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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文化生活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化，先前那種單一、呆板的文化格局已為多元、鮮活的文化發展所替代。而大眾文化的異軍突起，無疑是導致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大眾文化問題，目前學界已多有涉獵，但是對與其相關聯的私人時間問題卻重視得不夠。本文擬從當代文化發展走向的視角，對“私人時間”問題做一初步的分析考察。
　　　　　　一
　　關于私人時間，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韋氏第三版新國際字曲》把私人時間定義為：“由于暫時免除了工作或責任而帶來的自由時間”。1970年6 月在歐洲娛樂委員會上通過的《消遣憲章》中規定：“消遣時間是指個人完成工作和滿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他們本人自由支配的一段時間。”馬克思則認為私人時間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8頁。）由以上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可以看出，盡管關于私人時間的具體觀點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核心的共同點，即自由支配。因此，我們認為，所謂私人時間，從質上看，就是個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私人時間的本質特征在于自由支配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將私人時間混同于空閑時間。我們認為，盡管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系，但并不等同。私人時間是相對于公共時間而言的，它的本質特征在于自由支配性，即時間完全在個人的支配下，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度過這段時間的方式，而不需要承担工作和責任。而空閑時間是相對于工作時間來說的，它的著重點在于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至于這段時間是否能夠自由支配，并不對空閑時間產生影響。因此，空閑時間的范圍大于私人時間，屬于私人時間的，必定屬于空閑時間，而屬于空閑時間的，則未必屬于私人時間。
　　私人時間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逐漸產生的。從歷史上看，私人時間的產生和存在，有幾個必要的條件。第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最為重要的推動力，只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們只要拿出一部分時間從事勞動，就可以滿足自己的物質生活需要的時候，私人時間的產生和存在才是可能的。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原始人必須拿出自己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才能勉強維持生存，這時，私人時間是不存在的。第二，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個人從事自由活動的必要前提，沒有人身自由，就談不上自由活動，不能自由活動，也就談不上自由選擇度過自己空閑時間的方式，這也就意味著，不能自由支配這段時間，因此，私人時間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奴隸社會中，廣大奴隸作為奴隸主的私有財產，沒有絲毫自由可言，即使在勞動之余存在一定的、有限的空閑時間，也被奴隸主嚴格控制著，奴隸本身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因此，對于廣大奴隸而言，不存在任何的私人時間。第三，個性自由意識。私人時間作為個人自由支配的時間，對它的主體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具備一定素質的主體，才能夠真正做到自由支配自己所擁有的空閑時間。在私人時間所要求主體應具備的素質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個性自由意識。人是獨立的，自由的，擁有不可剝奪的選擇自己的行為的權力，只有具備了這些意識，一個人才能夠真正自由支配自己的空閑時間，也才有可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私人時間。否則，即使給他足夠的時間讓他自由選擇度過的方式，他也沒有能力去選擇。在歐洲黑暗的中世紀，基督教統治了一切精神領域，上帝是唯一的尊貴者，人是卑微的，人所能做的，只是服從上帝，而沒有權力對上帝提出任何置疑，這時，人的意識尚沒有覺醒，人們沒有也不會想到自己能夠也應當追求私人時間，因此，私人時間也不存在。
　　上述條件的滿足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直到市場經濟的出現才使私人時間由設想變成了現實。市場經濟作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在生產力水平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后才出現的，它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人們只要拿出一部分時間從事勞動就可以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這就給私人時間的出現提供了條件。同時，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自由經濟，是建立在自由的等價交換的基礎上的，它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勞動者必須具備人身自由，可以獨立地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另外，市場經濟的基本機制是自由、平等的競爭。它在文化上必然鼓勵個性自由意識，宣揚人人平等觀念，使人們普遍認識到，人是自由的、平等的，有權力、也有責任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時間所要求的條件才能夠得到完全的滿足。因此可以說，私人時間是市場經濟的產物。
