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外交——蘇聯在中國謀取政治權益

簡體傳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對象是日本，但它在遠東所要謀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權力和利益卻是在中國。這同1904年的日俄戰爭一樣：失敗的是俄國，真正受到損害的是中國。問題很清楚，打敗日本之后，在國際上對遠東問題具有發言權的主要是美國和中國，而美國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所以，蘇聯欲置身遠東，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過與美國的合作和爭奪，在中國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權益。美國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確：既然無法擋住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滲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盡量樹立中國的大國形象，以便于遏制蘇聯；一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適當地滿足蘇聯的要求，從而將蘇聯在遠東的影響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1]
　　于是，當戰爭接近尾聲時，在美蘇之間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來中，中國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既然斯大林可以與丘吉爾輕易地在一張紙條上劃分各自在巴爾干的勢力范圍，可以憑借實力與英美確定波蘭、希臘、芬蘭等許多歐洲國家戰后的命運，那么顯而易見，蘇聯在謀取遠東權益時所依據的也必定是實力外交的原則。
　　由于條件還不成熟，或者說還不具備相當的實力，蘇聯雖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對遠東的興趣，但是一直沒提出參戰的條件問題。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斯大林主動提出參加對日作戰時，據赫爾回憶，當時蘇聯也沒有提到任何附加條件。[2]
　　不過，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讓赫爾轉達這一信息的目的：蘇聯出兵是不會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10月25日，即剛剛確定一個月后在德黑蘭舉行的三國首腦會議的時機，透露這一信息，無非是讓美國先行與盟國去磋商讓步的條件而已。[3]
　　果然，斯大林因蔣介石參加而拒絕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開的開羅會議，而羅斯福則在這一會議期間開始探詢中國的態度。羅斯福在給蔣介石戴上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連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建議，蔣介石得到中國將在戰后收回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的保證后表示：當時機成熟，如果中國主權不被分割，他可以考慮這一建議。[4]
　　羅斯福在取得蔣介石同意出讓中國東北的某些權利的允許后，第二天便趕往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蘭會議的一次午餐會談時，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贊同將要發表的開羅宣言的全部內容。接著，當談到蘇聯在波羅的海的入口問題時，斯大林問道，在遠東能夠為蘇聯做些什么。丘吉爾要斯大林談談對遠東和那里的不凍港問題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說，蘇聯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不過等到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時，再提這個問題或許更好一些。斯大林顯然不愿過早地談出他的全部考慮，但又不能放棄這樣一次機會，所以緊接著又提示性地補充了一句：蘇聯在遠東沒有一個完全不凍的港口，因為海參崴只是一個部分不凍港，而且還被日本控制的海峽所包圍。羅斯福就担心蘇聯不明確表示態度，因此抓住機會接過話題說，自由港的主張可以適用于遠東，而大連就有這種可能性。羅斯福還表示，中國人會喜歡在國際保證之下的自由港的主張。會議記錄表明：斯大林對此表示滿意。[5]
　　這里應該提醒一下，開羅會議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發表，恐怕就是為了取得蘇聯的認同。[6]
　　事實表明，就蘇聯對遠東的要求而言，德黑蘭會議還只是序曲。因為這時斯大林并沒有明確地提出蘇聯出兵遠東的政治條件，而只是對大連港國際化表示贊同。1944年的歐洲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成功，蘇軍開始把戰爭推出國境，法西斯德國的崩潰已成定局。隨著形勢的發展，遠東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與此同時，斯大林在遠東的戰略目標也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談到蘇聯對日作戰準備工作時說：雖然還沒有確定對日作戰的最后日期，但計劃工作應立即開始。又特別補充說：“而且，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問題要加以考慮。”[7]
　　這無疑是表明，蘇聯要正式談談在遠東出兵的條件了。羅斯福接到哈里曼的報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給蔣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蘇聯將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詢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訪斯大林時，得到蘇聯明確而具體的答復。斯大林走到一張地圖跟前說，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應歸還蘇聯。同時強調，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海路現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著，蘇聯有權保護通往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該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現在均為敵人所封鎖。這時，斯大林(指著地圖)在包括旅順港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南部畫了個圈說，蘇聯希望再次租借這些港口及其周圍地區。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蘭會議設想的是一個國際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國人租借這個地區。斯大林在答應“這可以討論”之后，又進一步提出蘇聯希望租借中東鐵路和連接大連的南滿鐵路。在重申蘇聯無意干涉中國對滿洲的主權后，斯大林又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即保持外蒙古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8]
