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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六年第七期發表了《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重見天日》一文，并影印了當年中共西北中央局機關報《斗爭》上發表的賀信全文。賀信落款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四月十七日刊出。賀信發現者于是查到《魯迅日記》中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有關茅盾多次去魯迅寓所的記載：二十日“明甫來。”二十三日“午后明甫來。”二十五日“明甫來。”二十七日“午后明甫來。”以此印證《斗爭》報上的發現，說明兩位文化巨人確曾商量起草并發出賀信。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的。這些日子，茅盾造訪魯迅完全是為了商量安排另外一樁同樣也很有意義的事情。二十三日“午后明甫來”，這天的日記如果引得較全一點的話應該是這樣的：“午后明甫來，蕭軍、悄吟來；下午史女士及其友來，并各贈花，得孫夫人信并贈糖食三種，茗一匣。”這么多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次事先已約定好了的聚會。這次聚會，連魯迅在內一共六人，即：魯迅、茅盾、蕭軍、蕭紅、史沫特萊以及一周前（3月15日）剛剛在上海創刊的英文半月刊“The Voice of China ”（《中國呼聲》）的編輯M.格蘭尼奇，他是一位國際共運遠東支部的書記。我們再來參看一下魯迅的書信就會明白這一天他們是為什么聚會了。《書信·360218　致沈雁冰》：“新八股已經做好，奉呈。……稿件已分別托出。但胡風問：這文章是寫給什么人看的？——中國人呢，外國人？”“新八股”是指《記蘇聯版畫展覽會》；而“已分別托出”的“稿件”，一是請胡風為英文本《子夜》寫的有關作者情況的介紹，一是請蕭軍為《中國呼聲》撰寫的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文章。胡風蕭軍的這兩篇稿子都是受史沫特萊的委托而約寫的。《書信·360223　致蕭軍》對約稿事就說得很明白了：“義軍的事情，急于應用，等通信恐怕來不及，所以請你把過去二三年中的經過（用回憶記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給他們，愈快愈好，可先寫給一二千字，余續寫。”“見胡風時，望轉告：那一篇文章，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后一句讓轉告的話可以不去管它，這里所謂“義軍的事情”就是約請蕭軍撰寫的《東北義勇軍》一文。史沫特萊不僅稿催得急，而且還希望與《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作者約談一次，與格蘭尼奇一起對這兩位東北流亡來的作家進行采訪；當然他們也要采訪魯迅，請他為《中國呼聲》寫文章，支持他們新創辦的這份英文刊物。于是就請了茅盾與魯迅具體商量安排。三月七日魯迅給茅盾回信說：“禮拜一日，因為到一個冷房子里去找書，不小心，中寒而大氣喘，幾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還不能下樓梯。 ”“S那里現在不能去，因為不能走動。倘非談不可，那么，她到寓里來，怎樣？”（《書信·360307　致沈雁冰》）這樣經過幾次的面商和不斷的書信聯系，才促成了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魯迅寓所里的工作座談。可以這么說，實際上這是《中國呼聲》雜志在魯迅寓所召開的一個小型采訪組稿座談會。《魯迅日記》中還提到孫夫人的信和所送的糖食和茶葉等。這有可能是宋慶齡得知魯迅大病初愈之后特意請史沫特萊搭去并代她致意的。如果是這樣，那么這次聚會宋慶齡事先當然也就知道。座談會是由茅盾先生担任的中英文翻譯。
　　就是為了這次組稿和座談，茅盾與魯迅常常書信往還；三月中下旬茅盾更幾次去魯迅家，與他碰頭商量。除了《中國呼聲》的約稿，當然還有一些日常工作要談，如復刊后的《譯文》雜志，關于《海上述林》、《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諸書的出版，等等。
　　三月二十八日蕭軍終于把寫好的稿子《東北義勇軍》交給了魯迅；當天晚上二蕭還應邀陪同魯迅、周建人全家人一起去看了電影《絕島沈珠記》下集。第二天二十九日星期日，這一天恰沒有客人去魯迅家打擾，魯迅必定乘空審讀了蕭軍為《中國呼聲》寫的文章。三十日，《魯迅日記》便記有：“下午以蕭軍稿寄明甫。”后來蕭軍的這一篇《東北義勇軍》與魯迅的著名文章《寫于深夜里》（1936·4·7）同時發表在《中國呼聲》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第一卷第六期上。
　　事實就是這樣的。
　　整個三月間魯迅與史沫特萊僅僅集體會見過一次。茅盾則是他們之間溝通信息的橋梁。他們都在為別的事忙碌著，并沒有商量擬電或起草賀信的事情。
　　現在除了魯迅的第一手的原始記錄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外，茅盾的回憶也是很有力的旁證。“關于賀長征電”的回憶茅盾寫了不少，這里且舉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他給孔羅蓀的信里談到的幾點：
　　一、史沫特萊把長征勝利事告魯迅，……并建議魯迅去電祝賀。
　　二、魯迅把此事告訴我，但那時電文未擬就。……
