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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魯迅研究歷史很長。據日本魯迅學家藤井省三先生考證，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五零八號“文藝雜事”欄，就有關于周氏兄弟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的消息和評議。
　　在魯迅正式走上中國文壇后，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家青木正兒又于1920年9月至11月，在《支那學》一卷一一三號發表《以胡適為中心的潮涌浪旋著的文學革命》一文，稱魯迅“是位有遠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記》，“描寫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覺，達到了迄今為止中國作家尚未達到的境地”。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長文《中國新興文藝與“魯迅”》翻譯到了中國，該文詳細分析了魯迅小說的鄉土性，并介紹了當時中國的茅盾（方璧）所作的《魯迅論》等對魯迅的最早評論。像這樣的長篇論文在別的國家尚未出現，可見日本的魯迅研究很早就達到了相當的程度。
　　之后，又出現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對于魯迅著作的翻譯和魯迅生平的介紹。1937年，魯迅逝世不到一年，改造社就刊行了《大魯迅全集》全七卷。小田岳夫寫出了《魯迅傳》并翻譯到了中國。
　　而最為重要的是竹內好1943年12月寫的《魯迅》。40年代以后的日本魯迅研究幾乎是以這本書為起點的。該書1986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可以看作“竹內魯迅”本體直接進入中國的開端。2005年3月又由中國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李冬木的更近完善的中文譯本，開始引起廣泛注意。2005年12月25日至26日，百十幾位來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海外的學者，圍繞“魯迅與竹內好”這樣一個議題，召開國際討論會。國內相關媒體也陸續刊出了一些會議的論文。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竹內好這本關于魯迅的、匆匆寫成又有不少技術性失誤的小書，會對日本后來的魯迅研究產生那樣大的影響？半個多世紀以后，又受到中國魯迅學界乃至思想界的關注？
　　我想，關鍵在于以下原因：
　　第一、這是一位思想家的魯迅論。也就是“從思想方法開始進行變革”的魯迅論。是面對中國只知在舊有模式中進行反復的詮釋而罕有創新的魯迅研究境況，把自己的旁觀位置化作一種進行客觀觀察的優勢，沒有被套進已經預設好的思維窠臼中，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理解魯迅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思維模式，提供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新的思維角度、思維模式、認知方式和邏輯結構，使人們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奴隸的奴隸式思考”中驚醒，換以嶄新的思考方式，從而從思考方式上對魯迅研究進行了變革，把對魯迅的認知史推進到新的階段。
　　第二、竹內好這位日本的思想家與魯迅這位中國的思想家，在“對話”中達到了深度的契合。竹內好說過他與魯迅有過三次相遇：一次是在認知真理的方式上的相遇；另一次是在抵抗的狀態下相遇；第三次是“夢醒后”即人生覺醒的相遇。這正說明了他們在根柢上的相通。
　　第三、這種根柢上的相通就是共同“抗拒為奴”。如旅日華人學者李冬木所說：“魯迅本身具有抗拒為奴的自律性，而竹內好也正是據此實施著他自己的抵抗。”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竹內好說道：“自覺到自己身為奴才的事實卻無法改變它，這是從‘人生最痛苦的’夢中醒來之后的狀態。即無路可走而必須前行，或者說，正因為無路可走才必須前行這樣一種狀態。他拒絕自己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這就是魯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魯迅得以成立的、‘絕望’的意味。