　　在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掃清了障礙，開始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使市場經濟徹底取代了自然經濟，這時，真正意義上的私人時間出現了。
　　　　　　二
　　對于中國而言，由于種種原因，私人時間的出現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在漫長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并不存在我們所說的私人時間。私人時間在中國的開始出現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建國以來，我國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生產力發展迅速，人民群眾成了國家的主人，個人自由得到了保證，人人平等觀念漸入人心，國家保護每一個人的勞動權和休息權。這樣，從理論上講，私人時間應該得到充分的發展，但事實卻并非如此。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束縛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并且，在這種經濟體制下，每一個人都是且只能是整個國家經濟大船上的“一顆螺絲釘”，這使個人自由難以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對集體主義的過分宣揚，使個性自由意識不能不受到某種程度的抑制。因此，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之后，充分意義上的私人時間才真正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
　　建國以來我國私人時間的發展狀況，以改革開放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而且分別具有不同的特點。
　　第一階段為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此一階段私人時間的特點，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分別予以探討。
　　首先從質上看，私人時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公共化傾向。這種公共化傾向的根源在于當時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必然倡導統一合作、集體至上，倡導個人的“螺絲釘精神”，即個人應無條件地服從集體，這就必然使當時社會上的主導觀念認為，私人時間從屬于公共時間，休息從屬于工作。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主導觀念，它的著重點在于工作，休息的目的是恢復體力和智力，以便于更好的工作，即不是為了休息而休息，而是為了工作而休息。
　　在這種主導觀念的支配下，私人時間的公共化傾向也就是必然的了。當時，各個機關、學校、工廠等單位經常不顧個人的具體愛好而把他們組織起來去看電影、聽報告、參加各種體育比賽、從事義務勞動以及參加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那些不參與甚至不積極參與這些活動的人則被批評為“脫離群眾”和“缺乏集體主義精神”。在當時的私人時間中，公共活動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私人活動的合法性則受到了置疑，認為私人活動應當從屬于公共活動，應當為公共活動服務。脫離公共活動的私人活動被作為“個人主義”而受到批判。
　　到文革時期，私人時間公共化已經發展到了一種登峰造極的程度，在“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的宣傳氛圍之下，私人時間和公共時間的區分已毫無意義。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全國八億人民不論男女老少都只能觀看八部“革命樣板戲”和為數有限的經過精心挑選的“革命影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同樣都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每一個人乃至每一個家庭過自己私人時間的方式都大同小異。恰如蘇姍·維爾特廈恩（SUSAN FORD WILT-SHINE ）所說的：“當私人生活的亂石渣被完全消除干凈之后，公共生活就變成了一堵表面光潔無比的巨墻，里面什么都是一個模樣”。（注：Susan Ford wiLtshire, Public andPrivate in virqil's Aeneid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P.64。）
　　其次，從量上看，私人時間長期處于低水平的平穩狀態。新中國成立之后，全社會通行每周48小時工作制，長期不變。但人們實際的工作時間，則遠多于此。因為既然社會的主導觀念認為休息是為了工作，那么為了工作而犧牲休息便是合理的，所以，當時人們經常無償地加班加點，在星期天和節假日，還要參加各種義務勞動，再加上各種各樣永遠也不會完結的政治學習和政治活動，這樣加起來，時間就遠遠超過了每周48小時，并且，等這些活動全部完畢之后，回到家里，繁重的家務勞動又占去了大部分時間，這樣，最后剩下來的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時間就十分有限了。這一狀況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沒有發生大的改變。
　　第二階段為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到今天為止。此一階段的私人時間的特點同樣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予以探討。
