經做出，我們應該考慮現實情況。中國共產黨要堅決宣布在下列基礎上和平解決這一沖突：
　　1、通過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抗日運動的代表人物參加政府，進行政府的改組；我們在草案中建議的文字為：“由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抗日運動的最杰出活動家來改組政府”；2、確保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在反對日本侵略的斗爭中同紅軍建立合作關系；4、與同情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最后我們建議不要提出“與蘇聯結盟”的口號。”
　　1937年1月13日
　　晚上同中國人在一起。
　　1937年1月16日
　　送給斯大林致中國共產黨的電報草稿（修改黨對于同國民黨協同行動的路線。）
　　1937年1月19日
　　在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15]、日丹諾夫[16]、葉若夫[17]）。
　　對中共中央的指示：
　　1）對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內戰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針———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為反對日本侵略而斗爭。
　　2）詢問中央是否已認識到是從蘇維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時轉變，并由此得出一切結論的時候了。
　　1937年2月5日
　　答復中共的電報（關于告國民黨中央全會書）。
　　莫洛托夫（用專線電話）——中共中央的建議可以接受。
　　（我按此意思修改復電稿。）
　　1937年3月23日
　　關于中國的會議。
　　給中共中央關于張國燾問題的電報！
　　1937年3月26日
　　同蔣介石之子談話。
　　蔣介石之子啟程回國去見其父。
　　1937年3月28日
　　蔣介石之子來電：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熱忱的布爾什維克的問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
　　1937年4月13日
　　致斯大林的信，關于中國西路軍問題。
　　1937年7月7日
　　與剛到達的中國同志談話：王稼祥、王明、鄧發。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產國際書記處的決定已經過時了。
　　“這就是人們坐在辦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結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強對托派的斗爭”（決定中的話）。“這是不夠的。托派必須追捕、槍斃、消滅。他們是全世界的奸細、最惡毒的法西斯走狗！”
　　（1）對于中國共產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領導地位。
　　（2）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戰爭，而不是土地革命、沒收土地。
　　（稅收必須有利于戰爭。）
　　中國共產黨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前是沒收一切，現在是什么都不沒收。
　　（3）口號就是一個：
　　“爭取中國人民獨立的勝利戰爭。”
　　“爭取自由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
　　（4）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
　　（5）現在中國人所處的條件比我們在1918-1920年時的條件更加有利。
　　當時在我們這里，國家在社會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國，民族革命、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把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了。
　　（6）中國有巨大的人力資源，我認為蔣介石說中國將取得勝利是對的。只是必須在已經打響的戰爭中堅持下來。
　　（7）因此必須創建自己的軍事工業。
　　生產飛機。飛機容易生產，但是運輸很困難。
　　（我們會提供制造飛機的材料!）必須創立飛機制造業。
　　還要生產坦克。
　　（制造坦克的材料我們能夠提供！）
　　如果中國有自己的軍事工業，誰都不可能戰勝它。
　　（8）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3個師。
　　這可以通過建立后備團的形式做到，以便補充現有的師。
　　必須建立新的團隊。要日夜進行軍事訓練。
　　（9）在八路軍還沒有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擊他們必須炸毀日本軍隊的交通線、鐵路橋。
　　（10）不管英國還是美國，它們都不愿意中國勝利。出于它們帝國主義的利益，它們害怕中國勝利。
　　中國的勝利將影響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們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許中國站起來。
　　它們希望有日本這條拴起來的狗嚇唬中國，就像過去嚇唬沙皇俄國那樣，但是不希望這條狗有獨吞獵物的可能。
　　（11）對于中國的黨代表大會來說，討論理論問題是不適宜的。理論問題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戰爭結束以后。
　　談論中國發展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現在比起過去，機會更少了。
　　（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正在發展嗎！）
　　（12）建立民族革命聯盟的問題遲遲未決。
　　（13）在武漢的八路軍和黨的合適的代表。
　　1937年11月13日
　　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最后一次談話。
　　[1] 在共產國際解散的同時，成立了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為避免引起西方國家的猜疑，莫斯科任命什切爾巴科夫為部長，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為副部長，但該部的實際工作由季米特洛夫主持。
　　[2] 文中的黑體字為原文所加，注釋除特別標出外為編者所加。
　　[3] 該文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15周年》，刊載于《共產國際》雜志1936年8月號。——原注
    [4] С.П.烏里茨基，時任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
　　[5] 雅科夫·薩烏洛維奇·阿格拉諾夫（1893-1938），時任蘇聯副內務人民委員。
