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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6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1698(2004)-03-0090-15
    　　　　一、現代性研究的知識分子視角
    肇始于西方、并已席卷全球的現代性運動，經過約400年的演變之后逐漸顯露出它趨于 完成的變遷路徑與演進軌跡。大約從17世紀開始，現代性進入它的古典時期或啟蒙時期 ，或稱早期現代性階段，這一時期終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這是一個現代性獲得自身 特征、體現出自我精神的歷史過程。通過這一過程，積極上升的資產階級獲得了經濟、 政治、文化上的統治權，全面登上了現代社會的王者寶座。
    隨著資產階級登上統治地位而來的，是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因為在資產階級處于 社會反對派角色時從未遇到、也從未想到的困難和挑戰現在都一股腦兒地冒出來了，潛 藏的各種危機不期而至。后來的事實證明，挑戰與困難并不是壞事，因為挑戰與應戰的 過程鍛煉了新的王者，也一步步把現代性推向成熟，使現代性逐漸走出西方世界，以其 強勁的擴張機制重塑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這就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現代時期”，我們可稱之為現代性的成熟時期，它始于1790—1810年，而終 于1950—1968年。(注：參見[美]D·凱爾遜、S·貝斯特：《后現代理論》，張志斌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5頁。)經過這一時期，作為現代性的搖籃，西方 世界真正實現了內部整合，現代性精神已實現于生活環境、制度架構、文化觀念和日程 生活之中。
    事物的邏輯往往是辯證的。當現代性臻于成熟之時，也是它失去目標和方向之時，這 本身預示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由于現代性在這一階段上所固有的過渡性質，加上它所 存在的無方向感，使得這一開始于20世紀50、60年代的特殊階段一時難以獲得清晰認識 和準確把握，因而形成了理論層面上的多元化特征。有的人將其描述為后工業階段(以 丹尼爾·貝爾為代表的美國學者)，有人將其規定為后現代性，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有人將其界定為激進的現代性或現代性的 全球化階段，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還有人將其表述為“晚期資本主義”階段(如美國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不管人們的認識有多大的差異，但可以肯定的是，現代性的全球化及其方向感的喪失，是這一階段的標志性特征。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和分析，與現代性實際進展相伴隨的是它的反思層面，包括 三個階段：一是現代性的自我表達階段，二是現代性的自我意識階段，三是現代性的自 我批判階段，它們分別構成了現代性反思的三種形式。無論現代性實際地進展到哪一個 階段，它都有相應的知識型式，也有與之相應的知識分子類型。對現代性的考察和反思 ，難以離開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層面。
    在現代性的古典/啟蒙時期，雖然還不存在獨立的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甚至根本還沒 “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但是存在各種各樣的文化人和啟蒙思想家，他們是現代知識分 子的直接前身。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以無須論證的直接表達方式對現代性做出了清晰 而明確的構想，確定了現代性的精神、理念、制度、體驗、甚至生活方式。知識分子在 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思想解放，其理論任務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批判和否定舊世界， 一是構建和表達一個新世界；其實踐指向是現代統治形式的建立，將“積極向上”的資 產階級推上統治者的寶座。離開啟蒙思想、科學理論以及啟蒙思想家，現代性必定空洞 無物，但啟蒙思想家從來沒有認真想過現代性到底是什么、是否合理、怎樣落實，因為 只有在資產階級登上王座之后，所有這些才真正構成問題。當知識人致力于思考這些問 題時，現代性進入到一個新的反思階段，即自我意識的階段。
    在現代性的成熟時期，現代性被迫意識到自身，被迫獲得自我辯護和自我論證。因為 ，當現代性從社會的否定方面變成社會的肯定方面時，現代性思想就變成了社會的意識 形態。作為意識形態，它必須做兩件事：一是對自己的合理性做辯護和論證，二是提供 實現和完成自身的具體方案和路徑。就其必須對自己的合理性做辯護和論證而言，現代 思想必須抵擋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各種激進傾向的沖擊，目的是使自己成為社會的 主導價值觀，最大可能地被人們普遍地認可和接受，為此它需要講明自己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現代性獲得了逐漸清晰的自我意識 ；就其必須提供實現和完成自身的具體方案和路徑而言，現代思想還需要進一步在理論 層面上展開自身，需要從理論的層面上獲得體系性的說明。總體而言，在現代性的自我 意識階段，知識的形式開始從具有浪漫色彩的人文科學，逐漸變成具有實證色彩的社會 科學，“社會學”的誕生是一個突出的標志。(注：這就是為什么吉登斯會那么明確地 告訴我們：“社會學的概念和發展，與‘現代性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密切相關。”見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 隨著人文科學的主導地位讓位于社會科學，“文人”的主導地位也逐漸讓位于“知識分 子”，“學人”取代“文人”成為了知識分子的主體。
