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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時代，它打破了有史以來以漢族為中心的統治格局，由游牧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華夏之地，結束了中華大地上遼、宋、夏、金、吐蕃及大理等政權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的局面，再次建立起多民族強大統一的國家。遼闊的疆土與蒙古族騎馬游牧的民族特性帶來了元代邊塞防衛狀況和邊塞詩創作的新變化，元代邊塞詩因此成為邊塞詩史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過渡的橋梁與紐帶，研討這一新變不僅可以填補元代邊塞詩研究的空白，而且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清代邊塞詩的繁榮也有重要意義。
　　　　　　一、西征與扈從——元代邊塞詩兩大格局
　　元代雖然疆域遼闊，邊境漫長，但相比于漢唐時代，防邊任務并不重，除前期元世祖至元武宗時連續出現幾起蒙古宗王反叛亂邊之事外，整個元代與西北汗國基本上維持一種和睦相處的關系，邊患壓力不大。因此元朝經營邊塞的活動一方面是前期的開邊和防衛蒙古宗王反叛行為，與之相應，反映元朝開邊防邊的西征詩就成了邊塞詩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元人還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即“歲以為常”的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巡幸活動來安邊定塞。元朝自定都大都（今北京市）以后，歷屆皇帝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上都巡幸避暑。這種北巡活動，從眾多，也包括翰林修撰、翰林文字、知制誥、監察御史、國史院編修官等文職人員，它給文士出塞帶來了便利之機。有元一代，眾多文士扈從圣駕巡幸北方，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文人出塞高潮，為邊塞詩創作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直接促成了元代邊塞詩的主體形式——扈從詩的出現。因此元代邊塞詩創作以元武宗至大年間（1308—1310）為界，分前后兩期。前期多西征詩，后期多扈從詩。西征詩與扈從詩構成了元代邊塞詩創作的兩大格局，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西征詩，主要包括耶律楚材、耶律鑄、丘處機、劉秉忠等人的詩作。主體是耶律楚材的西征詩。耶律楚材1219—1224年曾全程隨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五年時間寫作大量西征詩，其內容廣泛，有描繪西域一帶自然山川雄奇壯偉的寫景之作。如《陰山》、《過陰山和人韻》、《再用前韻》等，在展現西北山川奇偉壯麗特色中歌詠西征大軍的神威勇武，寫得氣象崢嶸、酣暢淋漓。有描繪河中府（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撒馬爾罕）一帶風土人情之作，如《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四首》、《西域河中十詠》、《河中春游五首》等，對河中府一帶自然物侯、生產方式、生活習俗等都做了全面的描繪與記錄，如寫物侯：“六月常無雨，三冬卻有雷”，“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再生”。寫風俗：“沖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漱旱河為雨，無衣壟種羊。”有的詩記錄從軍生活，反映詩人的從軍感懷，如《西域嘗新瓜》，而《思友人》、《西域感懷》、《西域元日》等抒思鄉念友之情，發功業無成之嘆，細致地展現了五年從軍的情感歷程。這些詩以1222年為界可分兩期，前期氣象宏大、雄渾豪邁，具有浩蕩的情思和磅礴的力量，是詩人昂揚淑世情懷的體現，后期詩寫景記俗，新奇雅健，又是詩人淡泊超脫人生態度的反映。
