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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83/87.0(712);B018;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801(2001)02-0083-07
　　文化價值觀是美國外交中的永恒主題及富有戰略價值的核心變量之一。
　　從立國迄今，美國人一直把自己的國家看作一個獨特的文明體，認為它是“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1]，是“自由的燈塔、民主的堡壘”[2]，把自己當作“上帝的選民”，堅信自己的“天定命運”是“向一切人傳播自由和社會正義，把人類從罪惡之路引導向人間‘新的耶路撒冷’”[3-1]。向外輸出文化價值觀念也因之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鮮明特點。然而，當美國將這些理論設想應用到外交實踐時，卻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反感和抗拒，引起了“反對所謂人權帝國主義和重新肯定本土原有價值觀念的反晌”[4]，美國用自己文化價值觀“重塑”(reshape)世界的理想極難實現。當然，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它最有自信的一個方面還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5]，盡管屢屢受挫，美國仍會利用文化價值觀的優勢，繼續“擴大民主”，推行美國民主模式。
　　無論哪個時代，文化價值觀始終在美國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不說理想主義盛行的年代，即便在現實主義占據美國外交中心地位之時，文化價值觀同樣也是決策者藏在心中、掛在嘴邊、體現在行動上的“話語”(discourse)。對美國的文化價值觀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從文化深層理解和把握美國外交淵源。
　　一
　　一般說來，一國家外交的根本出發點是國家利益，文化只是追求國家利益的工具，它具有戰略價值，但本質上還是一種戰術資源。然而，國家利益的界定和選擇主要取決于國家領導集團的主觀判斷，而他們做出這種判斷時很難擺脫本土文化的影響，常常在外交選擇上有意或無意地體現出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厄爾·費賴伊等在談到文化價值觀的作用時說：“政治領袖必須在符合國家價值觀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國家價值觀念只是個人價值觀念的集合，關于美國國家利益的問題只是研究國家價值觀才能找到答案。正是這些價值觀才規定了國家的利益和國家安全”[6]。王緝思指出，研究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外交政策，必須聯系該國的政治傳統、價值觀念，以至廣義上的文化來進行考察[7]。從抽象意義上講，文化價值觀是影響一國外交的重要因素，它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當然，文化價值觀的體現，其核心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當維護文化價值觀在為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時，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當維護文化價值觀要求按一定的道義原則行事，而現實利益要求犧牲道義原則并做出某種妥協時，二者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解決必以維護實際利益為依歸。而且，“文化價值觀很少單獨發揮作用，幾乎總是同其他變量（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一起發揮作用”[8]。
　　探討文化價值觀在外交中的作用，我們會自然而然地把視線投向美國。這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文化價值觀之獨特，更在于美國把文化價值觀輸向全世界的思想和行為深刻影響著國際社會。在美國政治中，文化價值觀是根深蒂固的一條主線，當美國開始處理與自己政體不同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這種價值觀就凸現出來，要求他國接受其文化價值觀更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事實上，美國自步入世界舞臺之日起，其外交就帶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價值觀化。美國文化價值觀的推行有著雙刃劍的功能：既要維護美國的利益，促進其文化價值觀的傳播；又以推進民主為由干涉他國內政、維護霸權，達到軍事力量所不能達到的目標。
　　美國外交無法擺脫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它“不僅要成為其他民族仿效的優于他人的國內民主生活的燈塔，而且還要成為在道德上優于他人的國際行為的楷模”[9-1]。利用文化價值觀重塑世界成為美國外交的邏輯延伸。
　　二
　　美國的文化價值觀源于“使命觀”。它發軔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歐洲的啟蒙運動，根植于美國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形成于美利堅民族的特性，加強于美國的民主政體。美國從立國之日起，就把自己當作“以民主、自由和社會正義為光輝榜樣而屹立在舊世界面前的新世界”[3-2]，認為自己“不僅僅是一個新世界，而且是新世界的代表”[10]。美國文化是歐洲文化的繼承，然而卻不是歐洲殖民統治的簡單延伸。正是由于美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了歐洲文化的內核，在北美拓殖的過程中發生嬗變，才產生了迥然不同的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雜交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并始終以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文化為核心。這些特點從美國文化價值觀的歷史淵源中可窺一斑。
