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7）08—0038—03
　　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最早來源于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與1894年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有關。“知識分子”不僅是一個非常歧義、難以準確定義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容易引起價值爭論的語詞。因為，“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會引起涉及含義的評價的爭論。”[1]
　　一
　　依照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我們把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區分為描述性的與規范性的。“知識分子”作為描述性的概念著眼于知識分子事實上在做什么，而不是應該干什么。李普塞特曾這樣定義知識分子：“所有創造、傳播、應用文化的人是為知識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號世界，包括藝術、科學和宗教。”[2] 薩義德則將其定義為：“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3] 而哈耶克認為：知識分子是“以解釋觀念為職業的那類人”，[4] 或者說知識分子是“倒賣觀念的職業好手”。[4] “知識分子”作為規范性的概念，則著眼于知識分子應該具有何種特質、應該干什么、應該追求什么。在規范性的知識分子概念下，知識分子的形象不僅被理想化，有時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識分子是“人類良心的體現”、[3]“道德理想的捍衛者”、[1]“社會的批判者”、[5]“無私無畏的英雄”、[3]“精神的超越者”[1] 等。在規范性的知識分子概念里負載了對知識分子太多的價值期待與規范要求，因而在現實生活中真正達到這些要求的知識分子屈指可數。[5]
　　對于所謂“知識分子”的本質、社會地位和歷史作用等問題，歷來也有不同理解，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是以下兩種：一種是政治社會學的界定。即首先著重于這類人的社會地位（出身、學歷、職業等）的劃分，而最終旨在判明其政治歸屬。中國近幾十年來流行的理解方式即屬此類。但這種界定方式，在內涵規定方面還缺少對于知識分子個性和本質特征的深層把握，在外延劃分上又存在著相當的不確定性，所以難免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產生某些自相矛盾、模糊不清、甚至隨意性較大的后果。另一種是文化社會學的界定。它是來自西方、特別是歐洲的理解方式。“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這種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于職業范圍之內，那么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分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乃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6] 這種界定方式其實質在于確立了一種較高的標準，提倡和鼓勵有學識之士去担當起引導社會發展的責任。而它的明顯缺陷則在于，這是一種過于主觀化的界定方式。評價總會因評價標準的變化而變化。對于社會來說，這樣就使“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更進一步增加了其主觀相對性，而減少了客觀確定性。
　　因此，在界定“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時，筆者認為有必要強調以下三點：首先，我們反對將“知識分子”機械地附著于某一階級或創造為某一階級；其次，我們認為知識分子的本質在于其精神生產功能而非其批判功能；再次，我們同時認為批判精神和終極關懷仍是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兩個條件。人類社會的整體命運和人的普遍利益，這是他們借以建立其全部價值體系的前提。
　　在討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特性及其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影響”這一命題時，筆者強調以下兩點：其一，“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之“當代”乃指“新中國成立后至今”，建國后至今，大體上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時期、文革時期、后文革時期、改革開放初期以及改革轉型期。改革轉型期之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程度不大，其觀念與行為方式上均呈現出較強的“同質性”與“板塊性”，鄧小平南行后，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趨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日漸清晰，研究分化后的知識分子群體特性以及不同知識分子群體對于中國政治改革的不同影響更具現實意義。其二，業已成為“統者”或“治者”的直接參政群體以及所謂的“清流文人”群體不是我們討論的對象，這是因為：前者的身份與其說“統治者兼知識分子”不如說“首先是統治者”；而后者對現實中的政治與社會沒有多大興趣，可以說是與現實政治與社會問題最為疏離的群體，失卻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本質特性。
　　根據這些知識分子在精神生產和社會分工上的自我定位、其介入政治的程度以及其在政治與學術兩極之間的多元化的選擇，我們不妨將改革轉型期的總體性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劃分為體制內中間派、體制內異己派、體制外中間派、體制外異己派等四類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
　　作為體制內中間派知識分子群體，其形式特征為“間接參政、影響決策”，其群體特性為強烈追求自我學術價值與政治價值的實現，具有“保守性”或者說“守護性”。這一群體一般均受過嚴格、系統和規范的學術訓練，他們能更自覺地從中國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出發，而不是從理論或某種抽象的既定目標出發，來提出自己的學術或政策主張。他們也更具有學術上的獨立性，力求運用自己的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知識，對中國當前改革與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進行獨立的研究，并力求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來影響政府的決策。這一群體有較主動的與決策層協作的傾向。政府首先是通過這一群體，認識到非幕僚式的、獨立的學術研究對于現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認識和正確決策的必要性。隨著改革的深入，轉型時期產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日益多樣化與復雜化，決策層將越來越認識到這一群體的作用與價值。該群體無疑將成為今后政府決策層與其他知識分子群體之間建立更為廣泛的溝通的重要橋梁。在政治理念上，體制內中間派一般均具有這樣的共識，即通過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以實現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同時，我們必須正視，被“核心化”之后的這一群體已經注定無法保持原來的批判性，他們必須以本集團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身份的轉變導致了他們思維模式的變化，他們常常成為現行體制的辯護者與守護者，常常要担當現行體制和政策的缺失與弊端，担當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和對政治權力的排斥。