    只是在現代性發展的第三階段即現代性的自我批判階段，人們才第一次站在現代性之 外去看待現代性。在這一階段，現代性無論是以“激進現代性”，或是“晚期現代性” ，抑或是“后現代性”的面目出現，它在反思層面上都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 平。現代性的論證和辯護再不能以意識形態的方式進行，相反意識形態本身還需要論證 。(注：這就是愛德華·希爾斯、丹尼爾·貝爾、李普塞特、拉爾夫·達倫多夫等人在5 0年代提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原因。參見[美]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 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405頁。在此出現了劉小 楓所說“二次正當性論證”的虧空。參見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 書店1998年版，第236—237頁。)原先用于積聚現代性合法資源的論證手段、論證框架 和論證機制，現在已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天然合法性，成為本身需要再加論證的東西。肯 定或是否定現代性的爭論，演變成現代性是否合法的爭論，進而演變為現代性論證方式 是否合法的爭論。在此，對現代性的觀察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知識和知識分子構成 這一視角的關鍵論題。
    知識分子首次得到專題性學理研究，肇端于20世紀初葉的德國知識社會學。卡爾·曼 海姆(Karl Mannheim)首次認真細致地考察了知識分子的問題。但在他之前，馬克思首 創了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和思想，后為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在康德哲學框架中進行了重 新表述，特別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首次將哲學知識論改造為知識的社會學，并 在其《學術與政治》中對學者問題進行了嚴肅的討論。不過，知識社會學的真正創始人 是曼海姆而不是馬克思或韋伯，因為曼海姆第一個以“知識社會學”名義討論是意識形 態和烏托邦問題，并沒有“‘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問題”的專題。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是德國知識社會學的另一個原創性思想家，他從心態與體驗結構角度涉及到知 識分子的問題。但是，德國的知識社會學傳統因法西斯的興起而遭到扼殺，只是到60年 代，才在德裔美國社會家劉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名著《理念人》中獲得重新表 達，并在米歇爾·福柯等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中獲得了完整的意義。
    在興起于60年代的現代性反思浪潮中，知識分子問題作為一個獨立論題領域最終確定 下來，不僅在后現代主義者那里，而且在激進現代性思潮那里，甚至在主張意識形態終 結論的后工業社會理論那里，它都成為共同關注的焦點。
    與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相比，知識分子的歷史描述要更晚一些。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三 代領銜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1957年出版了他的《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對知識分子的歷史研究具有開拓之功。但這顆種子真正開花結果，則要等到80年代 以后，其標志是西里納利(Jean-Fransicois Sirinelli)相繼出版了他的一系列知識分 子歷史研究的巨著——包括《知識分子的“代”》(1988)、《知識分子與法國的激情— —20世紀的宣言與請愿》(1990)，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則出版了他的《<精 神>雜志的政治史(1930—1950)》(1975、1996)和《知識分子的世紀》(1997)。(注：呂 一民：《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歷程》，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05-310頁 。)知識分子研究不僅在法國成了歷史學研究的熱點，而且在西方其他國家——比如美 國、英國和德國——中，同樣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顯學”。
    在我看來，知識分子現代命運的批判與反思，將對現代學的建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首先，作為“關于現代性事件的知識學”，(注：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 ，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頁。)現代學雖然有一個完整的知識累積傳統，但只是到 20世紀60年代以后，它才真正得以專題化，一個重要的動力就源自知識分子現代命運的 批判和反思。換句話說，對知識分子現代命運的反思，必將拓展和深化現代學的知識領 域，構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生長點。
    其次，隨著現代性的激進化和全球化，原先以國家為單位的知識分子面臨新的困難和 問題，這迫使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的同時，必須考慮和反觀自身。因而，從現實的角度 看，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不僅對我們思考和把握全球化的趨勢，尋找克服和解決現代性 危機的途徑，而且對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知識分子問題，都有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
