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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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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來國內學界掀起了“國學”熱潮，一些學者熱心于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學習、研究和評價，意在繼承與發揚祖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盡管對何為“國學”、國學的價值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熱心提倡國學的人也有不同的出發點，但就重視祖國文化傳統、培養民族精神這點而言總是一件好事。然而，繼承祖國文化傳統、培養民族精神，如果沒有年青一代的積極參與，如果廣大的中學生、大學生對此完全隔膜、冷漠，則“國學”不過是一小部分學者躲在“象牙塔”里搞的自娛自樂的小玩意，不但“薪火”無法傳承，而且還會受到青年一代的抵制和排斥。
　　因此，要引導中學生學習繼承祖國文化傳統，第一步要做的是重視中學生的文學教育。因為沒有對文學經典的學習與熟悉(且不說掌握)是無法進一步學習其他“國學”經典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學的文學教育被大大地削弱了，課堂盛行的是“習題訓練”，社會上各種媒體充斥著淺薄庸俗的東西。這些不但嚴重地影響、削弱了語文教育的效率，而且也影響了青年一代健康人格的形成。
　　本文擬從語文教學角度探討高中階段的文學教育問題。
　　高中階段進行文學教育對語文學習的有效性
　　課程標準將語文學習定性為“人文性”與“工具性”的結合，我認為這個定位是正確的，但在實際教學中如何貫徹這一原則卻是需要我們仔細認真落實的。否則，強調了工具性、基礎性而忽視人文性，則語文課堂變成機械操練，學生學得無趣無味；反之，強調人文性忽視基礎性學習(尤其是小學、初中階段)又會使二者都落空。課堂流行談話、問答、滿堂問，看似熱熱鬧鬧，結果“啟發式”成為“戲法式”的案例層出不窮，這樣的局面我們早已屢見不鮮。于是，語文教學顯現出“二律背反”的局面：專家學者在“轟轟烈烈倡導課程改革”，第一線的教師(尤其是初、高中畢業班)卻在“扎扎實實搞應試”，習題訓練的局面毫無改觀或改觀不大，最苦的自然是我們的學生，他們依然疲于奔命。
　　有人將這種局面歸咎于高考制度，甚至有人叫嚷廢除高考制度。這里當然有高考制度的不合理之處，但有沒有我們對語文教學認識與做法上的偏差？不妨讓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看看。實際上對怎樣學好語文，古今中外都有優良的傳統可供借鑒：中國的傳統是多讀多寫，“勞于讀書、逸于作文”，可以不提。國外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也一直為如何提高中學語文教學效率這一問題所困擾，40年代初美國“永恒主義”教育家艾德勒寫過一本書《怎樣讀一本書獲得自由教育的藝術》，談及他和美國當時另一位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曾經搞過的一次實驗：讓中學三四年級學生閱讀古典名著，而這些名著是當時一些大學三四年級學生都沒有讀過的，實驗的結果表明：“他們具有足夠的智力閱讀名著。在很多方面，他們比年長的學生強得多，這些年長的學生幾年來聽講課，記筆記、應付考試，被搞得遲鈍了。”① 而艾德勒搞這個實驗的背景正是針對30年代后期美國中學語文教學效率不高，“怨言來自各個方面”，社會各階層都指責當時中學畢業生甚至大學生語文水平太差，所以他們推出的藥方是“百本名著計劃”，從他們的理論與實踐看，應當說獲得了成功。就這一點而言，當年上海的一位老教育家段力佩老先生提倡讀四大名著，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進入70年代后，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盧姆提出要讓孩子們盡快“進入閱讀自動化”，要求學生盡可能早一點接觸文學作品，不要過早過繁瑣地糾纏于語言語法的分析，也是正確的，須知學生的語言水平應該是“讀”出來“寫”出來的，而不是靠題目“做”出來的。
　　當代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加涅說：“現代的研究指出，為了學習任何一項言語信息而進行的教學，其最主要的特點是提供和這項信息聯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配合起來的更大的有意義的知識。”② 他在《學習的條件》一書中談到了“言語信息學習的條件”，他認為言語信息學習有“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關于“內部條件”，他是這樣說的：“以事實或較大單元的形式出現的言語信息，是通過結合到一個較大的命題的網狀結構中去才被學會的。”關于“外部條件”，教師應當為學生“提供更有意義的前后關系”③。簡單地說，為了能使學生在課內學到的東西得以鞏固，必須為學生提供大量的略讀和泛讀的機會。為了調動學生閱讀興趣、激發學習動機，最好的辦法是教科書內容與課外閱讀材料之相互間有聯系。例如你要學生讀《紅樓夢》，最好教科書有選段，教師為學生提供背景、作者介紹，你要學生去讀莎士比亞的劇本，你也一定要在教科書里選莎翁劇作。