　　體制內異己派知識分子群體，其形式特征為“理想唯美、輿論干預”，其群體特性為偏重對于現行體制的“批判性”，具有潛在的“體制內的顛覆性”。這一群體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抱有相當謹慎的態度，他們為“社會公平”、“民眾的權益”而制造輿論，干預和影響決策層的價值導向與側重點。他們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因為那樣將會成為“世界市場”的犧牲品，他們認為“市場經濟”的實現必然會以犧牲大多數下層民眾的利益作為代價和成本，他們不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只有通過發展市場經濟才能實現”。他們主張，中國應該做的是“完善”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走“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更多地從價值追求上認同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從實際社會生活和具體國情出發，他們過于“唯美主義”的理想以及對理想主義的執著，使他們承載著沉重的歷史包袱，背負著人們對毛澤東時代體制、政策和意識形態的指責與不信任。
　　體制外中間派知識分子群體，其形式特征為“學術本位、超然治學”，其群體特性為注重歷史紀錄與學術研究的“客觀性”，具有“歷史承載性”。這一群體有意識地與政治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們關心政治，有著“不感興趣的興趣”（胡適語），但卻并不想直接影響政治，他們基本認同決策層在政治穩定的條件下漸進的現代化改革。他們有著相當強烈和敏銳的“問題意識”，并力求從中國現代化產生的“問題”與困惑中尋找學術關注點，他們關注的是一些更深層次、也更為抽象的理論問題，如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中國的市民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的關系等等。他們致力于國際視野之下的“本土化”學術研究和“基礎科學”研究，認為學術是生命。在中國精神生活領域出現過度世俗化的條件下，他們承載著中國文化精神，他們“基本中立而客觀”的學術研究承載著歷史的命運與未來的發展，與此同時，他們在介紹與傳播世界思想文化成果等方面，也具有其他知識分子群體不可取代的作用。
　　體制外異己派知識分子群體，其形式特征為“西化建構、思想啟蒙”，其群體特性表現為“創造性”與“體制外的顛覆性”。這一群體的人數相當有限，是那些對現行體制和主流趨勢抱顛覆性批判態度的具有“浪漫主義”政治與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他們主張全面推進西方式的多元化民主、全面認同西方價值與政治理念。這一群體的主張在中國始終只是一種理想，并未真正付諸實施。因此，這一群體沒有現實包袱，歷史負担最輕，最容易占據思想界風口浪尖的位置。對于他們而言，中國政治改革應從“必要性”出發而非從“可能性”出發，政治改革應當更多“建構”而非“演進”，更多“創造”而非“改良”。他們認為市場經濟進程不可能內生出相適應的政治制度，主張政治改革是當前急需，而且主張用全新的體制取代現行體制。雖然他們的理想失之于偏頗與急躁，但他們某些富有“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卻極具“創造性借鑒”的意義，他們担當著思想啟蒙者的重任。
　　二
　　對于當代中國政治改革而言，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有著不同的影響。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缺乏“市民社會的自主性”的社會，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目前經濟改革快政治改革慢，二者之間的摩擦成本高昂，并且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后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最大阻礙，因此應在經濟改革深入進行之際同步進行系統的政治改革。筆者則認為，在當代中國，在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還存在著一個進行系統的政治改革的“前提性要素”——社會改革。西方較發達國家在經濟改革深入進行之際或經濟改革之后同步或基本同步進行政治改革，它們大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市民社會十分發達，市民社會已發展成一種十分復雜的結構，能夠直接承受經濟蕭條和政治危機的打擊。而在中國，鄧小平南行后，雖然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中國社會仍屬于一種結構分化程度較低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國家直接面對民眾，中間缺少緩沖；社會秩序完全依賴于國家控制的力度；社會自治和自組織能力差，中介組織不發達；社會生活政治化、行政化傾向嚴重。筆者認為，社會改革是經濟改革深入推進與政治改革系統漸行推進的基本前提和最重要保障。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含義，是有效配置稀缺的經濟資源；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含義，是有效而合理地配置政治資源與社會資源；而社會改革的意義即在于有效度地分離政治資源與社會公共資源并公正地配置社會公共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社會的良心”，“不同知識分子群體對于中國社會改革的不同影響”與“不同知識分子群體對于中國政治改革的不同影響”之間具有同一性。筆者認為，體制外中間派知識分子群體關注中國市民社會等深層次理論問題，他們以客觀或基本中立的態度傳播先進文化，研究如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他們對于社會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響是基礎性的；體制內中間派知識分子群體普遍認為“市場經濟進程有可能內生出相適應的政治制度”，他們通過自身的學術研究成果影響政治決策，通過推動經濟改革的方式促進社會改革和漸進的政治改革，他們對于社會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響是主導性的；體制外異己派知識分子群體的某些富有“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具有積極的“創造性借鑒”的意義，他們担當著思想啟蒙者的重任，他們對于社會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響是補充性的；體制內異己派知識分子群體關注社會公正與下層民眾利益，通過輿論干預的方式影響社會分配與政治決策的價值導向，他們對于社會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影響是修正性的。
理論月刊武漢38～40D4中國政治宋震20072007
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群體特性/中國政治改革
本文在解析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當代知識分子在精神生產和社會分工上的自我定位、介入政治的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劃分為體制內中間派、體制內異己派、體制外中間派、體制外異己派等四類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此基礎上，本文分析了上述知識分子群體的不同群體特性，并指出了不同知識分子群體對于中國政治改革的不同影響。
作者：理論月刊武漢38～40D4中國政治宋震20072007
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群體特性/中國政治改革

網載 2013-09-10 20:58:4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