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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48;B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873(2007)02-0106-04
　　一 明初佛教存在狀態的特征與分析
　　明初佛教信仰的興盛，與太祖、成祖二祖對佛教的獎掖與扶持很有關系。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與佛教緣分很深，他早年出家為僧的經歷，使他對于佛教天然有親近感。明太祖篤信佛家的因果學說，喜歡探討佛教義理，經常與大學士宋濂等一起討論佛法。①
　　明太祖在位期間為了弘揚佛教，還先后御制了許多論文和詩偈，《明太祖文集》中所收入的論佛的文章就有46篇之多，詩偈有數十首。此外，在《明史·藝文志三》中，還收錄有明太祖《集注金剛經》1卷。明太祖幾乎每年都要在南京的寺院啟建法會。明人沈德符曾說“我太祖崇奉釋教”，對佛教的禮遇“可謂至隆極重。”②明太祖對佛門寺院大加賞賜。有資料表明，洪武年間明太祖對南京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雞鳴、棲霞等國家大寺共賜贍僧田達500頃左右。③從明太祖對寺院田產的賞賜上，也可看出其對佛教重視的力度。
　　明太祖采取的是儒釋道三教并舉、三教調和的政治策略。具體來說，就是定儒教為國教，使它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力量，并且用科舉考試的獎勵機制來保證它的地位；將佛教與道教放在末流與輔助的地位上，一方面允許其存在發展，另一方面又加以嚴密的管理與控制。目的是使佛、道二教完全納入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聽命于王權的軌道上來。為此，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設置系統的佛教管理部門，洪武初年就設立了善世院管理佛教，后來又設立了僧錄司管理全國的佛教事務，同時各級地方政府也分別設立了同等職能的下級佛教事務管理部門。其次，建立完善了僧人的戶籍制度、度牒制度以及考核制度，同時還嚴格限制佛教信徒的數量，規范佛教信仰者的行為，嚴格區分僧與俗的界限，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管理措施是針對政府認可的佛教與道教二教的。對于民間的秘密宗教，比如說那時的白蓮教、彌勒教和明教等等，明太祖所采取的政策是嚴厲禁止，堅決鏟除。在《明太祖實錄》中有多條鎮壓秘密宗教的事例，這兒就不再列舉了。可以看出，明太祖確立的宗教控制機制是：以儒家信仰為主導，堅決依靠之；以佛教與道教為輔助，積極利用之；以儒、釋、道三教為合法信仰資源，全面調和之；以秘密宗教為邪教禍根，堅決打擊之。朱元璋之后的明代歷史，基本上繼承了這個控制機制。
　　明成祖與佛教的因緣也不淺，他對佛教的崇信比他父親太祖有過之而無不及。成祖由燕王靖難起兵，最終繼承大統，這個過程中功勞最大的就是一個和尚，法名道衍，俗名姚廣孝。如果說沒有僧道衍，就沒有燕王朱棣的帝位，我覺得這種說法也不過分。繼承大統的朱棣對佛教十分熱心：他曾經御撰《神僧傳》9卷，④要知道皇帝為佛門僧人作傳，這在佛教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他還親自寫作《御制大乘妙法蓮華經序》12篇、《佛菩薩贊跋》12篇、《圣朝佛菩蘸名稱佛曲》50卷、《佛名經》30卷等與佛教相關的作品。此外，在《明史·藝文志三》中還有明成祖御制的《諸佛名稱歌》1卷，以及《普法界之曲》4卷的著錄。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成祖除了多次刻印佛經外，在永樂十七年時下令編集禪宗語錄，同時命僧道成、一如等八人校刊藏經，并于同一年下旨刻《大藏經》版2副，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南藏》和《北藏》，又詔令石刻1藏置于大石洞中，以利于日后經板磨損的校正。⑤
　　由這些事跡，我們可以想見成祖對于佛教的熱忱與投入。還有記載稱：永樂年間“京師聚集僧、道萬余人，日耗廩米百余石”⑥明成祖還曾動用役囚上萬人，在南京修建大報恩寺。另外，明成祖對于藏族的僧人也相當禮遇。有資料說：“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⑦
　　明初社會層面的佛教狀況，從藏傳佛教在中土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明代初期北京的喇嘛寺廟大約有10余所。較為著名的有大隆善護國寺、大能二寺、大慈恩寺、真覺寺、興教寺等。當時居留北京的番僧究竟為多少，也沒有一個詳細的統計數字，總之數量很大。有史料表明，從宣德十年至正統元年，不過才兩年的時間，已經裁減和準備裁減的藏傳佛教僧人就達1100余人（僅限北京地區），保守地估計，那時常駐北京的藏傳佛教僧人總數至少不低于2000人。⑧總之，明成祖在宗教政策上，還是完全遵照明太祖的既定方針在走的，即“依靠、利用、調和、打擊”的8字方針。