    還有，從中國的情況看，我們正面臨著世界性的全球化問題，也面臨著國內的現代化 問題，還面臨著極端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這要求我們重新考慮知識分子的價值、作用 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就此而言，知識分子問題對中國甚至比對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 緊迫，開辟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論域，十分必要，非常緊迫，關系甚大。
    　　　　二、現代知識分子生活的制度場景
    從歷史角度看，有著知識分子傾向與特征的人，無疑存在于一切社會之中。在西方歷 史上，我們可以在古希臘智者、中世紀教士身上看到現代知識分子的影子；而中國歷史 上，至少有2000多年歷史的“士”，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許多特征。然而，所有這些， 都不過是現代知識分子的“遠祖”。正如科塞所說，“作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群體，知 識分子只是在17世紀才產生的。他們是一種近代現象，他們是隨著近代史的開端而登場 的。”原因在于，只是“近代社會(才)提供了制度化的條件，使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知 識分子群體得以產生。”(注：[美]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 前言，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因此，考察知識分子的現代命運 ，首先應當考察和描述知識分子的制度場景，這是知識分子得以在其中塑造自己、并以 自己的影響去塑造社會生活的基本框架。
    沿著這一線索和思路，我們發現對現代知識分子命運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三個界標：178 9年、1896年和1968年。在17、18世紀，知識分子雖然在英國逐漸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 自己獨立的生存空間，但在整體上他們還生活在當時的體制之外，還屬于“體制外的知 識分子”；經過19世紀的演變，終于在1896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沿著體制外和體制 化的路線發生分化；這一分化在20世紀演變為中心化與邊緣化的分裂，并在60年代新社 會運動(吸毒、同性戀、女權主義、黑人運動、嬉皮士)勃興的背景下衍生出波浪起伏的 邊緣造反運動，最后確立了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對立。
    在17、18世紀，雖然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還沒有出現，但作為其雛形的現代知識人先 驅開始在舊體制中探尋和開拓自己的“領地”和生存空間。知識分子階層要發展壯大， 必須依靠一種適宜的制度環境，通過這一制度環境，他們一方面可以在與同行的交流和 合作中進行精神生產，另一方面能夠找到購買其精神產品或思想成果的人。在舊制度的 內部，他們的確找到了這不少這樣的制度場景，從狹窄、拘謹、保守、附庸風雅的法國 沙龍，到更加開放自如的英國咖啡館和帶有政府性質的皇家學會。通過它們，早期的知 識分子走出了封閉的書齋，獲得了自己的聽眾和同行。在與不同層次和場景的交流與互 動的過程中，早期知識分子逐漸獲得一批聽他們宣講自己思想、支付給他們經濟報酬、 并對他們表示認可和尊敬的人，對他們的工作價值予以認定與激勵；同時又得以和同行 進行辯論和討論，形成自己的思想、檢驗自己的想法，并逐漸建立起他們的共同標準和 行為規范。(注：參見[美]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 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不過，真正改變知識分子命運的制度場景是出版界的形成，因為出版界一方面有書商 開拓讀者市場，另一方面又聚集和擴大了作者群體。在資本主義最先發展起來的英國， 由于互相關聯的三種社會變化的作用，導致讀者群體在18世紀的急劇擴展。這三種變化 是：中產階級人數及其特殊重要性的增長；中產階級識字率和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中產階級婦女閑暇時間的增加與閱讀興趣的濃厚。如何滿足讀書的需要，如何開拓讀者 市場，以此去賺取豐厚的利潤，這驅動和刺激了書商的出現，成為書商致力于解決的基 本問題。由于書商的出現，一個通過期刊、出版社、圖書市場構成的出版界，一方面擴 大了讀者的范圍，提高了讀者的閱讀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作者的創作能力，激發了作 者前所未有的創作熱情和創作能力，推動了寫作的職業化。但是，能寫作，或能靠寫作 為生的知識分子，畢竟只是一小部分；即使是這些人，也還無法得到整個社會的體制保 障，甚至可以說根本還沒有較為確定的、知識分子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就過上知識分子 生活的制度場景。似乎只有“單個的讀者”(不管他們的人數有多少，他們都是單個的) 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通過出版界為這些單個的讀者們服務，獲得自己的生存空間。 知識分子沒想到要去為國家和社會服務，而國家和社會似乎也并不需要知識分子。知識 分子生活在現行體制之外。
    改變這一狀況是法國大革命。“自由引導人民”攀上了自由的“高地”，但也走向了 自由的反面，為自由而戰的雅各賓成為了暴力和恐怖的代表，自由與秩序的矛盾凸顯出 來，變得十分尖銳。在自由與秩序二者不能兼得的情況下，人們在何者優先的問題上發 生了分歧。資產階級逐漸變得保守起來，開始由一個積極向上、為自由而戰的革命階級 變成了一個崇尚秩序、保守傳統的保守階級。連歌德也高聲疾呼“我寧可要非正義，也 不要混亂!”從此，也是第一次，近代社會的首要價值由自由轉向秩序，社會科學的最 高目標就是要解決“秩序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一個新科學產生了，這就是“社會 學”。從社會學產生時起，它就是時代科學的象征，這不僅表現它對待問題的“科學” 或實證的態度，祛除了文人的情緒表達和激情沖動，而且表現在它所致力于滿足的社會 需要——抵擋來自“左”(馬克思主義)與右(尼采主義)兩方面的激進沖擊，遏止激進個 人主義和激進國家主義對社會生活的威脅，它的最后總目標是解決現代社會所特有的自 由秩序問題。可以這么說，作為19世紀問題——自由秩序問題——的理論反應，社會學 是19世紀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原型”，自然科學為它提供了方法，是它的準備，其他 一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它面前表現為前科學的狀態，并以它為模型。