　　耶律鑄（1221—1285），是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歌手，有邊塞詩110多首，其中心內容是贊美大元帝國的赫赫武功， 歌頌元世祖統一天下、平定西北叛亂的豐功偉績，表達詩人對元朝的忠愛赤誠之心。在元代邊塞詩中占有重要地位。丘處機與劉秉忠是元前期著名的一僧一道，對元朝歷史有過重要影響。丘處機有十多首邊塞詩，平實質樸，表現作者對生活的思考，閃耀著理性的輝光。劉秉忠的《藏春集》中有邊塞之作近五十篇，多表達出家人超脫淡泊之心，描景紀行，自然靈動，別具一格。除此，元代中后期還有一些西北邊塞之作，如馬祖常巡察西北寫有《靈州》、《河西歌效長吉體》、《河湟書事二首》等詩作，寫景記俗，情景交融，藝術性較高。另外元人的邊塞樂府詩如宋無《戰城南》、《老將》、《老馬》、《寄衣曲》，陳基《邊城曲》，李序《昆侖山牧童歌》，戴良《涼州行》等也多詠西北邊事，也可歸入此列。
　　扈從詩，總量有600多首，涉及詩人20多位，主要有袁桷、 馬祖常、黃＠①、柳貫、薩都剌、乃賢、楊允孚、胡助等。按題材內容扈從詩可分為途中紀行詩和上京風情詩兩大類。途中紀行詩約有200首， 以描寫驛路風光景物為主，對大都至上京之間的昌平、榆林、洪贊、雕窠、龍門、赤城、獨石、牛群頭、明安驛、李陵臺、桓州等驛站及自然景觀都做了具體細膩的刻畫描繪。如詠居庸關，前代僅有劉峻《出塞》、高適《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汪元量《出居庸關》、蔡＠②《出居庸關》等篇寫及。而元人詩作有30多首，詩人抓住雄關特點，從山勢之險、峽谷之長、水流之急，到其控扼南北的作用，發生在居庸的歷代征戰、興亡之慨、和平之望等多角度、多側面對其進行了描繪與詠嘆。如突出其要塞地位：“澗谷才容兩軌行，全燕扼塞自天成，折沖道險四十里，制勝中原百萬兵。”（胡助）描繪其山勢之險：“斷崖萬仞如削鐵，鳥飛不度苔石裂。”（陳孚）形容水流之急：“巖巒爭吞吐，風水清且激。逶迤五十里，曲折殊未息。”（揭＠③斯）此外還有月下居庸、雨中居庸、居庸秋景、居庸夏景、望中居庸等不同時刻或不同視角的描繪，使居庸關由充當邊塞詩的模糊背景，成為細膩刻畫的對象。
　　上京風情詩，作品約有400首，或名雜詩，或題雜詠，或稱即事，其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其一描繪上京獨特的自然景觀。如“聯岡疊阜衛神都，萬幕平沙八陣圖。”（周伯琦）“水繞云回萬里川，鳥飛不下草連天。”（張翥）寫上京周圍山環水繞之勢。“鐵幡竿下草如茵，澹澹東風六月春。”是寫上京西山上的鎮龍鐵幡竿之景。其二詠上京周圍的風物特產，對黃羊、黃鼠、紫菊、金蓮、紅芍藥、長十八、地椒、野韭、蘑菇、白翎雀等具有塞上草原特色的物產皆有吟詠。其中最富情韻的如：“烏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蓮漫地生。最愛多情白翎雀，一雙飛近馬邊鳴。”其三描繪上京的風俗民情。上京地處蒙古高原南緣，具典型的草原生活氣息，那里的人們住氈房，睡火炕，衣貂裘，食奶酪，飲馬酒，善騎射，愛歌舞，生產生活習俗迥異內地，因此這類內容便成了詩人表現的重心。如“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風沙似雪，家家行帳下氈簾”，寫晚餐情景。“馬乳新＠④玉滿瓶，沙羊黃鼠割來腥。踏歌盡醉營盤晚，鞭鼓聲中按海青”。是寫宴樂歌舞之景。除此還有月下饋贈瓜果之俗，士女作彩圈修＠⑤之俗等等風俗習尚的描繪（見楊允孚《灤京雜詠》89、70、69、96、100等作）。 其四記述皇帝的巡幸內容。對諸王朝會、望祭陵寢、宮中習尚等等皆有全面細致的反映。這些風情之作與途中寫景紀行之作共同構成別具特色的北方扈從詩，使塞上草原的風光物態、人情習尚第一次大量而集中地進入了詩的天地，給邊塞詩創作翻開了新的一面。
