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會化的跨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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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化是社會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內容。所謂社會化是指自然人成長為社會人的過程。每個人自出生起就要不斷地接受來自社會的各種教育,包括學習各種社會知識、技能及規范,從而成為符合社會要求、適應社會生存的社會人,這個教化過程就是社會化過程。人的社會化是貫穿終生并有著不同的階段,而對人的一生影響最深遠的社會化則是早期社會化,即兒童期的社會化。
  當前,兒童社會化尤其是學齡前幼兒的早期社會化在西方學術界是個熱門課題,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都從本學科的角度來探討和研究這一問題,然而要使此項研究深入,則必須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角度進行。
  不同的社會因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化類型以及不同的社會化內容,同時也塑造出具有不同國民性的人格特征。中國、日本、美國是三個有較大差異的社會,各自都有著較獨特的文化背景和較典型的國民性,而這些國民性的奠定均可在人的早期社會化的過程中找到根源。
      (一)跨文化調查
  根據1989年由美國學者組織的對美、日、中三國學前教育機構的調查研究〔1〕,可觀察到在學前教育方面不同社會的文化差異。 這項跨國研究規模并不大,每國僅選了一所普通幼兒園且僅限于四歲幼兒的一個班級。采用的調查方法屬于自然觀察法與問卷法相結合,即先用攝像機分別拍下三國幼兒在幼兒園中一天的生活,然后將錄相分別放給三個國家的成人觀看并答卷及評論。被調查者包括幼兒教師、幼兒園管理人員、幼兒家長,合計550人,其中日本人100,中國人240,美國人210。問卷只有三個問題:孩子在幼兒園中學什么最重要?社會為什么要辦幼兒園?作為優秀幼兒教師其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顯然,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比較三種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早期教育觀。
  針對“優秀幼兒教師應具備的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三個國家的被調查者意見比較一致,都基本集中在“理解并喜歡孩子”及“慈愛、熱情”這兩項品質上。存在的差異是:美國人更強調獻身精神;日本人更強調寬容;中國人則更強調經驗以及善于促使孩子努力學習。
  針對“孩子在幼兒園中學什么最重要?”中國人多認為是“合作性”(58%);日本人多認為是“同情和關心他人”(80%);美國人則多認為“自立自信”(73%)。作為東方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觀點比較接近,都注重個人與他人的關系,而美國人的觀點則充分體現了西方文化對個體獨立性的強調。
  針對“社會為什么要辦幼兒園?”中國的被調查者多數認為是“為孩子提供良好的學習開端”(67%);日本人則多認為是“讓孩子獲得做集體成員的經驗”(91%);美國人則多認為是“培養兒童的獨立性”(66%)。從比較中不難發現,對于早期教育,中國人重智育,日本人重群體關系,美國人則重自主意識。
      (二)三種文化早期社會化比較
    1.語言訓練的途徑
  中、日、美三國的幼兒園都重視培養兒童的語言能力,但在言語表達的目的及培養的側重點上存在著差異,而語言訓練上的這些差異最終導致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兒童在理解自身與外界時的思維差異。
  在中國的幼兒園,對孩子的語言主要強調的是發音清晰,說話流利,教師更多地是鼓勵孩子通過集體復述故事、唱歌、說歌謠等形式來發展語言能力。在日本的幼兒園,孩子們被允許自由地、大聲吵鬧地甚至發音不清地說話,教師則更側重于引導孩子理解別人的語言。在美國的幼兒園,教師多側重于個別輔導,語言發展的目的是使每個孩子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以上三種不同的途徑,在發展語言能力的同時,中國的孩子發展了記憶背誦能力以及用公眾標準來衡量自身能力的思維習慣,日本的孩子則發展了理解他人的能力;美國的孩子則發展了讓別人理解自己的能力。總之,不同的語言訓練重點不僅形成了不同的語言表達類型,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維類型。
    2.學業準備的程度