　　歐洲啟蒙運動的民主思潮。發端于17-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以理性性主義為本質特征，是由人權代替神權統治的社會思潮。以此為契機，大批思想家開始推崇和宣揚民主思想，尤以英國的約翰·洛克和法國的讓·盧梭為代表。洛克從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角度闡述了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重視自然權利和財產權，賦予人權以資產階級特色，并確立了人民主權論。他認為，“人民享有恢復他們原來自由的權利，并通過建立他們認為適合的新立法機關以謀求他們的安全和保障”[11-1]。盧梭發展了洛克的社會契約說，全面確立了“主權在民”理論。他認為，“立法權是屬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屬于人民”，而政府“只不過是主權者的執行人”[12]，人民有權限制、改變或收回委托給政府的權力。盧梭的這一思想被視為資產階級的“福音”。正是在這些民主思想的鼓舞和指導下，北美殖民地舉起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大旗，建立了代議制政府，割斷了同英國的政治隸屬關系；一種與歐陸迥異的政治文化得以在美國確立。
　　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13-1]，而民主的概念則是“從一種宗教信仰發展來的”[14]。對美國影響至深的清教徒的宗教思想。清教教義反映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意識形態，它反對英國國教，要求廢除偶像崇拜的繁文縟節，清除國教中的天主教影響，建立一個廉儉的教會組織。這些思想受到了英國王室的瘋狂迫害，許多清教徒被當作異端處以極刑，許多人被迫逃往北美。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多信奉加爾宗。加爾文教義的核心內容是預定論，意即“只有上帝才是絕對自由的……我們只有根據上帝自己的意愿，才能理解或僅僅知曉上帝的愿旨”[15]，上帝以其絕對意志對世人進行挑選，被選中者即上帝的選民，其他則為棄民。這些“初民”戰勝大自然的嚴酷并在北美立住腳跟之后，固存意念中的宗教信仰必然揮發出來。他們決心在這里進行實驗，創建人間天國，使之作為一種楷模屹立于世界。
　　美國獨特的地理人文環境。北美大陸地廣人稀，資源豐富。“這里是為使智力有用武之地而被創造的”[16-1]。佐以清教徒的工作倫理，許多人迅速致富。從人文方面上講，北美大陸封建余毒最少，社會流動性最大，門第觀念最薄弱，宗教氣氛寬容，文化優勢世罕匹儔。英國遠在大西洋彼岸，對這里的統治十分松弛。各殖民地得以自由發展，移民們精神上擺脫了昔日的壓抑與束縛，物質上享受著自然恩賜的優越條件，他們自然視之為“上帝的安排”，把這里當作實現宗教理想的“耶路撒冷”。很多移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他們來到這里所承担的“使命”，“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帶給世界其他的地區”[17-1]。“美國夢”(American Dream)隨之成為人所與共的理想。
　　美利堅民族的特性。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由三部分構成：土著印第安人，歐洲的白人移民以及非洲黑人。歐洲白人移民構成其主體，而“移民就是美國的歷史”[18]。當他們剛到達北美大陸時，等待他們的并不是想像中的“伊甸園”，而是陌生的環境和艱辛的勞作，因之形成了自強不息、務實進取的精神，恩格斯稱他們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精力充沛”[19]。他們強調個人努力，用成功與致富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用汗水犁出一片新的天地，這必然導致對個人獨立性和個人主義的尊重與互助精神的并存，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政體，從而使多元并存、共存共榮的文化成為北美獨具的特色，美國成為世界文化的“大熔爐”。這些移民始祖在北美拓殖、反抗外來民族壓迫的同時，他們也開始把土著的印度安人和販來的非洲黑人視為“上帝的棄民”，肆意進行壓迫和剝削。種族優越感直接導致了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ism)和偏執狂心態(Paranoid Style)[20]。
　　以上因素為美國文化提供了獨特的“土壤”和“肥料”，是美國文化觀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當我們審視美國外交中的文化價值觀時，不難從中找到歷史淵源。
　　三
　　文化價值觀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它在不同的時期也各有側重，各個因素對美國外交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分。
　　使命觀。使觀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論，是加爾文教“預定論”在美國文化中的反映。它最初用以說明清教徒的行為是實現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清教徒歷盡千辛萬苦踏上北美莽莽荒原之后，正是這種使命感使他們披荊斬棘，創建自己的“希望之鄉”。這種觀念隨著在北美的拓殖和民族意識的增強，逐漸生芽扎根，成為美國文化的顯著特征。北美大陸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自然資源、獨特的人文環境使他們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北美大陸是上帝在冥冥之中指引他們拓殖的“新的耶路撒冷”，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傳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并救贖世界的使命。這種使命意識融進入美利民族的形成過程中，逐步發展成為這種思想：美國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著一種責任，肩負著拯救世界的天定命運。美國人認為自己應該為世界做出一個民主的榜樣[3-3]，“美國的未來不僅是其自身的未來，也是人類的未來，世界的未來，甚至是宇宙的未來”[21]；同時，美國也應承担起上帝賦予的使命，向一切人類傳播民主與自由，把光明帶給全世界。立國之初，美國專致本土發展，其使命感表現為進行“偉大實驗”，在美國樹立一個榜樣，“帶給人民最有益的道義影響”[9-2]，即通過樹立道義形象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作用。當美國國力逐步強盛之后，它開始向外拓殖，爭奪殖民地，凌辱弱鄰，建立勢力范圍。美國已不再滿足于僅僅充當“通往自由之路的燈塔”，它要憑依自己的力量重塑世界。
