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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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譯文]  那個刺客雖然已經死去,但是千百年后,卻依然流傳著他那慷慨悲壯的俠骨豪情。

  [出典]  晉  陶淵明   《詠荊軻》

  注:

  1、 《詠荊軻》 陶淵明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2、注釋:

    ⑴本篇詠史,歌頌荊軻的俠義,惋惜他的失敗。荊軻為燕太子丹復讎,以匕首逼秦王,不成被殺。事跡見《史記·剌客列傳》。
   ⑵燕丹:戰國燕王喜太子名丹。
   ⑶強嬴:指秦國。秦為嬴姓。
   ⑷百夫良:能匹敵百人的良士。春秋時秦國子車氏的三子,國人稱之為三良,《詩經·黃鳥》稱之為“百夫之特”。
   ⑸荊卿:即荊軻,燕國人謂之荊卿。
   ⑹素驥:白馬。《史記》說荊軻從燕出發時燕太子丹及賓客著白衣冠(喪服)相送易水上。作者本此翻創為白馬送行。
   ⑺漸離:人名,姓高。筑:樂器名,似箏,十三弦,頸細而曲。
   ⑻宋意:燕國的勇士。
   ⑼商、羽:各為五音之一。
   ⑽蓋:車篷。飛蓋:似謂車行如飛,極言其迅速。一說“飛”字形容其高,就是“飛閣”、“飛檐”的飛。
   ⑾圖窮:荊軻獻秦王督亢地圖,中藏匕首。秦王展圖,圖窮而匕首現。荊軻取匕首刺秦王。“事”,即指行刺。
   ⑿豪主:指秦王。怔營:惶懼。

 

  3、譯文1: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為自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眾人意氣激昂為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發沖冠,勇猛之氣似要沖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擊筑筑聲慷慨悲壯,宋意唱歌歌聲響遏行云。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衰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于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后人。

    譯文2:

    燕太子丹善于收養門客,志向是到嬴姓的秦國報仇。要從招募的壯士中百里挑一選杰出的,年深日久后選中了荊軻。君子漢愿為知己者死,荊軻決定離燕國京都赴秦為太子丹報仇。荊軻啟程前隨行的白色駿馬在路上嘶鳴,周圍都是一片為其送行的慷慨激昂之氣。荊軻的怒發撐起了高高的帽子,豪猛之氣沖擊著系帽的長絲帶。在易水河邊為荊軻擺酒設宴以壯行色,周圍坐席上都是英雄壯士。琴師高漸離以名為‘筑’的樂器奏出悲壯的樂曲,勇士宋意則高唱激人的歌聲。岸邊上哀風蕭蕭,易水中寒波淡淡。樂聲中的‘商’調使人悲痛流涕,‘羽’調的高亢激越則使壯士動容。心中清楚這是一去不歸的征程,但會將英明流傳于后世。荊軻登車的時候果敢得沒有回頭后看,高速奔騰的馬車朝秦國而去。快速行駛了萬里之遙的路程,途中漫長曲折經歷上千座城池。當向秦王晉獻燕國地圖時匕首一現就自然暴露出了刺殺一事,這使秦王嬴政大吃一驚而怔在那里。可惜荊軻的劍術不夠精熟,這一舉世奇功沒能實現。荊軻這個人雖然死去了,但人們對他的懷念之情卻會千載流傳

   4、陶淵明生平見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5、 本篇大約作于晉宋易代之后。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歌詠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在對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將自己對黑暗政治的憤慨之情,赫然托出。寫得筆墨淋漓,慷慨悲壯,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另具特色。
  詩歌按照事件的經過,描寫了出京、飲餞、登程、搏擊幾個場面,尤其著力于人物動作的刻畫,塑造了一個大義凜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劍出燕京”,寫出了荊軻仗劍行俠的英姿;“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更以夸張的筆法寫出荊軻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的神態。而“登車何時顧”四句,排比而下,一氣貫注,更寫出了荊軻義無反顧、直蹈秦邦的勇猛氣概。詩中雖沒有正面寫刺秦王的場面,但從“豪主正怔營”一句,可以想見荊軻拔刀行刺之時那股令風云變色的虎威。
  這首詩還通過環境氣氛的渲染來烘托荊軻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飲餞的場景。 在蕭殺的秋風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蕩著激越悲壯的樂聲,“悲筑”、“高聲”、“哀風”、“寒波”相互激發,極其強烈地表達出“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主題。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這是頗具眼力的。

 

   6、清代大詩人龔自珍在《己亥雜詩(第一百二十九)》中云:“陶潛詩喜說荊軻”。其實,現存的《陶淵明集》中,詠荊軻詩公此一首。因為此詩以較長的篇幅,筆酣墨飽地歌頌了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荊軻的俠義精神,所以給龔自珍留下了“陶潛詩喜說荊軻”的深刻印象。又因為此詩與陶詩中的《讀山海經》組詩里的“夸父誕宏志”、“精衛銜微木”諸篇,一反詩人的那種沖淡靜穆的“田園詩”的風格,顯出“金剛怒目”的另一種神態,透泄出詩人心系功業、壯懷激烈的另一種懷抱,所以這種“猛氣充長纓”的“商”、“羽”之聲,盡管在陶淵明復沓吟唱的田園牧歌中僅是偶露崢嶸的變“徵”之音,但卻特別移人視聽,動人心魄。宋代的老夫子朱熹早從陶淵明的此類詩作中窺出詩人的潛在心聲。他在《朱子語類》中指出:“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

