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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五四”時期的情形十分相似，在新時期，隨著西方各種思潮的涌入，西方當代形形色色的文學理論批評也被大量引進中國。20年來，國內出版了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編《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和王逢振、盛寧、李自修編《西方最新文論選》等數以十計的研究資料叢書和譯文集，出版了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王寧著《深層心理學與文學批評》、王岳川著《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等數以百計的研究專著，發表了楊周翰《新批評派的啟示》、袁可嘉《結構主義文學理論述評》等數以千計的研究文章。通過這些叢書、譯文集和研究論著，西方近百年的各種文學批評，如精神分析批評、英美新批評、現象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結構主義批評、闡釋學批評、接受美學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后現代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等等，幾乎全部登陸中國，并在新時期以來短短20年間的中國論壇紛紛登場亮相。
　　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的引進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世界范圍內日益頻繁和便捷的文化、文學大交流是其重要的外部條件，而“文革”結束后，伴隨著國內改革開放國策的實施和社會經濟的轉型而產生的批評界尋求新的文學理論話語的迫切需求，則為其提供了內在驅動力。至于引進的結果，總的來看應該說是積極的。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的引進和借鑒，確實幫助中國批評家突破了過去幾十年所形成的社會——歷史批評的單一、僵化的模式，獲得了新的思維空間，掌握了多種批評方法，從各種不同的維度拓寬和加深了對文學的認識，實現了“從一到多”的變化，使我國文學理論批評進入了“多元共生”的時代。
　　20世紀的西方文學批評，經歷了三次轉向（非理性轉向、語言論轉向、文化學轉向）和現代、后現代及后現代之后三個階段，走了一條由外部研究轉向內部研究最后又回歸外部研究的路（當然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螺旋式上升）。西方當代文學批評發展的這種總趨勢無疑在我國新時期文學批評的發展中留下了它的投影。但就形形色色的單個批評而言，它們在西方是近百年間先后出現的歷時性現象，而它們的東行卻并非如其在西方的次序那樣按部就班，而是在我國新時期短短20年間幾乎同時引進并產生共時性的影響。如80年代中期就至少同時引進了精神分析、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等多種西方批評。這就決定了西方當代批評在中國生存狀態的兩個特點。一是在我國新時期基本上沒有西方各種批評依次“獨領風騷三五年”的現象，而是多種批評同時共存、雜語共生。這種狀況倒是有利于我們在比較、鑒別中同時吸收西方多種批評之長而避免其偏頗，但缺點是每一種批評在我們這里可能都發展得不夠充分。二是中西批評不可避免地出現歷史的錯位：當英美新批評乃至結構主義等在西方已成明日黃花時，我們卻正把它們炒得火熱；當西方文化已進入后現代主義時期，我們還在爭論中國有無現代主義；而當我們引進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時，西方則又進入“后現代主義之后”了。這表明西方當代批評的引進至少在新時期的前10年還存在著滯后現象，直到90年代開始引進和討論西方后殖民理論和文化研究等最新思潮，中西文學批評才真正趨于同步。
　　桔生淮北則為枳。由于時代的錯位和中西文化語境的殊異，西方當代批評引進中國后必然會有所變形，引進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吸收、揚棄、改造、重構的過程。當然應該看到，在引進之初也出現過不少機械照搬、生吞活剝、膚淺浮躁和新名詞轟炸等弊病，這是應該承認、重視和加以改進的。不過同時也應看到這是大規模文化交流中所無法完全避免的負面現象，而且這也決非事情的全部或主流。事實證明確有大批學者在西方當代批評的批判吸收、改造重建和促使其中國化方面做了大量嚴肅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們中有的以辯證的態度仔細辨識西方當代批評的優長與缺陷，如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在其所撰《前言》和多則《編者按》中不斷提請讀者注意英美新批評獨特的理論貢獻與其謬誤之處；有的以清醒的目光洞察西方當代批評復雜的兩重性，如王寧評介賽義德等的后殖民理論，就反復指出其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話語霸權的一面，同時它作為第一世界內部話語主導權的爭奪者又具有某種新殖民主義色彩（參見王寧《后現代主義之后》等論著）；有的從建設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需要出發對西方當代批評進行創造性的重構，如季紅真就曾“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思想”來重新闡釋結構原則的基本范疇，在西方結構主義的改造方面作了很有意義的探索（參見季紅真《文學批評中的系統方法與結構原則》一文），又如張頤武對解構主義進行再解構，通過對其進行“揚棄”和“補充”來建構第三世界的話語，也屬于同一性質的探索（參見張頤武所著《在邊緣處追索》一書）；還有的學者致力于中西理論批評的比較與對話，發掘二者之間的契合融通之處，并通過這種對話來達成一種新的理論建構，如張隆溪的《道與邏各斯》等論著就在中西闡釋學領域做了這種極有成效的研究，等等。