　　[6] 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7] 德米特里·瓦西列維奇·博戈莫洛夫（1890-1937），時任駐中國公使。
　　[8] Б.С.斯托馬尼亞科夫（1882-1941），時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
　　[9] 德米特里·扎哈洛維奇·馬努伊爾斯基（1883-1959），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
　　[10] 奧托·威廉莫維奇·庫西寧（1881-1964），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
　　[11] М.А. 莫斯克文（1883-1940），時任共產國際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席團成員。
　　[12] 愛爾科利，即帕爾米羅·托利阿季（1893-1964），時任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
　　[13] 曼達利揚，季米特洛夫秘書處工作人員。
　　[14] 缺席者為伏羅希洛夫。
　　[15] 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安德列耶夫（1895-1971），時任蘇聯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農業人民委員。
　　[16] 安德列·亞歷山得羅維奇·日丹諾夫（1896-1948），時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7]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1895-1940），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
　　（我們決定把王稼祥暫時留下作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
　　1937年11月14日
　　王明和康生動身。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馬努伊爾斯基被叫去見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國。
　　兩個方案：（1）國民黨和共產黨聯盟；（2）建立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的民族革命聯合會（其他黨派參加）。聯合會不要加入共產國際。
　　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
　　1938年10月19日
　　鄧發（通過耿丁[1]）1938年10月14日的來電：“飛行員訓練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夠獨立飛行了。訓練班將于11月5日結束。17名技師也在學習中取得了成績。但是督辦[2]只有已經超過飛行期限并在高速飛行時有危險的У-2型和Р-5型飛機。請撥給我們3架供高速飛行、轟炸和殲擊訓練的飛機。”
　　1938年10月20日
　　莫斯克文的來電：“有些國際縱隊隊員表示愿意去中國。愛爾科利和馬爾蒂[3]同志自己很猶豫，問我們對此的意見。”
　　致莫斯克文的電報：（1）“我認為只能作為例外同意某些特別合適的國際縱隊隊員去中國。你們最好就此問題與伏羅希洛夫同志商量一下。”（2）“請與耿丁談一下關于鄧發577號電報的問題。最好能滿足他對調撥教練機的請求。”（3）“關于耿丁郵件的問題，很明顯是出了誤會。你應該先把它們打開看看，把內容告知馬努伊爾斯基，以便你們能立刻處理必要的問題，然后再給我轉來。”
　　1939年2月14日
　　中國同志林彪（此地的名字是李廷）——八路軍115師師長、延安軍政大學校長。
　　他帶來了中共中央六中全會（1938年11月）的材料。
　　中共七大預定5月召開。
　　全會有40人參加（幾乎所有的中央委員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揮員和政委）。
　　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后方部隊、軍事學員等共有329000人。
　　每月從政府領取600000元。
　　需要：（1）錢；（2）武器；（3）干部。
　　在延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康生、陳云、任弼時。出席全會：周恩來、博古。
　　1939年5月20日
　　晚上，任弼時、林彪來，談中國問題！
　　對中共中央會議（5月末）的建議。
　　“主要火力集中對付投降派。
　　對共產黨人的迫害問題在中國人民面前要作為投降計劃的組成部分來看待。
　　基本問題是鞏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盟。
　　與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聯系，依靠群眾，孤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子，這是上策。”
　　1939年9月13日
　　周恩來到達（作手術和治療），帶來王明的信。
　　1940年1月12日
　　周恩來夫婦和任弼時夫婦來我家（沃爾科[4]、列娜[5]和孩子們在家）。
　　1940年1月17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
　　周恩來作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報告。
　　1940年1月19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
　　周恩來繼續作關于中國婦女運動的報告。
　　1940年2月23日
　　向斯大林同志發了關于給中國共產黨援助（35萬美元）的信件。
　　1940年2月24日
　　周恩來夫婦和任弼時夫婦來我家。
　　1940年2月25日
　　和斯大林同志通話，斯大林稱不能接見我去談中國問題，因為他很忙。沒有閱讀送去的材料。他說：“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
　　1940年2月26日
　　和中國同志開會研究聯絡問題。
　　同青年共產國際領導人談關于中國青年問題的決議。
　　1940年11月22日
　　在國防人民委員部鐵木辛哥[6]處。
　　闡明了中國的戰況以及蔣介石和中共之間的關系。
　　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7]和情報局長戈利科夫[8]少將出席。
　　同從中國抵此的電影導演和作曲家談制作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問題。
　　1940年11月23日
　　起草了給毛澤東的復電。把草稿交給了斯大林。
　　1940年12月26日
　　去鐵木辛哥處。
　　談中國問題（援助八路軍武器的可能性）。
　　1941年1月4日
　　潘菲洛夫[9]將軍來我處談中國東北（滿洲）事務。
　　1941年1月13日
　　致鐵木辛哥、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諸同志：
　　“共產國際執委會問題
　　應準許國防人民委員部把一組中國共產黨員共26人轉移到延安。