　　種族優越論。美國種族優越論同樣發端于清教徒的宿命論，與美國本地獨特的地理人文環境和政治體制密切相關。歐洲白人移民立足北美大陸后，逐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取得主導地位，其種族思想隨之體現了兩大特點：其一，他們確信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對歐洲同族產生了一種優越感，認為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其二，北美的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都是上帝的“棄民”，他們來到這里正是奉上帝的旨意對后二者進行統治。美國文化保持著多元化，但WASP文化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斯帕尼爾說：“在每一代移民被美國社會所完全接受之前，他必須首先要美國化，幾乎沒有什么美國人把多樣化的差異當作自己的價值標準。事實上，美國社會是通過同化消除差異。”[3-4]這種說法也許太過夸張，但同化以認同WASP文化作為標準則是不爭的事實。盡管美國社會一直是多種族并存，但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遠未消除；其他種族“二等公民”的感覺依然存在，物質上的豐厚并不消弭他們文化上的壓抑和不平等感；種族歧視不符合人類道德原則，但美國白人卻用“選民”與“棄民”的抽象概念強加解釋。在對外關系上，美國更是以之為尺度，把落后國家或政體不同的國家居民統統斥為“棄民”，美國以上帝的名義“給予”他們自由和民主，但“否決了他們選擇自己命運的權利”[22]。
　　個人主義。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就是個人主義，它是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專制的思想武器，并逐步成為西方的一種道德標準。托克維爾在談到美國民主時，第一使用了這個概念[16-2]。清教徒離鄉別井遠赴北美大陸，大多是為了擺脫歐洲封建神權統治和壓迫。所以，踏上“新大陸”之始，他們就注定要反抗束縛，要求個人自由。《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地寫道：“我們認為以下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23]。縱觀美國200余年的歷史，個人主義這一概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并有著內涵和外延的擴展。歸納來說，它包括《獨立宣言》中提到的“個人自由、平等權利和尊嚴”；美國西部開發時期的“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充分自由和獨立性”；埃默森(Ralph Emerson)的“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索羅(Henry Thoureau)的“個人有權作自己的決定”；薩姆納(William Sumner)的“自由競爭”和“政府不應干涉社會和經濟生活”；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個人主義就是機會均等”[24]。美國個人主義核心是強調個人價值和尊嚴，崇尚個人進取、個人獨立、個人奮斗，鼓勵自主、自信、自強。個人主義不是不合作，“人們不只是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為了實際理由，為了達到某些目的”[17-2]。個人主義是鼓勵美國人改善自己生活的巨大動力。然而，在國內生活中，它易導致自私自利，甚至不擇手段追求個人利益；在對外關系上，則有可能為一己私利肆意擴張，而漠視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尊嚴。
　　個人主義的人權觀。人權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大意指世界上每個地方所有的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25]。美國的人權觀源于洛克“天賦人權”的思想，其核心是強調個人的價值與權利。洛克認為，政府源于人民的契約，其基本任務就是保持人民的權利，“人民應該是裁判者”[11-2]，如果政府損害了這些權利或違背了建立政府的目的，人民就可以收回他們的委托，直至推翻它，建立新政權。這一思想被美國政治家接承。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26]的《獨立宣言》宣稱，人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力，“為了保障這些權力，所以才在人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系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新政府”[23]。美國通過憲法和保障人權的修正案（即《權利法案》），建立起個人權利保障體制。這是一種典型的以個人主義為主導的人權觀念，它強調個性的發展、個人的尊嚴、個人的絕對民主與自由，認為個人權利至高無上。亨廷頓稱，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大憲章”(the Magna Carta)[27]，意即保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基本法。它反映了社會的進步，但有歷史局限性。德國新聞媒體在評論西方的人權觀念時，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有不少人要求自由民主，實際上要求自己權利，并未考慮集體或整體利益[28]。這種人權觀念與種族優越論、使命觀相結合，必然會對美國的外交產生重大的影響。很多美國人認為，《獨立宣言》“宣布了所有人都享有權利——所有地方的人”[29-1]。當美國人用這種思想衡量他國時，其人權觀念就成為一種自詡“具有普遍價值”的標準。
