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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這個題目，我就知道，這里有點“媚俗”的意味。但我還是希望能夠盡可能準確的言說：以一種扒皮的“媚俗”來反對另一種“媚俗”——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神話。
 迄今為止，當代的知識分子還陶醉在五四時期和八十年代的理想生存形態之中。盡管后者與前者所體現出來的精神追求完全不同，但理想主義的情懷依然如出一轍：知識分子應該承担時代道義和歷史公義的責任。翻讀葛紅兵的《鴕鳥永遠是人類的敵人》，他在此批判了被知識分子高捧的錢鐘書這只“鴕鳥”：他在文革中學會了做縮頭烏龜，盡管他知識再淵博，學問做得再好，但他還是像一只鴕鳥一樣活著，因為他失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靈魂。
 我無意反對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僅僅是作為我探討一個問題的契機。盡管幾乎所有后來的知識分子對前幾代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集體表現都倍感失望：在文革中，知識分子的精神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到了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被視為復活了，他們經歷了一場思想大解放的歷程。很多的評論都對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歸結于知識分子的推波助瀾：他們解構了八十年代之前的政治意識形態。
 但在這里，我只想說的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解構也許根本不需要以一種知識分子的話語形態來進行，它自身就會被解構于市場經濟的話語形態當中。至少在中國當代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大一統的政治意識形態從根本上說，當然不是被知識分子解構掉的。用馬克思哲學的術語來說，政治意識形態的瓦解最終來自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知識分子不過是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知識分子沒有也缺乏一種結構意識形態話語的能力，而這恰恰證明知識分子的無能。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反而是得益于政治意識形態自身的解體的。在思想的專制之前和專制之后，在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不作為中，他們扮演了一種無能的角色——與真理對抗的無能角色。
 “無能”是對一種時代和歷史的迎合，對政治的投機取巧。實際上，真正的“無能”反而表現出一種對時代和政治投機取巧的敏感性，反而表現出他們對自身堅守的信念的放棄和在政治上積極熱情。因此，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任何在歷史和時代之內為之唱“贊歌”或者“葬歌”的人都是投機主義者，他們不過是像諸如郭沫若、周揚一類的政治機會主義者。除此之外，他們別無所用。因為他們依附于時代、依附于歷史、依附于政治，依附于“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政治理想。這一類知識分子的命運要么是傳統理想的政治熱情（地位、權位等）的滿足，要么是新生理想的金錢和物質的滿足。還有一種極端的悲劇命運是他們被機會（歷史、時代、政治）本身拋棄和蹂躪。他們的命運是阿Q式的命運——知識分子只知道阿Q是一個農民，具有自身局限的農民；他們不知道阿Q也是一個 “知識分子”，一個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一個徹頭徹尾的投機主義者。正是這個意義上，阿Q的命運即是悲劇性的，而且還是存在性的。
 但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價值在于他不依附于金錢、地位、甚至歷史、時代和政治等任何東西——他僅僅是依附于他的信念和他的信仰。當然，他們也許是引領時代的人，也許是時代沉默者，甚至是時代的敵對者，因為“介入”是從信念和信仰的意義來說的。從這個角度上而言，余杰和葛紅兵對昆德拉的指責都是無理的。昆德拉不“介入”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介入”——爭取自主性是一種最基本的“介入”：他忠于他自身的信念和理解，使得信念和理解不被政治利用，并爭取這一信念和理解在現實當中存在的空間。一個知識分子首選是對自身信念和信仰的承担，而不是某種道義和道德的承担。只有對信仰和信念本身的承担才是知識分子首要的責任；只有具有某種永恒性和普世性價值才是知識分子不惜以一生甚至生命去的代價去堅守的信仰。