　　　　　　二、題材新變與重心轉移
　　元代邊塞詩處于邊塞詩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嬗變過渡的中間環節上，其表現范圍與題材內容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其新變之一是表現范圍空前擴大。元代是中國古代疆域最遼闊的朝代之一，地兼南北的一統政局，拓土衛邊的軍政行為，使邊塞詩創作突破了前代邊塞詩由長城一線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鎮的固定范圍，向著更遠的西北、塞外乃至南疆邊塞開拓，使邊塞詩獲得了更為廣闊的抒寫空間。
　　從邊塞詩史看，唐前邊塞詩以表現北邊為主，梁陳及北朝邊塞詩集于西北之地，唐代則在東北（如陳子昂、崔顥、高適之作）、北方（如高適、李益之作）、西北（如高適、岑參、王維等人之作）三方面作了巨大開拓，使邊塞詩抒情空間擴大到由長城一線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鎮的廣大邊塞地區。到了元代，邊塞詩表現范圍繼續擴大：一是向更遠的西北延伸。唐代寫西北最遠者莫過于岑參，其《熱海行》表現今伊塞克湖的神奇傳說，其地已屬中亞。而元代耶律楚材的西征詩，則把詩筆伸向了西亞之地，多方面展現了今阿姆河流域撒馬爾罕一帶的風光民俗。耶律楚材因此堪稱中國古代邊塞詩史上表現地域最遠的詩人。而其子耶律鑄的詩從今新疆的庫車一直寫到漠北的哈剌和林，涉筆之遠也是詩史上少有的。其二，就北塞而言，元人的筆觸由唐人表現的長城一線向北推移至塞上草原。上述上京風情詩全面集中展示蒙古草原風光物態民情習尚就是這種開拓的典型代表。不僅如此，元人邊塞詩還擴大到對南疆邊塞的表現。從邊塞詩史看，元代以前寫南疆的邊塞詩僅有南朝蘇子卿的《南征詩》和初唐李嶠的幾首邕江邊塞詩，數量無多。（中唐張籍、項斯、陳羽、柳宗元、李德裕等雖足跡遠涉南邊，但其遷謫行旅之作非典型邊塞詩。）元代南邊遠至越南南方之地，至元二十九年（1292）九月，元世祖派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奉璽書問罪撫諭交趾王，使交州期間，陳孚寫有《交州稿》詩百余首，其中30多首為南方邊塞詩，如《過＠⑥＠⑦江》、《邕州》、《思明州》、《交趾朝地驛即事》、《安南即事》等，集中記述了南方交州邊地自然人文景觀，描繪邊民風俗及奉使感懷，第一次較大規模地反映了南方邊塞的方方面面，這是元代邊塞詩表現范圍上的又一開拓。這些拓展使邊塞詩表現的地域范圍由唐代的三北擴大到北、西、南三面邊塞之地，完成了古代邊塞詩表現路陸三邊的探索。為清代邊塞詩在東南西北四邊之地全方位興盛奠定了基礎。
　　新變之二：元代邊塞詩抒情重心由前代的征戰戍守帶來的各種矛盾及情感抒發轉向了自然山川、植被物產、民俗風尚等風土民情的表現。就邊塞詩史看，唐前邊塞詩基本都圍繞征戍之事，或寫邊地苦寒，或抒報國情志，或表思鄉之情。征戍內容是邊塞詩的抒情重心所在，詩中雖有邊景描寫，但僅僅充當征戰背景。到唐代，詩人親歷邊地如崔顥、高適、岑參、李益等，對邊地生活有了切身體驗，描繪邊塞雄奇瑰麗的自然風光，記載邊地奇異民俗的作品開始增多，但唐代邊塞主體仍是圍繞邊戰選材的，反映軍旅生活，表達對戰爭的思考仍是邊塞詩抒情重心所在，寫邊景描風俗尚處于次要地位。宋代邊塞詩以使者詩為主體，軍事失利、屈辱求和帶給詩人的隱痛情緒是其抒情重心所在，是較為特殊的邊塞詩體，而使者詩之外其他邊塞詩之作多以恢復失地為主旨，陸游的《劍南詩》就被梁啟超譽為“集中十九從軍樂”。到了元代，游牧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往歷代王朝防御的對象變成統治者，傳統的防衛周邊游牧民族侵掠騷擾的邊塞征戍不復存在，這就造成邊塞詩征戰主題驟然減少，而描繪邊塞風光，反映風俗民情主題上升，并逐漸取代邊塞戰爭詩而成為新的抒情重心。
