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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家語》一書，經宋明以來辨偽諸家的考辨，其為“偽書”幾成定讞。但晚近以來，隨著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安徽阜陽漢墓簡牘的發現，特別是最近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竹書的陸續公布，學者發現《家語》中內容與出土文獻多所印證，故此書正越來越受到學者重視①，對它的研究和重新評價也勢在必行。然傳世《家語》向無善本，世間輾轉傳刻，魚魯豕亥之誤尤多。就此而言，英藏敦煌寫本《家語》的價值就不言而喻。此本年代遠邁今之所謂“影宋本”或“覆宋本”，不惟宋、明、清以來辨偽諸家沒有得見，由于其久藏異域，即便近現代學者也無緣親炙，罕有論及。本文擬結合英藏敦煌寫本《家語》，對該書的流傳談一點不太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　敦煌寫本《家語》的基本信息
　　英藏敦煌《家語》寫本②，編號為“斯一八九一”，王重民先生最早做過介紹③。此本共存73行，除前兩行有所殘損外，其他行都基本上保存完好、清晰可辨。這73行《家語》文字，對應今本《郊問》和《五行解》兩篇，分別為《郊問》篇末12行，《五行解》全部。《五行解》篇完整，且有篇題，作“五行解第卅”，同一行下還題“孔子家語”和“王氏注”字樣，當為書名和注者所屬。其注文格式，為在同一行中用雙行小字注解，與今之同文書局、四庫叢刊等本并無二致。將其注文與傳世《家語》④ 的王肅注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在具體出注之處及注文內容等方面都基本一致，故所謂的“王氏注”，可以相信就是王肅的注。《五行解》篇末，正文僅占一行之半，在此行余下部分題“家語卷十”。另外，在卷末的背面，還題有“家語傳十”字樣。關于此本的年代，王重民先生認為“民字不諱，殆為六朝寫本”，無論如何，其早于唐代是可以肯定的。這不但表明它比現存的任何一個版本都要早得多，而且比目前我們能見到的唐代類書、注疏中所引《家語》也要早，其價值不言自明。
　　二　關于篇卷格局問題
　　此寫本《家語》引起我們注意的，首先是它的卷數標列：“家語卷十”，因為這和傳世《家語》的分卷明顯不同。在傳世本中，《家語》全書也只有十卷，而《郊問》、《五行解》兩篇屬于第七卷。
　　對于這種差異，王重民先生認為，“十當是七字之誤，蓋分卷非與今本有異”。“十”與“七”字形的確容易相混，但在筆者看來，此處卻并非存在誤字。理由主要有三點：首先，“十”字在此卷中出現了兩次。除了此處之外，在此卷末背面還題“家語傳十”。其云“傳”，蓋因早期《家語》一類書甚至《論語》相對于“經”，都可謂“諸子傳記”。而一曰“卷十”，一曰“傳十”，其為“十”明甚，故絕不可能是“七”字之誤⑤。其次，有跡象表明，此寫本抄完之后，時人還做了一定的校勘工作，以補正脫誤。最明顯的是第43行，原文為“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朝覲之”，其中在“飭”字下有脫文，我們可見抄手就在“飭”字右側兩行之間用小字補上脫去的“喪祭之禮；有犯□”⑥，這顯然有校對、勘正的工作在里頭。如果此處“十”字真是“七”字之誤，如此明顯之失，抄校者竟然沒有發現，也實在說不過去。最后，假若王說不誤，即卷子本確實如今本般作“卷七”，但我們看今本卷七包括了從二十八篇《觀鄉射》到三十二篇《禮運》這五篇，也就是說第三十三篇的《五刑解》并不是第七卷的結束。但是，敦煌本在《五刑解》篇末題“家語卷第十”，而且留下空白，不再接抄其他的內容，這就意味著敦煌本至此是一卷的結束(而二十九篇末尾卻并沒有“家語卷第十”字樣)，這與今本直到三十二篇才結束第七卷就是矛盾的。這種情況說明，敦煌本的分卷方法與今本存在不同，換言之，“十”字不可能是“七”字之誤。