　　第一，從質上看，私人時間實現了真正的“私人化”。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確立及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實現了一場革命。它使我國的私人時間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充分的私人時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觀念也經歷了一場變革，“私人意識”日益覺醒，個性自由觀念深入人心，這就使私人時間的公共化傾向得到了有力的遏制，從而使私人時間實現了真正的“私人化”。這時，社會上流行的對私人時間的觀念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人們不再認為私人時間應從屬于公共時間，休息應從屬于工作，而是認為私人時間和公共時間同等重要，休息和工作擁有同等的地位。即認為私人時間就是私人時間，不能為了公共時間而隨意犧牲私人時間，休息就是休息，不能為了工作而隨意犧牲休息；人們有權利選擇度過自己私人時間的方式；在私人時間里，只要不違背法律，人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人們度過私人時間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表現出了以下特征。（1 ）個人化：人們選擇度過私人時間的方式已完全由個人自己的喜好決定，不再考慮其他非個人因素，絕大部分城市居民選擇了呆在家中，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度過這段時間，家庭成了度過私人時間的主要場所。這時，集體活動已大大減少，人們參與集體活動的熱情也大大降低。（2）多樣化：除了傳統的看電影、聽廣播、 聊天以外，人們可以更為自由的選擇電視、錄像、VCD、隨身聽、麻將、 臺球、釣魚、集郵、收藏、氣功、旅游、健身、圍棋、電子游戲等等各種方式。過去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判斷出一個人在私人時間里做些什么，現在，這種判斷已經很難作出了。（3 ）商業化：私人時間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爭奪的“戰場”了，而是變成了一個“市場”——文化市場。人們也已接受象電影、錄像帶、書籍、報紙、雜志等這類“文化商品”應服從于經濟規律的觀念，對于“文化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而言，與其他商品一樣，成本、利潤、質量、需求、供給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考慮，可以說，商業對私人時間的滲透已經取代了過去政治對私人時間的滲透。
　　第二，從量上看，私人時間的長度迅速增長。按照我國目前的統計方法，人一天的時間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類為工作時間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時間、第二類為個人生活必須時間、第三類為家務勞動時間、第四類為自由支配的時間。按照這一分類，私人時間和第四類時間最為接近。在這四類時間之中，第二類個人生活必須時間彈性最小，接近于一個常量，無論在何種狀況下，變化都不大。因此，要想增加私人時間，就需要減少第一類工作時間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時間和第三類家務勞動時間。
　　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的勞動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人們在相同時間內可以創造比過去更多的產品，這就給工作時間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時間的縮短提供了可能。1994年3月1日，沿用了幾十年的每周48小時工作制被每周44小時工作制所取代；1995年5月1日，新的每周40小時工作制開始實行。這就使法定的工作時間每周減少了8小時。此外， 在第一階段曾占去很多時間的政治學習和政治活動已減少到相當低的限度，無償加班加點和各種義務勞動也已十分少見，這實際上大大減少了八小時以外的“工作時間”，從而使工作時間和工作上下班路途時間大大縮短。另外，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家用電器日漸普及，以洗衣機為例，我國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洗衣機的數量， 1981 年為 6.31臺，1985年為48.29臺，1996年為90.06臺， 十五年時間增長了近十四倍。（注：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8》、 《中國統計年鑒1997》。）此外，社會的不斷進步，也帶動了服務行業的興起和發展， 這就使人們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相應地減少了。工作時間、工作上下班路途時間和家務勞動時間的減少，必然帶來自由支配的時間的增加，這樣，私人時間的增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據統計，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私人時間一直呈增長趨勢。如下表所示：
　　私人時間的變化（注：資料來源
　　[A]王雅林、李念榮：“城市職工家務勞動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60頁；
　　[B]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統計資料，1985》， 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版，307頁；
　　[C]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統計資料，1987》， 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281—282頁；
　　[D] 青連斌：“大城市職工生活時間分配和利用問題的初步研究”，《社會學研究》1990年第1期，92—102頁；
　　[E]盧漢龍：“來自個體的社會報告”，《社會學研究》1990 年第1期，83頁；
　　[F]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發展資料，1992》， 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版，114頁。）