　　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大林”
　　1941年1月14日
　　中央委員會通知，關于把26名中共黨員轉移到延安去的決定已作廢。
　　1941年1月16日
　　戈利科夫（情報局）、潘菲洛夫（情報局）。比留科夫（哈巴羅夫斯克的遠東軍事委員會委員）來我處。開會商議了（中國）東北的事務（游擊隊伍和游擊隊組織）。
　　商定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局和派遣黨的工作者至東北。
　　……
　　國民黨和在中國的我方部隊之間的武裝行動。令人不安的消息。重新發生內戰的危險。
　　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如下內容的密碼電報：
　　“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我們新四軍的萬人以上部隊在葉挺[10]的指揮下由長江以南地區向北推進，但受到蔣介石派來的7萬人部隊包圍，雙方已血戰8晝夜。
　　在西北已集結了30萬名士兵，他們包圍了陜甘寧邊區，在其周圍建起了軍事設施，封鎖此邊區幾千里長的地方。
　　我軍有被全殲的危險。與此同時，蔣介石派了20多個師對我軍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4省的游擊隊根據地展開了大規模進攻。他們正準備在全國范圍內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反革命氣焰甚為囂張。我們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堅決反擊蔣介石實施的這種廣泛進攻。”
　　1941年1月17日
　　打電話給莫洛托夫，告之中國發來的電報。莫洛托夫答應把問題向斯大林反映，并對蔣介石施加壓力。
　　因同一事由還給鐵木辛哥去電。
　　1941年1月18日
　　我把私人信件發送給斯大林：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我們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得到的兩份密碼電報和蘇聯現有的情報表明，蔣介石顯然認為目前是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總攻的適宜時機，因此，他手下的將領們卑鄙地襲擊了新四軍，并將進一步采取針對八路軍和邊區的侵略行動。
　　無論中國共產黨人的處境如何艱難和危險，他們都不可能不反擊蔣介石對新四軍的強盜式進攻，也不可能不對蔣介石軍隊對八路軍和邊區的攻擊進行自衛。
　　假如蔣介石不終止其總的侵略行動，則不可避免地將燃起內戰。當然，這種戰爭只會對日本人有利。
　　為了避免這樣的內戰，在蘇聯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的同時，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這將對中國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輿論。我認為，這一運動應按下列兩種方式開展：
　　（1）在對中國友好的外國報刊上揭露中國反動派破壞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罪行。
　　（2）由中國人民的朋友（各種協會、組織、社會知名人士）向蔣介石發出抗議信，并向他和中國人民呼吁不應允許爆發內戰和分裂抗日統一戰線，不應允許日本人用“中國人的手”來征服中國。
　　我們有辦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關組織這一運動的指示轉達給我們的朋友們。
　　懇請告知您有關我們是否應采取這些步驟的意見。
　　順致友好的問候
　　格·季米特洛夫”
　　深夜我得知此信已被轉交給斯大林。
　　1941年1月20日
　　我同莫洛托夫談了中國問題。他對我說：“為了討論和采取相應的措施，對已發生的事我們應獲得更確切的情報。”
　　重慶消息（1941年1月17日）
　　“……今天蔣介石要求通過張沖將軍[11]把他的一項請求轉交給莫斯科，其內容如下：在第三區部隊和新四軍之間發生的事件應被看作地方性的軍事事變，不應賦予其政治意義，不應對其做出廣泛反響。他保證這一‘事變’絕不會影響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而且不會影響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繼續合作。新四軍的高級將領將被釋放。”
　　1941年1月21日
　　我同斯大林談了中國問題。
　　“葉挺是不守紀律的游擊隊員。應該看看他是否為此事件[12]提供了借口。在我國同樣有一些好游擊隊員，由于不守紀律和其他原因，我們被迫槍決了他們。”
　　“看來，3年時間呆在同一塊領土上的八路軍問題比這個要復雜。”
　　我們商定以后幾天討論這一問題。
　　1941年2月5日
　　給毛澤東發了下面電報：
　　“我們認為，（同蔣介石）決裂并非不可避免。你們不應采取分裂的方針。正相反，在依靠主張保存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的同時，共產黨應采取一切取決于它自己的行動，來避免決裂。請求你們重新審查自己的立場并告知你們的考慮和建議。”
　　1941年2月6日
　　把有關中國事務的信寄給了斯大林。告之發給毛澤東的電文，請求他接見我，以便對中國共產黨在當前局勢下的策略提出意見。
　　1941年2月7日
　　把林彪（八路軍115師師長和中共中央委員）有關中國事務尤其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關系的匯報寄送給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
　　1941年2月15日
　　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黨組織書記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伊萬諾沃州委會主席蕾舍托娃同志來我處。他們介紹了兒童院的情況。共有28個民族的兒童，中國組人數最多（39或41人），其次為德國組（21人）、保加利亞組（10人）等。
　　1941年2月22日
　　中國兒童抵達莫斯科（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子女）。
　　1941年2月24日
　　研究了中國東北問題。科甘、久津、普利舍夫斯基。向他們做了相應的指示。
　　1941年2月25日
　　情報局負責中國事務的戈利科夫稱，蔣介石建議由蘇聯向八路軍派遣顧問。
　　1941年3月5日
　　卡加諾夫（前駐中國武官）來我處。
　　通報了中國的局勢、蔣介石的立場以及國共兩黨的關系。
　　科甘[13]從重慶寄來由周恩來轉來的材料的大郵包。
　　1941年3月17日
　　久津[14]談有關中國東北的消息（關于游擊隊領導干部）。那里極不順利。
　　1941年3月26日
　　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阿爾菲羅夫上校（中國軍事學習小組負責人）談小組（6位中國同志）的工作。
　　久津和科茲洛夫[15]（校長）在座。
　　做了下列決定：
　　（1）課程延續至6月底；
　　（2）7月份放假；
　　（3）在8月初參加10天野營。
　　1941年4月3日
　　同中國的林彪同志談中國共產黨問題。
　　1941年4月7日
