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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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的５０年間，是日本社會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也是日本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當局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是日本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日本當代文學是在社會發生重大轉折的關頭起步的。與戰后社會發展的步伐大體上相適應，戰后文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由于日本是在周圍島嶼已被美軍占領的情況下投降的，在日本投降后美軍又幾乎單獨占領了日本本土，所以從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起日本便處于美國占領之下，直到１９５２年日美單獨媾和為止。在美國占領初期，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革除了封建主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使日本從軍國主義國家變為沒有正規軍隊的國家，從封建法西斯帝國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是一次劃時代的改革，在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但這次改革并不徹底。這主要是因為隨著世界格局和亞洲格局（如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等）的變化，美國在占領后期改變對日政策，決定把它在亞洲的戰略基地從中國大陸轉到日本列島，于是為復活日本壟斷資本開方便之門，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裝日本，并在這個基礎上與日本簽訂一系列條約，建立了所謂舊金山體制。
　　在美國占領時期，由于戰爭的嚴厲思想統治破產，長期受到沉重壓抑的各種思潮興起，文學方面也呈現出多種流派和傾向并立的景象。
　　從時間上看，戰后最早出來發表作品的是一批戰前已經聲名顯赫的老作家。他們在戰爭期間大體上保持著沉默，沒有積極參與其事，沒有狂熱鼓吹戰爭，因而也沒有什么良心上的傷痕。如志賀直哉的《灰色的月亮》、正宗白鳥的《戰爭受害者的悲哀》、永井荷風的《舞女》、谷崎潤一郎的《細雪》和川端康成的《重逢》等，都屬于戰后發表的第一批作品之列。這些作品雖然缺乏新鮮味道，可是表現出一種安定情緒，有的還對戰爭表示不滿。
　　作為文學團體，首先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新日本文學會。該會成立于１９４５年年底，發起人幾乎都是戰前的左翼作家。它一面繼承戰前無產階級文學的傳統，一面適應戰后的新形勢，努力擴大隊伍，成為一個民主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口號也由無產階級文學改為民主主義文學。屬于新日本文學會的作家寫出了不少觀點鮮明、思想堅實的作品，批判了侵略戰爭的罪惡，描繪了戰后革命運動的發展。宮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和《知風草》、德永直的《妻，安息吧》、中野重治的《五勺酒》、佐多稻子的《我的東京地圖》等是其中較為有名的。　
　　適應戰后新時代而初登文壇的一批新作家被稱為戰后派。戰后派以《近代文學》雜志的理論為指導，即主張藝術至上，尊重人權，反對政治干預文學。屬于戰后派的作家和作品為數頗多，有代表性的如野間宏的《陰暗的圖畫》和《臉上的紅月亮》、梅崎春生的《櫻島》和《崖》、框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和《永遠的序章》、武田泰淳的《審判》和《蝮蛇的后裔》、中村真一郎的《在死的陰影下》、埴谷雄高的《亡魂》、島尾敏雄的《島的盡頭》、大岡升平的《俘虜記》、福永武彥的《塔》、加藤周一的《在那晴朗的日子》、三島由紀夫的《戴著假面具的自白》、安部公房的《墻壁——Ｓ·卡爾瑪氏的犯罪》、堀田善衛的《廣場的孤獨》等。戰后派文學具有不同于戰前文學的新因素，即在思想內容上既重視表現社會，又強調表現自我；在藝術表現上力圖突破傳統的方法，廣泛吸收西方各種現代流派的方法。
　　由于戰后初期社會混亂不堪，舊的權威和秩序業已崩潰，新的權威和秩序尚未建立，人們對于現實感到惶惑不安，對于未來感到一片茫然，于是一個新的文學流派——無賴派便應運而生，并受到許多讀者的熱烈支持。這派作家對于傳統和權威抱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具有明顯的頹廢傾向，同時努力革新創作方法。坂口安吾的《白癡》、太宰治的《維永的妻子》、《斜陽》和《喪失為人資格》、織田作之助的《星期六夫人》和《世態》、田中英光的《野狐》、石川淳的《黃金傳說》和《廢墟上的耶穌》、石上玄一郎的《自殺向導》和《黃金分割》等，是無賴派的代表作品。
