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

簡體傳統

　　1945年8月6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了令世人震驚的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下午5時，莫洛托夫向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宣布8月9日蘇聯與日本處于戰爭狀態，幾乎同時，[1]
　　蘇聯遠東部隊在中國東北邊境分三個方面軍全線出擊，展開對日作戰。8月9日拂曉，裝載第二顆原子彈的美國轟炸機“布克之車”飛向日本長崎。同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2]
　　由于同盟國軍隊的聯合打擊和震懾，日本外相東鄉在8月10日便向同盟國遞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會。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電臺宣布了無條件投降詔書。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戰到此結束。蘇聯對日宣戰和出兵中國東北，對于加速日本無條件投降，提前結束戰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這一點無可置疑。[3]
　　然而，還有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蘇聯出兵東北在其遠東戰略中的地位，特別是在蘇聯對華政策中的作用，這一點在中蘇史學界過去的研究中卻較少受到重視。在中蘇雙方歷來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或者由于后來的思想禁錮，人們都較多地或片面地強調了蘇聯出兵對于援助中國抗日和促進遠東和平的政治意義，只是從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才開始提出一些異議。本文試圖從蘇聯遠東戰略和對華政策的角度對這個問題做一點粗淺的分析。
　　對日宣戰——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戰爭帶給人們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災難。20年代末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雖然不適合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需要——這一點已為戰后的歷史所證實，但它與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相同，是非常適應于戰爭的戰時體制。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對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責而依靠這種體制蘇聯卻贏得了戰爭。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注入了活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際地位。隨著大英帝國在戰爭中的衰落，蘇聯已經成為能夠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與美國共同主宰歐洲和遠東命運的超級大國。
　　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戰后，蘇聯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當然是在歐洲。通過戰爭，蘇聯不僅擴大了自己的版圖，[4]
　　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個歐洲的衛星國。與此同時，斯大林從來沒有忘記遠東。幾個世紀以來，沙皇俄國一直在努力實現以建立和保護太平洋出海口為中心的遠東戰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不僅使沙皇俄國喪失了除北滿外在遠東的幾乎全部權益，而且成為俄國革命的導火索。令人費解的是，推翻舊俄帝國并一貫宣揚民族平等和國際主義的蘇維埃俄國對于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遭受的“恥辱”卻一直刻骨銘心，而且渴望通過戰爭收回俄國在遠東失去的一切。對于這一點，斯大林幾乎是直言不諱的。在雅爾塔會議之前，斯大林曾幾次或明或暗地對美國提起沙俄在遠東的權益，并表示蘇聯對遠東是有“政治要求”的。蘇聯國內的輿論工具也開始配合運作：一本回憶日俄戰爭的小說《旅順口》在1944年10月，即雅爾塔會議前夕，成了蘇聯的暢銷書。“所有讀了這本大部頭小說的人，都有身臨其境參與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5]
　　隨著戰局的明朗化，在決定遠東未來命運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在談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時，便明確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這些曾是沙俄的權益。雅爾塔會議關于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寫明：“恢復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各項權益”。[6]
　　盡管這個協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對于蘇聯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實質問題，人們在當時也不乏認識。捷克斯洛伐克駐英使館的一位官員就曾指出：“蘇聯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戰爭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奪去的在滿洲的一切權力和利益。”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和駐英大使顧維均也都認識到蘇聯在雅爾塔要求的實質問題是“由蘇俄恢復帝俄在滿洲的權益”，“而這些權益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戰爭而喪失了的。”[7]
　　日本投降以后，蘇聯更是理直氣壯地把對日宣戰和日俄戰爭聯系在一起，不僅蘇聯報刊反復強調這一點，[8]
　　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當天的演說中也特別提到日俄戰爭的問題。斯大林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的污點，而為了清洗這個污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9]
　　斯大林演說之后，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還率領第一遠東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一級空軍元帥諾維科夫、空軍元帥符加科夫、炮兵元帥切斯哈科夫等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順，拜謁了日俄戰爭中在旅順要塞戰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禮并獻花圈。[10]