絕望，在行進于無路之路的抵抗中顯現，抵抗，作為絕望的行動化而顯現。把它作為狀態來看就是絕望，作為運動來看就是抵抗。”抵抗什么？就是抵抗奴性，反奴才主義。“奴才拒絕意識到自己為奴才。他覺得自己不是奴才時，才是真正的奴才。當奴才自身成了主人的時候，將發揮出徹底的奴性。因為，那時他在主觀上并不認為自己是奴才。魯迅說‘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還說‘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奴才成為奴才的主子，這并不等于奴才的解放，然而，在奴才的主觀上，它卻是解放。”正由于如此，“使得今天的解放運動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這個運動無法完全擺脫奴才性格”。這是因為“解放運動的主題，不具備自己是奴才這一自覺，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而欲將作為奴才的劣等人從奴才的境遇中解放出來，在自己完全感受不到覺醒者痛苦的狀態下喚醒對方。因此，無論怎么做也產生不出主體性來。就是說，無法獲得覺醒，于是，便去外部尋找應該得到的‘主體性’”。
　　而從20世紀以來，整個人類就是在“抗拒為奴”的精神解放運動中走過來的。正是在這一點上，竹內好與日本魯迅學界感應在一起，中國魯迅學界經過一個時期的曲折后，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也日益感到了“抗拒為奴”、實現精神獨立的迫切性。正是因為如此，竹內好對日本后來的魯迅研究產生了那樣大的影響，半個多世紀以后，又受到中國魯迅學界乃至思想界的高度關注。
　　竹內好成為戰后日本魯迅學界的一個起點，很多日本魯迅學家都承認自己是從竹內好出發的。其中，對竹內好“抗拒為奴”思想闡釋得最為透徹，又對竹內好的誤差進行了合理調整的，我認為是已故的伊藤虎丸。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譯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一書，2002年5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作為孫郁、黃喬生主編的《回望魯迅》叢書之一出版，使中國魯迅學界了解到了這位日本魯迅學家對魯迅思想的精辟理解。
　　伊藤虎丸對魯迅思想的精辟理解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緊緊抓住了“人”，用西方近代的“個”的思想這一更為科學的命題概括和闡釋了魯迅的思想和精神發展史。李冬木在《魯迅與日本人》中文譯本第12頁注釋中對此作了非常精辟的解釋：
　　“個”的思想，這是本書的核心概念，是作者伊藤虎丸首次使用的。在一般的意義上可概括為這樣一個命題，即“人是被自覺為個的存在”，“個對于全體（如部族、黨派、階級、國家等）不是部分的關系。”也就是說，人的價值，只有在他獲得真正獨立的意義上才能顯示出來。伊藤認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制度、文學、道德等）的全部意義就包含在這個命題里，這個命題代表著西方近代文化的“根柢”或“神髓”。在他看來，魯迅對西方近代的理解和接受就是對這種“根柢”和“神髓”的把握，體現了具有普遍意義和新精神的東方的個性。對于魯迅來說，“個”的思想，具體意味著一個“個的自覺”的過程：首先，魯迅留學時代因接受尼采的“個人主義”而產生“覺醒”（或者說通過尼采的“個人主義”把握到了西方近代的“神髓”），并以此為視角展開了對傳統價值觀（傳統文化）的批判，但他這時還僅僅是站在新的“普遍價值”或“真理”一邊，并未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其次，后來經過一系列挫折，魯迅開始把自己相對化看待，認識到自己不是一個曾經設想和憧憬的“英雄”。這時，他再次從新思想和新價值中分離出來，實現了從被真理占有到占有真理的過程，其標志是小說《狂人日記》的誕生。伊藤認為，魯迅的價值不在于他接受了什么“主義”（如進化論、個人主義、馬克思主義），而是他“個的自覺”，在重建和發展民族文化（人或個性）方面所顯示的意義。因此，他反復強調魯迅“個”的思想，為日中兩國今天的文化提出了共同課題。
　　李冬木的這個注釋，可以說是理解伊藤虎丸魯迅觀的一把鑰匙。“個人”一語，魯迅早在《文化偏至論》中就已指出，并不是如當時一些所謂的“號稱識時之士”所迷誤的那樣，“為害人利己之義”，而是人的解放與精神自覺的根柢所在，因為“人是作為‘個’而被自覺出來的”。
　　第二、由“個”的思想出發，進一步發展了竹內好“抗拒為奴”的觀念，把“真的人”與奴隸和奴隸主嚴格區別開來。伊藤虎丸明確指出：“真的人（個人）”與“奴隸=奴隸主”是相對立的，是魯迅提出了“奴隸與奴隸主相同”的命題，認為：奴隸成為奴隸主，弱者上升為強者，只是過去歷史的重復，人類社會不僅沒有新的發展，反而因此倒退。而魯迅所致力的則正是打破這種歷史的重復，實現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