　　就中國問題同林彪詳細交談。他陳述了自己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的批評性意見。
　　1941年4月26日
　　同林彪談中國問題。
　　（蘇日條約[16]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
　　[1] 耿丁，共產國際執委會在遠東地區的聯絡員。
　　[2] 指新疆的盛世才。
　　[3] 安德列·馬爾蒂（1886-1956），時任共產國際駐西班牙的代表。
　　[4] 沃爾科，季米特洛夫的姐夫。
　　[5] 列娜，季米特洛夫的姐姐。
　　[6] С.К.鐵木辛哥（1895-1970），蘇聯元帥，時任蘇聯國防人民委員。
　　[7] К.А.梅列茨科夫（1897-1968），時任蘇軍總參謀長。
　　[8] Ф.И.戈利科夫（1900-1980），時任蘇軍情報總局局長。
　　[9] 潘菲洛夫，在蘇軍情報總局工作。
　　[10] 此處原文音譯為葉里海·霍尼納，可能是密碼的翻譯問題。
　　[11] 張沖（1899-1980），云南瀘西人，彝族。早年加入滇軍，抗戰時期歷任國民黨政府六十軍副軍長兼一八四師師長、新三軍軍長、云南部隊第二路軍指揮官。1946年到延安，后加入中國共產黨。
　　[12] 即皖南事變。
　　[13] А.科甘，共產國際機關工作人員。
　　[14] А.Г.久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
　　[15] С.С.科茲洛夫，時任共產國際學校校長。
　　[16] 指1840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同時兩國發表聲明，蘇聯宣布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則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1941年6月5日
　　給毛澤東發了以下電報：
　　“我們從這里難以提出任何軍事性的建議。但我們十分清楚的一點是：盡管存在許多困難，你們必須堅決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積極行動來反抗日本的進攻。中國人民民族戰爭今后的命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未來均取決于此。我們覺得周恩來在他6月1日的電報中提出的有關此種具體積極行動的建議是正確的、及時的。”
　　1941年6月21日
　　在周恩來從重慶發給延安（毛澤東）的電報中曾指出，蔣介石堅定地宣布德國將進攻蘇聯，而且還說出了日期——1941年6月21日。
　　各方面關于進攻即將開始的傳聞很多。
　　我們必須時刻警惕……
　　早晨致電莫洛托夫，請他們同斯大林談談局勢以及對各國共產黨做必要的指示。
　　莫洛托夫：“情況不清楚。在玩一個大把戲。并非一切取決于我們。我將同斯大林談談。假如有什么特殊情況，我會打電話。”
　　1941年7月2日
　　向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送交了關于向中國同志援助款項的建議，由于當前我們的中國軍隊的軍事行動具有特殊意義。請求提供200萬美元。
　　1941年7月3日
　　收到通知，我們關于給中國同志100萬美元援助的請求已獲批準。
　　1941年7月7日
　　通知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準，將分批寄出。
　　1941年7月9日
　　向中國發去我們的共同指示。建議中共中央討論這一指示、做出有關中國黨的結論并把有關此問題的決定通知我們。
　　1941年7月16日
　　寫信給莫洛托夫，談給中國共產黨秘密送援款事宜。
　　1941年7月18日
　　收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它通報了中國同志們將盡全力反對日軍從華北轉移去進攻蘇聯的決定。
　　他們請求獲得彈藥，以便展開更大規模的行動。
　　就上述問題我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1年7月20日
　　關于中共中央的電報莫洛托夫向我轉達了下列意見：
　　“我們同意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路線。關于彈藥現暫勿做出許諾。”
　　按此意思向中共中央做了答復。
　　詢問了毛澤東來自重慶的有關八路軍和中央軍之間發生新沖突的消息有何根據，以及在同國民政府的相互關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
　　1941年7月21日
　　同即將回國的中國同志（林彪和軍事小組）座談。
　　1941年7月24日
　　同第二組即將回國的中國同志座談。
　　1941年8月7日
　　卡爾加諾夫[1]少將（第五局）來我處談中國東北問題。
　　（游擊隊“暫停活動”了；在哈巴羅夫斯克訓練游擊隊員；從特區派遣人員搞偵察和破壞活動）。
　　在東北本地必須有黨的領導。
　　1941年9月12日
　　基斯連科[2]已從中國被召回匯報工作。
　　他將派手下工作人員向我詳細通報保加利亞和中國的情況。
　　1941年9月15日
　　（情報局的）赫爾岑什泰因少校通報日本和中國東北情況。
　　日本人有72個師（每個師20000至22000人）、4000架飛機，40個師在中國和東北。
　　他們的主力集結在濱海地區和赤塔。
　　他們正在加速準備反對蘇聯的戰爭。他們等待著同美國人談判的結果。德國人對日本人十分不滿。
　　在中國東北——游擊隊人數在1500至2000人以內。他們處于低潮。在東北本身沒有領導機構。
　　1941年9月18日
　　把關于新疆（盛世才的行為）的材料送交索博列夫（外交人民委員部）。
　　1941年11月14日
　　莫洛托夫來電談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有必要參加即將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例會。我給毛澤東寄出了指示。
　　1941年11月17日
　　收到毛澤東回電，稱他們將參加會議。
　　1941的11月27日–30日
　　聽取了（情報機關的）基斯連科關于延安和八路軍情況的報告。
　　同科若夫商定在莫斯科應提出哪些有關中國的問題加以解決。
　　1941年12月4日
　　索爾金[3]從莫斯科打來電話，通報各方情況，并傳達了莫斯科委員會要求我們給他們派一位游擊技術指導員，去工作一段時間。
　　1941年12月7日
　　潘菲洛夫和伊利喬夫（情報局）匯報：
　　關于中國共產黨組織偵察工作的問題，應當具體研究并把建議提交給斯大林同志。
　　1941年12月28日
　　討論聯絡機構工作的組織問題。
　　蘇哈列夫[4]、索爾金、卡茨[5]、科甘、戈杜諾夫[6]、格奧爾基耶夫[7]參加了會議。
　　我們確定了4位聯絡工作負責人：
　　（1）科甘（中國、印度）。
　　（2）戈杜諾夫（北美和南美）。
　　（3）卡茨（歐洲和斯堪的那維亞國家）。
　　（4）格奧爾基耶夫（巴爾干地區和近東）。
　　批準了由人事部和機關其他部門和工作人員担任每一國家的顧問。
　　1941年12月30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電臺編輯、評論員和其他政治工作者列席會議。
　　對我們的廣播宣傳工作和對外工作的性質和內容進行了認真的回顧。
　　規定了我們在近期的具體任務：
　　（1）協助土耳其人抗擊德國人占領達達尼爾海峽和穿越土耳其到高加索的企圖。
　　（2）阻止保加利亞軍隊被用來反對土耳其。