    荊軻刺秦,事見《史記·刺客列傳》。此詩雖以《史記》的記載為本,敘寫了刺秦的整個始末,但詩的重點顯然是在易水壯別的場面上。詩的前四句寫荊軻受知于燕太子丹,受命除暴扶弱,報仇雪恥。“招集百夫良,歲暮得到卿”,從“善養士”的燕太子丹的角度,烘托出荊軻是百里挑一、得之不易、可托重任的豪俠之士,為荊軻的出場作了必要的鋪墊。自“君子死知己”以下在“且有后世名”的長達十六句的主要篇幅用于鋪寫易水壯別、慷慨赴義的動人場面。詩中用“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的夸張性的外觀情態的描寫,揭示出荊軻嫉惡如仇,壯懷激烈的內在精神。“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的對句,巧由“風蕭蕭兮易水寒”化出,強烈地瀉染了荊軻慷慨赴死的悲壯氣氛。“心知去不歸”脫胎于“壯士一去不復還”,但將送行者的唱詞變為荊軻的內心獨白,并綴以“且有后世名”一句,這便從人物的心理內涵中顯現了豪俠之士輕生死、重名節的凜然氣慨,預示了“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劇結局。易水壯別,作為全詩的重心,寫得有聲有色,氣氛濃重,情景如見。清人張潮對此品評道:“寫壯士,須眉如畫,狀易水,蕭森之氣凄然。”

    接著,詩人以精煉的筆墨敘寫荊軻的飛蓋入秦和秦庭一擊。由于這是一次奇功未成的失敗之舉,所以便無必要繪聲繪聲地實寫行刺的細節,詩人著力表現的仍是荊軻在燕入秦途中的那種“登車可時顧,飛蓋入秦庭”的迫不容緩、義無返顧的慷慨赴死氣概。

   最后,詩篇以四句深沉感嘆托意作結。惋惜之余,表達出由衷的欽慕。“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荊軻刺秦,事隔千載,詩人“余情”綿綿,感慨良深。結語看似平淡,但平淡的抒懷之語,以其隱約的弦外之意,傳達出詩人沉潛的豪放這情,千載之后,仍持續不斷地引起知音者的心靈共振。清人蔣薰評論此詩說:“摹寫荊軻出燕入秦,悲壯淋漓,知潯陽之隱,未嘗無意奇功,奈不逢會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見《陶淵明詩集》卷四)龔自珍讀了此類陶詩,窺知了他那“猛志固長在”的“心事”,逕以“臥龍”諸葛亮比擬陶潛,作詩曰:“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枯菊高,莫信詩人競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騷”(《己亥雜詩(第一百三十)》)。魯迅先生從《詠荊軻》這類詩作中,看出了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另一種形象,指出“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我們認為,陶詩中呈現出的沖淡靜穆和金剛怒目的兩副兩孔,其實就是儒家恪守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的兩面映現。

 

   7、陶潛曰:“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有厚德于眾生者,自當永遠活在世人的心中。明月清風,又何勞尋覓呢?

   8、無名與有名。

    在對待生死問題的態度上,張良與荊軻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淵明《詠荊軻》的詩句,荊軻“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明知自己必死無疑,仍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計,即甘愿拼著一死,換來流芳百世。這也難怪,荊軻本來就沒有更為崇高的目標,現在不如干脆豪賭一把:無論我刺秦成功與否,只要舍卻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經報答過“知己”了,至于還能博得響亮的“后世名”,那就是我額外的賺頭了。的確,荊軻死得可謂“轟轟烈烈”,激動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淵明所謂“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然而荊軻之死,除了給后人提供了審美的可能性和讓秦王再一次慶祝成功,簡直毫無價值可言。張良則有更高的目標,長遠的打算,欲留有為之身,行有為之事。這就是“滅秦”和“復韓”。至于世俗的評價,后世的聲名,那就不是張良所要考慮的了。所以張良決不輕生,甘于無名。不為世俗聲名所累,善于安排自己的死亡,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態度。

 

   9、 送行的時刻終于到了,這是公元前228年即秦始皇19年的一天。我想這應該是深秋的一天下午,荊軻終于不能再盤桓于易水。他聽到好友們的肺腑之聲,“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他看到好友們都來了,他們都穿了一身白衣來了。

夕陽荒村,雄關漫道,這是生命終極的長征啊,半途他有猶豫嗎?他想過回頭嗎?他是已經明明知道不可為而為之嗎?一抹殘陽掉落在封雪的易水河上,一枚棋子帶著赤熱的生命溫度,他有力量叫歷史的棋局別開生面嗎?茫茫前路,一切生命特征都單調壓抑成靜穆與深沉。