　　作為日本特有的小說形式，私小說在日本的根子扎得既深且牢，有人甚至稱之為日本小說的故鄉。因此當戰后派那些新鮮的、費解的作品相繼出現并風靡文壇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優秀的私小說作品產生出來，贏得了不少讀者的心。尾崎一雄的《小蟲種種》和《瘦了的公雞》、外村繁的《夢幻泡影》和《最上川》、川崎長太郎的《抹香町》、上林曉的《在圣約翰醫院》和《滯鄉記》、檀一雄的《律子之愛》和《律子之死》等可以作為代表。
　　風俗小說的流行，也是這時文壇上不可忽視的現象之一。提起這類小說，人們便會想起丹羽文雄、舟橋圣一、井上友一郎、石坂洋次郎和北原武夫等人的名字。這些人在戰前業已成為作家，戰后則隨著文學的社會化和世俗化，確立了流行作家的地位。《討人嫌的年齡》（丹羽文雄）、《雪夫人圖》（舟橋圣一）、《絕壁》（井上友一郎）、《綠色的山脈》（石坂洋次郎）和《神圣家族》（北原武夫）等小說，將戰后社會呈現出來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風俗圖景盡力收入，為那些不滿足于私小說狹小世界的讀者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糧。
　　在小說領域里，除上述團體和流派外，井上靖的《獵槍》和《斗牛》、田宮虎彥的《畫冊》、井伏鱒二的《本日停診》和《遙拜隊長》、阿部知二的《黑影》和《朦朧之夜》等，也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收獲，不應略而不記。
　　在這個時期，文學評論也呈現出活躍的態勢。這是因為人們面對百廢待興的新局面，試圖總結以往文學走過的道路，探討今后文學應走的方向。圍繞政治和文學關系等問題所展開的近代文學方面（主將是平野謙和荒正人）和新日本文學方面（主將是中野重治和宮本顯治）的論爭，追求理性認識的花田清輝和福田恒存的評論著作，中村光夫、伊藤整和平野謙等人對私小說等傳統文學的探討，桑原武夫、高橋義孝、竹山道雄、中野好夫、中島健藏和竹內好等人關于日本文學諸問題的廣泛研究等，構成這時評論范疇的主要內容。
　　　　　　二
　　從５０年代初到６０年代初，日本逐步由美國占領狀態轉為獨立自主狀態。１９５２年舊金山體制的建立，使日本在法律上取得了獨立自主；但這種獨立自主仍然是形式上的和不徹底的。之后，日本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經濟上，由于實行自立的政策和朝鮮戰爭的刺激，到１９５５年已大體恢復到戰前水平，隨后便開始經濟起飛。在政治上，隨著社會黨的統一和自民黨的建立，革新和保守兩大政黨對峙的局面形成；而１９５４年鳩山內閣的上臺則表明資產階級新興勢力已經具有獨立掌握政權的能力，不再需要天皇、財閥和地主的聯手統治了。在這種背景下，日美于１９６０年簽訂了新條約，使美國結束了半占領狀態，使日本獲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隨著經濟和政治的巨大進展，文學也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新變化，呈現出適應新形勢的新趨向。
　　這時胸懷偉大夢想的戰后派逐漸失去了熱情，開始從文壇第一線退卻，所謂“第三批新人”隨之登場。第三批新人文學不象戰后派文學那樣具有明確的目的意識性和豐富的社會思想性，而是著重描寫日常的現實生活，并且部分地繼承了私小說寫作方法，逐步地與私小說接近起來。屬于第三批新人的重要作家作品有安岡章太郎的《陰郁的歡樂》、《壞伙伴》和《海邊光景》，吉行淳之介的《驟雨》，小島信夫的《美國學校》，遠藤周作的《白人》、《黃種人》和《海和毒藥》等。
　　在５０年代中期登場的一系列新作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石原慎太郎和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謳歌不良青年的放浪生活，反映了在經濟起飛的背景下，一部分青年人喪失遠大理想、追求安逸享樂的現狀。大江健三郎則通過《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華》、《飼育》和《拔芽打仔》等反復表現青年人對壓抑自己和束縛自己的社會現實的不滿，顯示出不平凡的才華。此外，開高健、小田實、曾野綾子、有吉佐和子和倉橋由美子等一批新秀也從這時起陸續顯露頭角。
　　老一代作家的創作這時仍在文壇上占有一定地位，如谷崎潤一郎的《鑰匙》和《細雪》、永井荷風的《今年秋天》、室生犀星的《杏子》、川端康成的《千鶴》和《山音》等。這些小說在藝術技巧方面更加圓熟，但在思想傾向方面卻較為復雜，如谷崎的《鑰匙》曾引起一場爭論，川端的《千鶴》和《山音》也帶有若干頹廢色彩。
　　新日本文學會的作家這時也在繼續執筆寫作，并且不斷有成果問世。德永直的《靜靜的群山》、中野重治的《五臟六腑》和《梨花》、佐多稻子的《綠色的林蔭路》和《齒輪》等，從種種不同角度描繪了社會的畫面，展示了個人的成長，揭示了現實的矛盾，不乏啟迪意義和教育意義。
