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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第18屆國際史學大會論文提要)　沈志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國際關系史研究中，中蘇關系史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戰后中蘇關系的發展和演變，不僅對于世界兩大體系的形成和對壘以及冷戰在亞洲的出現和升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確定了在國際關系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的基本構架。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蘇關系從結成聯盟到發生對抗的變化過程中，經歷了結盟、合作、蜜月和分裂這樣四個發展階段。決定中蘇關系走向的本質因素是國家利益的一致或對立，而其表現形式卻是意識形態的統一或分歧。
　　一、不平等的聯盟
　　二戰后期，羅斯福與斯大林在維持國際秩序世界和平方面取得了一致：大國合作，主宰世界。戰后蘇聯的遠東戰略繼承了沙皇俄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安全戰略，力圖在太平洋確立出海口和不凍港，在遠東建立一圈緩沖地帶。正是在這樣的主導思想和對外戰略的指導下，蘇聯以出兵中國東北參加對日作戰為由，通過雅爾塔協議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定了它在遠東的基本權益和勢力范圍，也決定了它支持蔣介石政權的基本對華政策。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和冷戰的發生，使斯大林在歐洲采取強硬的對抗政策，而在亞洲采取維持現狀的緩和政策。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的現實迫使蘇聯改變了對華政策，即由支持國民黨轉到支持共產黨。但斯大林并不愿意在與新中國的交往中失去既得利益。新中國面臨的緊張的國際局勢現狀和緊迫的經濟重建問題決定了毛澤東只能采取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所以盡管附加了種種不平等條件，但脆弱的新中國畢竟在與蘇聯結盟的關系中得到了一種政治上的保護和經濟上的援助。意識形態的一致和國家安全利益的要求決定了這種聯盟關系，而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和實力差別則決定了這是一種不平等的聯盟關系。
　　二、有沖突的合作
　　中蘇聯盟是南北朝鮮沖突能以戰爭形式出現的客觀因素之一，而戰爭又反過來加劇了中蘇合作中的沖突。由于新中國的獨立傾向和蘇聯被排斥于對日和約之外，朝鮮半島在蘇聯遠東戰略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國的戰略重心則在于經濟恢復和解放臺灣完成統一大業。在金日成與斯大林已經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毛澤東只得同意首先支持北朝鮮完成統一事業，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又迫使中國放棄進攻臺灣的戰役。在朝鮮戰爭中蘇聯表面上處于中立地位，美國介入戰爭后蘇聯更是退居幕后，把中國推到第一線。一方面美國在臺灣海峽和中朝邊境對新中國的生存造成威脅，另一方面蘇聯有可能在美軍越過鴨綠江時以中蘇聯盟為由再次出兵中國東北，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迫不得已做出了不惜一切代價出兵朝鮮的重大決策。蘇聯在戰爭中的自我保護政策加重了中國入朝作戰的困難和犧牲。在聯盟與合作的表層下，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逐漸加深，斯大林本人的威望和面對強敵的國際環境維系著中蘇的聯盟關系。
　　三、不尋常的蜜月
　　斯大林的去世使中蘇關系出現了轉機。蘇聯新領導人趨向緩和的對外政策促使朝鮮停戰談判達成協議，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赫魯曉夫為鞏固其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極力推行對華友好方針，在中蘇結盟時遺留的一系列問題上，蘇聯完全滿足了中國的要求，而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也得益于蘇聯的大量援助。中蘇關系進入了真正的蜜月時期。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地位的提高及赫魯曉夫國內政治地位的不穩定決定了中蘇關系趨向平等的客觀條件，而中國與蘇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相互需求成為這一時期中蘇關系的基礎。
　　四、意料中的分裂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莫斯科宣言的發表，確立了赫魯曉夫在蘇聯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使他可以公開對斯大林進行批判，試圖改革蘇聯的經濟體制，并對美國采取緩和的外交政策。這種在緩和中求發展的基本國策與中國的發展戰略產生了矛盾(波匈事件已見端倪)。中國與美國由于朝鮮戰爭而產生的公開對抗的僵局，以及在發展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方面急于求成的心態，促使毛澤東在對外和對內政策上都采取了一種日趨激進的方針。于是，基本政策的對立導致了雙方國家利益的沖突，以及中蘇兩國領導人彼此之間不滿和猜疑的加深。(關于長波電臺、聯合艦隊、炮擊金門、三面紅旗的爭論。)盡管這一時期表面上還維持著同盟友好關系，但分裂已經勢在必行。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蘇的分裂終于以意識形態爭執的形式公開化，并從此走上對抗的道路。
　　中蘇關系的演變表明，雖然從聯盟到分裂，在形式上都表現為意識形態方面的統一和分歧，但在實質上還是國家利益以及體現國家利益的基本國策的沖突。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沖突是國際間的普遍現象，問題在于解決這種沖突的方式和手段。意識形態的因素摻雜其中加深了問題的復雜性和解決矛盾的難度。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在國家關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只會把人們的認識和決策引入歧途。
　　本文作者單位：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

沈志華 2013-08-28 10: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