新青年余杰在他的一篇文章《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中指出：在關于抗議蘇聯占領期間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事件上，同作為知識分子的昆德拉和哈維爾兩人卻截然表現不了不同的態度。昆德拉覺得“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而且厭惡后者要求簽名的到的優越感，本質上是一種“媚俗”異化狀態。而哈維爾則認為簽名“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嚴酷的現實中自我承担的勇氣”，并且可以讓“那些在牢獄里受難的人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
  我們無權去指責昆德拉缺乏道義，這首先來自于簽名完全是一種自愿行為——維護自愿的原則是首要的。當然，就像余杰對哈維爾的肯定一樣，他以政治和道義熱情的“介入”的確體現了知識分子的價值。但，這兩者也許不存在根本上的沖突，原因來自于他們對信念的堅持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前者是以在于他以一種反叛的姿態消解了道義的價值系統，因為產生道義本身的動機是值得懷疑的，把這種道義承担的簽名行動揶揄成“媚俗”的表演——它更像一場政治秀，但并不代表他就認同政治迫害本身；恰恰相反，這種反叛和消極的姿態正是對另一種真正價值的呼喚——非政治意義的、個體性價值的持守。而后者則把自身的價值堅守放在了一場特別的政治運動中來獲得表達。而這兩者之間價值形態的差異恰恰有一個共同的價值形象，那就是他們都反對集權的政治迫害，只是在昆德拉看來，反對并不能以統一反對規范的形式進行，要不然，反對本身也陷入到某種規范的專制之中。
 也許惟有在對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和作為基督教思想家的朋霍費爾之間的評判和比較當中，才更具有更為明晰的、根本性的價值和意義：擁護納粹還是反對納粹？這一命題的另外一層含義即是：反人類的非正義選擇還是擁護和平的正義的選擇？后者以直接介入政治活動（刺殺希特勒）實現了他對信仰的理解：信仰的表達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和思想的介入，而且還是行為的介入。而后者卻在個體的選擇中讓道義悄悄地滑出了自身的信仰范疇，問題是：沒有道義的信仰還能稱之為信仰嗎？
 盡管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自身的使命和責任問題上一直在反省和自我批判，但從來都是局限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時代、歷史的關系上以及相關的道義責任上——卻從沒有在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從具有永恒和普世性的信仰維度來進行審視和反思。如果知識分子自身沒有一種具有普世的信念和價值立場的話，那么它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思考又怎么可能獲得價值的維度？因為對于一個知識分子而言，他的信念和信仰的價值決定了他言說的價值。
 因此，知識分子的信念和信仰難道不應該是超越國家、民族和具體的歷史境遇甚至是民眾的嗎？如果他們把把自身的價值寄托在具體歷史形態的國家、民族甚至民眾身上，一旦國家、民族甚至民眾發生了災難行的裂變，知識分子的價值系統就崩塌了。一旦他們的價值系統崩塌，就意味著賴以生存的精神生命的死亡，而且這往往是致命的，它的結果是身體和精神的全部死亡。屈原終于還是跳了汨羅江，這是對國家理想主義權力愿望的終結；茨威格夫婦雙雙自殺，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理想神話已經完全絕望；葉賽寧的自殺是對科學主義神話的生命反抗，他以殉道的方式為理想的田園一去不復還唱了一首生命的葬歌；而馬雅可夫斯基的自殺則更加具有某種荒謬性：一個獻身于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理想詩人最后還是走向了死亡：他也許終于明白為了烏托邦的實現，不惜一切的去迫害其他知識分子是可恥的。
 那么，知識分子究竟在歷史的境遇中應該充當什么樣的角色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涉及到知識分子自身的信仰問題。倘若一個知識分子的信念和信仰并非超越于國家、民族和時代，倘若一個知識分子的信念和信仰最終蛻變成一套精明的功利主義，甚至偶像崇拜，那么，這樣的蛻變對知識分子而言就是一場精神災難。
 因此，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身存在的價值應該和大眾一樣，他不代言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時代、任何政治團體；他不代言歷史——他只以他的信念和信仰說話。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引領了時代，那么一定是他的信念或信仰賦予他的，這些信念、信仰和永恒的東西相關，而不是信念和信仰之外的任何東西，不是時代、不是歷史，更不是某個政治利益集團。否則，他的信念和理想要么被遭至失敗之后無所適從，要么在民眾偶像崇拜中異化自身。這兩種精神的境遇都意味著知識分子個體信仰的終結。