　　原有的戰后派作家到了這個時期雖然不再象以往那樣熱情澎湃和鋒芒畢露，但是他們并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不少人仍時常有新作付梓，并且在思想上顯得更加深沉，在風格上顯得更加老成，在技巧上顯得更加熟練。野間宏的《真空地帶》和《骰子的天空》、大岡升平的《野火》和《花影》、椎名麟三的《在自由的彼方》和《美麗的女人》、武田泰淳的《風媒花》和《森林和湖泊的節日》、堀田善衛的《歷史》、中村真一郎的《夜半樂》、梅崎春生的《沙計時器》、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安部公房的《野獸們向往故鄉》和《第四間冰期》等，均屬具有一定價值的作品。
　　此外，圓地文子的《女人的坡道》、幸田文的《流逝》、石川淳的《紫苑物語》、丹羽文雄的《蛇與鴿》、石川達三的《人墻》、井上靖的《明天的人》和《天平之甍》等小說，雖然顯示出各種不同的傾向，但都應在這個時期的文壇上占有一定地位。
　　當論述這個時期的創作成果時，我們自然也應提到詩歌領域。作為戰后詩歌新動向的代表，“荒原”派對詩歌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該派出版的《荒原》月刊和《荒原詩集》成為培育新詩的園地，而鲇川信夫的《死去的男人》、田村隆一的《四千個日日夜夜》等詩集則堪稱其有代表性的成果。他如山本太郎的《步行者祈禱歌》、吉岡實的《僧侶》、大岡信的《記憶與現在》等詩集也是５０年代的產物，只不過風格有所不同罷了。
　　在文學評論界，這個時期不是象上個時期那樣形成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激烈論爭，而是傾向于更廣泛地占有材料，更冷靜地思考問題，更細致地進行論述，更有力地說服讀者。屬于這方面的成果有本多秋五的《白樺派文學》、福田恒存的《人是富有戲劇性的》、奧野健男的《太宰治論》、江藤淳的《夏目漱石論》、山本健吉的《芭蕉》、中村光夫的《二葉亭四迷傳》、平野謙的《藝術和現實生活》、小林秀雄的《近代繪畫》等著作，盡管其評論未必完全公允，但卻含有不少獨到見解，不失為一家之言。
　　　　　　三
　　自６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初，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從１９６０年起，出現了所謂“巖戶景氣”，使實際經濟增長率連續三年超過１０％，構成了日本有史以來的空前繁榮，人們的注意力開始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上來。經過“１９６５年蕭條”之后，日本繼續推行高速增長政策，經濟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從１９６６年起，日本國民經濟總產值平均名義增長率超過１７％，大大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到１９６８年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國民的個人收入也逐年大幅度地提高，在群眾中掀起了消費革命，人們開始追求娛樂和享受。這對日本的社會、生活、風俗、文化以及文學造成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有人將其歸結如下：從表面生活現象來看，一是由于電視等的普及，宣傳工具日趨發達；二是由于公共住宅和小汽車的普及，日常生活形式發生變化；三是由于勞動時間的縮短，娛樂休息意識增強。從內在生活根底來看，一是“性”的價值產生變化，即所謂性解放；二是傳統的“家庭”意識變質和解體；三是新的人與人間的冷淡關系所造成的孤獨和不安意識（參見《戰后日本文學史·年表》）。與此同時，大規模的社會政治運動逐漸減少，個人的日常生活上升到首要地位；但當人們面對日常生活時，又感到社會猶如一片沙漠，個人猶如其中的一顆沙粒。
　　社會政治運動減少下去，個人日常生活上升起來，乃是原屬第三批新人的作家繼續活躍的社會基礎。他們更加突出地表現“日常”這個主題，有時回憶戰爭以前的光景，描繪自己的青少年時代，因為他們以為在那種和平條件下和天真氣氛中能夠最充分地體現日常生活的真面目；有時則描述今天的現象，即目前正在展開的日常生活光景。前者如安岡章太郎的《花祭》，后者如吉行淳之介的《黑暗中的節日》和小島信夫的《擁抱家族》。
　　隨著日常生活的抬頭，作為其組成部分之一的“性”問題自然也被提到更加顯要的地位上來。有的西方作家甚至認為，在這個時代，“性”是留給文學冒險家的唯一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了。這塊處女地顯然引起了日本不同年齡層次和不同流派傾向的作家的興趣。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吉行淳之介的《沙上的植物群》、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谷崎潤一郎的《瘋癲老人日記》和河野多惠子的《蟹》等小說，分別從各自的立場審視這個問題，從各自的角度表現這個課題。