  從統計數據來看,將幼兒園作為學前學校以便為以后的小學教育打下學業基礎的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人中最為普遍,其次是美國人,而日本人持這種觀念者微乎其微。實際上,日本孩子的學業壓力大是眾所周知的,美國人一直認為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是與日本從幼兒園就抓起的雄厚的基礎教育有關,所以美國近年來在不斷加強學前教育。然而,就在美國學東方的同時,日本卻在學西方。近十幾年來,日本教育界一直在降低各學前機構對兒童學業課程及學業準備,而代之以注重兒童全面發展的長遠的策略,特別是注重于堅持性、注意力、作為集體成員的能力等有利于學業和事業發展的基本技能的訓練。
  相比較,同為東方文化的中國,始終是一如既往地強調幼兒園的學業準備作用,并隨著獨生子女現象的出現而使這種強調達到了新的高度,不僅各幼兒園都在朝著小學方向增添學業課程,而且出現了大量完全小學化的學前班。很顯然,這種社會現象是由于家長渴望孩子學業成功的欲求逐步增大造成的。
  在中國的城市中,自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早期智力教育熱一直在升溫,從發展國民教育、提高國民文化素質來說,這是一種好現象,但在重視智力教育的同時也還存在著忽視培養良好的性格品質以及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的傾向,這無疑是對正常社會化的一大沖擊。
    3.補償教育的作用
  三個國家的成人都很關心下一代的自立問題,都担心單純的家庭教育會過于矯寵溺愛孩子,使孩子的依賴性強,從而希望幼兒園能在兒童的性格發展方面起到補償矯正作用。但是,“溺愛”在三個國家的含義并不一樣。中國人認為,“溺愛”就是家長給孩子的愛太多了,使孩子因受到過多的縱容而缺少必要的約束。日本人則認為,“溺愛”是家長對孩子的關愛太少,使孩子形成了一些不良行為習慣。美國人也認為“溺愛”是家長對孩子的關愛太少,多指家長忙于自己的工作而給孩子過多的物質作為補償。相比較,中國人對解決“溺愛”問題應當比日本和美國更關注一些,因為中國存在著獨生子女化的具體國情。
    4.撫養結構
  三種文化的兒童撫養結構是大不相同的。從母親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來看,以日本最多,中國最少(主要是城市),美國居中。因此,中國的孩子比美國和日本的孩子在接受社會托幼機構的社會化方面的程度較深,另外,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中國的各幼兒園之間的差異較小,故社會化的內容較為統一,這就意味著,在這種較為一致的環境下,中國孩子的個體差異要小于美國和日本的孩子。
      (三)從不同文化的早期社會化看國民性的起源
  國民性,亦即民族性實際上是一個文化概念,包含著民族文化的傳承,盡管民族性里不發生遺傳現象,但給予民族性的形成以根本影響的卻是代代相傳的文化精髓。每個社會、每個民族都通過早期社會化過程,將本社會、本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和國民性格傳輸給下一代。
  1.中國
  作為早期社會化的學前教育機構,中國的幼兒園所實施的社會化過程其主要特點是:
  ①注重外在控制。由于中國的幼兒園對孩子管得多、管得嚴,對孩子行為的調節是通過外在標準,即嚴格的規章制度,所以兒童學習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是依據內在的觀念與信念,而是取決于外在控制力量的存在與否,其結果是導致了外控、他律性格的形成。
  ②講究內外有別。“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心態,中國人總是習慣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給別人看,總是希望盡可能地給別人留下最佳印象,作為一種民族性格,成人們也在不知不覺中把它傳給了下一代。譬如,每當有外人特別是外賓來幼兒園參觀,教師們總是囑咐孩子們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并且必須按照老師的要求回答來訪者的提問。這種“內外有別”的訓練,使中國的孩子從小就學會了見什么人說什么話的行為方式,從而形成了“表里不一”的雙重性格。
  ③注重相互間的橫向比較。在中國的幼兒園里,教師經常用小紅花、小紅旗等形式鼓勵孩子們競賽,看誰表現得好。另外,無論是教師還是家長,在糾正孩子的不良行為時常常是采取表揚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作榜樣的方式。所以中國人從小就學會用外在的、客觀的標準衡量自己的行為,特別是通過與他人的比較來評價自己。
  ④強調紀律。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中國的幼兒園強調秩序井然,要求孩子學會約束自己的行為并控制各種過激情緒的表達,由此中國的幼兒園總是安靜多于吵鬧。特別具有本土特點的是,中國的幼兒園都有培養幼兒靜坐不動能力的訓練項目。根據筆者近期進行的調查,67.69 %的幼兒教師都認為,訓練坐性可以培養守紀律的習慣,對孩子今后上學有利。實際上,“坐功”訓練僅僅是中國人強調紀律的眾多手段之一,而紀律的高強制作用則體現在各幼兒園日程安排的全過程中。
