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觀的維度看道德價值的本質

簡體傳統

　　道德價值不但表示著現象的合道德性或反道德性，而且還有相對于人類道德的客觀必然性進程而進步或反動、先進或落后、正確或錯誤的性質，還存在著與人類道德進步要求相比而表現的進步之善或反動之惡的性質。
　　　　　　一、歷史必然性并非“客觀真正善”
　　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出發，科學地揭示了道德發展變化的客觀歷史必然性，并根據這個必然趨勢的標準，去確定各種分歧、對立的道德價值標準及評價歷史進程中的合理性、可取性，從而克服了倫理自然主義一直克服不了的倫理相對主義錯誤。但是，長期以來，在倫理學界形成了這樣一種比較簡單、籠統的觀點：只要是順應歷史必然性、推動社會前進的行為，就是“真正的善”，反之則是“惡”。基于這種觀點，就不難理解歷史上被剝削階級判斷為惡的某些行為，所以可能是真的善，就在于這種所謂“惡行”很可能是“ 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因此“在道德評價中，判斷行為善惡應遵循的科學標準，只能是由合乎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或階級的整體利益中引申出來的道德原則和規范。” [1]“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推動歷史前進的階級、集團、個人的行為便是善的，它的反面便是惡。……從抽象道德上視為惡的東西，在具體歷史上并不一定就如此，當新興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追求權勢利欲以取得統治時，也常常被人們從抽象道德上視為惡，其實卻推動著歷史的進步。”[2]可見，這種看法包含著倫理絕對主義者的錯誤。首先，這里正是把代表主體客觀利益和主體價值標準視為“隨意加以主觀規定”的“主觀標準”，于是相應地確立了一個歷史必然性，作為各民族各階級道德主體之外的所謂真正客觀的善惡事實標準。其次，一定現象在各民族、各階級的道德要求的具體關系中具有的真實善惡質卻不一定是“真正的善或惡”，只有在這個歷史必然性標準比較中的，才是“真正客觀的善或惡” 。而各民族、各階級的道德判斷，哪怕是真實反映著自身利益和對象的真正客觀的善惡價值關系，也還有“真偽之分”。這就難免有些費解，其實已經曲解了道德價值及價值判斷的本質和特點。第三，這種觀點似乎也是從形式邏輯思維律出發，認為不同的人們對一個對象發生善惡判斷時，只能有一方是真正認識了“真正客觀善惡事實”的真判斷，而不能承認矛盾兩方面同時為真。否則便是“不作真偽之分”的相對主義謬誤。
　　從倫理學理論科學的最普遍抽象上規定，善與惡并不是什么符合或違背歷史必然性的性質。當一定現象符合代表道德進步必然性的人們的要求，對他們具有善性質，同時違背反動的道德主體的要求，對其具有惡性質，這個現象本身就包含了真正的客觀的善惡兩重屬性。我們不應說這個現象本身就是“真正的善而非惡”，也不能說這兩種道德主體中，只是前者才“科學地看到了對象中真正善的事實”，而后者是非科學的錯判了這個只善非惡的客觀性質。在諸如幸福、人的價值等等類似的價值判斷上都是一樣。比如，個人主義者認為行為應以追求個人享樂為最高目的、最大幸福和最好（善）價值。這種行為便在個人主義道德主體中具有善性質，而對集體主義道德主體卻具有惡的特性。但不應以為這僅是種客觀事實上真正的惡而不是真正的善。不應斷言個人主義者在這種行為中認為幸福、感到幸福時是“不科學的認為 ”，是沒有感到幸福或是真正的幸福，這是說不通的。我們很難說他們這種幸福觀、幸福感受是什么“不科學的感覺誤差”，沒有科學地認識到客觀上的那個真正幸福事實。價值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發展變化的事實，并不是所謂符合歷史必然性、推動社會發展的，才有真正的人的價值。
　　總之，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善、惡、幸福、人的價值、良心、光榮、正義、平等這類道德現象問題，如果以所謂順應歷史必然性的性質來作為答案，似乎在這些問題上只有這么一個超具體特性的惟一真正的絕對真理，那就錯了。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談了許多關于善惡、良心、榮譽、人的價值、正義、平等的問題，可是他們從來沒有告訴我們，有什么真正的善惡、良心、光榮、人的價值、正義、平等的絕對模式，沒有說順應歷史必然的才是真正的善、良心、光榮、人的價值、正義、平等。相反，他們反對這種“絕對真理”式的規定，并且指出，這些范疇在不同時代、不同人們的價值關系中有著不同的、真實客觀的具體歷史內容。