　　我們看到，明代初期，由于王權強力有效，加上明初二祖的雄才大略，他們都致力于打造一個有序整齊的全能政府。政治權力重新確立的同時，也對信仰系統在社會關系中的位置，重新進行了排序與確認。簡單來說，就是以儒家信仰為主導，以佛教、道教為輔助的社會控制形式。這個控制機制的有效實行，就使佛教信仰的組織功能完全被政府的組織功能所代替，最終它被徹底置于道德教化的社會功能之下，也就是說“宗教僅僅服務于國家認可的道德教化使命”，國家政治的強控制完全取代了宗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控制功能。明初的佛教信仰表面上是繁榮的，但卻是一個“國家嚴密控制下的宗教”信仰，包辦的佛教，被取代的佛教。
　　二 明代中期佛教信仰的特征與原因
　　總的來說，明代中期的帝王，除了崇道排佛的明世宗外，總的來說都是崇佛的。但是，對于明代中期的佛教，很多學者都認為是一個低落期，不值一提。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說：“計明自宣德以后，隆慶以前，百余年間，教律凈禪，皆聲聞闃寂，全中土如此，不獨滇黔然也。”陳垣先生此處“聲聞闃寂”的判斷，如果是用于社會層面的佛教信仰，顯然是不合實際。
　　 其實在明代，真正社會層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開的。當時的一些資料可以表明作為一種社會信仰組織的佛教群體，其數量已經相當龐大。《明史》中僅泛泛而談，說到（正統、景泰間）男女出家的人數達“累百千萬”，說當時的寺院“遍滿京邑，所費不可勝記。”⑨由明代官僚倪岳的《止給度疏》我們可以算出一個較詳細的數字：明代天下有147個府，277個州，1145個縣。按照成祖定的府40人，州30人，縣20人的定額，天下僧道總額應當不過3700余名。而成化二年給度僧道13萬2千2百余名；成化十二年度1萬3千3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度22萬4千5百余名。其原因不論，單就數量而言，僅成化間所度僧道總數已達35萬有余，再加以前累積的20余萬，則全國總數則有50余萬。⑩這個數字中無疑僧人是絕對主體。同時，憲宗成化年間，受封的法王與禪師的數量高達437人，喇嘛僧有789人，漢僧為禪師及善世、覺義等僧官者也有1120人。(11)另外，有記載說明武宗于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間，一天之內就度僧道4萬人。(12)還有人統計，正統至天順年間，僅京城內外就建寺200余所。(13)北京西山一區即有寺庵600余所，宛平一縣即有寺院200余所，由此可見當時佛教社會信仰力量的發展壯大。
　　從明初至中期的佛教信仰，在這么可觀的數量規模之下，為什么卻說是“聲聞闃寂”呢？這個說法很大程度上是從佛教信仰群體的質量角度來衡量的，而不是從佛教政策與社會民眾信仰的角度來說的。明代中葉以來，自宣宗至穆宗（1426年—1572年）100多年間，佛教的各宗在人才上都日漸衰微，其中的原因有，一、明初確立的以儒學意識形態正統的政策，延至明中期時已有明顯效果，大量的才智之士都被國家科舉籠絡，佛教信徒中缺乏高明之士；二、明中期僧侶隊伍數量雖大，但整體素質不高，而明初僧侶隊伍雖不龐大，但人員整齊，素質較高。
　　明代中期的宗教策略與控制形式，是沿襲明初的。但是情況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以儒家立國的政策，一方面有效籠絡了天下的才智之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信仰的日益功利化、理性化，信仰的失落加速了知識分子的分化。同時，我們也看到，佛教信仰力量的不斷壯大，明代中期的皇帝不斷下達禁止私創寺院、私度僧道的禁令，這恰恰說明佛教信仰的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明初設定的合法限度。這種屢禁不息，令行而禁不止的現象，表明了明代中期的王權已經失去了明初那樣雷厲風行的權威。
　　明代中期各朝，雖然基本上堅持明初定下的宗教控制機制，但是總體的控制能力卻日益軟弱、失效。這樣，原來被取消了的佛教信仰的組織功能有所恢復，社會信眾也在日益擴大，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缺乏優秀人才的參與，所以明代中期的佛教信仰就形成了信眾龐大，但缺乏組織領袖人物的局面。
　　三 晚明時期的佛教信仰狀況與分析
　　晚明的佛教信仰狀況與明代初、中期相比，從廣度與深度上都有質的變化。明末文人謝肇淛曾說：“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于黌舍，唪誦咒吹，囂于弦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讀禪拜佛，無不哂然色喜矣。”(14)可見社會整體上佛教信仰氣氛之濃。另外，晚明時期，佛學已經完成了對理學的大規模侵入與改造，晚明時期的儒學，已經是骨子里的佛學。
　　有人將明末的佛教信仰的風起云涌之勢，稱為晚明佛教復興運動。從僧侶佛教方面來看，特出的表現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現。他們是，云棲袾宏（1535-1615年）、紫柏真可（1543-1603年）、憨山德清（1546-1623年）、藕益智旭（1599-1655年）。從面上來看，可以說明末的高僧大德、領袖人物層出不窮。