    社會學的產生和主導地位，表明知識形式的根本改變，即由批判性的價值表達到建設 性的實證研究，知識分子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是我行我素地堅持自由的價值并以之 批判現實社會，還是降低自由的要求、致力于自由價值的實現?無論是黑格爾和德國古 典哲學在18世紀末的保守轉向，還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反動，無論是社會學的誕生還是馬 克思主義的變革，無論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吶喊還是國家主義和集權主義的喧囂 ，無論是涂爾干的社會學主義還是尼采的權力意志論，都表明19世紀知識分子面對抉擇 的猶豫、彷徨、艱難和痛苦。如果不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出現，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混亂 ，這種聲嘶力竭的沉悶，不知到何時才是盡頭。阿爾弗里德·德雷福斯，一個有猶太血 統的法國總參某部的普通軍官，促使知識分子毅然抉擇，從而將他們剖分為兩個界限清 晰的陣營：體制外的知識分子陣營與體制化的知識分子陣營。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對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和法國歷史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它 界定了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充當“社會良心”、“介入”社會生活的志向、手段、方式 與特點，它成為20世紀法國知識界所有重要現象的淵源，塑造了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 形象和特征：如知識分子內部的“兩極化”、普遍主義或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價值取向 的持久對立、“左傾化”的傾向等。(注：呂一民：《法國知識分子的歷程》，浙江大 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響并不限于法國，它是一個界標，將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劈分兩段 ，之前是現代知識分子的萌生時期，之后是知識分子的主宰時期，20世紀因此被人們以 不同的方式稱為“知識分子的世紀”。在這一事件中，“知識分子”概念“誕生”了， 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浮出水面。(注：“‘知識分子’一詞現今的涵義，無論褒貶，都 來自德雷福斯事件。”見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中央編 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頁。)其次，通過德雷福斯事件的洗禮，知識分子在批判和建 設之間做了抉擇，分化為明確的兩個陣營，他們各司其職、各為其主。從此，知識分子 由批判與建設的二重性，外化為批判型知識分子與建設型知識分子的二元對立。知識分 子生活的制度場景發生了很大變化，全新的天地在等著他們，等他們去開拓和創新，包 括大學、公司、醫院、軍隊、實驗室和政府機構。
    通過現代制度的作用，知識分子逐漸被整合進現代制度之中，構成了現代性的有機組 成部分；同時又被分化和區分為不同的類型，以適應多元化的現代生活，發揮著各自的 價值和優勢。在這一分化與整合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獲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塑造 現代性的過程中塑造了自身。
    　　　　三、知識分子的現代氣質與類型
    在我們迄今為止的敘述中，“知識分子”一詞基本上被看成一個沒有爭議、不言自明 的概念。但事實上，“知識分子”概念一出現了就處于爭論的旋渦之中，而隨著時間的 推移和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爭論不僅沒有消失或減少，而是極大地增加了，以至于一 些嚴肅的學者不敢理直氣壯地使用“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了。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有必要、也應該、而且能夠對知識分子的基本面進行適當界定。 不管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認識有多大的差異，但有幾點是共同的：(1)共同的文化特征。 知識分子是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的人。從其文化功能的角度，李普塞特認為“所有創 造、傳播、應用文化的人是知識分子”，“而文化的人的符號世界，包括藝術、科學和 宗教”；(注：[美]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張紹宗譯，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頁。)(2)共同的生存方式。與從物質生產、與有形世界 打交道的人不同，知識分子是專門與無行的理念和觀念打交道的人，因而也可以被稱為 “理念人”。(注：科塞根據馬克斯·韋伯對“靠政治謀生的人”和“為政治而生的人 ”的區分，指出“知識分子是為理念而生的人”，即“理念人”。參見[美]劉易斯·科 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前言，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也可以從這一意義上將知識分子看成是腦力勞動者；(3)共同的教育遺產。“知識分子 ”雖然因其相互區別太大而成為一個異質性的群體，因而不能被視為一個單一的階級， 但所有的知識分子群體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的紐帶——教育，他們因分享著一個共同的教 育遺產而逐漸消除了他們在出身、身份、職業和財產上的差異，并被結合為一個受過教 育的個人的階層或群體；(注：參見[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 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58—159)(4)共同的精神氣質。這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根 本標志，包括：第一，旁觀的態度、超黨派性與科學精神；第二，崇尚獨立與自由的批 判精神；第三，濃厚的人文精神與宗教情懷。
