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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9, Vol. 24, pp.9—22.）， 按照扎卡里亞的理論假設來說，美國這種獨一無二的強大力量（有人夸張地稱之為“單極力量”）應該促成它在海外的與此力量相稱的擴張，也即稱霸世界（如形成單極的國際體制或國際格局，實際情況是否是單極，人們對此頗有爭議）；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應當從美國政府權力的構成尋找原因。誠然，冷戰后，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并未隨美國成為單極力量而上升，反而由于主要敵人或外來威脅的減弱而下降，如總統在與國會的部門權力角逐中處于劣勢，國會對外交政策的發言權不斷增大，對總統的外交意圖形成不斷掣肘；聯邦權力下降，而州和地方政府的權力上升；府院分治也削弱了中央權力，這些結構性因素固然是阻礙權力化為影響或利益（相稱）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對美國世界作用的限制遠遠不止這一點（注：王緝思：《高處不勝寒——冷戰后美國世界地位初探》，《美國研究》，1997年第3期。王緝思先生在文章中認為， 美國“軟力量”（社會凝聚力、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的下降及世界力量的分散（美國所聯合的西方國家從總體上或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力量正逐漸削弱），使美國無法行使如英國一樣的霸權或“領導世界”的責任。），比如新孤立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抬頭使得美國的海外行動大受影響（國會連聯合國的會費都不愿支付，遑論增加對外國援助和海外冒險的拔款），而民眾對美國起世界領導作用的冷淡使政治領導人面對強大國力徒嘆奈何（注：安德魯·科胡特和羅伯特·托特：《對外事務的斷層線》，《華盛頓郵報》，1997年12月28日，轉引自《參考資料》，1998年1月1日。）：近年輿論調查顯示，公眾與政治領導人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看法有巨大差距，前者普遍認為美國在世界上積極活動的程度應當不比其他任何國家大，或者應當比其他任何國家小一些；美國在對外冒險行動中投入的軍隊和財力物力應當持克制態度；而大多數有影響的政治領導人則認為，美國應當起強有力的領導作用；而在冷戰前的70年代和80年代，公眾和領導人都認為美國需要起全球的領導作用（實際上那時美國根本不可能起全球作用，因為即便有公眾的支持，美國的影響也無法擴展到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內）。公眾雖然不直接參與外交決策，但可以通過媒體和各種利益集團將他們的意見轉達給決策者，而決策者在制訂政策時不會不考慮公眾的態度。如此看來，冷戰后的美國雖然有霸權的力量（主要指物質力量）和霸權的意圖（尤其是精英人物的），但卻缺乏霸權的意志和霸權的動力（民眾不支持）。
　　對照現實可以看出，作為外交政策理論，扎卡里亞的政府中心型現實主義雖然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并不全面。原因有三：其一，扎卡里亞對“權力”的界定有缺陷，他所說的“國家權力”主要指“硬力量”（即物質力量），而不包含“軟力量”（如前述）；而他所說的政府權力結構中也撇掉一些非制度性的重要因素如黨派政治、利益集團及輿論力量，而恰恰是后者對外交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二，扎卡里亞沒有將國際系統考慮進去，如國際系統如何影響一國的權力實施，這中間的變數很多，即便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一個富國是否就能成為強國，這有賴于國際系統對該國的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富裕起來的德國和日本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其三，對富國海外擴張的方式及內容的變化沒有作出適當的估計，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富國對海外擴張的方式主要不是靠軍事力量，而是靠經濟力量和主導國際規制；而富國海外擴張的內容已不再是領土的兼并，甚至不是政治影響，而是海外貿易和投資。盡管如此，瑕不掩玉，扎卡里亞的著作為我們分析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書的中譯本將由新華出版社出版。）
　　
　　
　　
美國研究京147～150D7國際政治張立平20002000張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作者：美國研究京147～150D7國際政治張立平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0: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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