　　從圣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中我們知道，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2年間，禪宗方面就列出了 117位高僧大德，其中臨濟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詳的尊宿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 68年里，禪人與非禪人編寫的禪籍有60種386卷之多，禪人非禪籍以外的著述有65種269卷之多。由此可見“明末禪宗的隆盛。”(15)關于明末的凈土宗，主要依據《往生凈土集》、《居士傳》、《凈土圣賢錄》、《西舫匯征》以及《新續高僧傳四集》這5種資料，就統計到明代的凈土教人物共達132位之多，明末的凈土教著作有24種71卷。(16)即便是一向較為冷門之唯識學，竟也有30共68卷的著作。(17)通過以上列出的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晚明僧侶佛教信仰的興盛。
　　明末佛教信仰的勃興，不僅表現于僧侶佛教，在家的居士佛教信仰，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當時與僧人交往，談學論道，禮佛參禪，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潮流。陳垣先生曾說過，“萬歷之后，禪風寢盛，士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與士夫結納。”(18)當時的士人王元翰也曾說，“京師學道人如林”，不僅有大量的佛門僧侶，還有相當多的官僚士紳。他們“聲氣相求，函蓋相合”，(19)顯現出一派火熱的佛教信仰氣象。就連晚明四大師之一的藕益智旭也感嘆道：“繼陽明起，諸大儒無不醉心佛乘。”(20)這些都可反映出晚明士林對佛教信仰的熱衷。我們從清朝人彭際清編著的《居士傳》，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居士傳》收錄了中國歷史上歷朝的學佛居士，共計56卷。自37至53卷，是明代居士的傳記，所占分量在歷代中是最重的。其中屬于晚明居士的就有100零幾人。
　　明末佛教界的4位大師，是弘揚佛法，帶動居士佛教信仰潮流的4個樞紐。其中云棲袾宏的影響尤為深廣與典型。他的《云棲法匯》中，初步統計云棲祩宏與文人士夫有書信往來者至少有100位，而其中絕大部分領有袾宏授給的法號，他們往往以俗家弟子的身份師事祩宏。(12)而且袾宏所交接者，不乏當時學界政界要員名流。與他同時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曾對當時的盛況這樣描繪：“師（袾宏）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22)他還列舉了當時投入祩宏門下的許多名公巨卿，這兒就不一一列舉了。祩宏的弟子廣潤也說當時投師祩宏學佛者：“天下名公巨卿，長者居士，洎諸善信，無論百千萬人。”(23)再以四大師中的憨山德清與紫柏真可為例略作說明。據《憨山老人夢游集》中《書問》中的資料粗略統計，與憨山德清有書信往還的達官貴人以及一般士大夫，其數量有110人左右。其中上自皇太后、親王、相國、太宰、中丞、侍御等，下至各極地方官吏及普通士人，其佛法影響的范圍相當廣泛。(23)四大師的另一位，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書信往還的士夫居士也有40開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紫柏真可的倡導，得到一批士人居士的佐助，終于刻成了一部方冊大藏經。可以說，方冊大藏經最終能夠刻成，是晚明僧侶佛教與居士佛教鼎力合作的結果。僅僅刻制一項就花了3萬多兩黃金。(25)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沒有士大夫居士佛教信仰支持，是不可能做成這件事的。總之，明代末期的佛教信仰，無論是僧侶佛教，還是居士佛教，都十分繁榮。
　　晚明社會，集權松弛，黨派紛爭，社會動蕩，人心散亂。對佛教信仰來說，明初以來的宗教控制機制幾乎完全失靈。原先被限制的宗教組織功能，也發揮出來。再加上紛紛涌現出的佛教領袖人物，以他們為中心形成了無數的佛教組織。比如說晚明的4高僧，以他們為核心，其實形成了4張聯系僧俗的、龐大的佛教信仰之網。這張網不僅包括朝廷一品大員，甚至連皇后也囊括進來了。再比如，晚明的文人結社，很多與佛教信仰有關系，例如以公安人袁氏三兄弟為骨干的葡萄社，就是一個以佛教信仰為主要動機，形成的官僚士人的結社。在這兒，我們看到，一旦國家全能主義的功能無法正常作用，政治控制能力有所松弛，社會所需要的正統信仰資源突然發生欠缺時，非正統非主導的宗教信仰就會乘虛而入，在制度性宗教的社會控制功能失靈的狀況下，他們以前被取消以及被壓抑的社會控制功能，這個時候反而才能盡情發揮出來。
　　在晚明這樣一個天崩地解、急劇變動的時代，原先的宗教控制形式，即“主導與輔助”以及三教調和的形式，往往會轉化為“正統”與“異端”的二元對立，造成社會的沖突與動蕩。此時，宗教問題就會成為社會或政治的穩定問題所緊密聯系的對象。這就難怪晚明歷史上出了那么多的異端人物，以及異端事件，一切似乎表明大亂將至，一個嶄新的撥亂反正的歷史輪回即將到來。
　　注釋：
　　①參閱朱元璋：《明太祖集》卷15《心經序》，黃山書社出版社1991年版。