　　這次意味深長的舉動進一步表明了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真實目的。
　　以上情況顯而易見地說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戰略目標不是摧毀日本的軍事力量，甚至也不僅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說的報復心理，而是要恢復沙皇俄國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11]
　　雖然這一目的只有在打敗日本，而且必須通過蘇聯自身參戰打敗日本以后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出兵東北參加對日作戰可以被認為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過程和背景是很復雜的。蘇聯報紙強調，這是應美國和盟國的要求，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聲明中也明確提到：“鑒于日本拒絕投降，同盟國建議蘇聯政府加入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12]
　　雖然這種說法無疑有助于使蘇聯出兵在外交和輿論方面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但這是不真實的，至少是不準確的。的確，中國政府自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一直渴望蘇聯公開對日作戰，甚至在蘇德戰爭爆發后還千方百計挑動蘇日沖突。而美國政府自德黑蘭會議以后，也確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蘇聯做出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這是已為許多文件和史書證明了的事實，但是以下幾個問題更值得引起注意，因為這些事實可以說明蘇聯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動或壓力，而是由蘇聯既定的遠東戰略目的使然。
　　其一，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與中國政府是否請求根本無關。從歐洲戰爭一開始，蘇聯就極力避免處于被迫進行兩線作戰的危險境地。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有這方面的考慮，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也是出于這一目的。因此，盡管蔣介石絞盡腦汁要把蘇聯拉入對日沖突，而斯大林卻一再婉言拒絕，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政府建議中、美、蘇同時對日宣戰，斯大林在給蔣介石的復電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誠地希望閣下不要強求蘇聯立即對日宣戰。”[13]
　　然而到1942年底，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德國入侵使蘇聯與英美結盟；通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進展已經可以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14]
　　正是在這個時候，斯大林顯然開始考慮遠東的問題了。據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證實，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動告訴他，蘇聯愿意在適當的時候加入遠東戰爭。同年11月，斯大林會晤當時出任羅斯福特使的赫爾利時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15]
　　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為德黑蘭會議作準備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時，斯大林認為時機已經成熟。10月30日，即會議結束當天的克里姆林宮宴會上，斯大林的譯員別列日科夫向美國國務卿赫爾轉達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譯”的話：“蘇聯政府研究了遠東的局勢，并通過了決議，一旦同盟國打敗希特勒德國，歐洲戰爭一結束，蘇聯立即對日宣戰。請赫爾把這一段話作為我們的正式立場轉告羅斯福總統。”[16]
　　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動傳遞的信息，遠東問題才成為德黑蘭會議期間三國首腦討論的議題。而恰恰在這個時候，由于新疆問題激化和蘇聯全面中止對華援助，中蘇關系已經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國加盟對日作戰，也使蔣介石完全改變了對蘇聯加入遠東作戰的立場：中國不希望蘇聯參戰，雖然他感覺到這種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是使蘇聯在遠東參戰的計劃“落空”。[17]
　　不過，斯大林是從來不考慮蔣介石的意愿如何的。
　　無論從蘇聯的遠東戰略要求，還是從蘇聯的軍事力量來看，出兵對日作戰在蘇聯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國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德國投降后，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和主持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決定是否參戰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不會理會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動。”[18]
　　有的觀點認為，在波茨坦會議之前蘇聯對于出兵問題還表示出“明顯的躊躇和疑慮”。[19]
　　這種看法顯然是由于對蘇聯的雄心和能力估計不足。事實上，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一開始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并比較詳細地談論了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問題。[20]
　　波茨坦會議之前一段時期，蘇聯在對日宣戰問題上不急于公開表態，甚至還頻繁與日本方面接觸，無非有兩點考慮：一方面利用美國需要蘇聯在遠東助戰的迫切心情，為謀求恢復其遠東權益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一方面利用與日本虛與委蛇的外交應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緊軍事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所以正如小查爾斯分析的，美國這時已經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國總是要參戰的，而且沒有辦法阻止他們這樣做。”[21]