　　（3）爭取在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芬蘭掀起強大的運動，使希特勒得不到新的后備人力來為德國的春季攻勢做準備；采取行動瓦解希特勒同盟。
　　（4）阻止西班牙軍隊被希特勒利用。
　　（5）關于中國，應促使中共和蔣介石處理好關系，目的在于為中國軍隊向日本人發動總反攻提供保證。
　　（6）協助被占領國的人民群眾為采取反對占領者的決定性武裝行動做準備，并為紅軍將在春天進行總反攻做協助工作。
　　（7）采用一切方式瓦解希特勒德國的后方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后方。
　　1942年1月11日（星期日）
　　就同中國、日本、滿洲國和美國的關系問題商討了具體的意見。
　1942年3月19日
　　斯大林同志來電話詢問德國同志何時抵達，中國同志是否啟程。“他們到后，請馬上通知我，我現在關注的是德國人和中國人，其他問題以后再說……”。
　　會見崔可夫少將（駐中國武官），他通報了中國的局勢以及蔣介石和共產黨之間的相互關系。
　　1942年3月30日至4月6日
　　生病，在家工作。
　　在此期間接見了費丁[8]、蘇多普拉托夫[9]、崔可夫（前駐中國武官）、瓦西列夫（赴延安任蘇聯情報處處長）、索爾金、古里亞耶夫[10]、弗尤林伯格[11]、別洛夫[12]等。
　　1942年4月15日
　　給中國小組工作人員（久津、科甘、什巴諾夫[13]、達雪夫斯基[14]）下達任務，要他們搜集材料，調查日本在太平洋勝利后中國局勢的變化，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情況變化。
　　1942年6月16日
　　“向毛澤東發出以下電文：
　　目前局勢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蔣介石的相互關系，鞏固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我們知道，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千方百計向共產黨發起挑釁，妄圖詆毀和孤立共產黨，但如果我們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釁，那我們的策略就是錯誤的。另外，有消息說，周恩來在重慶未意識到這一點，有時助長了挑釁者的氣焰，他組織反蔣分子和反蔣外國記者召開秘密會議，而蔣介石當然會了解這一切并利用這一借口進行反共叫囂，為自己的挑釁行為開脫。
　　請認真對待這一情況，采取緊急措施，黨駐重慶辦事處要堅持一貫政策，改善共產黨和蔣介石及國民黨的相互關系，避免可能使相互關系尖銳化的一切作法，對于有爭議的問題必須同蔣介石一起澄清解決。
　　請把你們就這一問題采取的措施和做出的決定通知我們。”
　　1942年6月17日
　　潘菲洛夫少將和從（中國）延安來的兩位情報局工作人員斯克里尼克中校和格爾馬諾夫中校來我處，通報了邊區的形勢，我黨的政策、八路軍的狀況，黨和軍隊的領導等。
　　總的看法是，在黨和軍隊的工作和領導中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改變狀況。
　　1942年6月25日
　　收到毛澤東的電報，電報說，他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指1942年6月16日電報）并已采取了措施。
　　1942年7月15日
　　向毛澤東通報，蘇聯代表（杰卡諾佐夫[15]）正在新疆處理與盛世才的關系，為此，目前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留在新疆。
　　1942年7月16日
　　（情報局）鮑爾沙科夫和基斯連科來談新疆和中國問題。
　　通報說，王明臥病治療9個月后，現已瀕臨死亡。中國人認為，造成的原因是蘇聯醫生奧爾洛夫使用了磺胺吡啶，此地專家的結論否定了磺胺吡啶的這種作用。
　　1942年10月6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西林[16]報告說，盛世才拒絕了允許中國共產黨人從新疆起程的要求。
　　1942年11月4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西林打電話，要求我接見駐中國大使潘友新。我定在明天。
　　[1] 卡爾加諾夫，在蘇軍情報局工作。
　　[2] 基斯連科，蘇軍情報局工作人員。
　　[3] Г.З.索爾金，共產國際工作人員。
　　[4] К.П.蘇哈列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
　　[5] З.Г.卡茨，共產國際工作人員。
　　[6] 戈杜諾夫，共產國際工作人員。
　　[7] 格奧爾基耶夫，共產國際工作人員。
　　[8] П.М.費丁，時任內務部管理總局第10情報處處長。
　　[9] П.А.蘇多普拉托夫，時任內務部處長。
　　[10] П.В.古里亞耶夫，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
　　[11] Ф. 弗尤林伯格，奧地利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12] 別洛夫，即格奧爾基·達米亞諾夫，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共產國際干部部部長。
　　[13] 什巴諾夫，青年共產國際中國小組工作人員。
　　[14] 達雪夫斯基，共產國際工作人員。
　　[15] В.Г.杰卡諾佐夫，曾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和駐德國公使。
　　[16] 西林，聯共（布）中央工作人員。
　　1942年11月5日
　　接見我駐中國大使潘友新。
　　他向我詳細匯報了中國的局勢、蔣介石的立場以及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相互關系。
　　1942年12月9日
　　我要求毛澤東調查一下同我們聯系使用的密碼的可靠性，因為有信號表明，這套密碼已被國民黨人掌握。
　　1942年12月16日
　　我駐中國大使潘友新來我處，通報有關中國問題提出的建議和對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關系的處理情況。關于蔣介石與中共關系問題，他提出了談判協商的六條綱領：
　　（1）承認蔣介石對八路軍（又稱第十八集團軍，共20萬人）的最高指揮權并在自己直接指揮的條件下納入中國軍隊。
　　中國共產黨的其他武裝力量為游擊部隊，聽從蔣介石軍事指揮部的軍事指揮。
　　（2）向八路軍提供各種武器和給養。
　　（3）八路軍的代表參加所有軍事指揮部和軍區，任命中共代表為軍隊政治部副主任。
　　（4）解除對邊區的包圍，停止對共產黨人的追剿，釋放葉挺和新四軍被捕官兵。
　　（5）制定和公布同蔣介石政府達成的中國戰后民主體制聯合協議。
　　（6）共產黨在中國全境公開化并為共產黨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發行創造正常的工作條件。
　　我們商定，在這一綱領得到上級批準后，他通過外交途徑，我通過共產國際執委會，對類似解決蔣介石和中共之間關系問題給予協助。
　　1942年12月17日
　　潘友新電稱，通過同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交談了解到，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目前不打算處理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的相互關系問題，因此，必須暫時把原定計劃往后拖延。