    什么是知識分子精神?人們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不外乎是科學 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或者是這三種精神的混合，其中充滿了批判與建設的張力 。批判與建設、解構與建構、辯護與反抗、合法與非法，造就了現代知識分子的二重性 ，也大致界定了現代知識分子的類型分布。
    沿著批判與建設的張力線，形成了知識分子的類型圖譜。最典型的是批判型知識分子 和建設型知識分子的界分。建設型知識分子盡可能與現行體制保持距離，而后者則盡可 能融入現行社會體制之中；批判型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是天生的反對派，其天職就是 “說出真理，暴露謊言”(喬姆斯基，N·Chomsky)，“知識分子的最大的貢獻是保持異 議”(特林海迪，L·Terlinghetti)。建設型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分子的 用處就體現在他為社會進步與人類福祉做了什么貢獻，對社會有什么建設性的作用；批 判型知識分子為了堅守自己的價值與信仰，為了保持自己的批判鋒芒，可以六親不認， 甚至不惜與國家和社會作對。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為了有益于民族、國家與社會 ，建設型知識分子可能會在真理和正義面前保持沉默，但只要他還是知識分子，當然也 不會放棄自己對真理和正義的底線追求。建設型知識分子的極端情況可以德雷福斯派、 波西米亞分子、后現代主義者為代表，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是反德雷福斯派、官 僚型知識分子、科技知識分子。在二者之間，還存在許多中間性的過渡類型。
    事實上，不管是哪一類的知識分子，都不過是批判氣質與建設追求的調和，批判型知 識分子有其建設性的前提與目標，保守著低度的建設成分和因素，而建設型知識分子對 待任何事物都懷著一定的批判視角，他與事物的現狀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雖然這種距 離可能很小，但不會是零。
    反思現代知識分子的氣質與類型特征，我們可以從知識分子身上發現真正的“現代人 ”影像。首先，黨派化趨勢與超黨派性格之間的背離。從“為什么沒有專門的政治科學 ?”這一問題入手，卡爾·曼海姆發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黨派化趨勢。在這一趨勢的作 用下，致力于各種黨派性觀點綜合的政治科學成為一個問題，政治科學變成了一種黨派 的“科學”，因而失去了作為“科學”必備的科學性。但相互差異和對立的黨派得以和 平共處、并在一個共同社會中生活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超黨派觀點是存在的，關鍵是 誰來實現或闡釋這種通過綜合各種黨派觀點而形成的超黨派觀點?卡爾·曼海姆把目光 鎖定在現代知識分子身上，鎖定在知識分子的超黨派性格上。這是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 會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一方面，現代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單一的階級，它不僅不屬于 任何社會階級，而且從日益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里吸取成員，它這種不屬于任何一個階 級、又處于不同階級之間的特殊地位，使它能夠對各種相互沖突的黨派性觀點持一種超 然態度；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相對無歸屬的中間階層”，知識分子具有各種可能的 觀點，面對各種黨派觀點，但都一致地把捍衛整體觀點作為自己的使命與天職。(注： 參見[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 156—167頁。對此，馬克斯·韋伯在《學術與政治》的著名講演中，從學者的使命角度 已有論述。參見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1998年版，第43—49頁。)黨派化趨勢與超黨派使命的背離，使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在 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狀態下工作和生活。
    其次，知識—真理與知識—權力的緊張。知識與知識分子的根本精神，就是與真理和 正義的關聯，知識是對真理的揭示和闡釋，而知識分子是真理和正義的守護者。這對福 柯以前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什么難以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大問題，相反倒是不言自明的 常識，雖然也有人(如尼采)不時發出不和諧的“怪音”。但是讓福柯吃驚的是：“在人 文科學里，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學是伴隨著權 力的機制一道產生的”。(注：《權力的眼睛——福柯思想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在此，知識的真理性與科學性，不過是現代權力的隱蔽 機制，是現代權力實施其無所不在的隱匿統治的手段。進一步說，通過現代大學制度， 通過科學實驗和實驗室，通過各種認證機構，真理的生產被制度化了。這又使那種保障 現代權力運作所需要的知識、技術和真理得以連續不斷地被生產出來。這就使知識分子 處在真理與權力、正義與利益的強大張力之下。
