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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21世紀的曙光已普照全球，我覺得人們愈來愈忙了，連我這個普普通通的語文教師也忙得不可開交，教高二兩個班語文，担任一個班班主任，還要負責文學社團指導工作。您更是位大忙人，今天能否抽空與我談談您對當前語文教學中一些現象的看法。
　　陳：忙是件好事情。好幾年前人們就發現，深圳人走路比內地人快。忙，正說明大家接受了“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財富”的理念。最近美國《商務周刊》發表專輯，展望未來20年企業公司的巨大變化，其中一個有趣的題目就是：“CEO（首席執行官）將會怎樣個忙法？”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文人學士生活節奏緩慢，信息量少，社會實踐活動不多，在他們的詩文中，很難覓到一個“忙”字，多的卻是“閑”。李白有“孤云獨去閑”，李昂有“心向白云閑”；王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和韋應物的‘雖居世網常清凈，夜對高僧無一言”，雖未點出一個“閑”字，卻“閑”得更有韻致。“閑”有閑的好處，可以靜下心來讀點書，深入思考一些問題。但是，“閑”也可能消磨人的意志，低迷人的精神。
　　到了工業社會，資本興起，生活節奏就不同了。“發動了機器轟隆隆地響”“每天每日工作忙’，是工業社會的形象寫照。正是這種快節奏、高效率的工作，才誕生了“比人類社會至今為止產生的物質財富還要多得多的財富”。就連《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動情地把新興的資產階級描繪成一個活力充沛、十分勤奮的小伙子。我國作家張天翼筆下的華威先生，是官場會議忙，政治腐敗忙；而《警察與贊美詩》與《最后一片葉子》的作者——美國作家歐·亨利筆下的那位經紀人，則是市場經營忙，忙到連求愛的幾分鐘也擠不出來。但“忙”，要忙得瀟灑，忙得自在；不能因為忙，而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性。復旦大學有位90高齡的兩院院士說得好：“我一輩子都不主張抓緊每一分鐘工作，但是，我努力抓緊工作中的每一分鐘。”
　　盛：我想，這大概就是現代人作風，現代人效率吧。像我這樣的語文教師，要達到如此的境界太難了，而我們通常表現出的則是一種浮躁——種內心經常不安的浮躁。
　　陳：浮躁的表象后面是一種追求。當前，語文教學出現的浮躁，也是與整個社會的變化相關的。社會學家們分析說，GDP高速增長時期，也就是社會轉型時期。此時社會公眾的心態普遍缺少一個永恒的追求——即便是相對永恒的追求也較少。人人都像得了多動癥，思想極易分散轉移。激動多于理智，躁動多于平靜，行動多于思想。的確，浮躁是這個時代的流行病，人們似乎都對此缺乏免疫力。中小學教育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子系統，社會風尚不可能不折光反射進來。
　　盛：陳老師，您能具體談談您觀察到的語文教學中出現的浮躁表現嗎？
　　陳：暫且不談教育行政部門的浮躁。就從語文教學內部舉例來說吧。教一篇莫泊桑的《項鏈》，當學生對課文內容尚不十分熟悉，對小說語言中的許多妙處尚未咀嚼時，就匆匆討論路瓦栽夫人的悲劇是個人悲劇還是社會悲劇？對路瓦栽夫人應當持同情態度還是批判態度？應當怎樣認識莫泊桑小說的現實意義？接著，便在課堂上續寫路瓦栽夫人與佛來思節夫人公園相遇的情節，并由一男二女三位學生上前即興表演。課外作業要求學生閱讀福樓拜的小說，以便與莫泊桑小說作比較。還有的教師，讓學生查文學詞典，解釋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兩個專門名詞。這些做法在一些展示課、評選課上并不少見。究其原因，則是受到大容量、快節奏、高效率口號的影響，總希望立竿見影，一蹴而就。
　　盛：陳老師，您剛才講的是課堂教學方面。至于教學研究方面的情況怎么樣呢？
　　陳：教學研究也不甘寂寞。據上海一位青年特級教師統計，現階段有影響的語文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就有39種之多。有人統計得更為詳盡，全國縣級以上教研室認定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就有130種之多。凡教育界出現一種什么新提法，語文教學也必定隨之誕生出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口號，從當年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到今天的“主體說”“發展說”“動態說”，不一而足。于是乎，語文教學雜志上這個“性”、那個“性’泛濫，我個人回憶一下，就達30個之多。諸如工具性、基礎性、實踐性、應用性、時代性、民族性、創新性、開拓性、人文性、情感性、遷移性，等等等等。難怪文藝評論家王瑤先生生前說，現在年輕人一做學問就談“性”，我老了，對“性”不感興趣了。
　　浮躁的心態，浮躁的操作，必然導致以表面的燦爛來掩飾內在的蒼白。
　　盛：陳老師，您認為怎樣才能克服這種浮躁？
