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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發展經濟學研究曾長期囿于政府與市場間關系的爭論之中。然而，從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各國（尤其是主要發展中國家）對市場經濟價值的普遍認同，這種爭論開始被一些新的焦點問題所取代。例如，政治與經濟公平之間的交互作用、知識作為公共物品的利弊及其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市場機制完善過程中的制度建設問題，以及腐敗的經濟學分析等等。及時了解和準確把握國際發展濟學研究的新動向，以及相關問題研究的現狀，無疑對于我國經濟理論建設和改革與發展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尋求政府與市場的有效協調將成為未來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新主題
　　1997年年末，世界銀行與邁克阿瑟基金會曾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由世界主要經濟學家參加的發展經濟學研討會，會議的核心議題是探討和籌劃21世紀初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作為會議最為引人注目的成果，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已不再那么重要，21世紀真正會對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構成挑戰的，是要在加速發展的大前提下，從實踐的層面上弄清政府與市場的行為特征，并據以制定和實施能夠使二者有效協調的發展政策。這或許也正是以往以新古典主義理論為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缺陷之所在。簡而言之，21世紀的發展經濟學應當是務實的，而不是務虛的。
　　這一新的研究方向起碼在三個方面有別于以往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其一是進一步肯定了市場的局限性。人們普遍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在信息不完善、市場競爭不完全的環境下，政府積極、有效的干預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Praeto Improving)，即可實現所謂的在不使其他人境況更壞的前提下而使某些人境況獲得改善的資源再配置。過分依賴市場效率，盲目減少必要的政府干預的政策，起碼對于大國來說可能是不太適宜的。其二是技術知識對發展的極端重要性獲得了進一步確認，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與工業國的技術知識差距的拉大需要引起廣泛的關注。其三是需要強調制度因素在發展中的關鍵性和持久性作用，如要素市場完善、宏觀政策調整、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進程的把握等，都必須以由組織能力、政治適應性構成核心內容的制度完善和創新為條件。政府還應在制度和政策上跟上技術變化和全球化的步伐。世界銀行專家指出，發展經濟學家應當對制度及其個體的激勵、對經濟政策與社會政治環境的相互作用等給予更多的關注；凡是不能明確識別制度約束的政策，都可能是無效的，甚至會導致嚴重的負效應，這種例證在那些資本市場尚未完全發育起來便過早地推動金融自由化的國家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實際上，對制度的關注便很自然地把發展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些更為實際的問題，其中21世紀發展援助的分配與實施就是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世界銀行專家認為，盡管對外援助推動了受援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但仍有為數不少的援助項目是低效的，而其中的關鍵是受援國缺乏適宜和得力的經濟政策和制度環境。因而，發展機構應當向欠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政策援助和制度建設支持。
　　上述三點的重要性還在于，它們向政策制定者們暗示，改革和發展政策的制定與調整，不應完全在"華盛頓理念"即自由貿易和最少的政策干預的觀念束縛之下進行。政策必須反映這樣的事實：市場并不一定僅在市場中出現并成長，其運作往往是次優的。比如，如果具有壟斷地位的貿易商攫取壟斷租金，那么貿易自由化就可能不會帶來更低的價格：如果簡單地以私有部門代替國家壟斷，則私有化很可能不會帶來福利水平的提高。
　　參加世行發展經濟學會議的專家一致認為，發展經濟學新的研究方向，要求經濟理論更為緊密地與實踐相結合，其中實證性案例研究應成為今后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流，尤其需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市場功能、市場與政策失靈和發展政策效果的實證研究；要以綜合（序列）數據為基礎，加強縱向的發展案例研究，以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實現發展經濟學的突破。
