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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易中天同志的這本《<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是以其碩士論文為基礎而擴充修改完成的。對于他的碩士論文，我當時頗為欣賞。我們的祖先在各個時代不斷創造積留下豐富優秀的文學遺產，其內蘊的精深豐美，如山澤之探取不盡，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煥發出新異的光輝。我們作為祖國文化事業的后繼者，肩負著歷史賦予的重要任務，在以新的時代眼光對那些遺產進行整理發掘，推陳出新的時代意義，為我們創造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鑒。易中天同志以現代的美學觀點對《文心雕龍》所作的探討，正是符合當今時代的要求的。

《文心雕龍》是自周至晉一千多年文學創作的總結，舉凡所有文體及有關創作的從構思而至各種表現方法及手段，以及鑒賞品評，無不“深極骨髓”地加以論析，其系統之完整，論述之詳審，識見之卓越，筆調之精美，在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之宏偉專著。全書雖綱目畢具，義各有歸，然事理相關，互多牽涉，紛綸雜陳，易滋喧惑，要別具所見，理為條貫，重加闡論，正如劉勰所自詡，“彌綸羣言為難”的。中天同志運用現代美學眼光，從《文心雕龍》中有關文學本體、創作精神、審美理想三方面著重申論，所有本書中這三方面有美言辭，無不爬梳列舉，并酌取其他典籍之文，以為佐證，言來俱能切中事理，愜當人心，其構思之精，用力之勤，可以想見。而其總括《文心雕龍》全書義脈，如萬流之匯聚于海，歸于“自然”，可謂探得驪珠所在。這本著作的面世，無論是對于理解《文心雕龍》的義蘊，或對整理中國文化遺產應走的途徑，都是重要的貢獻。

我早年就很喜愛《文心雕龍》，但覺其體大思精，須專力攻治，而一直不遑順及，故近數年來學術界為該書的討論盡管那樣熱烈，我連作壁上觀也說不上，一直是遠離論壇。今天，易中天同志要我為他的這本著作寫序，我只能藉此談點粗淺的感想。

在《文心雕龍》全書中，從文學本體以至創作標準，都貫徹了“宗經”、“征圣”的儒家思想。在這方面，可能被認為是劉勰文學思想的一種局限，我卻認為其中存在不可磨滅的文學至理。他在《原道》中說，孔子“镕鈞《六經》，……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能“彌綸彝憲，發輝事業”，“鼓天下之動”，對于人類社會有這么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作者“摘文必在緯軍國”，要能“興治濟身”，“弼違曉惑”，不能“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他所要求的文學創作能具有的這些重大的作用，是文學本身生而與俱的。這一認識，在我們今天尤感重要。

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它的產生，就是為了反映社會生活，推動社會前進。因為作為社會的人，為了存在，為了繁殖，必須關心社會，社會的治亂，直接關系著人的生活及生存，而從人的頭腦中產生的意識形態的文學，必然要反映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現實，并給予積極的作用。這是文學的天然職責，即劉勰所謂的“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可是就是這人所共知而成為常談的道理，有些人并不記得或不重視。毛澤東同志認為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這是在抗日戰爭最艱巨的時代說的，自然有較濃厚的火藥氣味。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是永遠存在的，尤其在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去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文學對社會人民的教育任務尤為突出。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話：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一崇高的榮譽職稱，對于正在大力從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時期的作家來說，其應產生的責任感是非常重大的。

運用文學這一工具來教育人民，推進社會，必須掌握大的方向。今天我們都很明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基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些基本原則下，貫徹“雙百”方針，使我們的文學繁榮發展，發揮出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巨大作用。劉勰主張的文須“宗經”，正是深明文學創作須有大的方向這一道理的。劉勰身處劉梁時代，政治上爭奪頻繁，哲學思想上釋、道流行，就是釋、道思想，他也是有所承受的，而他在文學創作上主張“宗經”，乃是他認為儒家經典義理能“參物序，制人紀”，仍是治危安民的良方，適合他對文學的社會功用的要求的。當然，儒家哲理之于封建政治，四項基本原則之于“四化”建設，性質迥異，何可比擬。然如航海之有定向，事物之理，古今仍是一致的。至于儒家思想對我國長期封建社會之功過得失，則是性質不同又當別論的一個重大問題了。

劉勰認為儒家經典之文“參物序，制人紀”的同時，還可“洞性靈之奧區”，“五性發而為辭章”亦“神理之數”。這樣也給我們表明，文學的社會功用，主要的“緯軍國”之外，人的一切生活感情無所不在，“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亦可見其一端，因為所有情文之發皆得其正，無不有益于“緯軍國”的目的的。自此想到我們今天對文藝功能的要求。為了適應今天新的時代，我們的文藝思想大為解放。我們的文藝不限于為工農兵服務，而是要為全國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貫徹“雙百”方針，文藝的天地無限廣闊。我們除了從某些重大題材表現出人的高貴品質，也應從許多日常生活描寫中展示人的優美的精神世界。由于是人們熟習的日常生活，更使人覺得親切而易受感染，其對于讀者的浸潤之功是不可估量的。