　　這種轉變在前期的西征詩中已經開始，耶律楚材的西征詩，除去《過陰山和人韻》、《再用前韻》等篇表現軍旅生活、盛贊大元天兵神威勇武外，多數詩作已轉向寫異域風俗。上述詠河中府詩已把自然物候、植被物產、生產生活習尚做為主導內容，詩作以外他還著有《西游錄》介紹從軍所見的奇風異俗、名物特產，這表明耶律楚材寫風俗景觀是一種自覺選擇。而這種自覺給邊塞詩選材帶來的新變到后期的扈從詩中又得到了鞏固與加強。因為扈從圣駕巡邊避暑畢竟不同于拓奇異趣。這樣在扈從詩中寫景記俗就成了新的抒情重心了。題材上這種新變使元代邊塞詩成為唐代向清代過渡的橋梁與紐帶。
　　描寫邊塞風光、反映風俗民情，不僅成為元代邊塞詩的表現重心，而且其本身也有時代特點，就描寫邊景說，整個古代邊塞詩史的寫景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漢魏南北朝為第一階段。由于多數詩人缺乏親臨邊塞的切身感受，他們以邊地山水名物加上氣候特征憑想象構筑北方邊塞之景。如：“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吹塞起，沙礫自飄揚。”（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含冰踏馬足，雜雨凍旗竿。沙漠飛恒暗，天山積轉寒。”（張正見《雨雪曲》）邊景在詩中充當征戍活動的背景，是為虛擬階段。唐代由于詩人文士奔赴邊關，故詩中寫景進入寫實階段，邊景在詩中地位也有所提高，出現了一些邊塞山水之作，如岑參一些作品最典型。但是唐人寫景愛寫荒涼沙漠、瀚海戈壁、崔嵬雪山，渲染描繪冰天雪地、風刀霜劍、飛沙走石的場景，突出大自然奇險奇寒奇苦的暴戾性格與特點，而忽略清麗秀美之景的再現。這表明唐人的邊塞寫景，不是客觀再現，而是因情取景，移情于景的主觀表現，自然景觀完全籠罩在強烈功名心事業感支持下的無所畏懼的奇情異想氛圍之中，成為詩人胸襟氣魄的顯現，所以唐人邊塞寫景突出的是自然之壯美、力美，是表現而非再現，這是邊塞寫景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即元明清的寫真寫實階段，而這種再現寫實之風始肇元代，元人寫景注重客觀再現，不僅寫出自然山川的壯美，更突出其清麗秀美一面。這種轉變也是從耶律楚材開始的，他的《陰山》及河中府寫景之作都在壯偉中突出優美，抹去了唐人詩中苦寒荒涼、蕭條單調的色彩。尤其扈從詩寫真寫實特點更加突出，無論途中紀行詩還是上京風情之作，重在突出自然景觀本身的特點，如寫居庸突出其險，寫李老谷突出其靜，寫龍門突出其水勢，寫上京突出草原的芳香氣息，紫菊、金蓮、芍藥、地椒、野韭等芬芳馥郁，使邊塞寫景最終擺脫了前代詩灰、黃、白的苦寒色調，而呈現出青、綠為主的花色調，客觀真實地再現了邊地山川的美感式樣。
　　就反映邊地風俗說，邊塞詩史上第一首風俗詩是漢代的《烏孫公主歌》，之后是《胡笳十八拍》，此外北朝詩中《折楊柳歌》、《企喻歌辭》、《瑯琊王歌辭》等間或寫及北地風俗，但數量不多。唐代為邊塞風俗詩開始期，高適《營州歌》、耿＠⑧《涼州詞》、李益《塞下曲四首》之一、劉言史《牧馬泉》、周樸《塞下曲》等學習北朝民歌特點，重視概括一種草原游牧情調，但數量有限，單個詩人寫風俗較多的是岑參，有八九首詩作涉筆邊地風俗，唐人寫風俗之作量雖不多，地位卻十分重要，它既是邊塞詩登上高峰標志之一，也開啟了后世邊塞風俗詩新領域。元代邊塞詩寫風俗民情、物候特產，無論數量，還是范圍遠超唐人，其上京風情詩從衣食住行、生產生活、年節習尚，到風物特產，多方面反映了塞外草原的風俗習尚，迎來了邊塞風俗詩第一繁盛時代。
　　從寫景記俗的歷史流變可以看出，元代邊塞詩抒情重心的轉移，標志著以戰爭詩征戍詩為主體的古代邊塞詩已朝著以邊塞山水詩、邊塞風俗詩為主體的方向發展，沿著這一方向清代邊塞詩走上了與唐代相輝映的又一高峰。元代邊塞詩的題材新變與重心轉移，使其成為連接兩座高峰的橋梁與紐帶，具有開啟新風氣的導向作用和地位，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三、風格特異、形式創新