20世紀30年代，朱自清先生曾針對當時高中生欣賞文學水平不高這一現象說過這樣的話：“青年人對一些‘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讀著，并不厭棄似的。從這里可以看出青年人雖然不愿信古，不愿學古，可是給予適當的幫助，他們卻愿意也能夠欣賞古文學，這也就是接受文學遺產了。”④ 由此可見，讓高中生讀文學作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閱讀過程中他們的語文吸收和表達能力也會得到加強。為什么如今高中生害怕現代文閱讀題，除了“答案”難以把握外，閱讀速度、理解跟不上也是一個原因。所以筆者認為，提倡高中生閱讀文學作品不僅不會影響他們的語文水平，而且還會提高他們的語文能力(當然也包括應試能力)。
　　高中階段進行文學教育的迫切性
　　高中階段提倡文學教育還有更重要的理由，這就是培養青年一代和諧的人格。高中階段的學習應當與大學接軌，一個學生如果高中階段不讀或少讀中國古典詩詞，到了大學就不可能學好文科，學理科也會有障礙。如果高中階段不讀一點世界經典名著，他就不可能了解世界，而眼光短淺胸襟狹窄的人到了大學就不可能有遠大的志向。但是現實狀況卻是：大多數高中生、大學生對中國古典詩詞不感興趣，對外國文學作品更隔膜。正像林語堂在《信仰之旅》一書里所說的“我們之中有些人必須在學校里學習莎士比亞，而得到的卻永遠是對莎士比亞的倒胃口，是我們終身不愿再接觸他的作品”，我們不少高中生在中學里讀語文的結果也永遠是對古詩文，對莎士比亞，對魯迅的“倒胃口”。
　　也許，不讀或少讀文學作品表現在語言學習上的后果還只是顯性的，還有一種隱性的結果是在青年一代的人格形成上會造成更嚴重的后果。我們常見到不少大學生在科學知識上有杰出的才能，但在文史修養方面顯現出驚人的寡知無識。學者夏中義教授在《精神成長和大學》里指出：“在當今，我們大學生中不少人存在著無邊的消費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只要稍微關注一下周圍，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判斷絕不是危言聳聽⑤。出現這種傾向當然有諸多復雜的社會原因，但同高中時期缺少良好的文學教育不無關系。新課程要求高中生：“在閱讀中體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發珍愛自然、熱愛生活的感悟、感受藝術和科學中的美、提升審美境界。”這種美感是需要我們通過觀察、閱讀去體味的，又需要我們去參與創造的，只有帶著健康、樂觀向上的心態去閱讀思考，人才能慢慢提升自己的境界，用西方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話來說就是人通過學習工作，才能慢慢由“基本需要”向“心理需要”發展，由“生理”“安全”“歸屬”和“愛”“尊重”的需要向“認知”“審美”“自我實現”的需要逐級上升。然而我們的教育出現了這樣的狀況：青少年在沉重的考試壓力下學習，課堂里彌漫著高度的焦慮感，不少中學生存在著心理問題，大學生研究生由于就業壓力變得庸庸碌碌胸無大志，大學成了“職業培訓所”。由于審美情趣不高，大學生不懂世界名著只知武俠與言情小說，網上爭看《哈里波特》《誰動了我的奶酪》。初中生、高中生迷戀“超女”“超男”，表現出畸形的審美價值取向，表現出一種“集體無意識”，美丑不分、真假莫辨。剽竊、抄襲、淺薄的作品只要炒作的流行的，就可以成為他們熱衷的東西，傳統的“真善美”的價值觀被顛覆了，許多丑惡的東西就乘虛而入了。當然，這一切同成人世界也有關系。1953年赫欽斯批評說：“美國人所獲得的閑暇就花在消遣上了。而酒店和電視機所提供的消遣幾乎同樣是道德敗壞的。電視在我們美國人面前所展示的前景是沒有人講話，也沒有人看書，暗示著前面有著一個黯淡、呆板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美國人終將按照進化的原則，沉淪到最低形式的植物生活的水平。”⑥ 再回頭看看我們身邊，青少年與成年人的閑暇時間到哪里去了？看電視、上網、打麻將、關注足球、超女，占據了人們大部分閑暇時間，“中性”“變性”、網絡流行語成了人們口頭流行語，卻沒有多少人去讀書。有影響的幾家機構統計的數據表明：中國人的人均讀書率在世界上居落后水平，這已不是秘密。一個“黯淡、呆板”的時期正在我們這里出現。
　　我們要創造“和諧”社會，培養合格公民，需要諸多條件，而對一個民族來說，他們絕大多數的公民不喜歡閱讀，沒有讀書習慣就很難說他們的教育是成功的。我們只要看看猶太民族，反面的例子不舉也罷。而培養讀書習慣應當在中學，尤其在高中，讀書首先應當讀文學書——古今中外優秀的經典。
　　高中階段是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更是人的愛好、興趣、習慣培養的最佳時期，如果不在高中階段幫助學生樹立起珍愛自然、熱愛生活的感情，讓他們大量接觸、感受、學習文學藝術，提升他們的審美情趣，也許他們一輩子只會徘徊在“低層次需要”之中，盡管有的人獲得了大學文憑，他們仍有可能在文學藝術、科學之美上顯得非常的無知、無能，一旦踏入社會遇到種種不良的東西，就有可能經不住誘惑。至于那些考試競爭中的失敗者，學校給予他們的往往是失敗的回憶，他們就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去接觸《紅樓夢》、去接觸魯迅、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作品，讓他們去了解所謂的“國學”，親近孔子、閱讀老莊更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奢望。