從我國古代詩歌中，我深切感到其對人的涵養移情之功。讀屈原、杜甫的作品，他們那種關懷國家人民的惠憫之情，深重有力地激勵著我們，有助于增強我們盡忠國家人民的志氣。即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何嘗不能裨益于我們高尚情操的培養！陶淵明深惡當時世俗之渾濁而“有志不獲聘”，便決然脫去，歸到田園，親事農業勞動，一任本真，無所矯飾，雖備歷艱困，而恰然自得，志氣無所變移，“不慕榮利”，“志懷得失，以此自終”。讀其詩文，誠如昭明所謂，“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并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亦“有助于風教”，可謂能深知淵明，而肯定其人品文章“有助于風教”，識見尤為卓越。淵明少壯時也曾“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并非是無心世事的，及看清現實黑暗，便決然與絕，不同流合污，雖憔悴亦不辭，而且“怡然自得”，讀他的詩文，真覺“古道照顏色”。就是在今天，他的高尚真樸的精神情操，也可有益于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如陶淵明當身抱重疾，“偃臥瘠餒有日”了，江州刺史檀道濟去看他，“饋以粱肉，麾（揮）而去之”。這真是一副知識分子的硬骨頭典型，前輩朱自清先生在生活艱難時拒受美援救濟物資，不也就是與此同類的表現嗎？這種精神，在今天如能對我們有所感染，何嘗不可增強一些對不正之風的抗拒力量！

談到陶淵明，即感到《文心雕龍》中存在的一個問題，通觀全書，不見淵明蹤影，雖然《隱秀》篇中提到“彭澤”，而此語在偽作補缺一段中，看來似乎作者尚不知有陶淵明其人者。事實當不然，淵明雖隱居田園，而其人與詩文早即為世所知，與其友好的顏延之為作《陶征士誄》，盛稱其人品之高尚。鍾嶸《詩品》對其詩有所品讀，而昭明太子蕭統搜校其文編為一集，并為其作序及傳，極贊其文章及人品。以劉勰之聞見廣博，對淵明當不至競無所知，何以竟無一語道及？我想這還是由劉勰的文學主張所使然。在當時文學創作傾向于極力追求形式美的時代，而淵明獨自卓然標舉樸素清淡的風格，在當時確是不合時尚的，如顏延之的誄文主要的是贊揚其人品，對其文學創作但言“文取指達”，文具“指達”，與顏之辭采綿密在藝術風貌上相去甚遠。可見顏之與陶，雖因氣性相投而情誼篤摯，而對陶的為文并未心許的。劉勰在文學創作上雖首重內容，同時亦注重形式，尤強調辭必有采，故稱“顏謝重葉以鳳采”，而無視于顏謝同時的陶淵明。《文心雕龍》特具的時代意義，一方面著重從當時文風中的虛濫弊端加以箴砭，同時又主張文須辭采彪炳，這一主張，正表明了文學發展的時代要求，可他卻因此忽視了文學作品另具的一種樸素之美，并對其素所重視而在陶詩中最為可貴的“真”亦不之顧，在這方面遠遜于鍾嶸和蕭統。鍾嶸雖由于某種不恰當的原因而將陶詩列于中品，而其評陶“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極為精當。昭明亦謂淵明“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云而直上。”闡揚出了淵明文學創作出類拔萃的風格，可謂獨具慧眼，而劉勰見不及此，未免有所偏蔽。

在《文心雕龍》中，有陶淵明情況類似的還有鮑照。劉勰全書所論，止于晉代，劉宋之世，偶亦觸及，如《明詩》篇亦曾概述“宋初文詠”，而《時序》篇言及劉宋人才之盛，多所稱舉：“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沉之徒，亦不可勝也。”鮑照創作，體兼眾制，詩賦銘頌，俱卓越當時，即顏延之、謝靈運亦有所不及，其他諸人，更不必論。而劉勰歷舉諸人中獨未見鮑照，而鮑答以“初日芙蓉”及“鋪錦列繡”之喻，當時即傳為口實。鍾嶸《詩品》及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并曾論及。錘嶸嗟嘆鮑照“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是值得考慮的一個方面。在這個門閥制度森嚴的時代，人們的文學眼光，總不免要帶些勢利的成分。即如鍾嶸，他能深知淵明詩風之美，正合他所主張的“直尋”之旨，然僅列之中品。對陸機的詩，亦指出不及公于、仲宜，“有傷直致之奇”，顯然不符合他的“直尋”主張，竟列于上品。這種抑揚之間，恐不免有所奉于世俗之見。鮑照之所以遭遇如此，如其所自謂的“孤門賤生”當亦其一因。劉勰之所以無視于鮑照，更主要的有他文學思想的局限一面。錘嶸曾論鮑照“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屬”。而蕭子顯在《齊書·文學傳論》中說：“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更具體地闡發了“危仄”的狀況，大有“天下之惡皆歸焉”之勢，這一切正是劉勰所認為的“好異之尤”，大乖雅正的。蕭子顯的這一看法，正可代表包括劉勰在內的正統保守觀點。對鮑照的這種看法，當從其《行路難》諸作而生。這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俱能令人耳目一新，標志出詩歌發展新的里程，可在劉勰看來，應是“訛而新”了。實則鮑照在其中宣泄的孤貧之憤，也是遠符“勞者歌其事”的義旨的，倘因而如此遭受擯斥，恐亦過分嚴守“詩、持”的義理了。鮑照之不見于《文心雕龍》，以上兩點，純屬推測，然揆之事理，亦唯如此可言。

以上所言，皆顯而易見，人所共知，而亦個人宿昔所感，有會于心，藉此表達出來，也說不上什么“一得之見”了。

胡國瑞

1987年4月13日

易中天 2010-08-24 22: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