  ⑤強調個人服從集體。中國的幼兒園主要是以整齊劃一的集體活動為主,個體被要求與集體保持一致,如果出現不一致則需調整自己的行為。在筆者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當問及“如果有的幼兒不愿參加集體活動,您將怎么辦?”超過73%的幼兒教師表示要采取“說服他與大家一致”的方法,只有25%的教師認為可以“讓他玩自己喜歡的游戲或玩具”。顯然,中國人強調群體意識而不是個體差異,并總是習慣于用統一標準來要求所有兒童。
  中國人早期社會化的主要內容可概況為:公而忘私,集體為重,重忍耐,求統一,守紀律,重智育。
  2.日本
  日本人的早期社會化在許多方面就西方人來看是與中國人相同的,但日本人卻認為中日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并主要反映在下述三個方面:
  ①群體中心。日本人認為中國的集體主義是壓抑個體的,因為在中國的幼兒園,集體活動是必須參加的,不管幼兒是否愿意,而在日本的幼兒園,教師僅僅是告訴幼兒,只有成為集體中的一員才能真正體會到快樂,但并不要求每個人必須參加集體活動,不會讓幼兒感覺到單獨活動就是不良表現。另外,日本人認為,中國幼兒園的集體活動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群體中心活動,而只是讓幼兒們在同樣的時間里按照同樣的標準分別做著同樣的事情。真正的群體中心型的活動應當是相互交流、相互協作的,同時也是充滿生氣和歡樂的。日本人認為,群體中心非但并不意味著需要壓抑個人真實情感的流露,而且可使個體的某些人性特征得到更充分的體現。
  ②自我控制。日本人同中國人一樣都很重視培養幼兒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是培養的主要途徑不一樣。中國人注重于讓孩子在與教師的交往中學習,即由教師“教”、“管”、“糾正”孩子的行為;而日本人則注重于讓孩子在與同齡伙伴的交往中互相學習。
  ③關心他人。日本人注重群體的內聚性,因而比較強調和諧人際關系,反映在早期社會化中,則比較注重培養兒童的同情心以及體貼關心他人的品性。
  在日本當今的學前教育界也存在著兩大派,即日本傳統派與西方現代派,在性格培養方面,前者主張集體主義,后者主張個人主義;在智力培養方面,前者主張強化學業技能訓練,后者主張以自由玩耍為主。然而,不管是哪一派的日本人都認為,良好的性格培養只有在幼兒園中才能完成,在家里是不行的,家長們送孩子進幼兒園,主要是為了使孩子能塑造出適合于社會需要的行為模式。
  3.美國
  美國作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早期社會化方面最突出的特點是:
  ①強調個體差異。在美國的幼兒園中,集體活動很少,教師總是根據孩子不同的個性與能力安排不同的活動。美國的教育屬于個人中心型,重視個性、突出個人,教師總是有差別地對待幼兒,其目的是為了使每個孩子都成為有別于他人的獨特個體。具有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和日本實行的是不考慮個體差異的平均主義教育,其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每個孩子都能成為與他人保持一致的群體成員。
  ②注重自我發展。與中國強調個體服從群體的觀念極為相反的是,美國人注重個體的選擇自由。在美國的幼兒園里,孩子們可以按自己的愛好和興趣隨意選擇自己喜歡的游戲活動,美國的教師常鼓勵孩子在一段不長的時間里從事多項活動,以期培養兒童的靈活性、創造性。相比較,中國的教師總是鼓勵孩子在盡可能長的時間里專心干一件事,以期培養兒童的恒心、耐性。美國人比較重視兒童自我意識的自然發展,多鼓勵兒童自由且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中國人則比較強調自我意識的社會性發展,多引導兒童逐漸學會在某些場合掩飾和控制自己的情感。
  ③鼓勵探索。與東方人將注意力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大為不同的是,美國人的注意力是在人與物的關系上。美國的成人著眼于促進兒童對自然萬物的好奇心、探求欲,注重開發兒童在各種領域的創造潛能。
  各國的兒童經歷著不同的社會化是因為各國的社會環境不同,美國是個充滿選擇機會的社會,人們必須從小學會了解自己的需要并據此進行各種選擇,如此才有可能生存于社會。中國人的個人選擇機會相對來說要少得多,盡管近幾年來的改革使個體在擇業方面有了較大的選擇自由度,但從青少年期的學校生活和成人期的社會生活來看,人們主要還是生存在一個以群體為中心的社會里,所以中國人必須從小學會如何使自己的行為服從群體需要,否則將很難適應社會。
      (四)社會化與個性化
  社會化與個性化之間的關系是社會化研究中心必然要涉及到的理論問題。有一項關于“中美兒童道德認識比較”的調查〔2〕, 內含若干涉及道德認知的問題,當我們對中美兩國兒童的不同答案進行比較之后,會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環境、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兒童社會化之差異。譬如:
  ①如果你在大街上揀到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花皮球,你將怎么辦?