　　1942年12月26日
　　（我駐蒙古共和國大使）伊凡諾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瓦爾馮格來我處。
　　我們探討了在蒙古共和國和（中國）延安之間建立“通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之間建立直接聯系的問題。制定了具體措施。
　　1943年2月1日
　　收到王明（發自中國）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存在分歧的電報。他認為毛澤東執行的政策不符合共產國際關于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他請我們方面加以干預，以避免黨分裂。
　　電報是發給斯大林和我的。
　　1943年2月3日
　　收到毛澤東指責王明的電報。
　　1943年5月12日
　　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介紹了決議草案。
　　馬爾蒂，多列士和多洛雷斯[1]，皮克，烏布利希，柯普勒尼希[2]，拉科西和什維爾瑪[3]。
　　波克[4]，萊赫蒂寧[5]，弗拉索夫[6]，科拉羅夫[7]，沃爾夫[8]。
　　大家認為，向共產國際各支部提出的，關于解散作為國際工人運動領導中心的共產國際的建議，原則上和政治上是正確的。
　　決定明天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決議草案，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準備把決議草案送：波立特[9]（通過費丁）。
　　還通過我們這條線送：
　　（1）毛澤東；（2）鐵托；（3）芬德爾[10]；（4）杜克洛[11]；（5）白勞德（給拉丁美洲）；（6）林德羅特[12]（瑞典）。
　　1943年8月19日
　　伊利喬夫[13]中將和博利沙科夫[14]少將來談關于向南斯拉夫和中國輸送人員問題。
　　毛澤東的兒子（在軍事學院學習）。
　　1943年12月22日
　　通過伊利喬夫給毛澤東（延安）發去如下個人書信（密碼）：
　　“1、關于您的兒子。我已把他安置在軍事政治學院，畢業后將擁有馬列主義和現代軍事領域的豐富學識。他是有才干的青年，我相信您會得到他這么一個可靠而又優秀的助手。他向您致以熱烈的問候。
　　2、關于政治性問題。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之后，其原有領導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我個人不能不友好地說出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使我感到的不安。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開始經常認真地直接處理中國事務。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況，我認為，削弱同中國的外國占領者的斗爭，偏離正在出現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傾向，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時期，這樣的方針會給黨造成一種威脅，使黨在人民群眾中處于孤立的境地，并會導致內戰危險的加劇，對此可能只有占領者和他們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感興趣。我認為，開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責他們推行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他們正在把黨推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于黨，而應當維護他們并盡一切辦法為黨的事業而使用他們。使我感到担憂的是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黨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對蘇聯懷有不健康的情緒。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是值得懷疑的。康生及其機關在貫徹執行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加強黨內團結這一正確的黨內措施時，所采取的那種謬誤形式只能在黨員群眾隊伍中散布互相之間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憤懣情緒，并起到給敵人瓦解黨的努力幫忙的作用。還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了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分子已決定向延安派去自己的奸細，其目的是促使王明同您和黨的其他活動家發生糾紛，同時還制造一種反對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對國民黨分子的這種險惡用心，我已預先及時地向您提出過警報。國民黨分子的夙愿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這樣的辦法使他們能更輕而易舉地消滅共產黨。我不懷疑康生是在以自己的行動為這些奸細助一臂之力。請原諒我的這種同志式的坦誠，不過只是由于對您懷有深切的敬意和堅定地相信您作為黨的公認領袖會關注事務的真實面目，我才貿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請您按我寄送此信的同一途徑作復。
　　緊握您的手！”
　　1944年1月10日
　　近日收到毛澤東（經伊利喬夫）對我1943年12月22日發信（密電）的答復：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我們沒有削弱抗日斗爭。相反，八路軍的部隊在1943年對日本人發動了幾十次進攻性的戰斗。其成果是奪回了一部分1940年和1942年丟失的地區。八路軍的人數現在約為50萬人。1943年的抗日斗爭進行得異常激烈。
　　（2）同國民黨合作的路線沒有改變。1943年7月形成了非常緊張而危險的局面。國民黨準備向邊區發動武裝進攻。由于我們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才得以避免沖突的發生。1944年也有可能發生同樣的緊張局勢。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措施的目標是避免武裝沖突。
　　（3）我們同周恩來的關系非常好。我們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黨外。周恩來有很大的成就和進步。
　　（4）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黨活動。這一切都已通報給黨的全體干部。但是我們不想把此事向全體黨員群眾公開，更不準備向所有非黨群眾公布。在黨的高級干部中對王明所有錯誤進行批判的結果則是這些干部更加團結一致。
　　（5）我請您相信并能保證，斯大林同志和蘇聯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受到愛戴和高度尊敬的……