　　其實，王氏此處的誤字說，主要問題還是拿今本律寫本。實際上，《家語》的分卷唐初與五代以下乃至今本有明顯的不同。我們看《隋書·經籍志》云《家語》是二十一卷，而兩唐書乃至今本都為十卷。長期以來，學者鑒于今本卷數與《隋書·經籍志》所載差異如此之大，似乎認為今本較之又有大的精簡，甚至“刪除”，以致面目全非⑦。現在看來，這是個很大的誤會。“二十一”與“十”的差異，其實只是分卷方法的不同，并不意味著它們各自包含的篇數有所增減。以今本來看，44篇分作十卷，但各卷內所轄篇數并不一致：少則3篇，多的則達7篇，各卷規模不甚均衡。而且今本的這種分卷方法也找不出堅實的理由：各卷內部諸篇之間在意義或主題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聯系，有欠合理。然若把44篇作隋志的“二十一卷”劃分的話，則各卷就相對均衡：每卷以含平均大約兩篇為常態⑧。也就是說，隋志的“二十一”卷的分法，可能純粹是從每卷所轄篇數的規模角度考慮的。還應指出的是，《郊問》、《五刑解》這兩篇在寫本中分別居于第二十九篇、第三十篇，這和今本完全一致。如果依傳統的說法今本的“十”卷相對于隋志的“二十一”卷，是由于“精簡”篇數所致的話，那么這種“精簡”的幅度是很大的——刪去了差不多二分之一，但我們看直到“二十九”、“三十”這樣在今本中比較靠后的篇次寫本仍然與今本同，這就充分說明古、今本卷數的不同實際上是分卷方法有異，并不意味著《家語》的篇數有“精簡”等結構性損傷。
　　三　從內容比較說到“唐本”與“宋本”的問題
　　篇卷格局的對照，只是就外在形制上在古、今本之間作的一個粗略比較。而古、今本之間更詳細的差異，則是要通過兩者的內容比較才能看得出。實際上，寫本的出現，也為我們提供了驗證今之“宋本”的機會。今之《家語》傳本，多承自所謂“覆宋本”或“影宋本”⑨。然年代久遠，輾轉翻刻，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貌值得探究。寫本雖留存不足兩篇，但畢竟是實實在在的原始寫本，且時代要早于唐。這就為我們考察“宋本”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書以彌古為彌善。經比較可以發現，作為六朝寫本，敦煌寫本確實顯示了與其身份相稱的“優勢”。有些地方，寫本所載確實足以發千古之覆。如寫本第21行“不仁，不仁⑩ 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如果聯系上面20行與下面22行，則此處寫本就為“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可謂文從字順。但“不明”，今本無“不”字，“明”字連下讀，作“不仁生于喪祭之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不仁生于喪祭之禮”殊為不通(11)。寫本存“不”字，“明”字連上讀，“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就較為妥帖，此真寫本之善也，王重民先生亦已指出。再如寫本第65行“聞有譴發”，寫本“有”，今本作“而”。清孫志祖《家語疏證》引《太平御覽》卷六四一亦作“有”(12)。由此可見，此處卷子本之“有”確系古貌，而《太平御覽》等類書所引，實堪珍視也。寫本不惟本文有諸多優于今本之處，即便是其中王肅的注，也多勝于今本。寫本給人一個明顯的感覺是王注更完整、更整飭，與之相較，今本的王注則多有殘缺、甚至改動之處。如第10行王注：“大饗，袷祭先王也”，今王注“先王”作“天王”。“天王”之說尤令人費解，“天”顯然是“先”字之誤，同文書局等本作“天地”，顯然也是有鑒于“天王”的不通而作的改動，但這樣一來離原本之“先王”就更遠了。若不見寫本，說者可能又要指此處“先王”為王肅標新立異了，實則為后人之誤。再如60行“下官不識”，注云：“識，宜為職，言其下官不稱其職，不斥其身”(13)，今本王注“識，宜為職”無。與此相應，今本原文也作“下官不職”，“識”既為“職”，則注文“識，宜為職”存在就不合適了，則干脆刪去。故而王重民先生于此云：“若不見卷子本，何由知宋人刻書，不但改經文，并改注語也！”從寫本王注的“識，宜為職”看，王氏顯然是在糾原文之繆，也讓我們看到了真正的安國舊本，亦證《家語》系王氏偽造之說不確：如真系王氏偽造，此處何不徑直寫作“職”呢？