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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經歷了九十余年的異族統治后，公元1368年，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漢人手中。而這次坐上龍椅的，卻是純正貧農出身的朱重八。當然，英雄不論出身，有道是“自古得國最正者，唯漢與明”。像司馬炎、楊堅、趙匡胤那些靠欺負人家寡婦幼兒搶來皇位的算不上什么英雄，而漢劉邦和明朱元璋，人家平頭百姓出身，一刀一槍，實實在在地血戰得來的，所以說他們“得國最正”。而兩者相較，似乎朱元璋更“正”一籌。因為重八哥的皇位并非窩里斗所得，而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從蒙古人手中搶回來的，所以這“大明”朝的得國之路，實在是名至實歸的正大光明。 　　然而，大明朝的天，卻并非是晴朗的天，對文人們溫厚和悅的大宋之天并沒有盼來，大明朝的天空，經常是烏云翻滾，電閃雷鳴。 　　殺！殺！殺！朱元璋、朱棣等人以鐵腕治國，對于文人似乎更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于是高啟被攔腰斬成兩截，方孝孺被誅滅了十族！就連一貫能迎合“圣意”的才子解縉，最終也被扔到雪堆中活活凍死，“天下讀書種子”，凋零殆盡，殘存于世的，也再不敢亂說亂動。 　　杖！杖！杖！廷杖也是明代的一大特色，《禮記》中曾說：“刑不上大夫”，意思是給士人們留一點尊嚴和體面。而明代皇帝卻毫不留情地剝掉這些高官大臣、文人學士的衣褲，讓他們光著屁股受杖，甚至被當場活活打死。明代著名的文人，諸如《三國演義》開卷詞的作者楊慎，一代大儒王陽明，都嘗過這種滋味。 　　于是，相當多的文人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寫寫四平八穩的“臺閣體”，專心研究滿篇廢話套話的八股文。后人評論說：“明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為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為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之所為，于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 　　是的，在科舉的最高指揮棒下，只有鉆研八股文才是最有價值的，這是“爵祿所在”，升官發財全指望這個哪，其他的東東，再有思想價值，也是白耽誤我的事（“妨吾之所為”），是“閑書”，看了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讀書要看“考學”有用否？“高考”不考，看了有啥用？所以這其他的“閑書”，不用燒光，也和被燒掉了差不多了。所以說：“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秦是赤裸裸的“大棒”政策，而明則拿出“胡蘿卜”來誘惑，相比之下，明的做法更巧妙高級一些，但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人們俯首帖耳地聽朝廷的話，不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見。 　　然而，自古以來的才子們，不單有“在萬萬人之上”的“聰俊靈秀之氣”，而且必有驚世駭俗的“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于是李贄還是傲然地站出來說：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初皆非有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可遏……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我們現在有首歌叫“死了也要愛”，股民們改成“死了都不賣”，而李贄的宣言卻是“死了也要說”，哪怕是話一出口，就會引來好多大牌人物“切齒咬牙，欲殺欲割”，他還是大聲講出來。當然，他最后也是被仇敵誣陷，于古稀之年帶著病身到了獄中。在那里，他用剃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用手指蘸血寫下這樣七個大字：“七十老翁何所求”！ 　　晚明的很多才子們，痛苦地認識到，他們正像“網中魚鳥”一般，如果“安意其中”，尚可以偷安，但一“恃勇跳躍”，那等待他們則是“其力越大，其縛愈緊，必至摧鰭損毛，只增窘苦”的后果。 　　于是，明代的許多才子轉而從莊禪之中尋求安慰：“山河大地已屬微塵，而況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況影外之影！非上上智，無了了心。”他們淡漠功名，泥涂軒冕，寄情于山水田園、鐘鼎彝器、琴劍石印之間。然而，在逍遙自適中，也不時透出他們壓抑和困惑，焦灼和痛苦。 　　他們放浪形骸，舉止乖張。春風十里揚州路上的小杜，還羞答答地說：“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言下頗有自嘲自悔之意。而袁宏道卻朗聲大呼：“……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產蕩盡矣。然后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衛泳也振振有辭地說：“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已，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 　　這些才子們以狂狷之態為美，以世人眼中的“癖病”為佳。張大復說：“病則奇，奇則至”、“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張岱更是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其實才子們推崇的顛狂癖病，正是對迂腐僵化不近人情的正統體制的一種反抗。這種“病態”，并非是瓶花病梅那樣被扭曲的美，而是像風急崖陡的山上那些虬枝逸生的怪松奇樹，雖然同樣是枝體扭曲，但它們卻透著桀驁不馴、傲然相抗的精神。 　　 晚明好多才子還很喜歡“惡搞”，而且比起我們今天的好多“惡搞”手法來，更上檔次，更有深意。朔爺和馮導喜歡將一些正統的官方語言拿來開涮，像什么“有組織，無紀律”、“一是鍛煉隊伍，二是考察新人”，這類常在文山會海上大講的，卻讓賊頭“葛優”從口里講出來，顯得特別滑稽。 　　而明人惡搞經典的本事也不遜色。孔圣人的《論語》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意思是讓后生學子們多學學詩。而明人張應文卻給“惡搞”成這樣：“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補，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於富貴貧賤之人”。堂堂的孔圣人語錄，給“篡改”成喝稀飯這種日常俗事，所以一干衛道腐儒們大跌眼鏡，怒斥道：“如斯之類，殆於侮圣言矣。明之未年，國政壞而士風亦壞，掉弄聰明，決裂防檢，遂至於如此！”他們認為是侮辱了圣人，認為這是明末士風敗壞不堪的典型。但江湖夜雨覺得，這未必不是另一種方式的反抗，反抗那些已經僵化腐臭，變為束縛思想工具的陳經舊典。 　　明人宋懋澄更說：“吾妻經，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賦，外宅兒也。”意思說，經書像我娶的老婆（舊時正妻多是古板無味的），史書像是納的小妾（妻不如妾^_^），而稗官野聞像是奴婢（丫頭有時也“通吃”），而詩詞文賦才真正和他床上打得火熱，像是“外宅兒”（外面偷偷包養的情婦，妻如不妾，妾不如偷）。這種比喻，巧妙詼諧之余，不免也透著拿經典開涮的意味。 　　晚明文人，他們帶有極濃郁的放蕩奢靡、佻薄頹唐的情調，他們“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他們在放縱中陶醉，又在放縱中迷失，既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是那樣遙不可及，不切實際，倒還不如逍遙自適、有酒先醉罷了。 　　如今說起明代文學，往往提到的只是像《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及《三言》等小說，對于明才子的詩文卻說得不夠多，好多的明代才子也并不為人們所熟悉。這里，讓我們一起走近明代才子，其實明代才子的經歷和近代諸多知識分子的遭遇更為接近，他們的好多苦痛我們并不陌生，同樣有感觸。 　　 　　不須惆悵綠枝稠，畢竟繁華有斷頭。夜雨一庭爭怨惜，夕陽半樹小淹留。 　　佳人踏處弓鞋薄，燕子銜來別院幽。滿目春光今亦老，可能更管鏡中愁。 　　 　　這是明代著名才子唐伯虎的一首《落花詩》，能夠穿越五百年的時光，在明代才子們的滿篇珠玉中去拾綴那些離世絕俗的靈慧之氣。

網載 2013-09-10 2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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