　　元代邊塞詩題材內容的轉化也帶來了藝術風格的變化。一般說元人邊塞詩大多寫得平和自然、細膩真切，具有清麗雋永的風格特色。這是詩人重再現的結果，也與詩人出塞的心態和邊塞觀念的變化有密切關系。唐人出塞，是為求功名，他們把從軍當成仕途發達的捷徑。因此詩人文士一到邊地，便為邊塞的奇異壯偉景觀所感動，慷慨報國、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借壯偉之景表現出來。寫邊景壯豪情，藝術上情景交融，以境界取勝。另一方面，唐人身在邊塞而心懷京都，處在軍中煎熬難耐，急于離開這進身的階梯與跳板，因此他們詩中多功業未就的惆悵和苦寒不甘的情調。相比而言，元人的出塞，無論西征還是扈從，皆坦然而來，少涉名利之心，相反，視扈從圣駕為榮幸，他們以欣賞品味的眼光觀照邊塞的自然人文景觀，真切細膩地加以表現（不同唐人的粗線條勾勒），突出美景與新鮮有趣的風土情調，以情趣取勝，清麗雋永，平和自然，且少有荒寒衰瑟的情調。如楊允孚《灤京雜詠》第25：“芳草撩人香撲面，白翎隨馬叫晴空。”寫芳香的草原之景；胡助《龍門行》：“歸途卻喜稱泥乾，颯颯山風吹帽寒。溪流曲折清可鑒，萬丈蒼崖立馬看。”寫途中情景，明麗清朗，真切傳神。其它如馬祖常《河湟書事》、《上京翰苑書懷》、袁桷《途中竹枝詞》，乃賢《塞下曲五首》等寫上京風土人情之作也都雋永有味，可誦可讀，這些詩作典型地體現了元代邊塞詩平和自然清麗雋永的風格特點，與唐詩的雄奇壯偉，充滿奇情異想、青春浪漫氣息的喧泄與歌唱迥然有別，與清代邊塞詩幽憤慷慨、沉郁凝重風格也不同。這種特色的形成不僅與詩人出塞心態有關，也是元人邊塞觀念促成的。元代疆土遼闊，“疆宇所至，盡日之所出與日之所沒”。加上發達的驛站制度，使內地與邊關的聯系十分密切方便。“滇池檄西南，疆理亦中州。”“往所謂勒燕然，封狼居胥，以為曠世希有之遇者，（今）單車掉臂，若在庭戶。”（楊允孚《灤京雜詠》跋文）這種“梯航畢達，海宇會同”的驛站制度使元人“使驛往來，如行國中”，因此逐漸淡化了邊關與內地的強烈反差，泯滅了南北限隔，以同等的心態看待邊塞與內地，所以詩人雖至邊地而心仍坦然，這樣便以欣賞玩味的筆調抒寫所見所感，平和自然，細膩真切，寫出了邊塞之地自然人文景觀的獨特個性。
　　藝術上另一特色是多學者詩，注重記史事、寫風俗、述典章，具有地圖方志的功能效用，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認識意義。元代許多詩人都是著名學者，如黃＠①、柳貫與虞集、揭＠③斯，并稱“儒林四杰”，四人都有邊塞詩創作。黃＠①曾任翰林文字、國子博士，著有《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柳貫“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元史·本傳）。曾任湖南儒學副提舉、國子助教、博士、國史院編修官，著有《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袁桷也“練習掌故，長于考據”。乃賢不喜仕進，著有《河朔訪古錄》等集。周伯琦三授翰林修撰，善書法，博學好文，著有《六書正偽》、《說文字原》等。他們以詩人兼學者身份來到塞外之地，一方面以詩人的眼光觀照邊地，獲得了詩情，另一方面又以學者的眼光看邊地，這樣就使他們的詩歌寫景抒情之中浸入了學者的偏好，重視記載史事掌故，追述朝廷的典章例制，梳理自然地理的沿革脈胳，記錄邊地風俗民情、風物特產等等，以研究探索的態度描繪邊地的自然人文景觀，因此他們的邊塞詩不僅具有詩的審美價值，而且更有了史學意義和認識價值，如周伯琦的《扈從詩》、楊允孚的《灤京雜詠》、張昱的《輦下曲》等皆如此。《四庫提要》稱周伯琦“《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為多，可以備掌故，扈從詩中記邊塞聞見為詳，可以考風土。”又說：“溯元季之遺聞者，此二集與楊允孚《灤京雜詠》亦略具其梗概矣。”其評楊允孚《灤京雜詠》說：“詩所記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詳。其詩下自注，亦皆賅悉。”都明確肯定了其邊塞詩的史學價值及意義，對這種價值和意義元人自身的認識就十分明確，張昱在《輦下曲》自序中說：“據事直書，辭句鄙近，雖不足以上繼風騷，然一代之典禮存焉。”元人的這種自覺與努力不僅使元代邊塞詩具有鮮明的學者詩特點，而且也成為元邊塞詩平和自然風格形成的重要導因，同時又是元代邊塞詩創作重心轉移的重要動因之一。