  美國幼兒的回答是多種多樣:“我把它裝進口袋里”;“我把它送給最好的朋友”;“我把它賣掉”;“我把它扔了”;“我把它交給老師”等等。中國幼兒的回答只有兩個,即多數人答“交給警察叔叔”,個別人答“交給爸爸媽媽”。
  ②如果你在公共汽車上,有一個人不小心把你撞倒了,你怎么辦?
  美國幼兒的回答有:“我就打他”;“哭”;“告訴汽車司機”;“告訴我爸來揍他”;“把他打倒在地”等等。中國幼兒的回答大都是“如果他說對不起,我就說沒關系”、“不要緊”,只有一個例外的回答是“我說他”。
  ③如果你突然把一個小朋友碰倒了怎么辦?
  美國幼兒的回答包括:“說對不起”;“跑開”;“去告訴老師”等等。中國幼兒的回答則一律是“扶起來,說對不起”。
  從中美兒童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回答可發現兩個基本現象:
  ①美國幼兒對同一問題總是有多種不同回答,而中國幼兒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往往是相同的,這表明美國人在兒童的道德教育方面沒作統一要求,即沒有向幼兒灌輸統一的道德價值標準,而中國人在兒童的道德教育方面卻是整齊劃一的,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幼兒園,成人們都將統一的、被社會公認的道德價值標準灌輸給兒童,使兒童從小就學會用文化贊許的道德觀念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如拾金不昧、互助友愛、禮尚往來、寬容謙讓等等。
  ②從美國兒童的回答中,不難發現他們的道德認識里含有較強的“自我中心”傾向,他們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較強的攻擊性。從中國兒童的回答中,則不難發現他們的道德認識里含有一定的“體諒他人”的傾向,他們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較強的忍讓性。顯然,不同的德育內容對兒童自我價值觀和個性傾向的形成起著不同的導向作用。
  這項調查顯示出,中國兒童的社會化程度比美國兒童高,而美國兒童的個性化程度比中國兒童高。不同的兒童社會化類型既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產物,也是教育服從于特定社會要求的必然結果。美國是個高度競爭的社會,個體的競爭實力是立足于社會的根本,因而獨立意識和自我發展是一種必然的生存需要。中國則是一個高度重視人際關系的社會,協調的人際關系是立足于社會的根本,因而群體中心意識及忍讓性格是個體所必需的。
  早期社會化的目的是使兒童能夠學會和掌握適應本民族文化、本國社會環境的社會技能,因此,對于各國的社會化內容,我們無從判斷何優何劣,即我們只能采取相對標準進行東西方的差異比較,而不宜進行任何價值評論。
  從理論上看,社會化是個具有頗多爭議的問題,人們爭論的實質并不是要不要社會化,而是社會化到什么程度。無論是在東方社會還是在西方社會,每一個體都必須經歷社會化,這是人類社會的共性,文化所造成的社會化差異主要表現在社會化的程度上。
  任何一個社會系統都需要有秩序,如此方能保證系統內的各個部件正常運轉;同時,任何一個社會系統還需要有活力,如此方能促進整個系統向前發展。顯然,社會化聯系著社會的生存,個性化聯系著社會的發展,這兩方面對于社會的進化來說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不過比較起來,生存比發展更基本一些。因此,無論是現代社會還是傳統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強調社會化,而對于個性化,發展速度快的社會必然比發展速度慢的社會更注重一些。
  社會對秩序的要求確定了社會化的目標,如早期社會化即是通過學前機構促使兒童成為有組織的、在基本能力方面訓練有素的個體。社會對活力的要求則意味著對過度社會化的否定,即在服從社會基本規范的基礎上,給予個體選擇和創造的余地。
  人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既是社會化的過程,又是個性化的過程,社會化與個性化則是一對具有對立統一性質的矛盾。過度個性化也就是社會化不足,必將使個體難以適應社會;過度社會化則是千篇一律化,而由毫無差異的個體組成的社會必將是難以發展的。因此,比較科學的早期社會化應當能使兒童在有效適應社會環境的同時,也能有更大的自由去發展個性。因為只有多樣化的個性和無數個體獨創性的充分發展,才能產生出推動社會進步的人才。社會化也絕不是個體對社會的消極適應,單純的消極適應只能保證社會的簡單延續,而不能促進社會的快速發展。因此,在強調促進兒童社會化的同時,也必須重視兒童個性化的發展。其實,東西方國家在早期社會化方面的最明顯差異就恰恰體現在社會化和個性化何者更為突出上,而兩種文化在教育方面的融合也正是體現為社會化與個性化的高度結合趨向。