 在中國的當代的歷史境遇中，一大批的左翼知識分子幾乎是集體性地對政治災難保持了沉默。而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災難和是社會的政治改革都先于知識分子的葬／贊歌。八十年代社會的開放、民主和進步，大一統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解體都并非是知識分子先見之明的結果，而是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本身的矛盾使然。知識分子并不是從理論和實踐的意義上獲得這些資源，從而先于政治本身作出反應；更不要說在政治災難之前以自身的信念和信仰“介入”而阻止政治災難的發生。相反，真正的馬克主義知識分子反而在時代和歷史中被閹割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志新、遇羅克、顧準和那些在寫作和思想上仍然在秘密言說的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而那些在政治災難中迎合政治、迎合時代、迎合歷史而寫作、講授的知識分子卻是一群真正的“偽知識分子”——他們是一群喪失信念的附庸者，他們可以什么都是，但他們就不是知識分子。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信念和信仰才是成為知識分子之所以稱其為知識分子的本質性東西。
 這樣，信仰屈服在歷史和時代之中——盡管一種理論上的信仰可能是時代和歷史的結果，但信仰從本質的意義上而言是超越歷史與時代的，否則它就不稱之為信仰。所以一個引領時代的知識分子和一個依附于時代的知識分子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以他堅持的某種具有永恒性的信念和信仰來對時代和歷史發話，而后者以一種對歷史和時代的敏銳嗅覺緊跟著歷史和時代——這看起來具有某種崇高性，但歸根到底是一種徹頭徹尾為的投機行為。因為這些人的信念是時代和歷史本身的“變”，他們的信念和信仰是在歷史和時代之內的。
 但問題是，一個自身具有信念和信仰的知識分子和一個同樣自身具有信念和信仰的農民有什么區別呢？譬如一個基督徒知識分子和一個基督徒的農民有什么區別呢？前者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恐怕就不是因為他具有信仰的緣故，盡管也許他在寫作當中一直體現了他的基督教價值和信仰取向（比如北村），甚至就他的寫作生活而言，他就生活在信仰中。但一個農民在日常的生活，甚至作為農民職業的種植當中也同樣可以體現他對信仰的理解，或者說他就生活在信仰當中（如電影《像土豆一樣信仰》就體現了這一類的表達）。這樣，知識分子就并不是單有某種人生的信念和信仰才稱之為知識分子的。實際上這里就包含了知識分子的另一重性質：他們之所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并不是對某個信念或者信仰執著的緣故，而是他自身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那么這樣說來，是否可以說，知識分子不過是通過寫作、演說、講授、創作等來體現自身信仰價值的一群人呢？就像一個具有虔誠的農民基督徒通過種植，通過他與鄰人的互助關系來體現他信仰的價值，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老工人通過他對工作的嚴謹、對前途的樂觀而體現信仰的價值一樣。寫作、出版、演說、講授、創作即是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一種體現價值的手段，這是一個具有信仰的知識分子和具有信仰的農民和工人的不同。
 的確，知識分子不應該為任何東西代言，他甚至不為真理代言。因為真理是在他之外的。他僅僅說出自身，他僅僅通過寫作、出版、創作等尋求真理和信仰。任何為農民代言的知識分子都難免陷入自我理想主義的陷阱之中——它的可怕在于知識和思想本身的集權。知識分子需要更多的反省自身，從存在的意義上去思考自身——他們當然思考自身以外的東西。但如果他們不思考自身，或者從自身的思考出發的話，那么自身便從對世界的思考中逃逸，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便蛻變成是一群真正的鴕鳥主義者。