　　第三、由此對魯迅也有了深刻、中肯的評析。認為魯迅正是從“真的人”出發，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要“立人”，首先是以“個”的自立、國民的“人各有己”，即國民主體性的確立為前提的。魯迅是留日時期從尼采那里汲取“個的自覺”這一歐洲近代思想的核心的。他認識到人只有通過“回心”和“反省”、“看見自己”，才可能“自己成為自己”，達到“個的自覺”。所以“反省于內面者深”，即“面對自身反省的主觀內面性”，正是實現自覺的關鍵。伊藤虎丸恰恰是從這里入手，展開了對《狂人日記》的精彩分析。他指出：魯迅以《狂人日記》，“通過中國人靈魂內面的自我批判，從內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如果說，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為媒介才能成為真正的批判，那么，在這個意義上說，《狂人日記》便為‘文學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實質性的內容。”魯迅就是“通過對傳統的徹底否定而力圖全面恢復民族的個性”，這種民族主義具有“出色的方法論意義”。魯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記》為軸心呈扇狀向外展開的”。面對伊藤虎丸這種出色的方法論的論斷與分析，那些指責魯迅是徹底擯棄中國文化傳統的激進主義的論者們，不知該如何回答？
　　第四、由此伊藤虎丸也矯正了我們研究魯迅的態度。認為要汲取日本把歐洲近代思想，作為權威或教條來接受的教訓，不要用封建意識來學魯迅。“所謂獲得自由，是把思想和文學的運作，收歸給個人。就是說，思想、文學、科學（學術），本來就是個人行為，是作為個體的精神自由的產物。記住某種一般性的教條，熟讀某種普遍性的理論，并且去信奉它們，并不是具有思想。”魯迅說過，“奴隸和奴隸主是相同的”，所以崇拜與侮蔑也是相同的，“都體現著獨立的欠缺”。從中可以啟發我們認識到無論是對魯迅采取“神化”、“丑化”，還是“俗化”的態度，都是如竹內好所說的處于“‘奴隸’性的文化狀態中”，說明其缺乏主體性與獨立性。
　　第五、伊藤虎丸不僅承接和發展了竹內好的思想方法，而且糾正了竹內好的一些誤差。例如竹內好認為“魯迅有直感而無構制”，伊藤則認為魯迅小說“有著高度的構制性”。竹內好把《故事新編》視為“多余”，伊藤則把《故事新編》看得“格外重要”，并對《不周山》里的女媧、《非攻》里的墨子、《理水》里的大禹進行了深入的論析，認為從中可以“發現魯迅從尼采（進化論）到馬克思的思想‘發展’”。
　　總之，我認為伊藤虎丸是日本魯迅學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把“竹內魯迅”發展到更為科學的境界，不僅在日本，就是在中、日、韓三國的東亞來說，他對于魯迅的理解與闡釋也達到了高峰。我們的確應該很好地繼承他留下的珍貴遺產，好好讀讀他的著作。我深悔讀伊藤虎丸太晚，未及在他生前與他交流。
　　另外，伊藤對日本“赤軍”等世界性“過激派”的反思，也是很重要的，值得中國的青年人認真思考。
　　除了竹內好、伊藤虎丸對魯迅“抗拒為奴”、“個的自覺”思想的深透闡釋之外，日本魯迅學界最引以自豪的是極為嚴格、堅實的科學實證，其中兩大實證學者是丸山昇和北岡正子。
　　丸山昇側重于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社會政治性的實證。2005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王俊文譯的《魯迅·革命·歷史——丸山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從這部文集中可以看出，作為一位日本魯迅學界的學者，丸山昇先生的治學具有以下特點：其一、獨立的精神。不屈從于任何權威、壓力和現成結論，與種種威壓、浮夸、虛飾和懶惰做“殊死抵抗”，唯一認定的只是事實本身，高度忠實于第一手歷史文獻的真實性，堅韌、扎實地堅持持久的冷靜研究。其二、歷史的態度。將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切研究對象真正地置于歷史之中，一切從史料出發，致力于“基于實證的歷史再發掘”。從歷史中闡明問題，考察各人的個性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反對離開具體歷史條件而陷于應該這樣或應該那樣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其三、實證的方法。