　　其二，美國在遠東問題上對蘇聯的要求并不在于蘇聯是否參戰，而在于是否能夠盡早參戰。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人員傷亡，是美國希望蘇聯參戰的根本動因。因此，斯大林剛一表示出參戰的意愿，羅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國當時所處的地位，正像兩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開辟歐洲第二戰場時蘇聯所處的地位一樣。參戰是遲早的事，問題在于何時參戰。美國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表達的十分明確：“我們希望俄國軍隊盡早地參加對日作戰”，“俄國盡早地參戰及全力投入進攻，是為我們太平洋地區作戰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22]
　　美國軍方提出的這種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太平洋戰爭的過于悲觀的估計。據丘吉爾回憶，英美曾認為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很可能需要喪失100萬美國人和50萬英國人的生命。”[23]
　　美國對日作戰的計劃也比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國制定的“奧林匹克”戰役作戰計劃和7月24日由英美參謀長提交波茨坦會議的對日戰略目標報告都提出，實施對日本本島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陸作戰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開始，而占領日本主島并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計是1946年11月15日。[24]
　　所以，如果蘇聯在美國實施登陸作戰前參加對日宣戰，既可以將日本關東軍主力吸引在中國大陸，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從而大大減少美國軍隊的傷亡，同時，又可以加快戰爭進程，盡早地結束戰爭。
　　如果說美國軍方人士的出發點純粹在于軍事戰略方面，[25]
　　那么美國總統和政府則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戰略的考慮。羅斯福很明白，既然蘇聯參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結果是在軍事上要求蘇聯盡早開始對日作戰的同時，在政治上也必須與蘇聯達成某種協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諾，從而限制戰后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擴張。而且，這種承諾越早做出，美國在遠東付出的政治代價就越小。這是美國急于同蘇聯達成遠東問題的協議并多次要求蘇聯履行諾言的更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透露的羅斯福的“深層考慮”，很能說明當時美國的心態。哈里曼說：“關鍵的問題倒不在于蘇聯是否將參加太平洋戰爭，而在于是否能及時參戰，有助于參謀長聯席會議關于進攻日本本土的計劃的實施。存在的巨大危險是蘇聯可能袖手旁觀，而等我們犧牲了大批美國人生命，打敗日本之后，紅軍長驅直入滿洲和中國北部大片地區。那時蘇聯人就能輕而易舉地以‘公眾要求’為借口，建立滿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了。羅斯福總統力圖使斯大林先前所談的一般保證變為俄國盡早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明確行動，限制蘇聯在東方的擴張和取得蘇聯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支持。”[26]
　　美國最担心的是蘇聯出兵的時機會選擇在美軍已經在日本登陸并付出重大犧牲之后，如果這樣，蘇聯就會以最小的代價而取得在遠東任意行動的實力地位。
　　其三，美國從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開向蘇聯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建議或要求。雅爾塔協議屬美蘇之間的秘密外交，而蘇日當時還處于外交上中立狀態，因此，蘇聯對日宣戰必須師出有名。但局勢的發展又使美國不愿承担為蘇聯尋找外交借口的責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重大因素直接進入了美國遠東政策的制訂過程，杜魯門和丘吉爾甚至認為不需要蘇聯參戰可能是更好的結果。[27]
　　盡管美國軍方因無法預測使用原子彈的效果而認為蘇聯參戰仍然是需要的，[28]
　　同時鑒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慮，阻止蘇聯參戰也是不現實的，但這個時候讓美國對蘇聯參戰提出正式的建議和要求，顯然是不可能的。結果，波茨坦會議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準備的一個擬在會議上提出的蘇聯對日宣戰的方案，變成了美英單獨做出的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后通牒。[29]
　　到1945年7月下旬，已經不是美國急于要求蘇聯出兵，而是蘇聯在獲知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個對一直與蘇聯保持中立關系的日本宣戰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會議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蘇聯政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美蘇和其他在遠東作戰的盟國，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要求。而杜魯門對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諷刺性的外交動向”：蘇聯終于要在最后關頭來摘取勝利果實了。盡管杜魯門很不情愿，但是鑒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還是在7月31日給斯大林發出了一封充滿圓滑的外交語言的信件。[30]
　　當然，斯大林很難利用，實際上也沒有利用這封信件。不過，這根本不能妨礙蘇聯出兵，作為一位信奉實力外交原則的政治家，斯大林顯然認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無關大局，憑借實力，蘇聯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國40年前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喪失的全部權益，或許收獲還會更大些。
　　[1]莫斯科時間8月8日18時即東京時間8月9日0時，此時，新京(長春)已遭蘇軍轟炸。
　　[2]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66頁。
　　[3]盡管近半個世紀以來，關于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爭議，但至少人們都承認蘇聯出兵加快了結束戰爭的進程。