　　于是，以此為基礎，斯大林和羅斯福便背著中國開始了雅爾塔會議關于遠東問題的秘密會談，而會談大部分內容都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問題。1945年2月8日羅斯福、哈里曼(譯員波倫)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譯員巴甫洛夫)進行了私下會談。在討論了某些涉及遠東的軍事問題后，斯大林說他想討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羅斯福說，他已收到斯大林與哈里曼談話的報告。關于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戰爭結束時交給俄國的問題，羅斯福認為沒有困難。關于遠東不凍港問題，羅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蘭討論時曾建議給蘇聯使用的是南滿鐵路終點的大連港，并說還未與蔣介石討論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國人說話。但羅斯福又表示蘇聯獲得這個港口的使用權可以有兩種辦法：或者向中國租借，或者使大連成為國際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贊成后一種辦法。羅斯福還說，希望香港也成為自由港。斯大林接著提出使用滿洲鐵路問題，并特別提到沙皇曾使用過滿洲鐵路。羅斯福表示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1)通過租借，由蘇聯直接管理；(2)由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管理。談到這里，斯大林說，顯然，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難于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么俄國要參加對日作戰。……如果這些政治條件能得到滿足，人民就會理解這里涉及到國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向最高蘇維埃解釋這項決定。談話快結束時，斯大林希望在雅爾塔會議結束時，能由三大國將這些條件寫成書面文件。羅斯福表示同意。至于把這些條件告知中國的時機，斯大林認為，當蘇聯能夠從西線調25個師到遠東時，那就可能同蔣介石談這些問題了。[9]
　　會談后，蘇聯便很快準備出一份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建議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應莫洛托夫邀請到蘇聯代表團駐地，他看過這份文件時后指出，他認為美國總統必將提出下列修正意見：旅順口和大連應是自由港，滿洲的鐵路應由俄中聯合委員會經營，而且所有協議應該得到中國人的贊同。當晚斯大林與羅斯福單獨交談時說到，他同意滿洲鐵路由聯合委員會經營，也不反對要得到中國人對所達成的協議的確認。但他補充說，中國人還應該同時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斯大林也同意大連成為自由港，但仍堅持以租借原則使用旅順口，而那里將成為蘇聯的海軍基地。羅斯福接受了這一改變，并承担了責任：蘇聯一旦通知他時機成熟，他就立即與蔣介石磋商。[10]
　　于是，以上美蘇雙方達成協議的條件，便成為第二天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全部內容。[11]
　　剩下的就是在適當時機勸說中國接受這一協定的條件了。
　　為了保密，在雅爾塔會議的公告中沒有涉及遠東問題，同時蘇聯還揚言對遠東問題不感興趣。但蔣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與回國述職的顧維均談話時表示對雅爾塔會議的內容“深為關切”，但顧維均所能奉告的只是在倫敦聽到的一鱗半爪的消息。于是，蔣介石命顧盡快去美國打探。[12]
　　不久，3月12日駐美大使魏道明發來電報說，他訪問羅斯福時問及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關于遠東問題的意見。羅斯福回答說：“斯大林提出三條：(1)承認蒙古的現狀；(2)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必須要有一個托管制度；(3)蘇聯要在旅順港南面有一個不凍港如大連或其附近的港口。”對于以上三點，電報說羅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國仍保留對外蒙的主權，維持現狀似乎不會有什么問題；中東鐵路主權仍屬中國，但可以由中、美、蘇三國派代表實行托管；關于軍事港口，旅順港可以租借給蘇聯若干年，只要主權仍屬中國。[13]
　　3月18日蔣介石與顧維均密談時出示了這份電報，顧的回憶稱，魏道明還報告說，當時羅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與中國研究。“不過，總統的語氣流露出他傾向于滿足斯大林的愿望。”[14]
　　從電報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得出，羅斯福為使中國能接受雅爾塔協議，確實用了一番腦筋。由于蔣介石以研究為由壓住了對魏道明電報的答復，3月22日羅斯福又直接給蔣介石發電，再次談到蘇聯對中國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復。這使蔣介石處于十分為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從心里不甘心把中國的權益出讓給蘇聯，一方面又很難拒絕羅斯福的建議。畢竟，在蔣介石看來，中國抗戰的勝利是離不開美國幫助的。[15]
　　斯大林要求美國承担說服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責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則中蘇關系因新疆糾紛此時正處于緊張狀態，二則蔣介石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一直深感疑慮。相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美關系則日益密切。當然，斯大林也沒有忘記及時向美國對華政策靠拢，并不斷通過美國向蔣介石表示親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羅斯福的特使保證，蘇聯決定支持蔣介石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16]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與赫爾利會晤時，又表示愿意同中國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關系，蘇聯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而且也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嘉許蔣介石，并說他們會支持美國關于統一中國武裝部隊和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總之，赫爾利在他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斯大林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無條件表示同意”。[17]