丸山昇先生思維縝密，眼光銳利，他絕不滿足于表面的是非判定，而總是具有“從事實推導出法則的尖銳眼光及其背后的問題意識”。因而他總是能夠對所探索的問題作出富有歷史感與穿透力的思考和論述，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北岡正子側重于魯迅留日時文化淵源的發掘與考證。她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傳入中國時就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最近，關西大學出版部又推出她的新著《魯迅在門本這一異文化當中——從弘文學院入學到“退學”事件》。2006年3月26日在關西大學為北岡正子舉行的退休祝賀會上，又推出了她的新著《魯迅——救亡之夢的去向》。其綿密、謹嚴、窮追究底、絲絲入扣的考證與辨析，令人嘆服。確如丸山昇所說：“近年來北岡正子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
　　的確，對于魯迅與日本關系的整體認識，離不開可資證明的基本史實的支撐。魯迅在日本生活了八年，這段歷史足跡給日本魯迅學界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源。日本魯迅學家們以他們特有的實證精神，對魯迅在日本的史跡作了令人嘆服的考察。就拿平凡社于1978年2月出版的《魯迅在仙臺的記錄》一書來說，為寫作此書，日本魯迅學界于1973年10月2日專門成立了魯迅在仙臺的記錄調查會，該會事務局代表阿部兼也在該書《后記》中介紹，該調查會主要圍繞四項內容展開調查活動：（一）尋找同班生遺族之所在；（二）調查明治時期當地的報紙；（三）調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舊公文；（四）在荒町、土樋地區查找周樹人第二寄宿處之所在。調查會成員有162人，資料提供者22人，支援協助者425人，總計609人；提供資料的團體有7家，支援協助的團體36家，總計43家。誠如該書《后記》所言，“本書的特色，在于盡可能地收集了魯迅在仙臺的記錄之點，以及收錄僅限于可以明示根據的客觀事實之點”。現在人們看到的這部長達400多頁的報告，不僅是魯迅與仙臺關系的最為翔實的記錄，也為個人與學習環境、時代環境關系的調查活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強調日本魯迅學界注重實證，并不意味著他們輕視理論思維。其實，日本魯迅學家是很重視理論思維的，木山英雄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他簡直是一位詩哲，他的魯迅研究論著是極具深度的詩人與哲學家的精神創作。從2004年9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一書就可以充分看出這一點。其中的首篇《〈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避開帶著預設的體系去面對研究對象”，“執著于邏輯的探討”，并“把考察限定于作為表現的作品維度上”。因而他尋求出的是“不曾被天生秉性或外部環境之投影所淹沒殆盡的、魯迅創造的魯迅，即這種意義上最具個性的魯迅”。文中最為出色的是關于死的四種形態的邏輯分析：《過客》中“與那種被動性的達觀相反的、作為徹底的主觀能動性之純粹自由意志的死”；《死火》中“由作者內省力想象出來的更為逼真的死”；《墓碣文》則是“以比《死火》更為內在化、更逼向核心的方式來推進其邏輯”，“殘酷的孤獨依從孤獨的邏輯發展，最終卻被引致無法成其為孤獨的境地、而在那里受到審判。”而《死后》又是另一種死，是“死之死”，以死后的眼光審視“死”，忽然“發現自己還不應該死，并驚訝于死的無聊，突然坐了起來。”由此，木山英雄認為：“從《墓碣文》到《死后》的跳躍是《野草》運動發展中最驚人的一例。作者完成一系列托于夢境的死之探索，而這最后一個死的形態，是應該在運動著的生之日常性世界里被估定其價值的又一個極具人間具體性的事件。”這死的四種形態，“分別以主客觀的對極相反形式來組合”，“而后面的一對展示了勝過前一對的廣度和深度”。這與死相關的一系列探索的理路，具有很強的邏輯連貫性，說明“《野草》中的詩在生與死的緊張中面臨著最為充實的創作境界”。而木山英雄先生的詩哲式的卓越分析，也達到了輝煌的高峰。我注意到這篇論文寫于1963年，可以回想一下20世紀60年代，我們中國的魯迅研究和《野草》研究尚處于何種狀況中？相比之下，我們不能不痛感沒有像木山英雄那樣“避開帶著預設的體系去面對研究對象”，而是把自己凝固化在某種“預設的體系”中，以僵死的思維模式去“捏造”一個為當時政治需要服務的“魯迅”會造成怎樣的惡果？這的確是應該引起中國魯迅學界深刻反思的。