　　從１９６０年前后起，周刊雜志以及其他大眾傳播媒介迎來了它們的活躍期。這顯然是為了適應新的日常生活意識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需要。而與大眾傳播媒介幾乎同時蓬勃發展起來的大眾文學形式則以推理小說最為紅火。盡管戰后的推理小說早已存在，但在此時獲得長足進展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以松本清張為首的一批社會派推理小說作家掀開了日本推理小說史新的一頁，提高了日本推理小說的思想藝術水準。松本清張的《點與線》、《零的焦點》和《沙器》，水上勉的《霧與影》和《荒野的墓標》，有馬賴義的《松鼠與美國人》，黑巖重吾的《赤裸的悖德者》，＠①山孝之的《黑色的試車》等，堪稱有代表性的成果。
　　面對經濟高速增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影響，在１９７０年左右，日本文壇上又先后形成了兩個具有對立傾向的流派，即“作為人派”和“內向一代派”。前者因同人雜志《作為人》而得名，以力圖恢復人的本來面目為己任，認為文學應當熱情而積極地正視現實的問題，表現現實的問題，主要作品有高橋和巳的《悲哀之器》和《邪宗門》、開高健的《光輝的黑暗》、小田實的《現代史》、柴田翔的《那么我們的日子》、真繼伸彥的《鯊魚》等。后者則以不關心政治，不理解社會，而埋頭于自我的小世界之中為特點，對于政治和社會的態度是冷淡的和消極的，主要作品有古井由吉的《杳子》、后藤明生的《夾擊》、黑井千次的《時間》、阿部昭的《司令的休假》和柏原兵三的《德山道助還鄉》等。
　　在評述這個時期的創作時，還應提到其他一些流派和傾向的作家所取得的成績。例如：戰前業已登上文壇的丹羽文雄的《一路》，５０年代在報紙小說和歷史小說方面獲得好評的井上靖的《淀殿日記》和《風濤》，屬于新日本文學會的中野重治的《甲乙丙丁》和佐多稻子的《溪流》，戰后派作家野間宏的《青年之環》、三島由紀夫的《豐饒之海》和安部公房的《沙女》，女作家野上彌生子的《秀吉與利休》、平林泰子的《不毛》、瀨戶內晴美的《田村俊子》、有吉佐和子的《華岡青州之妻》和曾野綾子的《無名碑》，社會批判文學作家石川達三的《金環蝕》和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私小說作家尾崎一雄的《夢幻記》、外村繁的《航標》、藤枝靜男的《空氣腦袋》和上林曉的《白篷船》，始而從事推理小說創作繼而轉向鄉土文學創作的水上勉的《雁寺》和《五號街夕霧樓》等，均應在這時的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
　　這個時期的評論繼續朝著踏踏實實研究問題的方向發展，同時不斷擴充研究的領域，不斷增加研究的深度，因而出版了不少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著作，發表了不少有一定學術水平的文章。舉其要者如下：奧野健男考察現代文學史和作家的《現代文學的基軸》，筱田一士從傳統與前衛的銜接點上尋找文學空間的《傳統與文學》，山本健吉作為詩歌歷史研究成果之一的《柿本人麻呂》，平野謙從事文學批評的集子《文藝時評》和關于戰后文學演進的著作《我的戰后文學史》，龜井勝一郎一生集大成的著作《日本人精神史研究》，竹內好的重要評論結集《竹內好評論集》，本多秋五以戰后派為中心的文學史專著《物語戰后文學史》和評論《戰后文學史論》，瀨沼茂樹關于戰后文學的評論《戰后文學的動向》，等等。
　　　　　　四
　　從７０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穩定增長時期。之所以發生這個轉折，首先是因為１９７３年爆發的中東戰爭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石油危機。石油危機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慮和改變自己的經濟政策和產業結構，不得不適當放慢自己的經濟發展速度，從高速增長變為穩定增長。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調整是必要的和及時的；正因為如此，日本才得以長期保持比西方發達國家為高的經濟發展速度。現在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其總體經濟實力超過其他西方國家而僅次于美國，并且在不少方面業已超過美國。
　　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時期進入穩定增長時期的轉折，對于社會生活、思想意識和文學藝術都產生了復雜而微妙的影響。就文學而言，其影響最突出地體現在這個時期剛剛登上文壇的青年作家身上。他們的創作力求更加緊密地貼近穩定增長時期的社會現實，更加直接地反映人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有的努力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情，以便達到回歸傳統文化的世界，如中上健次的《岬》和《枯木灘》；有的熱心宣傳西方文化的影響，企圖將西方和日本等同視之，如村上龍的《近乎無限透明的藍色》；有的著力表現人們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孤獨體驗，如增田瑞子的《麥桿笛子》和《單體細胞》；有的重點表現人們在繁華的大都市里的失落感受，如村上春樹的《聽風歌》、《挪威的森林》和《跳，跳，跳》；有的精心描繪當代青年獨特的青春生活和青春體驗，如吉本芭娜娜的《廚房》和《滿月》；還有的則在語言感覺、作者視角、藝術手法、浪漫情調和國際視野諸方面進行創新，如島田雅彥的《獻給溫柔左翼的嬉游曲》；等等。