　　　　　　二、縮小技術知識差距和改善不公平分配仍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及其在商品和服務生產中作用的進一步增強，技術知識和信息對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明顯提高。一般認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將是一國對新知識的獲取、采用及改進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缺乏的。為了加速知識向發展中國家的傳播，有必要對技術知識是純私人物品的觀念進行反思。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社會，雖然許多知識和信息的開發成本是相當高昂的，但卻可以很便宜、很方便地復制，這在客觀上給其傳播帶來了便利，而這種廉價的傳播對社會經濟發展又是十分必要的。因而，很多知識和信息本來就不是好的私人物品，它們一經產生便會轉化為公共或半公共物品。據此，發展經濟學家認為，面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和信息化的發展環境，世界需要更多的作為公共物品的知識、信息，政府和多邊機構應增加研究與開發支出，并為其成果的轉移與擴散提供更多的政策、技術和財務支持。
　　21世紀的發展經濟學還會對另一發展問題倍加關注，即不公平分配與經濟績效的密切關系。不公平分配似乎是一個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市場化改革相伴而生的社會經濟難題，研究表明，它起碼要在四個方面對經濟績效產生不良影響：首先，不公平分配一般與政治不穩定相聯系，會明顯降低投資意愿；其次，它會導致社會集團間的"討價還價機制失靈"(bargaining failures)，降低集團和團體間相互接受和融合的能力；再者，它會從根本上損害一個社會的效率促進規范，對誠實、守信的商務倫理構成挑戰；最后，它會降低激勵機制的作用效果。此外，財富的分配也會通過對非市場機構即社會組織方式的影響而對經濟績效產生作用。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非規范的保障系統往往會加深社會階層的隔離性，窮人會長期依賴于這種不正規的保障機制，而富人卻可存在于這種能夠免于支持窮人的保險網絡內，這顯然會加劇社會的不公平分配。為此，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財富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也就自然要成為今后發展經濟學政策研究的重要課題。應當看到，目前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采用的旨在調整不公平分配的再分配政策，在政策設計、制度保障和執行力度等方面還遠未到位，21世紀的發展經濟學應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三、對經濟發展的制度分析將成為未來發展經濟學研究的熱點
　　以往的發展經濟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多偏重于純經濟學研究和一般政策研究，忽視了對發展起關鍵作用的制度要素分析。雖然面對"東亞模式"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與改革的豐富實踐，發展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一種以運用"新制度學派理論"為特征的自我革新和完善的潮流，但由于存在著固有的研究分野矛盾，所以原有的發展經濟學忽視制度分析，制度經濟學忽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研究的現象依然存在。因而努力打破研究分野束縛，對經濟發展制度功能開展廣泛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實現發展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交叉與融合，很可能帶來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新繁榮，并使其更具實踐意義。
　　實際上，人們已經發現，即使是被認為按照西方成功市場經濟模式所精密設計的、規范化的發展政策和改革方案，在不同國家實施會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而造成這種差異雖然有經濟上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各國制度能力的差異，其中包括政府的組織和運營能力、社會的政治適應性、公平分配與再分配的支持性制度、規范與非規范的交換協議、反腐敗的制度等，這些制度因素存在于經濟發展的全過程，約束或激勵人們的行為，決定效率水平，并最終影響政策實施效果和經濟發展。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政策和改革計劃的設計與實施的整個過程中，都必須始終密切關注制度變量的作用狀態并使之與相關的政策措施有機協調。
　　僅以發展中國家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改革模式選擇為例，世界銀行專家在對12個發展中國家改革實踐的綜合分析表明，在市場進入、投資鼓勵和出口政策等政策改革方面，政府行政能力弱或存在明顯的政治限制的國家往往不能有效、平穩地推行激進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方案，因而選擇漸進式的改革道路可能是適宜的，比如有步驟地推行進口自由化、靈活運用匯率政策調節進出口、建立各種以區域特定優惠為特征的自由區、逐步調整投資鼓勵措施、謹慎實行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等。