　　代議制民主。世人對民主的論述汗牛充棟，然而，“即使今天，關于民主也沒有一個權威性的定義”[29-2]。《大美百科全書》認為，“民主這個概念有許多含義，但在現代社會它被用以指政生活的最終權力正確地歸屬于人民”[30]。《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認為，“民主是以多數人的意志為政治基礎，承認全體公民自由、平等的統治形式和國家形態。在現代社會，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已經在為現代文明國家的根本原則。民主作為與專制對立的統治形式和國家形態，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價值與基本原則，如自由與平等的統一，多數裁決與允許少數保留意見的統一、民主與法治的統一等。”[31]這些觀點對我們很有啟迪，但畢竟只是抽象的概括。或許通過對美國民主淵源的回顧，我們可以把握一些實質性的東西。美國民主受到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已如前述。1620年，一批清教徒登上新英格蘭，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五月花公約》：“將我們全體組成政治社會，以管理我們自己和致力于實現我們的目的。我們將概括這此項契約頒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視需要任命我們應當服從的行政官員”[32]。它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建立自己政權、實現資產階級憲政的愿望，成為建立美國式民主的基礎，標志著美國資產階級政治的開始。1776年7月14日通過的《獨立宣言》確立了人民主權的法律地位，成為北美殖民地建立獨立國家的指導思想。1789年6月17日，美國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成文憲法，建立了共和代議制的民主政體。共和制否決主權在君的封建政治觀念，代議制則進一步肯定了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美國憲法的通過標志著一種全新的政治體制的產生，它把代議制與民主制度結合起一，具有歷史里程牌的意義，其價值已由代議制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普遍推行得以驗證。
　　四
　　美國學者寧柯維奇指出，“美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毫無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慮作為其外交的組成部分。文化在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33]。文化價值觀不僅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影響著其外交行為。筆者將從兩個角度，即思想和行動上對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外交作用進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思想和行動并不截然分開的，而是相輔相成。
　　（一）思想上
　　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孤立主義直接源于美國的種族優越論。1797年9月17日，華盛頓總統發表《告別演說》，宣布“我們對待外國應遵循的最高行動準則是：在擴大我們的貿易關系時，應盡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聯系……我們可以避免外來煩擾所造成的物質上的破壞，并使我們在任何時候保持的中立態度會獲得嚴格的尊重”[34]。自此，孤立主義成為美國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孤立主義在美國的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并幾經變化。它最早是針對歐洲國家的，美國通過執行孤立主義有效地維護了獨立，并為日后成為世界大國創立了有利的國內環境。對于歐洲以外的地區，美國則一直奉行擴張主義的原則。擴張主義源于美國的“使命觀”，即“有一種天命在主宰和指導著美國的擴張”[35]。它表現為領土擴張和文化擴張兩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美國因之被稱為“文化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向外擴張無不針對在它看來落后或未開化的地區和國家，向這些國家傳播文明、共和制和民主思想是最方便的借口，所以美國人并不把擴張主義看作貶義詞。盡管當前領土擴張已成明日黃花，經濟擴張和文化擴張也受到強烈的抵制，但作為一個“承担上帝責任”的國家，美國不會放棄自己的“使命”。孤立主義與擴張主義有著共同的經濟背景和思想背景，同源于美國固有的文化價值觀念，二者表面上看起來相互對立，實際上不可分割。這在“美國主體思想”(the American Doctrine)——門羅主義—中有著明確的闡釋[36]。它宣稱，歐洲列強的政治制度與美洲根本不同，美國不干涉任何歐洲國家現存的殖民地和屬地，但今后歐洲任何國家也不得把美洲大陸上已經獨立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否則將視之為對美利堅不友好的表現。看起來，該宣言是完全反對未來干涉和侵略的，但美國抱有更自私的動機，“它成了把西半球劃為美國勢力范圍的官方宣言”[37]。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美國外交的根本出發點是國家利益，美國外交的基調也是奉行實力原則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強調以力量求和平，根據“以強權為利益”的原則來處理外交關系[38]。