　　除上述新作家外，自從戰爭結束以來陸續登上文壇的一批一批作家在這個時期仍然繼續執筆創作，盡管他們大體上還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針和沿著自己的既定道路前進，不過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穩定增長時期社會現實的影響。以下所列是各個方面有代表性的業績：在新日本文學會方面，有佐多稻子的《樹影》和《時光流逝》。在戰后派方面，有安部公房的《櫻花號方舟》。井上靖的新作，有歷史小說《孔子》和隨筆小說《我的母親》。第三批新人的新作，有安岡章太郎的《流離譚》、吉行淳之介的《眼珠》、小島信夫的《分手的理由》和遠藤周作的《死海之濱》。大江健三郎寫有烏托邦小說《同時代的游戲》和《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水上勉寫有《北國女人物語》和《金閣燃燒》。推理小說的新收獲，有松本清張的《封閉的海》、有馬賴義的《月光》、黑巖重吾的《混沌的星星》、森村誠一的《證明》三部曲和《惡魔的飽餐》三部曲。私小說的新收獲，有尾崎一雄的《彼日此日》、藤枝靜男的《某年之冬，某年之夏》、川崎長太郎的《追憶》、上林曉的《青銅像的頭》、檀一雄的《火宅之人》。屬于“作為人”派的作品，有開高健的《花謝的黑暗》、小田實的《瓜島》、柴田翔的《始終站著的明天》、真繼伸彥的《青空》。屬于“內向一代”派的作品，有古井由吉的《梳子之火》、后藤明生的《墻壁之中》、黑井千次的《群棲》、阿部昭的《千年》。山崎豐子新出版的作品有《不毛地帶》和《兩個祖國》。
　　在評論方面，這個時期也有所擴展和深入。如系統總結和評析日本文學發展歷史的著作，可以舉出松原新一等人合著的《戰后日本文學史·年表》、小田切秀雄的《現代文學史》、筱田一士的《日本的現代小說》、久松潛一等人合著的《日本文學史》（增補新版）等；研究日本文學和世界文學關系的著作，可以舉出吉田精一的《日本文學的世界性》、橋本萬太郎的《日本文學在世界》等；關于日本文學流派的研究著作，可以舉出相馬庸郎的《日本自然主義論》、吉田精一的《浪漫主義研究》、無賴文學研究會的《無賴派的文學》等；有關作家作品的研究著作，可以舉出小林秀雄的《本居宣長》、五味智英和小島憲之合編的《萬葉集研究》、源氏物語探究會編的《源氏物語探究》、荒正人編的《漱石研究年表》、三好行雄的《芥川龍之介論》、進藤純孝的《川端康成傳》等。
　　　　　　五
　　綜觀半個世界以來日本文學的發展軌跡，筆者以為它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一、文學流派和傾向眾多，自由發展，自由競爭，可謂多姿多采，千變萬化。
　　翻開當代文學史，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不斷涌現出來的新流派和新傾向，其間常常形成此起彼伏、相互更替的局面，后者或者一面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一面又是對前者的部分批判和否定，或者干脆與前者針鋒相對，是對前者的徹底否定。例如：一般認為，戰后派是真正能夠代表戰后文學新意的流派，它在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上努力擴大視野，將個人命運和社會命運密切聯系起來；在藝術表現上則盡力突破專寫個人身邊瑣事的私小說手法。但繼第一批戰后派和第二批戰后派之后登上文壇的第三批新人作家卻不大喜歡戰后派的作風，以為他們的小說不容易理解，與自己的世界有距離和隔閡，于是便以纖細的感覺和市民的意識表現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再強調什么社會性和政治性，逐漸地接近了私小說。這是一重否定。又如：１９７０年前后同時有兩個流派出現在文壇上，即作為人派和內向一代派。作為人派的成員大多出生于３０年代，少年時期體驗過戰爭和戰敗的痛苦，青年時期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并與六七十年代的社會政治運動有直接關系。因之，他們對第三批新人的創作傾向表示不滿，反對所謂日常小說，明確提出社會小說的主張。可是，內向一代派又成了它的對立面。內向一代派作家對于社會現實不大關心，專門尋求自身內部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后來則漸漸把小說的場面局限于家庭內部了。這是再一重否定。
　　二、從創作方法來說，當代文學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較大，采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方法較多。