　　②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7“釋教興衰”條，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③參見何孝榮：《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頁。
　　④《明史》卷98《藝文志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⑤參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卷3，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
　　⑥《明史》卷164《鄒緝傳》。
　　⑦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7“釋教興衰”條。
　　⑧參見陳楠：《明代藏傳佛教對內地的影響》，《中國藏學》1998年第4期。有資料表明，宣德十年時，經過裁減以后的藏僧尚有400-500人，那么加上裁減的數量1100人，那么總數在1500-1600人左右。
　　⑨《明史》卷146《單宇傳》。
　　⑩參照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卷77，倪岳《止給度疏》，中華書局1962年版。另王弘：《山志》初集卷4載，馬端升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并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余萬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可見50余萬的保守估計是差不多的。中華書局1999年版。
　　(11)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4《成化、嘉靖中方技受官之濫》，中國書店1987年版。
　　(12)轉引自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頁。
　　(13)參見《國朝典匯》卷234《禮部》23《釋教》，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王弘撰《山志》初集卷4亦載：“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余區。”
　　(14)謝肇淛：《五雜俎》卷8，上海書店2001年版。
　　(15)參見釋圣嚴：《明末佛教研究》，法鼓文化2000年版，第22頁—55頁。
　　(16)同前注，第94頁—117頁。
　　(17)同前注，第209—241頁。
　　(18)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頁。
　　(19)王元翰：《凝翠集》尺牘《與野愚僧書》，《叢書集成續編》第118冊，上海書店1994年版。
　　(20)智旭：《靈峰宗論》卷4之3《閱陽明全集畢偶二則》，收于《藕益大師全集》。
　　(21)參見云棲祩宏：《蓮池大師全集》，《云棲大師遺稿》卷1與卷2，福建莆田廣化寺佛經流通處。
　　(22)參見《憨山老人夢游集》卷27《云棲蓮池宏禪師塔銘》，福建莆田廣化寺佛經流通處。
　　(23)參見《蓮池大師全集》，《云棲本師行略》。
　　(24)參見《憨山老人夢游集》卷14。
　　(25)參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41《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此文中，錢謙益還述及方冊藏的刻成因緣，正好可以說明此事之成，眾士夫居士的熱情襄助功莫大焉：“大藏之改梵夾為方冊，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開公始也。海內巨公長者主議倡導者則有若陸莊簡公光祖、陳莊靖公瓚、東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馮公夢禎。紫柏法眷誓愿相助者，常熟繆布衣希雍、金壇于比部玉立，暨丹陽賀氏添江周氏沈氏。刻場初卜清涼，后移雙徑，既而恢復化城，訂約化城貯板，楞嚴發經者中丞用先也。”見《四庫禁毀書叢刊》。
史林滬106～109,181K24明清史夏邦20072007
明代/佛教/信仰/社會
明初佛教繁榮有序，中期的佛教急劇擴張，但多被認為是僵化低落的時期，明末佛教出現全面動蕩與興旺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明初王權確立了宗教控制形式，保持了佛教的繁榮，并將其組織功能置于道德教化的社會功能之下。明中期佛教的低落，歸因于以儒學為合法性文化資源的機制造成了佛教人才的低弱。明末佛教的勃興，則得益于儒家信仰衰退和原有的宗教控制形式失效，因此佛教的組織控制能力被極大釋放，成為社會控制的重要因素。
作者：史林滬106～109,181K24明清史夏邦20072007
明代/佛教/信仰/社會

網載 2013-09-10 20: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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