　　盡管在道德價值的分歧中不適用科學認識意義上的“科學真理與謬誤”的評價，但是，既然道德意識反映客觀現實，因而在道德意識的意義上，仍然存在價值判斷在現實面前“真與假”“正確與錯誤”“合理與不合理”的區別。這種區別不是科學認識意義上的，因此需要給予專門的研究。這里，我們需把道德意識的“真”“正確”“合理”等的含義作兩個層次的規定。第一，作為道德意識，任何道德標準及判斷如果準確地反映了主體自身的客觀利益，能切實起到維護其利益基礎的作用，達到主體預期的客觀效果，那么證明它符合主體的現實存在而成為真的、正確的、合理的。反之則為偽的、錯誤的和不合理的。例如人民曾信奉過極左道德價值觀，但它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人民的客觀利益，因此是錯誤的、不合理的。在這個層次上，不論是反動的或進步的道德主體，其道德意識只要是合乎自身客觀的利益基礎，都可以具有道德意義上的真理性、正確性、合理性和善性，相應的行為便也相對地是對的、正確的、合理的和善的。第二，利益相互對立的主體的道德標準及判斷，盡管各有其存在的現實客觀利益基礎及與此基礎相對的真理性、合理性，但是，它們之中真正符合人類道德進步客觀必然性的一方，則具有歷史進程這個范圍內的真實、正確和合理的性質。而相反的違背這個進步趨勢的一方，則是錯誤的、不合時宜的、不合理的謬誤。這樣，就有一個更高層次的道德真理標準。又可以說，那些順應道德進步必然性的道德主體的道德要求、標準及相應行為，是一種更高的道德真理性、正確性和最大范圍的道德善，而相反的對人類道德進步起危害作用的東西，則是在狹隘集團利益范圍內的道德真理和道德善，同時是在更大范圍內的道德錯誤和道德惡。這兩個層次的性質，在一些道德主體那里得到統一，而在一些道德主體身上則表現出矛盾的形式。當然，那些進步的道德要求，在實現兩個層次的正確性和善性統一時，自身仍然在第一層次的意義上，對退步的道德主體具有消極的破壞作用，從而相對于這種主體的利益和道德標準具有“錯誤”“不對”“不應當”“可惡” 的性質。然而，這也只是一種最小范圍、最低限度的惡，同時卻是最大范圍、最大程度的善。阿爾漢格爾斯基認為：“各階級賦予善惡不同含義，其實，最大限度的善是歷史的要求，這一要求來源于社會的必然性，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一致，同勞動人民擺脫剝削、肉體和精神壓迫的束縛緊密相關。”[3]這個看法是比較正確的。符合歷史規律的不是客觀惟一真正的善，而是最大限度的善。
　　　　　　二、一個嚴重的自相矛盾
　　從上述籠統的歷史必然性標準中，已經產生了一個為人們十分關注而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這就是說，當剝削階級以殘酷無情損人利己的手段危害勞動人民的利益和幸福，遭到人民道德的強烈譴責的反對，卻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或新的生產方式具有積極促進的價值時，這類行為及相應的道德觀也是道德上真正進步的善價值嗎？是值得我們肯定和贊揚的嗎？反過來，人民的道德判斷和反抗，在這里卻是道德上不合進步之理的謬誤或惡，是不值得我們從道德上贊同的嗎？堅持上述標準，看來結論就只能是這樣。可是，在這個問題上，這種結論與馬克思、恩格斯所持的評價方法及觀點是完全相悖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私有制及剝削階級的某些活動現象所具有的一定進步價值時，又從道德價值的特殊角度做出具體分析，指明這些現象在人類道德進程中具有的退步的惡性質，并給予嚴正的道德批判。恩格斯認為，原始氏族制度被私有制打破是歷史中的一種進步，同時又包含著行為者在道德上的退步，“不過它是被那些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一種墮落，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而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個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以前更加厲害了。”[4](94)這說明，私有制及剝削階級從一開始就是造成階級社會人類道德中墮落、退步的惡劣現象的基本因素。恩格斯還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里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4](233) 。盡管剝削階級貪婪地殘酷地盤剝、掠奪、壓迫最大多數的人民，并由此促進社會經濟這個歷史最基本方面的發展，同時是合乎他們利益、道德要求的正確、善，然而相對于廣大人民的利益及仇視剝削、主張平等勞動和幸福的道德要求（代表著人類道德進步的必然方向），卻無疑是最大限度的錯誤和惡。恩格斯講的這兩方面，實際上表明了他的思想。如果認為他所講的這些惡并非真正惡而是真正善，那顯然是不合其原意的。