而王氏僅在注文中作出“識，宜為職”這樣的判斷，并沒有妄改原文，較之宋人的草率和魯莽，其嚴謹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其一字之慎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說王氏偽造全書？再者像寫本第2行“清路，行者蹕止”(14)，3行注文云：“□□□掃□清路以新土覆(15)，故土上也。蹕止，無復行也”，今本注為“汜，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寫本雖有殘缺不可識之處，但與今本比較，仍可發現其差異是很大的：寫本要詳細、完整得多，而今本則過于簡略，顯然是有所脫漏。
　　寫本盡管存在上述優點，但也有不足。那就是寫本多用俗字或異體字，且由于抄寫失謹，甚至還有錯字。寫本用俗字，如“靡”多寫成“”，“煞”(殺)字寫成“”(16)，“定”寫作“”等。寫本之錯字更是連篇累牘，讓人不忍卒讀。如“惰”誤為“隨”，“行”作“刑”，“序”誤為“厚”，等等。如此多的錯字，不止說明抄手的水平，更反映了其態度和精神有欠嚴肅。最明顯的一處是43行“朝覲”前有抄漏，抄手也注意到了，因此在旁邊用小字將抄漏的字補出為“喪祭之禮，有犯□”，末一字模糊不可識，但參以今本，此處應補出的文句為“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也就是說，寫本所補并不完整。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寫本所補末一字已抵一行最底端，再無空隙可寫，遂不了了之。此等敷衍，若非親見，真是難以置信。就此寫本之錯字及抄寫失謹而言，它又不如今本。由此我們也能夠理解上述寫本較之今本為優的地方：今本較之寫本流傳已達數百年，像此等手書之誤更是難以避免。無論是古寫本還是今本，對于其中錯漏，應以理性、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古寫本誠然值得珍視，但也沒必要對今本苛責菲薄。因此，筆者還想順便指出的另外一點是，盡管寫本在個別地方較今本為優，但就總體而言差別并不大。如以其中的王肅注文為例，今本注文雖間或有殘缺或改動，但就“出注”這一點來看，又與古寫本完全一致：絕沒有本來無注今本加注，或者本來有注今本完全刪去的情況，這說明今本基本上還是保持了原貌。今本注文中產生上述錯誤，大概是由于原本有殘缺，為求完整，只好試著補充，這也是我們今天整理古籍常見的方式，本出于不得已。
　　綜合上面的研究，就內容來看，雖然敦煌寫本由于年代久遠，保存了一些原初的面貌，因此個別地方具備了今本難以比擬的優勢。但就總體而言，二者差別并不大。這也再次印證了我們上文討論篇卷格局時的看法，那就是《家語》宋以來傳本與唐代甚至更早時期的傳本相比，并無結構性創傷。當然，個別文句的訛誤、脫漏也是存在的，這對于任何一部古籍的流傳都是難以避免的。這也說明，今之傳本所承之“宋本”，的確來源有自，足堪信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家語》自六朝歷唐、宋的流傳鏈條始終不曾“斷裂”，這就導致其內容、篇幅基本上是穩定、一貫的，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唯一的分卷的不同也是換湯不換藥，如上文所言僅僅是化零為整，是從篇幅適宜的角度考慮所做的調整，并不存在結構性創傷。
　　就上述而言，明清以來學者就《家語》的流傳所提出的“唐本”與“宋本”的差異，有點言過其實。與此相關，我們還想談一下唐人注疏、類書所引《家語》的問題。這也是學者提出“唐本”與“宋本”之別的主要依據，那就是唐人注疏中所引《家語》“今本或無”，因此才有“唐本”、“宋本”之異。筆者對此問題曾進行長期、專門的研究，并成有專文(17)，篇幅所限，本文不想在此備舉其中觀點，只想談談兩點印象。