　　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教育家庫姆斯就針對美國及西方的教育現狀提出過這樣的警告：“教育不該被迫在‘聰明的精神病患者與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笨蛋’之間作出選擇。”⑦ 愛因斯坦也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知識，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鮮明的辨別力。”⑧ 美國教育出現的問題，我們存在否？愛因斯坦的話有沒有道理？只要我們稍作觀察分析，是不需借助于教育統計，就可以得出結論的。而且，根據我國的國情，筆者以為，對中學生加強文學教育更具有迫切性。因為高中時期一過，對大多數人來說也就失去了繼續深造的機會，這時候如不養成讀書習慣，一輩子難以補救。當然，要培養審美情趣，提升美的鑒賞力，熔鑄和諧的人格，還需要音樂、美術、體育等諸學科共同努力，但無疑：對高中生影響最大的，效果最直接的是文學教育，同樣可以肯定的是語文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而我們應當責無旁貸地担當起這個責任。
　　加強高中文學教育的幾點思考
　　也許有的教師認為：這些道理我們都明白，問題是，為了適應高考，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學生負担已經過重了，還要提“文學教育”，是不是有點不切實際？我認為教師的疑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能等到高考制度改“好”了，再改變自己的做法，一種考試制度也許永遠會有弊端，永遠也不可能改得大家都滿意，但生活還得繼續。從以上分析看，在高中階段加強文學教育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作為教師我們無法改變大環境，但卻不是一無可為的，我們要為高中生閱讀文學名著提供必要的“幫助”(朱自清語)，為他們搭一座通往經典的“橋梁”，我們應當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教法。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去思考和實踐：
　　1. 充分理解課標提出的必修課與選修課同時進行的精神，減去不必要的負担，騰出時間讓學生讀書。我認為依照當前流行的訓練方式，即使語文課本再刪減一半，負担仍然很重，因為僅一篇文章就可以設計出無數的題目，而試圖通過習題訓練掌握公式舉一反三的做法，必定是低效或者無效的，因為它不是科學的，每一位命題者擬的“答案”都不同，永遠不可能像3+3=6那樣確定，理由可不贅述。目前學生的負担并不是來自教科書，更不是來自課外文學作品，恰恰來自與課文相關的而與語文能力毫不相干的習題訓練。這樣的解題能力甚至還不是閱讀能力，卻用了大量時間。它既不能喚起閱讀熱情，也不能增加語文能力，因為語言能力是在閱讀過程中發展增強的。機械重復的習題操練只會引起學生厭煩。而且，學習的效率并不與時間成正比，超過限度效果適得其反。
　　將必選課與選修課結合，教師就應該利用課堂大膽地介紹文學作品，尤其是與課文相關的作家作品，為了讓學生理解作品需要貫穿“知人論世”的精神，不應把過多的時間花在無窮無盡的語段、詞語的肢解、分析上，那種為適應考試而進行的條分縷析的課堂結構必須改變。講文學作品就要講歷史背景、人物情節、作者，一樣也不能少，這樣才能激起學生進一步閱讀的興趣和愿望。否則學生不知道俄羅斯19世紀的歷史、社會狀況，他們怎么能理解普希金、托爾斯泰？而大多數學生不喜歡讀中外名著的原因，固然有時間緊等原因，但不理解其背景讀不懂作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2. 增加必要的閱讀量。根據目前國內選編的教材看，文學作品量還不大，即使是課程標準推薦的那些篇目，也不算很大的量，對省市一級的重點中學來說，教師可以自選增加文學的經典篇目，或者開設講座介紹文學作品，學生完全有能力有興趣閱讀經典作品。1920年胡適在《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中說：“從前中學國文之所以沒有成效。正因為中學堂用的書只有那幾本薄薄的古文讀本。……我可以武斷現在的中學畢業生能通過國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說雜志看書得來的，絕不是靠課堂上幾本古文選本得來的。……請大家不要把中學生當成小孩子看待。現在學制的大弊就是把學生求知識的能力看得太低了。”⑨ 現在的情況當然與胡適當年不一樣了，像上海、北京這樣的發達地區，重點中學的高中生一學期品讀二十余篇文章，而且2/3是現代文，這樣的閱讀量怎么能提高學生的語言水平，更談不上進行文學教育。例如上海2006年高一第一冊新教材一共選文24篇，其中沈從文的《邊城》，只選了第1～13節。要使學生真正理解喜歡這一部作品，教師就必須提供“更大范圍的背景材料”。包括作者介紹、作品背景介紹、人物情節分析等。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教材的刪減也正騰出空間給語文教師一點自主權，自己去選作品補充。可惜在當前這種教學環境中，被騰出的時間很可能被用以“習題訓練”。