　　與重史事、記風俗、述典章的學者詩特點相關，元代邊塞詩詩體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邊塞詩史看，自漢代將征戍內容與西部傳來的胡樂結合確立了邊塞樂府這種基本形式以后，魏晉南北朝至唐，邊塞樂府一直是邊塞詩的主導詩體。唐人在沿用舊題樂府的同時“因事命題”創立新題樂府，如塞上曲、塞下曲、兵車行、白雪歌等等，為邊塞詩體注入了活力。一方面使樂府詩面向鮮活的現實生活，另一方面努力擺脫音樂的束縛，尋求文學自身的存在依據，這樣使許多詩作名為樂府，實為絕句，正如清施補華所說：“唐人七絕每借樂府題，其實不皆可入樂，故只作絕句論。”（峴傭說詩200）這是唐人對邊塞詩體的重大發展。元代邊塞詩形式上不僅較少沿用《關山月》、《出塞》、《塞上曲》之類的新舊樂府題目，改變了邊塞詩以邊塞樂府為核心的傳統格局，而且發展了唐人以絕句寫邊塞的形式，創立了一種七言組詩加注具有竹枝詞情調的新詩體。這是元人的一大創造。這種新形式始于前期的耶律鑄。他第一次以七絕組詩加注形式歌詠邊塞題材，此前南宋范成大曾有《使金絕句》72首，雖為組詩，卻不加注，而耶律鑄用七絕組詩形式，又增加了尾注，用尾注確定邊塞地名的方位所在，梳理山川地理的沿革流變，與詩作相引發，開創了詩與學相結合、文與史相輝映的學者詩新形式。之后，袁桷詩中偶見加注形式，但不很自覺，到了周伯琦、乃賢、楊允孚筆下，就自覺起來，他們不僅仿效耶律鑄七言組詩加注的新形式，而且吸收中唐以來興起的記風俗描風物清新明白活潑自然的竹枝詞的優勢與特點，又融合六朝以來官詞詠生活瑣事侈麗雋永的風格特色，正式確立具有竹枝詞情調的七言組詩加注的新形式。這是邊塞詩主體轉向邊塞風俗詩的必然結果。清代邊塞詩主體皆沿用這種形式。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元代邊塞詩對清代邊塞詩繁盛的奠基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元代邊塞詩獨具時代特色，成就輝煌，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另外，如果從作者隊伍構成上看，元代邊塞詩人中增添了少數民族詩人，如耶律父子是契丹人，薩都剌為蒙古人（一說為回回人，誤），馬祖常為雍古部人，乃賢為葛邏祿人，丁鶴年為回回人，這既是元代優待少數民族悠悠涵養的結果，也是歷經新的民族大融合后少數民族文化素養提高的表現。少數民族起于周邊之地，作為本土詩人寫作邊塞作品，這既是元代邊塞詩創作的時代特點之一，也是元代邊塞詩平和自然、真切細膩特點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文學史角度看，少數民族作者的涌現第一次打破了漢人文士獨攬詩壇的局面，呈現為眾多民族作家共領風騷的創作格局，這一格局沖破了中國文學一向為漢族文學的單一發展線索，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55～6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閻福玲19991999作者單位　河北師大中文系 作者：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55～6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閻福玲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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