    再次，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困境。以資本主義為標志的現代 性雖然在其產生之初就是國際性的，但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民族國家”，而“資本主義國家以及更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國家的行政管理體系 ，必須從該體系所能劃定的領土邊界加以協調性控制來解釋”，這就需要國家范圍內的 行政監管和暴力的集中化，要求將整個民族—國家變成一個高效運轉的監督機器，這就 是民族—國家在現代性興起中的根本意義。(注：[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 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頁。)借助于這一民族—國家形式，資 本得以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勞動得以通過國際分工在全球范圍內重組，一國的力量得以 充分地動員起來參與國際競爭，所有這些，都是現代性實現全球擴展的基本途徑和重要 方式。現代性的這種民族化與全球化的二重化，使知識分子在理論的層面上面臨著國際 主義與國家主義、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和困境。
    最后，從對現代性愛恨交加的感情焦慮。面對以上這些源自現代性的矛盾與困境，知 識分子在情感上就體驗為對現代性的愛恨交加，愛之彌深則恨之愈烈。愛來自現代性對 知識分子的親和與吸納，來自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的建設者角色，來自知識分子所獲得 的充分展示主焦點機會，而恨則來自現代性對知識分子的根本不信任，來自知識分子與 現代社會的疏離與異化，來自知識分子的批判與懷疑角色。進一步說，這種愛恨交加的 焦慮源自知識分子的理性特征，即源自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沖突和分裂，他一方面按 照工具—目的的邏輯對待他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又按照其本身的終極價值和意義看待 事物，因而面對著價值與事實、規范與實證、人化與物化、介入與距離的緊張和沖突， 在情感上體驗為愛恨交加的焦慮。
    　　　　四、知識分子的現代功能
    從最抽象的意義上講，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四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一是解放 思想或啟蒙的作用。其實質是破壞一個“舊世界”，并提出一個美好的“新世界”的構 想；二是從理念和技術兩個方面實現知識的供給，為建設一個“新世界”提供條件；三 是從出謀劃策與反抗這兩個正相反對的不同角度，為國家和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為社會 和個人的決策和選擇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根據、意義結構與框架；四是文化生產的主 力軍，生產社會所需各種精神文化產品。
    在成熟期現代性階段，知識分子群體發生了功能的分化，使前一階段担負的批判與建 設的二重性，分化為分別肩負批判與建設兩項功能的兩個群落，其主流是批判向建設的 轉化。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顛轉性的變化，即從知識分子需要 社會轉向社會需要知識分子。從表面上看，知識分子原來孜孜以求的生存空間，現在則 被社會主動給予，因而獲得了實現自己價值和功能的充足資源和社會條件。但這是有代 價的，那就是知識分子必須得按社會的要求、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表現自己，在社會 需要與真理和正義發生沖突時，必須使后者為前者讓路。在這方面，美國的知識分子比 世界所有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更成功，實現了最為充分的社會整合，因而是造就“美 國世紀”的第一功臣。從這一意義上講，現代知識分子的歷程不過是美國知識分子的凱 旋。成為美國知識分子另一極端的，是19世紀60年代的俄國知識分子，他們幾乎完全游 離與社會之外，致力于批判和否定俄羅斯的現狀，正面而言，他們的功能表現在他們是 “民族的觸角”。接近俄國知識分子這一極端的是法國知識分子，而接近美國一極端的 是德國知識分子。不過也應當看到，即使是美國知識分子，也不可能被社會所完全整合 ，不可能完全放棄或喪失自己的批判功能，因為“一定程度的疏離正是知識分子角色的 先決條件”，不受束縛的批判精神是知識分子的標志，這使“他總是在一個社會中但又 不屬于這個社會”，從而使永遠做不到“和別人一樣”。(注：參見[美]劉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頁 。)更何況，被現行體制完全吸收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真是那 樣，一個民族將會喪失它可貴的“觸角”。
    在晚期現代性階段，知識分子的功能再次進行了整體的調整，其核心是適應現代性的 激進化與全球化的需要，知識分子的功能發生了國際間的重新整合，西方世界的主流知 識分子成為現代性的象征，成為推動西方現代性實現全球擴展的重要力量，從而與第三 世界國家或非西方國家知識分子區別開來。肇始于60年代的后現代主義，在80年代以后 的全球化運動中，很快證明不是知識分子的主流，也不可能主導知識分子的走向，那不 過是西方知識分子走向進一步的體制化的一次祭奠儀式，所提出的挑戰與問題也被主流 知識分子所一一化解。
    　　　　五、知識分子的現代命運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及工作方向
    在當前的背景下，要想準確理解和把握知識分子的未來，應當考慮到這樣幾個時代因 素：第一，知識經濟的初露端倪。雖然知識經濟在進入21世紀后就受到嚴峻考驗，但我 們也應看到，正像所有新的經濟形式一樣，知識經濟也有一個“固化”的階段和過程， 在擠掉水分和泡沫之后，它有望獲得一個更為堅實的基礎和更加良好的未來。在知識經 濟的背景下，在知識資本不斷崛起的過程中，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的增強應當說已 成定局。生產力的未來發展，將越來越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知識的增長，知識分子的 經濟功能必將因此而不斷加強。