　　日本魯迅學的第三個特點是善于選擇新穎的切入點，對魯迅作品作出別開生面的解讀。例如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的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的《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就是一部獨特的文學史。它“小題大做，旁敲側擊”，僅僅從魯迅的小說《故鄉》于1921年發表后被閱讀、評論的變遷情況，就展示出20世紀現當代的中國文學空間，其中涉及了許多文學史未曾涉及或較少涉及的學科領域，的確是“四兩撥千斤”！正是傳播美學和接受美學批評方法的運用，使這本“閱讀史”獲得了嶄新的文學史品格。這種特殊的文學史研究方法，顯然對傳統的文學史構成了挑戰。而且，這本“閱讀史”，也對魯迅研究學術史的寫作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向：從魯迅某一個作品的被閱讀、被評論、被接受的歷史看社會和思想的變遷，文學空間的變化。這個路向可能會是非常有意義的。
　　丸尾常喜的《魯迅：“人”與“鬼”的糾葛》，緊扣“鬼”——“國民性之鬼”與“民俗之鬼”這條主線來考察，以理想的“人”為標準尺度，經由對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三個人物的分析，闡述了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本質是變“鬼”為“人”，認為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也是非常善于找做文章的切入點。1997年，丸尾常喜又推出了新著《魯迅〈野草〉研究》，在這部厚重的著作中，對《野草》中的許多篇章作了獨到的細讀。
　　吉田富夫的《魯迅點景》也是會尋找切入點，通過魯迅生平著作中的典型場景與疑難問題的辨析，寫成了一部獨辟蹊徑的學術專著。其中第一章《周樹人的選擇——幻燈事件》已經由李冬木翻譯到中國，在《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二期刊出。這篇論文的最大特點就是把選擇權由人們后來業已認可的“偉大的魯迅”還原為當時的“留學生周樹人”。對于從“留學生”這一視點宋調查魯迅有很大的啟發。
　　其他還有竹內實、片山智行、山田敬三的魯迅研究論著也占有相當的位置，并被引入中國。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詳述了。
　　尤其可貴的是日本魯迅學界的潛力很大，后勁很足。近年來不斷涌現新著，例如2006年1月，汲古書院出版了名古屋大學國際語言文化研究科教授中井政喜的《魯迅探索》。這本書主要是以魯迅(1881-1936)前半生的文學活動（至1927年左右為止）和革命文學爭論時期（1928、1929年）為對象，對魯迅的陰郁性、復仇觀、人道主義和無治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基礎的文學主張以及宣傳與文學的關系進行的一種嘗試性的考察，很有分量與深度。
　　值得一提的還有正當盛年的旅日華人學者李冬木，他的實證與思辨相結合的治學風格，集中體現了中日兩國傳統學術的精華。他不僅翻譯了伊藤虎丸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竹內好的《魯迅》、片山智行的《魯迅〈野草〉全釋》，把日本魯迅學界最好的著作介紹到中國，而且寫出了《魯迅與丘淺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創性、開拓性的研究論著，對《中國人氣質》的澀江保日譯本和博文館也進行了極有價值的翻譯與研究。
文藝研究京38～4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夢陽20072007
日本/魯迅研究/實證/思辨/切入點
日本的魯迅研究歷史很長。20世紀40年代以后的日本魯迅研究，是以竹內好的《魯迅》為起點的。這是一位思想家的魯迅論，是日本的思想家竹內好與中國的思想家魯迅在“抗拒為奴”這一點上達到了“深度契合”。以后伊藤虎丸以對“個的自覺”的深刻理解，使日本魯迅學界的魯迅觀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北岡正子和丸山昇是實證學者的代表，木山英雄以詩性哲學家的思辨見長，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等則善于尋找研究的切入點。
作者：文藝研究京38～4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夢陽20072007
日本/魯迅研究/實證/思辨/切入點

網載 2013-09-10 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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