　　在《共產黨宣言》中，兩位導師充分肯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但并不認為它的某些進步行為在道德上就是進步的善。資產階級“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過去的剝削”，“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和自力掙得的自由。”[5]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指出，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產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這種具有經濟進步意義的行為和事件，馬克思絕不認為是道德上進步的善價值。他充滿同情人民的道德情感，憤怒地抨擊了新興剝削者發展經濟的種種罪惡手段，諸如對人民的血腥的暴力剝削和立法、殖民制度、商業戰爭等等。在其它著作中，他還指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 當我們把自己的眼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難道它不使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污穢、窮困與屈辱就達到過什么進步嗎？”[6]在馬克思看來，代表進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者們，實際在一開始就奉行著某些極其墮落的違反道德進步趨勢的惡德去發展經濟。他給資本主義發展中這些具有經濟進步價值的活動作了明確的道德價值裁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7](829)“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了資本的前史。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7](830)
　　到此為止，我們應該明白，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剝削階級有進步意義的這類行為表示了何等鮮明而強烈的道德義憤，他們對社會事件的價值從經濟角度和道德角度作了多么精確的分析！于是，我們一下子面臨一個嚴重的自相矛盾境地：一方面，只有引進歷史必然性，才能對現象的道德價值做出嚴正的評價；另一方面，似乎引進歷史必然性，就會得出不嚴正的荒唐評價，和馬克思、恩格斯站到相反的道德立場，和剝削者一道為其惡劣行徑做出歌頌的論證來。那么，這個矛盾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創始人還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呢？兩者中誰對誰錯呢？也許有人會問，如果代表歷史發展必然性的新興階級的這類行為道德上不是進步的、善的，而是退步的、惡的，那么這種價值判斷又是以什么為根據呢？這難道不是一種錯誤的抽象的道德觀么？
　　為解決這個問題，有這么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一定的行為及相應的道德要求是否為善，應有共同人性的標準和社會發展的標準，一看是否符合人性，二看是否有利于社會發展。由人的本能所決定的共同人性，即人維護個全和族類自下而上發展的基本欲望，對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等等，是道德產生的最基本動因，并決定了道德發展的總趨勢。“凡不符合人的共同本性的，終究要被拋棄，凡符合共同人性的，最終將被人們所承認”[8]。其實，這種二元標準論并未真正解決問題。進步的剝削階級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損人利己道德行為，依第二條標準便是所謂善的，是值得肯定的；而依第一條標準則又是所謂惡的，應否定的。那么這種行為究竟在道德上應該還是不應該呢？這倒又是自相矛盾了。并且，這種人性標準也正是抽象道德觀尺度，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道德價值判定。二是干脆主張對整個民族、階級集團的行動不進行道德評價，因為評價無可影響其行為發生改變。這樣來結束對剝削階級行為的復雜評價問題，顯然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做法。評價的功能之一是對對象客觀道德性質的規定，不能因無法促使其改變行動便放棄評價。歷史必然性肯定是我們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借以對一切歷史和現實的現象進行最大限度善惡判斷的惟一最高標準。但是，這里所出現的荒謬矛盾，原因不在兩位導師，而在于我們自己對“歷史必然性”“社會進步”這些概念缺乏細致的分析。
　　　　　　三、正確理解“道德進步必然性”