　　首先要指出的是，唐人注疏中所引《家語》并不像我們現在這樣嚴格地詞句比較，暗引、節引可謂比比皆是，其中尤以類書為突出。像《藝文類聚》、《初學記》所引《家語》字句真正能與今本完全對驗的很少，原因就在于它們多是暗引、節引之例。根據筆者的統計和研究，在現存唐人著述中所引《家語》，絕大多數能在今本中找到。如《藝文類聚》引《家語》55處，《初學記》引《家語》39處，《后漢書》李賢注引《家語》20處，孔穎達《禮記正義》引《家語》14處，都能在今之《家語》中找到。真正能稱得上“佚文”的很少，所以我們看清人孫志祖所輯《家語逸文》也只有屈指可數的三條而已(18)，這就很說明問題。即使如此，有些“佚文”的身份也有待確認，有些則是誤算。像程金造先生輯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家語》有一則云“《家語》作‘游過市’”，程氏引《文選》李善注相參證，末云“然今《家語》無此文”。實際上，此條見于今《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并非佚文。
　　其次要特別提到的是，唐人引《家語》，有時也兼引王肅的注，且也把王注視為“家語”，這是很特別的現象，值得格外注意。如孔穎達《毛詩正義》卷十五引《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此處實兼引《家語·致思》篇本文“譬之污池水，……孰知其源乎？”及王肅注(19)。如果我們搜檢唐人所引《家語》，目光只盯著《家語》本文，就會把此類注文視同佚文，實則不然。從此出發，我們習慣公認為《家語》佚文的也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它們雖不見于《家語》本文，是不是有可能是王肅的注呢？如孫志祖輯《家語》佚文有條同樣出自孔穎達《毛詩正義》卷十五引《家語》：“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于非道，天所惡焉。”此條雖不見于《家語》本文，但卻與《家語·辨樂解》“眾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國”下王注接近，王氏云：“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四方”與“四伐”，“諸侯固猶從之”與“與紂同惡”都非常接近，考慮到節引、暗引的因素，這里很可能就是引的王肅的注。另外，孔穎達《左傳正義》卷一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孫氏亦將此視為《家語·觀周》篇佚文。實際上，此條亦可疑。如此處真為《家語》之文，其何不徑引《家語》本書，而據《嚴氏春秋》為說？考之孔穎達正義引《家語》體例，或徑云“家語”，或將書名和篇名連帶標出，而絕沒有徑云篇名者，也就是說，這則材料即便在孔氏看來也未必是其時《家語》之文。退一步說，即便其真為《家語》佚文，那也不是唐、宋之間由篇幅“精簡”所致，因為處于南朝的沈氏屬轉引《嚴氏春秋》，且不云《家語》，可能在當時的《家語》中就已無此內容。這種情況牽扯到《家語》的早期流傳形態特別是如何評價孔安國、王肅二人工作性質的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但其不屬于唐、宋之間由篇幅“精簡”所致則是無疑的。
　　綜上所見，筆者認為，從敦煌寫本提供的信息看，《家語》在唐以下的流傳鏈條并沒有存在斷裂的缺環，它的篇幅規模基本上是穩定的。唯一的分卷的不同也是換湯不換藥，僅僅意味著每卷所含篇數的多少之異，并不存在篇目刊落等結構性創傷。我們并不否認《家語》在流傳過程可能會有“佚文”的存在，但就目前學者所輯而言，大多其實并非“佚文”，而“佚文”很少甚至幾近闕如的事實，實際上也在支持上文我們根據古、今本篇卷格局所做的分析：《家語》在唐以下的流傳基本上是穩定的，并不存在篇目刊落等結構性創傷。就此言之，前人所謂“唐本”、“宋本”的區分有點言過其實，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注釋：