    第二，現代性的激進化和全球化。現代性第三期發展的標志是現代性的激進化和全球 化，其實質是西方現代性在全球化過程中尋找克服危機的辦法和機遇，也是非西方世界 共享現代性文明成果、重鑄現代性的機會。現代性的全球化當然會受到資本邏輯的推動 ，因為資本在本性上就是全球的，天然地傾向于全球流動，但它也是在西方現代性已經 成熟、并基本上失去內在可能性的情況下，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克服自身危機、尋找 再生的機會，這使一部分知識分子站在西方之外看待現代性，獲得了新的刺激，也獲得 了新的問題與壓力，這就是如何在全球的背景和范圍內重建現代性。而對于非西方世界 和它們的知識分子而言，現代性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種挑戰，在強勢的西方現代性面前存 在一種喪失自身特征的危險，但同時是自己的傳統獲得再生的一次機遇，他們站在自己 傳統的根基之上，通過學習和吸取現代性成果，并在共享現代性文明成果的基礎上，肩 負起重建現代性的艱巨使命。因而，如果我們足夠努力，并充分利用各種機遇、資源和 條件，現代性的第三期發展將更多地垂青非西方世界知識分子，他們的作用將會得到前 所未有的加強。
    第三，全球化的限度。從經濟的角度看問題，無論勞動或是資本，都具有全球化的趨 勢，全球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過程。但不管經濟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大 的力量，它仍然不過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層面，因而必將時刻遭遇到它的限度，包括 政治多極化的掣肘，文化多元化的約束，利益零和化與競爭白熱化的遏制。在這種情況 下，知識分子的黨派化、集團化和分裂趨勢將更加明顯，這將使知識分子更加直接地面 對身位的“地方化”與精神的全球化、生活的特殊化與知識的普遍化的沖突與分裂，知 識分子的處境甚至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矛盾、沖突和痛苦，其核心問題是：知識分子能像 他們在西方世界已經實現的民族整合一樣，再度實現全球范圍的整合么?或者說，在全 球化的必然性與有限性之間，一個知識分子能否有效地調和民族身份與世界身份、并把 他們整合為一個單一的身份?這是未來知識分子面臨的一大挑戰。
    第四，知識分子分化邊界的位移，與階級斗爭的脫鉤和與新社會運動的掛鉤。在現代 時期，知識分子主要沿著階級和民族—國家這兩條邊界不斷分化和重組，并在這一過程 中使自己體制化和邊緣化了。在現代性的激進化與全球化狀況下，如果說民族—國家的 分水嶺不僅不會像有的人說的那樣弱化和消失，而且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強化的趨勢， 那么，階級分水嶺則不可挽回地淡出了，這是資本全球流動不斷增強的重要后果，也與 由勞動國際分工而來的勞動地方化相關，資本的全球化與勞動的地方化加倍地削弱了階 級整合的根基；而與知識分子的民族—國家整合強化和階級整合弱化的雙重過程相并而 行的，是知識分子與新社會運動的親和。新社會運動是在遠離國家公共領域和企業私人 領域之外的“第三域”(the third sect)，包括婦女運動、綠色運動、反戰與和平運動 、社區重建運動、弱勢族群運動等等。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復興著人文關懷和批判 精神，重構著知識分子獨立自由的氣質與品格。
    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現代命運對中國知識分子意 味著什么?知識分子的未來又意味著什么?通過對現代性知識分子層面的反思，特別是考 慮到現代性的全球化進程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向，我們發現了改變知識分子命運的中 國機遇。我們真切地感到，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機遇是全新的、全方位的、整體性的 ，它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見出：
    其一，現代性的西方危機向中國知識分子拋出了一個西方現代知識分子已經解決不了 的大難題與好課題：現代性往哪里去?不管西方現代性的激進化與全球化如何為西方知 識分子所主導和推動，但那不過是因為現代性的西方危機已經不能在西方內部獲得克服 和解決所致，他們最后還得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世界找尋康復的藥方。對中國知識分 子而言，這不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其二，中國的現代化面臨著從未遇到的各種難題，需要充分利用西方現代性的文明成 果和思想資源，這又時逢西方現代性趨于蓋棺定論的“完成時”，為了避免這厄運，西 方世界發動了全球化運動。這就使中國有機會利用西方現代文明的公共資源和成熟成果 ，處于一個十分主動的地位上。不僅如此，這還對中國知識與中國智慧的復興，構成一 個良好的機會，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從中獲得了無比豐富的問題，從而激發了中國社會的 生機與活力。
    其三，世界知識分子都盯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是世界尚待開發的 最大知識遺產的繼承者。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過程中，在西方現代性的總體框 架中，原本豐富多彩的中國傳統文化，無論的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受到了極端的扁平化 和粗暴的簡單化，最典型地表現在黑格爾“東方是西方的準備”的邏輯中，也表現在中 國五四新文化主將們“打倒孔家店”的激情里。好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以自己承接的 文化傳統為恥。斗轉星移，隨著價值天平支點的移動，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掂量出自己所 承接的傳統的價值與分量，機遇的天平會又一次傾向東方?這并非不可能!