而在那些政府制度能力很強的國家（如東亞國家），也未全面推動超前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政策改革方案，而是以貿易增長措施、投資鼓勵措施和其他組織強度高的促進出口手段來刺激和培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在整個改革進程中，政府的行為不是"滯后調整"，而是主動、自覺的"先期安排"，即已明顯表現為一種"強政府"主導下的特殊的政治過程。總之，在存在制度或體制基礎性缺陷的環境下，由于政治上應變能力差、行政效率低下、市場機制不健全、國有經濟行政化、社會文化方面的封閉和保守、缺乏法制等，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將面臨諸多困難。這些實證研究帶來的重要啟示是：改革的過程首先應該是一個制度完善與創新的過程；從理論上闡明在制度缺陷條件下實施改革的可能途徑，從而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一條經濟發展和政策改革的新思路，是當代發展經濟學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研究領域。
　　由于決定制度能力的核心是政府，發展經濟學家自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政府效率的途徑研究上。現有的研究表明，提高政府效率的關鍵是：健全信息傳遞體系、規范并有效控制公共采購制度、簡政放權、改進政府人事政策等。在這些具體的制度要素完善方面，發展經濟學家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經濟學要研究市場，但未來的發展經濟學更需要研究政府。
　　　　　　四、防治腐敗的經濟學分析是發展經濟學研究需要加強的新領域
　　腐敗會加重發展的制度障礙，侵蝕經濟增長的根基，妨礙經濟效率的提高，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迄今對其成因、效果和治理措施的經濟學研究仍欠充分，相關文獻對腐敗經濟影響的闡述，或僅囿于現有的尋租理論而泛泛地做一般性理論詮釋，或僅以個案資料為依據做出帶有明顯主觀臆斷色彩的判斷，缺乏全面、綜合的理論與實證分析；甚至有人以所謂的東亞國家高增長與高腐敗并存的現象為依據，提出了所謂經濟中的行賄、受賄是經濟增長潤滑劑的荒謬觀點。對此，走向21世紀的發展經濟學有義務在有關腐敗的經濟學分析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并對治理腐敗、完善發展的制度環境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
　　在這方面，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就減少腐敗所做的綜合分析，有著重要的探索和引導意義。該報告援引一項對69個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腐敗與投資和增長呈明顯的負相關狀態。總體說來，腐敗程度低的國家的投資率往往是腐敗程度高的國家的兩倍以上。即使確有個別國家存在高增長率與嚴重腐敗并存的矛盾現象，但可以肯定地說，未來它們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從成本效益角度評價，其經濟和社會成本都太高了。在腐敗成因的研究方面，一項綜合了39個國家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政府官員在施行管理中的自由決定權越大、責任感越弱，腐敗行為就越多；政策扭曲程度越大、透明度越低，腐敗就越嚴重；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越不健全，腐敗就越廣泛；官員和公務員薪金越低，腐敗動機就越強。據此，世界銀行提出了政府減少腐敗的關鍵因素，即健全法規以嚴格限制官員自由決定的范圍、鼓勵通過契約方式將有關事項交由同政府無特殊關系的企業處理、規范公共采購制度、提高政策和法規的透明度、精簡政府機構并引進競爭機制、強化監督和懲罚機制等。這些研究成果與政策建議深化了腐敗的經濟學研究，但仍不能算作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權威性成果，進行深入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的余地仍很大。
　　　　　　五、結束語
　　盡管存在著發展經濟學危機的觀點，但如果21世紀的發展經濟學家能夠在理論和實證的兩個層面上成功地闡明上述基本問題，其研究前景就會是十分樂觀的。其實，歷史留給21世紀發展經濟學的課題還遠不止于此，諸如競爭政策、人口政策、環境保護問題、社會政治穩定問題、宏觀經濟失衡條件下的外部沖擊問題、微觀經濟結構差異的宏觀效應等，都將是未來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它們同樣會給發展經濟學帶來許多理論創新的機會。發展經濟學家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今后的研究在視野和方法上必須超出舊有的模式，對制度和規范的分析已越來越重要；因而發展經濟學更應該主動地從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中汲取營養，豐富其研究方法和內容；21世紀的發展經濟學應以扎實、廣泛、豐富的實證研究成果，在發展政策的制定與完善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外國經濟與管理滬3～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劉恩專19981998 作者：外國經濟與管理滬3～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劉恩專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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