　　只有對在最高層次的道德判斷中引進歷史必然性概念有正確的理解，才能正確確立它同道德價值歷史本質的關系。而以上簡單籠統的做法卻只能是歪曲社會現象道德價值的本質，把某些退步、惡劣的道德現象看成了有道德進步性質的東西。這種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把“凡是符合歷史發展必然性的，都是進步的，值得肯定的”這個一般觀點，不加分析地套到道德評價上來。
　　社會意識的發展、進步，其根源在于社會存在的發展、進步。并且，社會意識的進步或落后，根本標準或根據也在于它所代表或反映的社會存在是進步還是落后的。因此，判定一定道德的歷史地位或本質，根本要看它所代表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歷史地位或本質如何。在一定的道德沖突中，斷定其中哪些是代表道德進步必然性的、上升的、必勝的，哪些是喪失進步必然性的、退步的、必敗的，最終根據也在于考察這些道德在社會生產方式發展趨勢中的地位、本質如何。只有那些不僅具有現實根據，并且預示著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發展趨向的道德因素，才是進步的。而對立的方面不管多么合于目前的現實需要，但相比而言，并不代表道德進步發展的趨向，卻喪失了進步性，具有保守的、陳舊的、沒落的性質。例如，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道德觀突出個性的價值，這種觀點在當時的道德進程中，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同陳舊的封建等級道德抗衡。它之所以在當時具有歷史進步的必然性，是必勝的道德，根據正在于它本質上代表著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又例如，在公共生活、私人交往、職業活動以至整個階級關系和民族關系等等方面，幾千年來，以勞動人民為主流，歷史地形成了一系列道德要求，主張建立無剝削壓迫的平等、自由、和平、互助、人道的道德關系。這些要求和理想總是和剝削階級特有的殘酷無情、損人利己、剝削壓迫、侵略掠奪的道德本性形成尖銳的對抗和沖突。這兩種道德傾向的對立貫穿在私有制社會道德發展進程中，而雙方的歷史地位是不一樣的。前者深深植根于勞動人民特有的經濟條件以及全人類生存發展的利益之中，體現著人民改造社會、爭取解放的進步愿望，并且代表著人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及社會生活方式上升、進步的最遙遠的必然趨向。盡管這種道德實踐常因歷史局限性而走些彎路，但它包含著超越私有制眼界的進步本質，預示著新的必然的未來，因而成為人類道德進程中最先進、最高尚的優秀價值。這種道德傾向，不但在私有制社會已成為部分現實，不斷得到堅持和擴大，并且隨著私有制的消滅，必將在新的經濟基礎上成為全人類的道德。因此，這種超越現狀、反映未來趨勢的道德是進步的，“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么矛盾”。[4 ](212)而為剝削階級先后不斷承襲的損人利已道德，不論多么合乎現實的剝削制度需要和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它所代表的經濟形式，和前述勞動人民道德所代表或預示的未來必然狀況相比，已屬于低一級的東西了。
　　于是，值得注意的極重要問題是，不能簡單地推論，凡是對新的經濟形式發展有積極意義的，在道德發展進程上就必是進步的高尚的。即使對新的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道德因素，也可能不是這種新基礎本身持有的新的上升因素，它可以是舊的低級的東西的繼續。例如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在當時確實有利于經濟發展，但這在任何意義上也不是代表人類道德當時上升趨勢的進步的新東西，相反屬于當時道德發展史上低級、卑下的因素。這種惡劣的道德，不僅和人民的先進道德相對立，而且和資產階級自己高喊的進步于封建道德的人道主義口號形成直接的尖銳矛盾。因此，剝削階級在私有制生產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了它們在道德歷史發展進程中必然造成嚴重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們在經濟進步上升時期，會提出一些新的進步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必然繼承沒落的反動剝削階級的一些最惡劣道德，為自己新的發展需要服務。這樣，便有進步道德和退步道德集于一身的狀態，某些經濟上具有進步意義的行為本身同時卻是道德上墮落的行為。這正是私有制社會人類道德發展的一個特殊規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情形也還在一定范圍內殘留著。以個人利益作為行動熱情的最基本動因的道德意識，在現階段還不同程度地為相當一部分人所保持。因此，經濟政策往往需要以這種對個人利益的關心為杠桿，使人們通過個人利益的收獲來激起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積極性。但是，盡管這種行為及道德境界在一定經濟條件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并有一定促進作用，但它不等于就是當前人類道德發展過程中進步向上的道德因素。因此，我們既要肯定它在一定條件下對經濟發展的杠桿作用，又不能把它看成合乎當代道德進步必然性的高尚價值，并且還要用那種代表道德上升趨勢的新道德來引導人們不斷擺脫狹隘自私的眼界，抬高其道德精神境地。