　　（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個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幾個人說他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之后被釋放。還有人說他同米夫[15]有可疑的聯系。王明進行了大量的反黨活動。
　　康生是個可靠的人。審查不是由他的下屬機構進行的。他們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間諜。我們審查是全面的，深刻的。
　　毛澤東”
　　1月7日毛澤東發來第二份電報：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除我1月2日電報所陳觀點之外，現擬再就這些問題陳述如下：我衷心地感謝您給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這些指示，注意它們，并根據指示采取措施。在同國民黨相互諒解方面，我們執行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我估計1944年這方面的局勢會好些。關于黨內問題：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聯合一致，鞏固團結。在同王明的關系上正是執行這樣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結果，黨內的形勢、黨的團結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請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內心感受而言，我們是心心相通的，因為我的想法和感受基本是和您一致的。
　　致以問候      毛澤東。”
　　1944年1月13日
　　接見毛澤東的兒子，他在軍事學院學習。
　　1944年1月19日
　　通過伊利喬夫發給延安的王明有關同毛澤東相互關系的密電。
　　1944年2月25日
　　通過伊利喬夫給毛澤東發去如下電報：
　　“親愛的毛同志！
　　您的兩份電報收悉。您的第二份電報特別使我高興。我不懷疑，您對我的友好意見會給予必要的、認真的注意，并將為黨和我們共同事業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之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實際結果如何，我將不勝感激。
　　兄弟般的問候。    緊握您的手。”
　　1944年2月29日
　　給毛澤東發去如下密電：
　　“請告知在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的相互關系中是否有某種較重大的變化，如果有，這些變化有何具體體現。能否就邊區的情況，你們軍隊和游擊隊反對日本人的行動和共產黨活動的一些主要內容每周或每10天給我們一份簡報？這在當前的復雜形勢下是非常有益的。”
　　1944年3月7日
　　還接到王明（延安）的下述密電：
　　“尊敬的格奧爾基·米哈伊洛維奇！12月至1月期間轉給了我兩份您的電報。
　　謝謝您對中共和對我的關心。我對毛澤東的態度一如既往，因為我把他作為黨的領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盡管過去我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展的重大運動中的一些個別問題上有個人之間的分歧。
　　（一位）同志告訴我，他系統地向您通報了有關所有這些問題的情況。
　　我不了解在這方面您對哪些事情感興趣和對哪些問題不清楚。
　　請給予指示，我將作復。最近一年，在黨內開展了以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為基礎重新審視黨的全部歷史的運動。
　　他被宣布為中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中國化馬列主義的主要代表。
　　我意識到您能提高我們黨的威信，這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條件下是特別重要的；在強調中共是全國性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下，我完全支持這場運動。
　　因此我已經既在口頭上，也在書面上向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聲明，反對李立三路線的斗爭和確定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都是毛澤東的貢獻，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認為的那樣。
　　我還聲明，我放棄一切有關政治分歧的爭論。
　　衷心感謝您和親愛的羅莎[16]多年來對我女兒的關心和教育。
　　對可愛的米佳[17]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944年4月1日
　　通過伊利喬夫線路收到毛澤東的如下電報：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您的2月26日電報收悉。很高興。
　　將以本電向您闡述最近一個時期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
　　1、去年8月、9月和10月，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廣泛開展了要解散中國共產黨的運動。
　　與此同時，它在邊界集結了大量武裝力量，開始威脅邊區。
　　這時，蔣介石估計他的所有這些動作必定會在中共內部引起分裂。然而其結果卻是我黨的團結和鞏固。
　　無論是對他開展的解散中共的運動，還是對他發動的軍事威脅，我們都采取了強硬的立場。
　　我們的這一立場迫使國民黨在去年9月召開的十一屆中央全會上做出決定，宣布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一切問題都有可能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
　　我們隨即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國民黨十一屆中央全會的聲明。
　　2、去年12月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在蔣介石面前表示了關于維護國共兩黨團結的必要性和兩者之間的不容發生武裝沖突的觀點。
　　從去年8月3日到12月蘇聯和美國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實質是反對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發生分裂和武裝沖突，主張它們之間的團結。
　　這一切合在一起，給我們以很大幫助。
　　3、蔣介石去年12月同我們駐重慶代表董必武會談時表示了由延安派我們的代表赴重慶同他會晤和會談的愿望。
　　4、今年1月蔣介石命胡宗南緩和邊區周圍的形勢。胡宗南為執行這一命令，于2月命其下屬部隊停止武裝進攻邊區的準備工作。同時，根據他的命令從邊區邊界撤走了4個最有戰斗力的步兵師，為給他們換防，而部署了4個戰斗力較差的步兵師。