    但既然是機會或機遇，天生就是易于失去的東西，就難以很好地把握住，因為特定“ 時機”或各種微妙條件匯合而成的機遇本身就具有易于喪失的特性。因此，面對無論多 么好的機遇，都不是我們飄飄然不能自己的本錢，反倒是我們緊張和“沉重”的開始， 因為隨機遇而來的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并盡力解決的問題：怎樣去抓住機遇?我想， 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至少存在四個改變命運的工作方向：
    首先，從頭做起，腳踏實地，充分吸納西方現代性的資源和成果。從一定意義上講， 現代性在西方已經“終結”，西方現代性已基本上“蓋棺定論”，它的最后一個任務是 全球化，是推廣和強制世界其他民族、地區和文化傳統接受西方式現代性。于是我們陷 入一個矛盾的處境之中：是接受被強加的東西以求生存，或是拒絕被強加的東西以保持 自己的獨立與自由?在我們看來，這基本上是一個“假問題”!因為這是站在西方的處境 看中國，而不是站在中國的處境看中國。
    其次，針對真實的“中國問題”，創造中國知識分子的國家視角，實現中國知識分子 的國家整合。既然我們的問題不是搞清楚現代性到底好還不好、對還不對，因為如果我 們忘記了自己特定的處身位置，這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那么，確定中國知識分子工作 方向的重要前提是大致框定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對此，我們想借用劉小楓對此一 問題的表述：“何謂‘中國問題’?簡扼地說，它指晚清士大夫看到的中國所遇‘三千 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當性均需要重新論證。(注：劉小 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95—196頁。)針對這一總 體性問題，中國知識分子應該、也可能實現國家范圍的內部整合，逐漸重建中國知識分 子的形象。這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改變命運的第二個工作方向。
    第三，增強世界意識，強化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責任與担當精神。中國知識分子 的國家整合并不是最終目標，如果站在現代性的總體架構去觀察，這不過是中國知識分 子履行其責任與天職的一部分。從現代性的邏輯考慮，中國知識分子肩負著為現代性的 第三期發展制定方向、提供精神動源的使命，為此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增強世界意識，強 化對現代世界的担當精神，力爭主導現代性發展的新方向，為人類社會和平、發展、進 步的福祉多做建設性的工作。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改變命運的第三個工作方向。
    第四，求得批判與建設的協調與平衡。與任何古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不同，現代知識分 子總是担負著批判和建設的雙重任務，而古代知識分子(無論是中國的士或是西方教士) 都是建設性的，并不承担對現實的批判任務。對中國而言，迄今為止，知識分子無論是 在建設的方向上，還是在批判的方向上，都未得到充分的展開。怎樣從批判和建設兩個 維度充分利用現存社會中體制性的資源，并實現知識分子資源的最佳優勢配置，構成中 國知識分子的第四個工作方向。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僚去亻換目
    
    
   學術界L合肥90～104D4中國政治鄒吉忠20042004我想從現代性及其全球化的視角上草描出知識分子的現代命運，以拓展出現代性論題 的知識分子的空間，并深化我們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我的做法是：在馬克思主義人 學的框架之下，充分吸收知識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相關研究成果，以現代知識分子所 面對的批判和建設的選擇困境為切入點，通過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景、氣質、類型、功能 、命運的考察，透視現代性的一個獨特層面——知識分子層面，目的是拓展出中國知識 分子的生存空間與歷史使命，勾勒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工作方向。知識分子/現代性/氣質/功能/制度場景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01JA710018)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ZHANG Yun-qiao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62,China中央民族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系，北京　100081
    鄒吉忠(1964-)，副教授、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哲學系哲學原理教研室主任。 作者：學術界L合肥90～104D4中國政治鄒吉忠20042004我想從現代性及其全球化的視角上草描出知識分子的現代命運，以拓展出現代性論題 的知識分子的空間，并深化我們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我的做法是：在馬克思主義人 學的框架之下，充分吸收知識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相關研究成果，以現代知識分子所 面對的批判和建設的選擇困境為切入點，通過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景、氣質、類型、功能 、命運的考察，透視現代性的一個獨特層面——知識分子層面，目的是拓展出中國知識 分子的生存空間與歷史使命，勾勒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工作方向。知識分子/現代性/氣質/功能/制度場景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01JA710018)畢小青
    畢小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譯審。
    
    
    

網載 2013-09-10 2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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