　　3. 充分利用影視資源促進文學名著的閱讀。影視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占學生的閱讀時間，也可以促進學生的閱讀。20世紀90年代以來，利用影視的資源促進語文學習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注意，筆者也曾寫過《利用影視劇促進課外閱讀》一文(刊于2002年第4期《語文建設》)，看來這個問題有重提的必要，也可以從兩個角度入手：
　　(1)利用名著改編的連續劇促進閱讀。根據四大名著改編的連續劇播出時曾吸引了一大批中學生(還有小學生和成人)去閱讀這些作品。近年來，《圍城》《人間四月天》等的熱播，使青年人走近錢鐘書、徐志摩，社會上讀金庸、瓊瑤的人為何那么多？這與相關連續劇的熱播有關。中學生是電視最大的受眾，他們更可能受電視的影響，當一部電視劇成為熱門話題時，他們需要表現自己，他們不甘落人之后，需要參與同伴們的討論，于是自然而然會去讀相關的書籍。
　　(2)利用電視網絡討論的熱點問題促進閱讀。這幾年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播出的相關講座都會成為社會上文化討論的熱點。易中天品三國，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上海特級教師黃玉峰在上海電視臺評李白杜甫引起了熱烈的爭論，有褒有貶，有“圈內”專家的評論，也有“圈外”人士的贊揚，網上也爭論熱烈。這其實是一種資源，在商家看中其“商機”的時候，我們教師為什么不捕捉其中能引起學生閱讀興趣的“契機”呢？正像上文引朱自清先生所說的：只要給予適當的幫助，學生是能夠而且愿意欣賞文學作品的。
　　4. 教師要為學生作出表率。為了指導高中生閱讀文學名著，教師自己的閱讀也要有所改變：近年來由于工作壓力，教師忙于上課、批改作業，為了講解題目還要自己解題，弄得筋疲力盡連備課都缺少時間，平時更缺少時間閱讀文學作品。教了十年書將大學本科積累下的“老本”消耗得差不多了，以這種狀態要對高中生進行文學教育顯然是缺乏有效性的。正像美國教育家艾德勒所說：教師缺乏“受教過程”，他是無法教好某一門課的，況且，現代傳媒信息發達，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學生可以從各方面汲取資源，如果教師自己的閱讀不能保證，又如何指導學生的閱讀呢？這是顯而易見的。還有，教師的行為方式還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現代教育心理學原理告訴我們：在學生學習態度方面，權威人士(包括教師)的榜樣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很難想象一位平時不熱心閱讀不熱愛文學名著的教師會使他的學生熱愛經典名著的閱讀。所以，教師為了進行有效的文學教育，自己必須擠出時間積極閱讀。要擠時間閱讀就需減少無效勞動，尋找符合語言教學規律的辦法。
　　結語
　　對高中生加強文學教育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僅僅依靠第一線的教師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還需從教育評價方式方法(尤其是中考、高考)、課程設置、教師培訓、教材以及教輔材料的編寫諸方面加以努力，還可以爭取高等院校的支持等等。但是“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只要我們轉換了視角，轉變了觀念，從身邊“細事”做起，持之以恒，必定對語文教育改革事業有所幫助，這是可以期待的。
　　注釋：
　　①《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流派論著選》，華東師大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頁。
　　②《教育心理學參考資料選輯》，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頁。
　　③(美)加涅《學習的條件》，傅統先、陸有詮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頁。
　　④《朱自清論語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頁。
　　⑤《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
　　⑥《西文現代教育論著選》，王承緒、趙祥麟編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頁。
　　⑦《國際教育展望》，瞿葆奎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頁。
　　⑧《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310頁。
　　⑨《胡適文存》(卷一)。

中學語文教學參考西安2～4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趙志偉20072007
趙志偉，華東師范大學。
作者：中學語文教學參考西安2～4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趙志偉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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