　　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希望能說服美國盡量維護中國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大連租借給蘇俄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羅斯福逝世后，蔣介石又囑赫爾利致電杜魯門，說中國一直在為保衛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而奮斗，并希望美國政府將此意轉告斯大林，中國不會接受違背這一原則的任何要求。[18]
　　斯大林十分清楚蔣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5月28日與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會談時再次明確地表示，他覺得蔣介石是中國領導人中最好的。統一中國的人將是蔣介石。他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有蔣介石那么好，也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完成中國的統一。斯大林還許諾，凡是蘇聯軍隊開進的地方，中國的行政機構都將由蔣介石建立。霍普金斯立即將談話內容電告杜魯門，并說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見到宋子文，同時盼望美國能與蔣介石商談。[19]
　　杜魯門6月9日便致電赫爾利，讓他將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許諾正式轉告中國政府。[20]
　　在此之前，蔣介石肯定還從正在舊金山開會的宋子文那里知道了另外一種情況，即一些最有影響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包括馬歇爾在內的軍方人士，都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因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被召回感到憤懣。而莫洛托夫對宋的態度反而越來越好。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開始退讓。他在6月10日左右給宋子文發去幾個電報，指示關于旅順問題的談判方針時態度已經不那么強硬了，只是強調不能讓蘇聯單獨占有或租借旅順港并保留中國的主權和管轄權，并指示宋子文準備去蘇聯談判。[21]
　　這樣，在美蘇雙方的外交攻勢下，除了對租借旅順還有些不情愿以外，蔣介石在中蘇之間的談判開始以前，基本上默認了雅爾塔秘密協議的全部條款。
　　6月30日，宋子文、蔣經國等一行攜帶蔣介石給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達莫斯科。中蘇之間開始了直接的正式的談判。鑒于蔣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爾塔協議的條件，所以，宋子文在會談前估計，談判的困難主要在旅順港的租借問題上。[22]
　　當中國代表團坐到談判桌前時，宋子文才明白中國過于低估了斯大林的對遠東的胃口和談判的手段。會談中，斯大林一改與英美會談時彬彬有禮、鎮靜自若的風度。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一開始便粗暴地把雅爾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擲，盛氣凌人地說：“你看過這東西沒有?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23]
　　而實際上蘇聯重新提出的條件與雅爾塔協議有很大差別：(1)關于維持外蒙古的現狀，蘇聯的理解是承認外蒙古獨立，而中國的理解是外蒙古雖然當時實際上是獨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蘇聯軍隊，而沒有中國軍隊，但在法律上中國還是宗主國；(2)關于旅順和大連，不只是港口的問題，還加上了“陸地和鄰近海域”的內容，旅順、大連周圍地區雖由中國的民政部門管理，但管理人員的挑選卻要由蘇聯批準；(3)大連城市由中蘇共管，大連港口要成為中蘇專用的海軍基地，而且由蘇聯管理；(4)旅順港雖由中蘇共同使用，但蘇聯想獲得行政管轄權；(5)中國必須同意建立一個為期40年的中蘇聯合委員會管理滿洲鐵路，而且委員會負責人、經理以及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必須是蘇聯人。[24]
　　中蘇之間的談判十分艱苦，雖然經過反復的討價還價，中國代表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得不做出讓步，但在談判因波茨坦會議召開而中斷時，中蘇之間仍有中蒙邊界的劃定、大連的管理、旅順海軍基地范圍的劃定及旅順港的管理、東北鐵路的使用和在東北的軍事合作等6個問題尚未解決。[25]
　　然而，當8月7日中國代表團回到莫斯科的談判桌前時，遠東局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8月6日美國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即重開談判的當天，蘇聯對日宣戰。本來蘇聯出兵是以中蘇簽約為先決條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強調這一點，甚至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聯軍事代表安東諾夫上將仍然向英美盟國表示，蘇聯出兵的具體日期要視中蘇談判的結果而定。[26]
　　當然，蘇聯發出這種信號不過是督促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所以當美國投下原子彈而遠東局勢發展到蘇聯再不出兵就將失去它在遠東謀取權益的有力地位時，雖然軍事上尚未做好充分準備，蘇聯仍然倉促地向中國東北大舉進軍了。[27]這就是說，當中蘇雙方還在談判桌上討論關于蘇聯對日宣戰的交換條件的時候，蘇聯大軍已經發起進攻，并且日本也已經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蘇聯出兵本來是以中答應蘇聯的條件為前提的，現在卻成了迫使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動因。
　　[1] 誠如1945年5月21日在回答國務卿的質詢時美國陸軍部長所言，蘇聯將為他們自己的目的參加對日作戰，而美國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在中國問題上的某些政治上的讓步。見《中蘇軍事關系》第60頁。與中國相比，美國更重視對日本的控制。在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在考慮蘇聯對遠東的威脅時，首先想到的是“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見《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48～349頁。