然而，美國的現實利益選擇不僅包含著物質利益，也包含著精神利益。美國人有一種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傳播開來的強烈愿望，并把這種理想看作美國利益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是美國的理想主義。它源于美國的使命觀和人權觀念，強調外交中的理想成分。理想主義并不否認力量因素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但不認為力量和強權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唯一手段。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并不矛盾，其本質都是對外擴張；二者在實踐中也不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交織，只是不同時期各有側重。亨利·基辛格稱，制定美國外交政策是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尋求平衡”的過程[39]。理想主義地提出目標，現實主義地實現目標，這是美國外交的一大特征。
　　（二）行動上
　　美國人力圖用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統一西方，重塑世界，這在行動上被稱為“輸出民主”。這里的民主顯然指的是“美國式民主”；而“輸出”則重點突出其主動性意愿和行為。“輸出民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方式：美國在剛剛建國時，專致國內發展，無力介入國際紛爭，其領導人強調的是示范作用，認為美國的使命將是為所有其他政府和不幸的國家樹立一個榜樣，成為照亮全世界人類命運之路的“燈塔”；當國力漸強時，美國則與歐洲列強一樣搶奪殖民地，侵凌弱國，強行輸出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按照美國的標準和要求建立資本主制度；當領土擴張已無可能、經濟擴張遭到抵制時，美國更加強調自己文化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可輸出性，力圖加強文化價值觀滲透，從而達到“美國治下和平”的終極目標。對美國而言，“輸出民主”具有雙刃劍的功能：一方面維護自己的利益，促進其文化價值觀的傳播；另一方面則以“輸出民主”為由干涉他國內政，維護自己的霸權。
　　五
　　亨利·盧斯稱，20世紀是“美國世紀”。但事實上，20世紀獨裁迭出、動蕩頻仍，稱為“極權世紀”[40-1]更貼切些。那么，展望21世紀，其前景若何？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它力圖通過輸出文化價值觀孜孜以求的“美國治下和平”是否會到來呢？
　　很多美國學術界人士認為，只要美國繼續在全球推進民主，使人類的大部分（盡管不是全部）走向民主化，一種建立在美國人文理念基礎之上并由世界各國所模仿的民主會通行全球，并由之鍛造出“美國治下和平”，而21世紀將因美國民主的勝利而導致真正的“美國世紀”到來，那么刻在美國國璽上的目標——時代的新秩序(Novus Ordro Seclorum)就會實現了[40-2]。
　　然而，21世紀的面貌應由20世紀奠定基礎。它是20世紀狀況的邏輯延伸，而不是獨由美國一家的一廂情愿或羅曼蒂克所塑造。回首審視20世紀，我們發現，它最激動人心的發展是“全球多元化”代替了“歐洲中心論”，成為推動時代前進的洪流。這種多元化有并行不悖的兩翼：從經濟上講，是全球一體化與地區集團化的同步發展；從文化價值觀上講，則是全球價值的認同和本土文化價值觀的復興（或振興）。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地區化而非世界化的進程”[13-2]，各地區都會在民主大潮中找到適宜的模式，認為全球一體化“導致世界上現存各種文明多元性的終結是一種幼稚的想法”[41]。肯定人類共同的終極目標和普世性的道德標準并不是抹煞各國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差異，因為“差異性會有助于形成一個安全而穩定的新文明”[42]。各文明的人民都在“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13-3]，一個新的時代——多種文明相互影響、競爭共處并逐漸學會相互適應的時代就要到來。在這樣一個時代將要到來的時候，任何一個國家用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統一世界的企圖不過是烏托邦的夢囈。21世紀不應是美國的世紀，而是世界各國共存共榮的大同世紀到來的前奏。
　　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仍將是處理和協調全球問題的超級大國，在世界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國需要了解世界的趨勢，意識到華盛頓重寫他國的文明史。美國要真地追求民主，就應該放棄自己制造的使命虛幻，抑制輸出民主的沖動，遵循國際法準則，把自己當作“民主國家的平等一員”，試著去理解遍布世界精彩紛呈的諸種文化。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京83～89G0文化研究傅蓮20012001文化價值觀在美國外交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美國文化價值觀的淵源、內容及其在外交上的表現，美國從文化價值觀角度“輸出民主”的戰略，并不能使華盛頓重寫他國的文明史，這一戰略也不會鍛造出“美國世紀”。美國外交/文化價值觀/輸出民主傅蓮(1969- )，女，湖南祁東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1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京83～89G0文化研究傅蓮20012001文化價值觀在美國外交中始終占有重要地位。美國文化價值觀的淵源、內容及其在外交上的表現，美國從文化價值觀角度“輸出民主”的戰略，并不能使華盛頓重寫他國的文明史，這一戰略也不會鍛造出“美國世紀”。美國外交/文化價值觀/輸出民主

網載 2013-09-10 2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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