　　　　　　　　　　　　　　　　　單位：小時：分

年　　　　　　　　　　　　　　　　　　　 私人時間1980〔A〕　　　　　　　　　　　　　　　　　2:211982〔B〕　　　　　　　　　　　　　　　　　3:261984〔C〕　　　　　　　　　　　　　　　　　3:161986〔D〕　　　　　　　　　　　　　　　　　3:591988〔E〕　　　　　　　　　　　　　　　　　4:311991〔F〕　　　　　　　　　　　　　　　　　4:48

　　
　　　　　　三
　　當一個人終日奔泊于各種事物之間，沒有或只有極少的私人時間時，對他而言，不存在如何打發時間的問題。但是，當私人時間變得日益充裕且不知道應如何度過時，時間就變成了一種壓力，一種“空無”的壓力，這種壓力比繁忙更令人難以忍受。因為“當無聊的時候，我們把時間的毫無特征的和重復的流逝作為一種令人煩惱的時刻來經驗”。（注：Gadamer,"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in 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p.42.）
　　人們一旦感到這種時間的壓力，便會立刻作出反應，尋求各種文化消費以求擺脫這種壓力，填充這種“空無”，“排遣”這段時間。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人由于種種條件所限，會選擇不同的文化消費方式。決定特定的人選擇某種特定的文化消費方式。決定特定的人選擇某種特定的文化消費方式的因素主要有兩點。第一是特定的人自身的特點，第二是特定的文化的特點。下面，我們將從這兩個角度考察大眾文化崛起的原因。
　　首先看大眾的特點。大眾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從本質上看，它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導致了嶄新的社會群體——大眾的產生。大眾已不同于過去的群眾，它特指生活于城市之中處于平均狀態的人群。正如哲學家奧爾特加所言，“大眾不能孤立地或主要地理解成是‘勞動階級’。大眾是平均的人（the average man）。在這方面，純粹數量的東西——大量的人——可以被轉換成一種量的決定因素：它也就變成為一種共同的社會特質，即彼此沒有差別的人，卻又在他自己身上重復出現的種屬類型。”（注：Ortega y Gasset,J.,"the Coming of the Masses",in Rosenberg B.and White,D.m.,(eds),Mass　Cul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42。）“通俗地說，大眾的一般形成意味著，在那些個體中構成大眾的欲望、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別無二致的。”（注：Ortega y Gasset,J.,"the Coming　　of the Masses",in Rosenberg B.and White,D.m.,(eds),Mass Cul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7,P.42。）可見，大眾作為“平均的人”，彼此之間并不存在質的差別，而是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一致性，“常人怎樣享樂，我們就怎樣享樂，常人對文學藝術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怎樣判斷；竟至常人對什么東西憤怒，我們就對什么東西憤怒。”（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第1版，第156頁。）因此，大眾的文化消費更多地體現出一種“類”的普遍消費，而非個體的特殊消費。此外，大眾一般都受過教育，能夠進行基本的文化消費，但另一方面，大眾所受的教育又是有限的、基本的，并不具備高層次的文化修養，也沒有機會進行特殊的鑒賞訓練，故此，他們并不能接受對接受者有特殊要求的“高雅文化”。
　　現代大眾的特點決定了他們“排遣”私人時間所需要的文化必須是一種能夠滿足大眾普遍的基本需求，對接受者沒有特殊要求，傾向于感性的文化。
　　再看我國原有文化的特點。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存在的是一種一元文化格局，它包含兩種構成因素。一是主流文化，一是經典文化，它們相互滲透，密不可分地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文化整體。
　　主流文化的特點在于政治色彩較濃，它以政治為出發點，著重于文化的教育功能。而新時期以來，私人時間的“私人化”觀念已深入人心，人們越來越堅定的認為，私人時間是屬于自己的時間，在私人時間之內，自己愿意怎樣度過就怎樣度過，愿意怎樣消遣就怎樣消遣。在這種觀念影響下，以教育為主要目的的主流文化就很難受到歡迎，并且，主流文化的政治化傾向在這個政治色彩日益淡化的時代容易使人產生戒心，認為它是對私人時間的侵犯。這樣，主流文化便很難進入現代大眾的私人時間的領域。
　　經典文化作為人類精神的精華，從理論上講，它對每一個人都應有其獨到的吸引力。但事實上卻只有很少數人才能夠體會到其魅力所在，因為經典文化對它的接受者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那些具備一定素質的人，才能夠接受經典文化。正如馬克思所言，要欣賞繪畫，必須具備“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要欣賞音樂，也必須具備“有音樂感的耳朵”，“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頁。 ）而要擁有“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有音樂感的耳朵”，必須經過長期的學習和訓練，這對于普通大眾而言，是難以做到的，因此，經典文化的大門，對于普通大眾是關閉的，無法成為他們“排遣”私人時間的選擇。