　　除了上述理論上的批判吸收、改造重構之外，新時期以來還有不少人十分重視將引進的西方當代批評應用于從古代到現當代、從文學到電影的具體作品的批評實踐，例如王富仁運用英美新批評的細讀法先后寫了《〈狂人日記〉細讀》和數十篇“舊詩新解”（載《名作欣賞》）；馬俊山在《曹禺：歷史的突進與回旋》一書中，運用精神分析批評方法對曹禺的內傾壓抑心理與其戲劇創作的關系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此外在精神分析批評實踐方面還有王寧、尹鴻等發表了大量文章；在原型批評的應用方面，有葉舒憲的《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西文化中的愛與美主題》和方克強的《神話和新時期小說的神話形態》等大量論著（據葉舒憲統計，新時期公開發表的此類批評文章約有三百幾十篇之多）；結構主義的實際應用，則可舉出王一川借用格雷馬斯的“符號矩形”理論對小說《創業史》和電影《紅高梁》等文藝作品中人物關系的分析（參見王一川《卡里斯馬典型與文化之境》和《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競爭》等文）以及楊義、凌宇等在這方面的批評實踐；此外，女性主義批評在批評實踐方面也有大量的成果面世，后殖民主義批評的實踐則引發了有關中國文化的“非殖民化”和《紅高梁》等第五代電影的“后殖民性”等問題的廣泛討論。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是，朱棟霖主編的《文學新思維》，運用西方當代的十種批評來對我國從上古的《詩經》到新時期的小說、詩歌、電影共160篇（部）作品進行解讀， 是這方面有系統性的一次可貴探索。所有這類批評實踐，幫助我們用新的觀點、從新的角度，對我國自古以來的文學創作獲得了不少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證明了西方當代批評在我國文學批評實踐中的有效性。同時，在這種批評實踐中，對西方當代批評的選擇、改造、磨合，也反過來促進了它的中國化，使之逐漸變為為我所用的、我們自己的批評理論和方法。當然，西方當代批評也有它的局限，用于中國文學的批評實踐其局限性就更多一些。但是任何批評理論都是有局限而不可能包羅萬象的，即使用我國傳統批評來解讀李白、杜甫，也不可能完全沒有局限。
　　新時期以來，或者再說遠一點，自“五四”以來，我們對外國（特別是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的引進，推動了我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化，促進了我國文學批評與國際文論界的接軌和對話，其積極意義是應該首先予以肯定的。當然在這方面我們也不無遺憾之處。最大的遺憾是在大部分時間里我們對西方批評的引進帶有滯后性，同步尚且沒有做到，超越更談不上，這就造成我們老是“拿來”而少有“送去”的尷尬處境。新文學先驅們想要盡快趕上西方，與西方并駕齊驅，然后對世界文學作出獨特貢獻的理想，就文學理論批評領域而言確實還遠未實現。檢視“五四”至今我國使用的理論批評話語，就其來源而言主要是來自國外，雖然“拿來”以后也能創造性地使用并使其中國化，但終究不是我們原創的理論。因此，近年來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大聲疾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這確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不過，這種建設與引進是并不矛盾的，恰恰相反，二者是有密切聯系的。錢中文先生曾指出，我國當代文論的建設面臨三個傳統，即我國“五四”以后的文學理論傳統，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傳統和外國文學理論傳統。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不可能憑空創造，而只能在這三個傳統的基礎上，在解決當今我國乃至世界面臨的文藝問題的實踐中來創造。所以對外國（特別是西方）文論的引進不但不應排斥，而且應當把它做得更好，不僅現在需要做好這一工作，即使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基本建成，在世界論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那時我們還需要引進，需要交流，來保持我們理論的活力。
　　
　　
　　
文藝報京②J1文藝理論陳厚誠19991999 作者：文藝報京②J1文藝理論陳厚誠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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