　　[2] 《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第178頁；參見查爾斯·波倫：《歷史的見證(1929～1969)》，商務印書館1975年中文版，第158頁。
　　[3] 就連作為參加莫斯科會議的美國譯員波倫，當時都對此表示懷疑：斯大林“沒有提起任何條件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他心目中沒有條件”。見《歷史的見證》，第158頁。
　　[4] 《中國的紛亂》，前引書第10～11頁。顧維均在回憶錄中提到，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時還曾答應，美國可以和中國共同使用旅順港作為海軍基地(《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560頁)。但沒有看到其他材料證明這一點。
　　[5] 這是參加會議的美國譯員波倫記錄的關于遠東問題談話的全部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1971年出版的德黑蘭會議文件，恰恰將上述內容全部摘除了。見薩納柯耶夫和崔布列夫斯基編：《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三聯書店1978年中文版，第97～98頁。此外，美國國務院在發表《德黑蘭文件集》時，還附有1944年1月12日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委員會上的發言。羅斯福當時說：“俄國在西伯利亞沒有不凍港，很希望能得到一個，斯大林元帥對大連成為世界的自由港表示贊成。……斯大林同意滿洲鐵路應成為中國政府的財產。他希望把整個庫頁島都歸還俄國，同時為了對通向西伯利亞的海峽實行控制，應把千島群島交給蘇聯。”《美國對外關系，外交文件集：1943年開羅和德黑蘭會議》，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37～38頁；《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第178頁。
　　[6] 開羅宣言全文見《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下卷第1冊，第202頁。
　　[7] 《美國對外關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馬耳他和雅爾塔會議》，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卷，第60～61頁。
　　[8] 參見《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第209頁；《美國對外關系》，前引書第63～64頁；《我是斯大林的譯員——外交史篇章》，第540頁。以上所引資料，根據后來蘇美雙方當事人的回憶，基本相同，只是別列日科夫的回憶未提到蒙古問題，而哈里曼在回憶錄中則認為斯大林這次談話提出的要求與后來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內容是相同的，參見《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第178頁。
　　[9] 《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記錄摘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3頁。這里引用的是美國譯員波倫的記錄，因為十分明顯的原因，蘇聯正式出版的德黑蘭文件集沒有收入這次談話的記錄。
　　[10] 《外交風云錄(續篇)》，第113～114頁；《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第210頁。
　　[11] 雅爾塔協定全文見《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下卷第1冊，第204～205頁，《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文件集》，第258頁。由于蘇聯的要求，在協定有關大連商港和東北鐵路的條款中加上了“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一句，而這一句后來也成為蘇聯損害中國主權的借口。
　　[12]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474～478頁，[13]梁敬：《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內幕》，載《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頁。
　　[14]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480頁。
　　[15]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561～562頁。羅斯福的電報在3月15日就寫好了，如果蔣介石對魏電及時回復，這封電報或許就不會發出了。
　　[16] 《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第178～179頁。
　　[17] 《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51頁；《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373頁。
　　[18]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501、508頁。
　　[19] 《美國對外關系》，前引書第379～380頁。
　　[20] 《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190～191頁。
　　[21] 《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內幕》，前引書第225～226頁。
　　[22] 《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192頁。
　　[23] 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中文版，第132頁。
　　[24] 《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內幕》一文對談判經過有詳細描述，見前引書第230～235頁。另參見《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第254～255頁。
　　[25] 《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內幕》，前引書第237頁。
　　[26] 《在波茨坦的會晤》，第216～217頁；《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14頁。
　　[27] 實際上，當8月7日蘇聯遠東軍接到于8月9日開始對日作戰的命令時，蘇軍的高級指揮人員還沒有完全到位，而運送士兵、飛機、車輛、燃料和其它重型武器的列車在戰斗開始后好幾天里仍源源不斷地沿西伯利亞鐵路開向遠東。見《中蘇軍事關系》，第63頁；《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第17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