　　這樣，原有文化就無法滿足大眾的文化消費的需求，但大眾所承受的時間壓力依然存在，在此情況下，他們只能另尋他途，尋找其他途徑以滿足自己的文化消費需求，這時，大眾文化作為滿足這種需求的文化，就應運而生了。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大眾文化，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大眾的文化，也不等同于通常所說的群眾文化，它特指“在工業社會中產生、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通過現代傳播媒介傳播的、按照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集中滿足人們的感性娛樂的文化。”（注：鄒廣文，《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6期，第56頁。） 大眾文化作為市場經濟社會大眾百姓的一種日常文化消費方式，更多地表現出了形而下的、關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和主流文化偏重于教育性和經典文化偏重于審美性不同，大眾文化偏重的是娛樂性，是一種娛樂的文化，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感性娛樂需求。
　　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形態，具有其鮮明的特點，我們可以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予以探討。
　　從形式上看，大眾文化是一種“視覺文化”。在現代科技的推動下，大眾文化日益由文字向圖像化發展，呈現了越來越明顯的“視覺化”傾向。這種“視覺化”傾向又反過來促進了大眾文化的“擴張”。因為，文字作為一種語文符號，是信息的間接載體，必須經過接受者大腦的“翻譯”，即必須經過接受者的思維活動才能獲得其傳遞的信息，而圖像作為一種信息的直接載體，不必經過接受者大腦的“翻譯”過程就可由感官直接傳遞其信息，人們在以娛樂和消遣為目的的私人時間內，是懶于進行思維的，因此，圖像在這方面無疑具有先天的優勢。更為重要的是，“視覺文化”對接受者的要求降到了最低點，只要是一個正常、健全的人，都可以欣賞這種“視覺文化”，而不需要任何預先的準備和訓練，這就極大地促進了大眾文化的廣泛傳播，使大眾文化在短時間內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
　　從內容上看，大眾文化擁有兩個主要基調。第一，輕松。大眾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以輕松為基調的喜劇文化。對它而言，重要的不是沉重的“凈化”和“升華”，而是輕松的“娛樂”和“消遣”。近幾年來電視中呈泛濫之勢的“肥皂劇”無疑典型地體現出了這一基調，它最大限度地尋找笑料，逗人發笑，并且在劇情中故意夾雜觀眾的笑聲，在笑聲中消解了緊張和沉重。使人們在單調、刻板的工作之余得到徹底的放松。第二，刺激。現代快節奏、高強度的世俗生活使人們的感受力變得日益遲鈍，而人們不安份的本能又隨時尋求著發泄的機會，尋求刺激便成了一種普遍的心理欲求，大眾文化作為滿足人們日常欲求的文化產品，不可避免地帶有刺激的內容。我們稍一注意周圍的大眾文化產品，便會發現它們或多或少都帶有刺激的內容。如果我們將隨處可見的“拳頭加枕頭”影片稍做分析，就會發現，所有這些影片都具有同一的核心內核，即暴力和性。它們使人意識深處的生本能與死本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渲泄。
　　無論從形式還是從內容上看，大眾文化都表現出偏重于“感性”的特點，這和原有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說原有文化是一種“理性文化”的話，那么大眾文化便是一種“感性文化”。
　　也正是這種“感性文化”的特點使大眾文化成為了現代大眾擺脫“時間壓力”、“排遣”私人時間的最合適方式，而大眾文化之所以具有這些特點，是和現代大眾文化消費的需求分不開的，而現代大眾之所以對于文化消費具有如此強烈的需求，則離不開當代私人時間增長對現代大眾所造成的“時間壓力”，因此，私人時間的增長對大眾文化的崛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眾文化的崛起在短時間內沖破了舊有的文化格局，成為社會生活中不容忽視的一大文化力量。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我國私人時間的數量還將不斷增長，其對文化的影響力也將不斷加大，所以我們認為，從私人時間的維度考察當代中國文化，進而分析研究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發展的軌跡，將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研究途徑，本文的寫作即是一個初步的嘗試。
長春市委黨校學報58～62G0文化研究鄒廣文/崔唯航20002000私人時間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不同于空閑時間，其本質特征在于個人的自由支配性。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使“私人意識”日益覺醒，私人時間真正出現。私人時間的不斷增長使其成為一種“時間壓力”，它促使大眾尋求合適的文化消費方式以“排遣”這段時間。大眾自身的特點及主流文化、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大眾必然以大眾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消費方式，這促成了大眾文化的崛起。私人時間/市場經濟/大眾文化鄒廣文，哲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郵編：100084；崔唯航，山東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郵編：250100。 作者：長春市委黨校學報58～62G0文化研究鄒廣文/崔唯航20002000私人時間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不同于空閑時間，其本質特征在于個人的自由支配性。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使“私人意識”日益覺醒，私人時間真正出現。私人時間的不斷增長使其成為一種“時間壓力”，它促使大眾尋求合適的文化消費方式以“排遣”這段時間。大眾自身的特點及主流文化、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不同特點決定了大眾必然以大眾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消費方式，這促成了大眾文化的崛起。私人時間/市場經濟/大眾文化

網載 2013-09-10 2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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