　　①分別參見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另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有一篇題名《民之父母》，也與今本《家語》的《論禮》、《問玉》兩篇對應(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參見臺灣黃永武博士編：《敦煌寶藏》第14冊頁350，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③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頁149，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凡引王說，俱見于此。
　　④本文所用《家語》本子為四庫叢刊所收明覆宋刊本。
　　⑤王重民先生文中恰恰沒有提到背面的“家語傳十”。臺灣黃永武博士編《敦煌寶藏》于目錄一如卷子本文，徑題“家語卷十”，是正確的。
　　⑥末一字不可識，按今本“犯”字后當為“殺上之獄者，則飭”，這說明寫本之抄手雖曾補漏，但并未竟其功，遂致不了了之。
　　⑦此說發端于明代何孟春。何氏未見完整之宋本，只及見王廣謀的節略本，故而有此誤判，尚可原諒。而清姚際恒時毛子晉訪得之宋本已多有刊刻，姚氏之《古今偽書考》卻仍從舊說，就殊為失察。
　　⑧這當然只是從宏觀上作的粗略估計。不過，按照敦煌寫本的分卷，第三十篇只到第十卷，平均一卷含三篇；而剩下的十四篇，按隋志則要分出十一卷，平均一卷只含一篇多一點，這與前面是不太均衡的。解釋只能有一種：敦煌寫本或隋志所見在第三十篇之前更多的是積“篇”成“卷”，而此后則很多是“單篇成卷”的？我們注意到今本三十篇以后包含了許多篇幅較大的篇，特別是像第四十一篇《正論解》這樣絕無僅有的“超大型”(今本十分之七的篇字數都在兩千字以下，唯獨《正論解》多達六千多字)，不知這是否能支持我們“單篇成卷”的推測。但具體如何，文獻不足徵，實難質言了。
　　⑨后世形形色色的所謂“宋本”，溯其源，都要歸本于明毛晉汲古閣藏本。筆者另有文《〈家語〉版本考》，待刊。
　　⑩此處兩處“不仁”，寫本原用重文符號表示。
　　(11)同文書局本作“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也”，亦是“明”字連下讀。不過，叢刊本無“也”字，猶存漏掉“不”字之初，而同文書局本添“也”字，就更說明整理者是將錯就錯，將前文硬斷為句。就此言之，叢刊本似較同文書局本為原初。
　　(12)式訓堂叢書本。
　　(13)賈誼：《新書·階級篇》“識”正作“職”。
　　(14)“汜掃”二字，寫本都是殘存左邊偏旁，現據今本補出。
　　(15)“□”處殘損不可識。
　　(16)張涌泉先生認為“芻攵”字“疑即‘煞(殺)的訛俗字’”，好像不太確認，蓋未見敦煌《家語》此卷也。參見《漢語俗字叢考》，中華書局，2000年。
　　(17)筆者有文《唐人注疏所引〈家語〉考》，待刊。
　　(18)《讀書脞錄》卷四，光緒十三年醉六堂刻本。
　　(19)王注為：“源，泉源也。水潦注于池而生雚葦，觀者誰知其非泉乎？”，王注與孔穎達所引略有出入，其實此處孔氏是節引、暗引并用，文詞并非完全對應是無足怪的。

故宮博物院院刊京135～140K1歷史學寧鎮疆20062006
《孔子家語》/敦煌寫本/唐本/宋本
敦煌寫本《孔子家語》的“十”卷并非“七”卷之誤，它說明早期《孔子家語》的分卷與方法與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內容及注文來看，敦煌寫本與今本基本相同，差別并不大，這說明《孔子家語》在唐以后的流傳形態是基本穩定的，并不存在結構性創傷，所謂“唐本”與“宋本”的區分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作者：故宮博物院院刊京135～140K1歷史學寧鎮疆20062006
《孔子家語》/敦煌寫本/唐本/宋本

網載 2013-09-10 20: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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