　　與戰前文學相比，戰后的文學受到了西方各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流派更普遍、更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不同流派、不同傾向和不同作家身上表現有所不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有些作家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即幾乎全部采用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方法進行創作。以安部公房為例。他曾將自己在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變化分為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階段，但事實上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恐怕始終沒有從他身上消失，尤其是在創作方法方面，其影響是相當持久的、深刻的，甚至于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所以難怪有人指出，他是個極力要把日本當代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切斷聯系而和西方當代文學聯系起來的作家。那么這條道路行得通嗎？事實說明是行得通的，他所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便是行得通的證明，他所獲得的國內聲譽和國際聲譽也是行得通的證明。至于行得通的原因，其一是因為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社會性質相同，所以作家可以“西化”；其二是因為所謂“西化”并不是絕對的，充其量也僅僅限于創作方法和表現技巧，而作品所表現的生活和反映的問題仍然是日本的，否則他的作品便喪失了賴以存身的土壤。第二種類型是有些作家采取了“東西結合”的方針，即力圖把繼承日本文學傳統和學習西方現代流派方法結合起來進行創作。以川端康成為例。他的創作方法經歷了新感覺派、模仿意識流小說和走自己道路等三個時期，并在第三個時期確立了一面繼承日本民族文學傳統（特別是古典文學），一面汲取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方法（特別是新感覺派和意識流小說）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話說便是：“我受過西方現代文學的洗禮，也曾試圖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東方人，從１５年前起就不曾迷失過自己的方向。”事實證明，他的創作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獲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可見這條道路也是行得通的。第三種類型是有些作家仍然堅持按照傳統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方法進行創作，同時也在藝術手法上受到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流派的若干影響。他們的創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他們的道路也是行得通的。總之，西方各種現代流派對日本戰后文學的影響是很大的，并且有日益擴展的趨勢。
　　三、當代文學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與戰前文學相比，戰后的文學發展更快，成就更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數量日益增多，即作家隊伍迅速擴大，作品產量迅速增加，較之戰前有成倍的增長。第二是質量日益提高，即文學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上，在藝術表現的多樣化和成熟度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超過了戰前的水準。第三是影響日益擴大，即戰后文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大大地超過了戰前。這表現在日本當代作家獲得各種國際性的獎金，担任各種國際性的職務，成為國際上的知名人士，作品在世界各國翻譯出版的越來越多。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先后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便是日本文學國際影響擴大的標志之一。那么，當代文學得到以上成績的原因何在呢？我覺得恐怕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以戰前文學為基礎。