　　由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一方面不能簡單地把效果上有利于新事物發展的都看作本質上是處于進步地位的東西，并不是所有在新條件下有積極作用的因素就是道德本質上進步的東西；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凡是這樣那樣適應新興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道德因素，就都是“符合或代表道德進步歷史必然性的”；另一方面，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凡對新興進步生產方式有阻撓作用的就是道德上倒退的惡。在私有制條件下，人類道德的進步上升呈現極復雜的狀況，人民群眾所堅持的那些真正代表人類未來發展必然趨向的道德，有時候會和集中代表剝削者狹隘利益的新興剝削制及行為發生沖突（例如譴責和反對新興剝削者具有經濟進步意義的損人利己的殘酷行為），于是一時成為經濟進程意義上錯誤的東西。然而，這種反剝削壓迫、反損人利己行為的道德意識，和現存的必然現實越是尖銳沖突，就恰好表明它越是最大限度的正確代表或預示著未來無剝削壓迫現象的世界歷史必然進程的遠景，因而也正好是人類道德進程上最先進最正確的東西。關于這一點，恩格斯曾精辟地指明，從我們的道德感來說，不希望有不平等的剝削掠奪，然而經濟的必然性卻總是產生這樣的事實，因而“這些經濟事實同我們的道德感有矛盾”，甚至可以說，人民的這種道德意識常常反映著社會經濟變更的需要，在經濟意義上也常常是正確的。
　　總而言之，不注意道德發展的這種復雜性，在具體的道德評價中，簡單地僅以一時一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效果為標準，而不是從整個人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展前進的總的必然進程及相應的總的道德發展前進必然性著眼，去判定一定歷史現象、一定的道德沖突，就會對道德價值的歷史把握出錯誤，就容易把真正進步的善價值誤以為退步的性質，而把道德地位低下落后的東西錯看做進步的善價值。
中南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長沙251～255B8倫理學李建華/龔衛國/蔣直平20022002從歷史觀的角度與從價值觀本身的角度看道德價值的本質存在層次上的差異，后者只說明善與惡的分界，前者是對“什么是善”“什么是惡”的進一步說明。判斷善惡的歷史標準又源于所謂的“歷史必然性”，而帶有歷史必然的東西不一定表現為“客觀的善”，這需要正確理解社會進步、道德進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以求對道德本質的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道德價值/歷史必然性/道德進步價值與道德價值李建華(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學博士，中南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倫理學基礎理論，應用倫理學.　　李建華、龔衛國、蔣直平，中南大學文法學院，長沙，410083 作者：中南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長沙251～255B8倫理學李建華/龔衛國/蔣直平20022002從歷史觀的角度與從價值觀本身的角度看道德價值的本質存在層次上的差異，后者只說明善與惡的分界，前者是對“什么是善”“什么是惡”的進一步說明。判斷善惡的歷史標準又源于所謂的“歷史必然性”，而帶有歷史必然的東西不一定表現為“客觀的善”，這需要正確理解社會進步、道德進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以求對道德本質的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道德價值/歷史必然性/道德進步價值與道德價值

網載 2013-09-10 2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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