　　陳：我認為，首先應當保護廣大教師表現在浮躁中的那種潛在的改革欲望。一些不滿足現狀的教師已經愈來愈意識到傳統語文教學與現代社會需要之間產生的矛盾日益突出，內心的責任感驅使他們去變革，去追求一種新的教學模式、新的課堂生活。發展是硬道理，語文教學也不例外。問題在于急于求成，教書畢竟不像唱歌，一曲《真的好想你》天下揚名，能夠一下子取得轟動效應。育人是一項工程，轟轟烈烈未必扎扎實實，悅目耀眼未必燦爛輝煌。成果可謂不少，但成就未必很大。而語文教學又特別重視日積月累、潛移默化、耳儒目染的內化過程，更來不得半點虛假與夸張。因此，“浮躁”不僅僅是工作態度的問題，也是思想方法的問題。要克服浮躁——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行政部門的評定、表揚、獎勵，要有利于教師的求真、創新。新聞媒體的“炒作”要實事求是。各個層次的教學研究，不要人為復雜化。真理是樸素的。李政道博士說得好：“不管對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的規律，敘述得越簡單，應用越廣大，那么，這個科學的內容往往越深刻。”以上這一切，都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構建學習型社會。學校要成為學習型學校，教研組要成為學習型教研組。“浮躁與尷尬共舞，口號與模式齊飛”，不是成熟的開始，而是幼稚的高潮。要改變這一現狀，只有學習。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6屆大會確立了“閱讀社會”的概念，倡導全社會人人讀書。“讀書人口”在人口總量中的比例，將成為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標志。應當說，這是醫治浮躁病的一劑良藥。
　　盛：聽了您的這番話，很受教益。現在當一名高中語文教師，浮躁是自身問題，但有時客觀環境也使你非常尷尬。
　　陳：其實，我們這代人遇到的尷尬更多。尷尬首先來自于信息社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降臨到我們身邊。媒體——當今時代中介人的誕生，使學校失去了壟斷地位，教師也不再是信息的惟一來源。一個“學習文化”的新概念正在出現，教師的權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在新信息技術面前，語文教師可能有三種選擇：
　　一種是保守的選擇，即堅持自己原有的權威，排斥異己。表現為對新信息技術的恐懼與不安。持這種觀點的教師，往往與他的生活方式有關。嗜好沉浸于書齋，崇尚書本，交往面狹窄，因而造成與外面世界的疏遠，看不到現實中的摩擦與沖突，自閉而又清高。對日新月異的網絡生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仍然在慢節奏低效率層面上運作，脫離了學生當前的思想實際、生活實踐，那又怎能不尷尬？值得欣慰的是，中青年教師大多不會有這種選擇。
　　另一種是激進的選擇，表現為對新信息技術的盲目崇拜。我曾經聽過一堂講新教材《胡同文化》的課，作課教師多媒體課件制作得頗下功夫，用Flash制作的動畫和用Power-Point制作的幻燈片充斥了整堂課，卻未見教師引導學生細細品味汪曾祺那極具魁力的語言。照這樣使用新信息技術，其結果必然導致丟棄文本原有的魁力，失去了語言文字特有的功能，即它的準確性、牢固性與持久性。語文課的韻味沒有了，語文教師又怎能不陷入另一種尷尬呢？比爾·蓋茨說得好：“信息高速公路將不會取代或貶低人類所需要的任何教育人才。”激進的選擇實際上是失去自信力的選擇，也是浮躁的表現。
　　應當采取的是一種理智的選擇，既不拜倒在新信息技術腳下，也不把它拒絕在門外；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通過整合的方式，主動地而不是被動地把新信息技術引入語文教學課堂，重建教師的權威。1995年我到香港參加一個關于漢語言教學的研討會，會上大家對“整合”一詞發生了爭論。一方認為這完全是“生造”；另一方認為，時代變了，舊的詞語不夠用了，新的詞語自然出現了。這兩年，“整合”一詞用多了。“整合”需要教師的素養、能力、技術，當然還有語文教師特有的靈性與睿智。語文教師應當樹立自信心，看到新信息技術同樣面臨著種種挑戰。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中說，挑戰首先來自于“受托付的教師，有創造性的管理人員，關愛子女的父母，當然還有勤奮的學生”。
　　盛：今天聽您一番話，很有收獲。浮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常見病、多發病。作為單一的個體，或許對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準無法左右，但并不是說，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完全是被動的、無能為力的。就個人而言，我們可以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使自己安靜下來研究些問題。“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古訓還是要銘記的。就整個語文教學而言，不應簡單地把出了多少新星，刊登了多少篇論文，歸納了多少種教學模式，作為衡量語文教育興旺發達的標準，至少這樣的標準并不精確。我作為一個青年教師，個人的體會就是：少搬弄名詞術語，多些腳踏實地。
　　陳：對。需要特別強調的還是學習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學會生存》文告中就明確指出過：“未來社會最終走向學習化社會。”
《中學語文教學》京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陳鐘梁/盛新20012001陳鐘梁 上海市東方教育中心盛新 上海市建平中學 作者：《中學語文教學》京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陳鐘梁/盛新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0: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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