 但知識分子不是英雄，即使對于一個引領時代的知識分子而言，對于一個在政治災難的逆境中遭受迫害而依然堅守內心堅守信仰的知識分子而言，他也不是英雄——如果硬要說他是英雄，那么任何活在具有永恒性的信念和信仰之中的人都是英雄。被羅馬殺害的教徒們是英雄，在日軍侵華之后而拒絕出走的弘一法師是英雄。英雄是從是信念和信仰的意義上而言的，除此之外，沒有英雄可言。即使如此，英雄本身也不可被當做偶像——盡管這是英雄自身所不能控制的事情，但英雄的可怕之處也在于此。因為知識分子不應為任何人代言。他產生的影響是在他自身之外的：他應該以他的信念說話而不是以他自身說話，他自身并不能被創造成一個偶像——偶像的可怕在于它制造了合理的專制和合理的群體狂歡，任何具有與“英雄”的思想矛盾的“思想”都會被這種合理的狂歡湮沒。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知識分子的確沒有什么崇高之處，知識分子之所以被塑造成崇高的理想形象，在于他們本身的“原罪”被理想遮蔽了，他們自身從對世界的批判中逃逸了，更在于英雄之外的人需要偶像——而恰恰是這些人缺乏自身的信念和信仰。這樣，英雄的信念和信仰反而被英雄本身置換了，知識分子的信念和信仰反而被知識分子本身置換了。信仰永遠是和偶像相對立的，信仰的異化就是偶像。從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到極端的偶像崇拜，這中間不正是人之“原罪”的結果嗎？換句話說，真正的崇高即是他們從不愿意被塑造成崇高，從不愿意被塑造成“代言人”的形象；真正的崇高是從不代言的，而真正的英雄是無名的——“英雄”一旦成名，就難逃被政治利用、“神化”的命運。這是英雄們難逃的悲劇，更是凡人們難逃的悲劇——他們陷入對英雄的神化和偶像化之中。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失去政治的庇護未必是一件壞事，從英雄的殿堂里跌落下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這些事件使得知識分子從政治和時代中脫離出來，從知識分子的英雄神話和崇高情結中脫離出來，審視自身，審視知識分子本身的使命和責任。開始用對自身的担當去担當世界，用對自身的審視去審視世界。他們從對世界的批判中更認識到自身的不足，認識到一種存在性的“原罪”，認識存在，認識人自身，從而在一種對自我和對世界的互動性批判中建立起一種關于愛、關于寬容、關于和平等一些終極性的信念的價值——而這些信念和價值是超越歷史和時代的。
 簡而言之，對信念和信仰的堅守是知識分子自身賦予的責任和重担，它是自我崇高化的結果。這些信念若只是被知識分子堅守，而不是一種普世性的價值，那么它說到底是一種話語建構——關于知識分子的崇高話語建構：它來自于一個缺乏信仰的國度，而信念和信仰被知識分子壟斷和褻瀆的結果。知識分子的職責究竟是什么？他必須言說真理，但他從不代言真理。難怪克爾凱郭爾欣賞蘇格拉底甘愿把自己當做一個真理的“助產士”——他們都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但他們都以寫作、言說和創作體現自身的價值，堅守自身的信念和信仰，他們以一種真正的謙卑和對代言的否定來體現知識分子的立場——他們不代言任何人，甚至不代言任何真理，他們僅僅提出問題。
 所以，知識分子究竟是什么？他們只是一群以寫作、創作、講授為自身生存方式的人，他們言說真理，但他們從不代言真理——一個牧師是知識分子，一個詩人是知識分子，一個作家是知識分子，一個社會活動家是知識分子。只是，現實中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有太多太多光環：他們具有知識的頭腦，他們充滿著智慧，他們具有驚人的才華。但，這一切都構不成他們自身具有某種普世性和永恒性的信仰。他們并沒有任何的崇高和英雄之處，相反，在市場化的今天，知識分子是軟弱的，他們的軟弱暴露了他們自身不能承負其自身賦予的重量——因為他們缺乏信念，缺乏信仰。也許他們仍然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這僅僅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而言，但他們是一群缺乏信念、缺乏信仰，甚至缺乏道德的知識分子——誰說知識分子是良心的代表？誰說知識分子就一定比普通的人更具有良心和道德責任心？他們要么被政治俘獲，要么被市場俘獲。一大群的“磚家”、“叫獸”們，他們可能的確具有智慧的頭腦，他們的確具有驚人的能力和才華，但他們的信念和信仰又究竟在哪里呢？而這一點，才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只是我想問，這又豈止淡淡是知識分子的問題？群眾的愚昧和無知的確為知識分子自我崇高化的担當提供了契機，但知識分子本身的信念力量又從何而來呢？難道我們把這個社會改造的使命都推給那些正自我崇高卻又正在墮落的知識分子么？難道群眾對社會進步的期望和信念僅僅建立在知識分子為群眾代言的理想主義之上么？這是否和把同樣的期望和信念建立在對政府的信任上一樣顯得愚蠢？
 知識分子們在檢討自己，這的確難得可貴。但這中檢討卻又重新把崇高的、理想的、英雄的使命重新附加在知識分子身上，這難道還不值得懷疑么？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許我們會說，知識分子，請走遠一點吧。我們需要的，是我們稱之為“信仰”的東西，而信仰，不是知識分子賦予我們的——他們自身的墮落使得他們已經喪失了靈魂的意義。
 但問題是，在一個嚴重缺乏信仰的國度里，在一個知識分子担當而又無能担當，在一個大眾嚴重依賴于金錢和物質的國度里，在一個缺乏宗教感和永恒的價值的國度里，在一個文化價值的重建毫無可能的國度里，誰來賦予呢？
 
 ——讀葛紅兵《橫眼豎看》之《鴕鳥永遠是人類的敵人》：“我為這一代人唱了很長時間的贊歌”隨想。

田三木 2012-04-27 03: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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