      (五)東西方教育觀念的交融
  任何社會的教育總是與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相一致的,文化變遷與社會變遷也必然會影響到教育改革。在早期社會化領域,東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是極為明顯的,當中國和日本的教育界在學習某些西方文化的同時,美國的教育界也在學習某些東方文化。如近年來,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強調集體主義和群體意識的同時也開始注意發展個體的自我意識、競爭意識和獨創精神,美國人則在強調個人主義和個性的同時也開始注意發展個體的群體意識和協作精神。西方國家開始從強調生存競爭到注重生態平衡,從絕對強調個性自由到注重個體與群體的協調。從三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早期社會化過程來看,目前正處于東西方文化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的階段。
  筆者于1994年在北京進行的問卷調查,樣本數為1576,問卷中也包括了本文前述的跨文化調查中的問題,結果則是大為不同的,即中國人的早期教育觀已等同于美國人的觀念,注重培養兒童的獨立性、自主意識已成為大多數中國的家長及幼兒教師的共識。從目前各國的教育發展狀況來看,東西方教育觀確實存在著走向一致的趨勢。
  當然,每個社會仍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主流。尤其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往往會演變成外來文化被本土文化同化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近幾年來,隨著大量接受西方先進的學前教育理論,我國的學前機構在教育觀念上已有了多方面的變革,然而在具體的操作方法上卻仍然以傳統為主流,遂使學來的新觀念僅僅流于形式而沒有形成本質上的變化。譬如,幼兒教師雖然開始注重培養幼兒的動手能力,讓孩子多參加動手操作的活動,包括繪畫、手工等,以期培養兒童的創造力,但是由于主題繪畫多于意愿繪畫,模仿性手工多于自由創作性手工,因而以培養孩子模仿意識為主的傳統教育仍然起著主導作用,致使那些以“創造教育”為初衷的教學手段很難達到原有的目的。總的來看,教育方法的變革似乎是滯后于教育觀念的變革,這種現象的實質是,傳統的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即我們常常是限于本土文化的框架而曲解、誤解、肢解了來自外部文化的觀念,其結果實際上是以西方文化的形式來表達東方文化的內容。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交融在任何社會的任何領域里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新舊文化的交叉融合發生在早期社會化領域里則意義極為深遠,因為變化了的價值觀與教育觀必然影響到新生一代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乃至人格結構。由于早期社會化的過程正是社會文化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的過程,因而早期社會化過程中的文化變遷必然帶來最根本性質的國民性變遷乃至社會變遷。
  注釋:
  〔1〕Joseph J.Tobin:"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Yale University Press
  〔2〕袁愛玲:《當代外國幼兒教育》,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169~170頁
北京社會科學119~125C4社會學上官子木19981998作者單位:北京市社科院社會學所       作者:北京社會科學119~125C4社會學上官子木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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