　　5、我們已做出決定，派遣邊區政府代表林伯渠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后者表示歡迎。林伯渠于4月初啟程。
　　6、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會上外國記者向國民黨代表提出一系列有關邊區，有關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的問題：他們的情況如何，國民黨對他們的政策如何等等。
　　2月，一批外國記者寫信給蔣介石，要求準許他們去邊區。
　　不管蔣介石對此信是怎樣的滿心不快，還是不得不對此行表示了同意。但是同時下令派一組他的人員隨同這些記者去邊區。
　　這批進行考察的外國記者中有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代表——共計10人。
　　我們方面表示歡迎這批記者來訪。他們將在4月初到達延安。
　　7、羅斯福表示了派其軍事代表到邊區了解八路軍狀況的愿望。
　　蔣介石對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顯然是不滿意的。現在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
　　8、去年在軍事行動方面，國民黨只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抗日戰役：第一次在宜昌地區，第二次在常德地區。
　　但即使這兩次，也是日本人強加給國民黨軍隊的，是日本人首先發動了進攻。
　　國民黨的戰斗力日益減弱。美國對國民黨軍隊的這種消極態度表示了不滿。
　　中共的武裝力量牽制住全部在華日軍的58%，牽制住90%以上的偽軍。
　　基于這種情況，美國想在反攻階段利用我們的武裝力量去打擊日軍。
　　9、我們方面很希望美國政府做出努力，以使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關系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
　　同時，我們也非常希望美國能給我們提供武器彈藥的援助，這是我們極感需要的。
　　如有可能，請您把此事告知白勞德并請他在這方面給我們以幫助。中國希望對日本發動反攻。
　　毛澤東  1944年3月23日”
　　1944年7月25日
　　收到毛澤東有關中國，特別是有關邊區的詳細電報。
　　一批外國記者到達延安。美國軍事使團將來到毛澤東的軍隊里。蔣介石終于被迫同意美國人派出這類使團。
　　1944年7月29日
　　接見毛澤東之子。臨時派他以中尉身份去前線。
　　1944年10月9日
　　召開本部人員會議（潘友新報告中國情況）。
　　1944年10月11日
　　召開本部工作人員會議討論潘友新關于中國局勢的報告。
　　1944年11月2日
　　同波諾馬廖夫研究我部出版報導國際消息的國際通報計劃。
　　聽取利西岑上校和魯贊斯基上校關于中國的詳細報告。
　　1944年11月30日
　　涅斯托羅夫、莫羅佐夫[18]、普魯德尼科夫[19]、潘友新討論了蒙古共和國和延安之間的聯系線路問題。迄今的一切嘗試都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而這條線路是需要的。
　　責成他們作進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具體建議。
　　1944年12月2日
　　同費丁和朗方（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開會研究建立蒙古共和國和延安之間聯系線路問題。
　　1944年12月19日
　　接見蘇聯駐蒙大使伊萬諾夫，談在蒙古共和國和延安（中國邊區）之間建立聯系通道問題。
　　1945年7月4日
　　見羅申少將（駐重慶軍事代表）。我們談論了他動身之前中國的情況。
　　1945年8月18日
　　與潘友新起草致毛澤東的電報，建議中國共產黨人改變對蔣介石政府的路線，因為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 伊巴露麗·多洛雷斯（1895-1991），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之一。
　　[2] 約翰·柯普勒尼希（1891-1968），奧地利共產黨領導人，時任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
　　[3] 揚·什維爾瑪（1901-1944），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4] 安娜·波克（1893-1960），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之一，駐共產國際代表。
　　[5] И. 萊赫蒂寧，芬蘭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6] В. 弗拉索夫，在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活動家。
　　[7] В.科拉羅夫（1877-1950），保加利亞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8] 法爾卡什·沃爾夫（1904-1965），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共產國際主席團候補成員。
　　[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英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
　　[10] 芬德爾，葡萄牙共產黨中央書記。
　　[11] 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12] 林德羅特，瑞典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時任共產國際主席團候補成員。
　　[13] И.伊利喬夫，蘇軍情報局負責人。
　　[14] 博利沙科夫，蘇軍情報部處長。
　　[15] 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1901-1939），共產國際活動家。1927年2-6月受聯共（布）中央委派，率宣傳小組訪華并參加中共五大。1928年3月至1935年12月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1930年秋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華，直接控制和操縱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扶植王明上臺。后在蘇聯大清洗中被捕。
　　[16] 羅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個夫人。
　　[17] 米佳，季米特洛夫7歲的兒子。
　　[18] 伊萬·莫羅佐夫，時任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100研究所所長。
     [19] 馬克西姆·普魯德尼科夫，時任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100研究所副所長。

華譜 2013-08-28 10: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