自明治維新起，日本文壇便向西方開放，大力介紹西方文學理論，大量翻譯西方文學作品，使得戰前文學面貌煥然一新。這就為戰后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說戰前文學尚處于學習模仿階段，表現為緊步西方后塵，西方出現一個文藝思潮和文藝運動，日本也跟著出現一個文藝思潮和文藝運動；那么戰后文學則進入了獨立自主階段，表現為雖然也接受西方影響，可是不再原封不動地照搬了。二是政治的自由為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戰前文學是在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嚴酷統治下艱難地前進的，許多帶有進步傾向的作家作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殘，尤其是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處境更加艱險，前進更加困難。戰后文學則處在比較自由的政治條件下，一般來說各種流派和傾向的文學都可以自由發展和自由競爭，因而前進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三是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促進了文學的發展。由于種種原因，日本的經濟在戰后發展迅速，如今業已成為經濟大國，這就為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廣播、電影、電視、報紙、雜志、出版機構、書店等的迅猛增加，既對文學創作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又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廣闊的天地。與此同時，經濟的繁榮又推動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業的普及，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業的普及也要求文學的相應發展，所謂人人都是讀者，家家都有書庫的局面已經形成。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四、當代文學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包含著許多危機。
　　當代文學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取得了較高的成就，這固然是無可否認的；但是，當代文學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包含著許多危機，這同樣是不容忽視的。究竟什么是當代文壇所面臨的問題和危機呢？我以為粗制濫造作品的存在，色情文學的泛濫，頹廢文學的影響，文學不能適應社會新發展的需要，文學的商品化趨勢日益嚴重等等便是。由于各種宣傳報道機構和大眾傳播媒體的大量增加和迅速發展，粗制濫造的作品也有了更多的活動場所和更大的存在可能。由于腐朽道德觀念的廣泛影響，適應人們低級需要的色情文學大量泛濫起來。由于社會思想意識產生危機和西方文學沒落流派傳入，形形色色的頹廢文學應運而生。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高速發展，作家往往感到不能適應，似乎舊的目標已經喪失，新的目標又尚未確立，于是失去了創作熱情，寫不出適合社會發展新階段所需要的作品。由于資本主義社會達到高度發達階段，要求幾乎所有的東西商品化，同時也要求文學作品商品化，這又給文學的發展提出了許許多多的難題，必然會對文學的前景產生許許多多的影響。以上這些都是日本文壇所存在的亟待解決而又一時難以解決的課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木加尾
　　
　　
　　
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　　　　　　　　　　　　　　　保定　　　　　　　　　　　　　　　　　　　　　　　11-18,91　　　　　　　　　　　　　　　　　　　　　J4　　　　　　　　　　　　　　　　　　　　　　　　外國文學研究　　　　　　　　　　　　　　　　　　　何乃英　　　　　　　　　　　　　　　　　　　　　　19961996 作者：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　　　　　　　　　　　　　　　保定　　　　　　　　　　　　　　　　　　　　　　　11-18,91　　　　　　　　　　　　　　　　　　　　　J4　　　　　　　　　　　　　　　　　　　　　　　　外國文學研究　　　　　　　　　　　　　　　　　　　何乃英　　　　　　　　　　　　　　　　　　　　　　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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