　　三、此后，因為那時忙于別事，跟魯迅相見時都談這些事，（這些事有對付國民黨的文化圍剿的，有關左聯內部糾紛的等等），就沒有再問魯迅電賀的事；魯迅也未提。遇見史沫特萊時，也沒有談及此事。
　　四、進入一九三六年，當前要做的事更多了，我把電賀事完全忘了，魯迅似乎也忘了，都沒有再提（請注意，當時我雖然常到魯迅家，但每次都有事而去，談完了那件事就走了，根本不能長時間聊天。）
　　五、解放后，成立魯迅博物館，預展時我看到有一幅畫是我與魯迅在擬電文（賀長征勝利），大為驚異，當即告訴他們，事實不是兩人合擬而是魯迅一人擬的，且我那時未見電文原稿，也不知有那些人（除魯迅外）在電尾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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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史沫特萊如何轉發此電，史沫特萊回憶錄（早有英文版）未談及，且根本未提及她建議魯迅發電事。……
　　這些回憶都正好可以和筆者對魯迅日記及書信的分析印證；魯迅的日記和書信也證明了茅盾的回憶基本屬實。這樣也就可以知道：那種認為《魯迅日記》中的多處“明甫來”是為了賀電的事，是與事實不符的。茅盾還特別提醒：他那時去魯迅家不是為了商量起草賀電或賀信事；他甚至根本不知情，連電文的內容及用何人的名義發出他都一概不知道。雖然他并沒有推翻魯迅擬電稿之事，但他否認了與魯迅共同署名。他表示當時自己只是聽到了一個“建議”，一個并未具體化而只是表示意向的“建議”，隨后也就忘了，如此而已。
　　這個回憶最后還談到史沫特萊的回憶錄只字未提“賀電”事。茅盾作為一個并不知情的“當事人”，自然是想知道另一位應當知情的“當事人”對于這一件事的意見和說法的，至少這可以作為自己回憶時的參考。然而他沒有得到。他在回憶中把這一點提出來，也許可以視為他的一個質疑吧。
　　這里應當補充說明一下。茅盾歷次關于“長征賀電”的回憶，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即基本上是堅持自己是一個局外人的態度，表示自己既沒有參加“賀電”或“賀信”的署名，更沒有與聞電文或信函的起草事宜。實際上這就已經使這一件事失去了根據了。但是由于環境和形勢的需要，茅盾偶爾也寫出一些不實之詞，如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他回答翟同泰信中提問時寫道：“電報是祝賀長征勝利，即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會師。魯迅和我有了發電報的意思，由魯迅起草電文，幾分鐘就辦完了。在魯迅家中。電報后來交給斯沫特萊設法拍發。”茅盾的這封信后來發表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百花洲》上。毫無疑問，這個漏洞頗多的說法完全是違心編造的。它推翻不了茅盾這封信之前及之后從五十年代起直至晚年的一貫的回憶，更推翻不了魯迅先生留下來的原始的資料——他的日記和書信。即以《斗爭》報上的新發現也只能證明這一說法的失實。值得注意的是，“致紅軍賀信”的落款日期也即起草日期或定稿日期是三月二十九日，而茅盾自從蕭軍蕭紅二十八日去魯迅家送稿那一天起，直到四月上旬，這一段日子里恰巧都沒有去過魯迅寓所，連魯迅一些必須請茅盾轉交給史沫特萊的稿件，包括蕭軍的《東北義勇軍》和魯迅自己的《寫于深夜里》均是郵寄給茅盾的，而這兩篇稿子都需要茅盾和史沫特萊翻譯成英文后才能在《中國呼聲》上發表。即使我們假定這一天（29日）是魯迅單獨起草了“賀信”，那么也應該會事先約好由茅盾上魯迅家親自去取這一封絕密的“賀信”以及其它稿件，而不會、也不大可能長時間壓在魯迅那里或竟從郵局寄出。
　　現在雖然“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重見天日”了，油印的《斗爭》報原刊影印已赫然在目，但我以為僅僅根據報載的文字便確認是魯迅茅盾的書信證據尚嫌不足。不過我覺得這份革命文獻不論是否可以定為魯迅先生佚文，它的發現的確是魯迅研究的一大收獲。首先它糾正了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書信集》卷首上將“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一句定為《致中共中央》一信的殘篇的錯誤。經“賀信”發現者查證，這句話實出于《斗爭》報上與“賀信”同時刊載的另一封賀信《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來信》。此外，這份革命文獻的價值還在于它為解決魯研史上的一大懸疑終于提供了一個極有研究意義的物證。
　　茅盾先生生前曾不無遺憾的說：“最糟者，現在沒有人曾見此電全文，只留下那一句而已。”（《致葉子銘》1977.6.12 ）現在這個最糟的局面已經打破。究竟新發現的這封“賀信”是否就能成為魯迅先生的遺簡而取代《魯迅書信集》上的那一句話呢，相信研究者對這一物證進行認真的理證之后——包括對它的風格、內容、背景、來源以及“賀信”所反映出來的作者對當時中共斗爭策略理解的程度及信息把握的情況等等進行深入的研究之后，一定會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的。
　　
　　
　　
書屋長沙40～4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楠本19981998 作者：書屋長沙40～4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楠本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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