　　[4]據1947年3月7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的統計材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獲得了約2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234.4萬人口。見彼德·卡爾沃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1頁。
　　[5]瓦·米·別列日科夫：《外交風云錄(續篇)》，世界知識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77頁。斯切潘諾夫的《旅順口》一書獲得1945年度斯大林文學獎。
　　[6]雅爾塔協定全文見《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4頁。在這里略提一下蘇聯在此前關于日俄戰爭的說法不是毫無意義的。1924年蘇聯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的備忘錄中說：“1904年，日本魚雷艇在旅順襲擊俄羅斯艦隊時，從技術上看，顯然是攻擊行為，但從政治上看，起于沙皇政府的對日侵略政策。”引自林三郎編著：《關東軍和蘇聯運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00頁。
　　[7]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9、557頁；《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三聯書店1974年中文版，第149頁。
　　[8]如《真理報》1945年8月9日和8月25日社論，見《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3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530頁。
　　[9] 《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8～439頁。但斯大林在這里講的根本不是實際情況。事實上，當時的“老一輩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為沙皇的失敗而受到鼓舞，對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權和歐洲資產階級。見列寧：《旅順口的陷落》，《列寧全集》第8卷。
　　[10] 《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第200頁。
　　[11]有些蘇聯學者也不否認“消除1904～1905年俄日戰爭中俄國失敗所造成的后果”是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目的。見Ｎ．Ａ．基見林主編：《國際關系和蘇聯對外政策史(1917～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89～390頁。但別列日科夫在復述蘇聯政府對日宣戰的這一聲明時，似乎有意漏掉了前面引號中的那句話。見《外交風云錄(續篇)》，第374頁。
　　[12]見1945年8月9日《真理報》社論；F．Ｃ．瓊思、休·博頓和B．Ｒ．皮爾思：《1942～1946年的遠東》，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14頁。
　　[13]約翰·W·加弗：《1937～1945年的中蘇關系：中國的民族主義外交》，牛津1988年英文版，第186頁。
　　[14]斯大林曾經提出這樣的任務：要使1942年成為殲滅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年。見德·沃爾科諾夫：《勝利與悲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82頁。
　　[15]查爾斯·B·麥克萊恩：《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1931～1946)》，紐約1958年英文版，第178頁。
　　[16]瓦·米·別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譯員——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18頁。據別列日科夫說，第二天拂曉，赫爾便向羅斯福發出了這一信息。根據斯大林“對此要保密”的要求，電報是用海軍密碼和陸軍密碼分兩部分拍發的。至于說“立即對日宣戰”，斯大林倒是有些言過其實了，事實證明，即使歐戰結束，蘇聯出兵前也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作為軍事和外交上的準備。不過，這種說法表達了蘇聯政府的急切心情。
　　[17] 《1937～1945年的中蘇關系》，第191～192頁。
　　[18]赫伯特·費斯：《中國的紛亂》，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頁。
　　[19] 《1942～1946年的遠東》，第208頁。
　　[20]相反，對于在此時是否還要提出蘇聯參戰問題表示猶豫的倒是美英兩國了。見小查爾斯·米：《在波茨坦的會晤》，三聯書店1978年中文版，第95頁。另見《外交風云錄(續篇)》，第161～162頁。
　　[21] 《在波茨坦的會晤》第95頁。
　　[22]見雷蒙德·Ｌ·加特霍夫：《蘇聯介入滿洲(1945～1946)》，載雷蒙德·Ｌ·加特霍夫編：《中蘇軍事關系》，紐約1966年英文版，第59頁；赫伯特·費斯：《丘吉爾、羅斯福與斯大林——他們所進行的戰爭和所探求的和平》，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62頁。
　　[23]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5卷，商務印書館1975年中文版，第930頁。另據赫爾利后來在國會的證詞：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當時估計，如果蘇聯不出兵對日作戰，美國要付出傷亡100萬人的代價。見斯伯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外交政策》，商務印書館1992年中文版，第73頁。
　　[24] 《中蘇軍事關系》，第61頁；《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53～354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6卷，第916頁。
　　[25] 1945年6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醒總統，“蘇聯參戰將對日本投降產生決定性影響”(《中蘇軍事關系》第61頁)，就是對此而言的。
　　[26]哈里曼的證詞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62～63頁。
　　[27]參見《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518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6卷，第931頁；《外交風云錄(續篇)》，第158～159頁。
　　[28] 《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52～353頁。
　　[29]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商務印書館1982年中文版，第257～258頁。中國在會后參加了該宣言的簽字。
　　[30]信件內容見《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37～338頁；《在波茨坦的會晤》，第2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