我聽見一種聲音說:“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另一種聲音說:“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荊軻為刺客之靡,不可謂義”。

然而也正是自那一刻始,慷慨悲歌有了一種更加豐滿的釋放。那一刻,我可愛的荊軻到達了他的目的地,到達了他一人獨據的歷史時刻。自此那一刻生長了無窮的古之幽情,后生們喟嘆復喟嘆,“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其人雖已歿,千載有余情”,這是陶淵明;“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這是駱賓王;“奈何效曹沫,實謂勇且愚”,這是柳宗元;“我嘆方寸心,誰論一時事”,這是賈島;“督亢圖中不殺人,咸陽宮上空流血,”這是陳子龍;“燕南自古多義俠,至今遺跡猶斑斑”,這是乾隆帝弘歷……

隔著兩千余年的歷史我看不見更加生動豐富的歷史細節,只能通過歷史留下的文字,追尋到那個決絕的背影;他到達秦國都城咸陽,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但我看見的是歷史的冬寒,刺目的血色照見的是勇士高貴的血色與血性。

 

10、武俠小說是弱者的童話

  武俠小說看似懲惡勸善,其實,歸根結底,其功用是滿足人的原始欲望——殺人。沒有武俠小說不是以殺人收場的,也許作家故意兜圈子,寫武俠如何不愿意殺人,但最終也不得不殺人,無非給殺人找足借口,并吊得讀者殺性大發,以至不是作者殺人,而是讀者殺人。現實沒有俠,人們頭腦里的俠基本是司馬遷的造型。“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陶淵明詩),這個情就是殺人之情。歷代文人添枝加葉,使俠更加理想化,但最大的魅力始終在于能隨意殺人。記得幾十年前,中學語文老師講血濺鴛鴦樓,武松武二郎一氣殺了十幾口,他講得唾沫四濺,大快人心。幾年前電視劇搬演劉羅鍋,當和珅被打入死牢,一大段場景來表現劉羅鍋那種滿足、興奮,淋漓盡致。當你氣極,也會大叫一聲“殺了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食肉寢皮。然而,實際做不到,不僅有法律約束,你也未必有那個膽量和氣力。武俠小說就來滿足你的潛意識,讓讀者從時空脫離日常,安全地享受泄憤以至殺人的痛快。武俠小說尤其是弱者的童話,近乎意淫。即使李白那樣的人,對于俠的謳歌也無非出于對現實的不滿與無奈.

 

   11、陶淵明《詠荊軻》里面的那句詩:“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從《史記》為荊軻立傳以后,歷代的文人很容易懷念起荊軻來,所以,《詠荊軻》的詩歌每個朝代都有。大家都懷念這個游俠兼刺客。魏晉以下,大家討論刺客和游俠的時候,已經合在一起了。像荊軻這樣的刺客,或者像后來的傳奇小說里面的游俠,一直是中國文人歌詠的對象。

  為什么那么喜歡游俠?《史記》里面有一段話,我這里引下來:“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緩和急,其中突出的是急,就是每個人都可能碰到麻煩,都有需要人家幫助的時候。然后,司馬遷就列舉了很多圣人,包括孔夫子。這樣一大堆圣人都經常碰到危險和困難,何況像我們這樣中材而涉亂世的末流者。中材,中等的人材,而生處在亂世之中。那么,這個時候呢,所可能遭受的迫害就更大,所向往于游俠就更強烈。

  但問題什么叫亂世末世?什么是亂世,沒有一定之規。誰都可以想象這個時候是或者不是亂世。清代末年很有名的譚嗣同說:西漢的時候,“內和外威”,是一個太平盛世,可是生活在西漢的司馬遷,就是寫《史記》的司馬遷,說他所生活的時代是亂世的末流。也就是說,對什么是亂世,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心境和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判斷是不是亂世。所以,每個人都可能需要游俠的幫助。

  這樣一來,所謂游俠,在歷史上才可能成為大家所向往的人。我再引明代張潮《幽夢影》里面的一句話:“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即個人的小小的不平,那么,可以喝酒消愁。但是,“世間之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人世間特別明顯的不平,這個時候喝酒也解決不了問題了,只有揮劍上陣了。這個時候,只有游俠才能解決問題了。

  社會有法律,有官府,但是,很多壞人,官府和法律制他不了,或者說不愿意制他。這樣,中國老百姓才有可能想象,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這批人跟政府沒關系,但是,他能夠幫助老百姓,即所謂拯世濟難。這就是中國?游俠能夠被接受或者代代相傳的心理基礎。讀中國的游俠詩文、游俠小說以后,會覺得中國人特別喜歡打抱不平,或者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這樣的?你要是現在去中國旅行,說隨時可以碰到游俠幫助你,那是沒有的。也就是說,文學里面那么多游俠,不是因為中國的游俠很多,而是中國很需要游俠。用龔自珍的詩來說,就是:“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正因為江湖間、人世間、俠骨、俠士不多了,所以才有那么多文人老在寫武俠,才有那么多讀者那么喜歡讀武俠小說。陳平原:中國百姓何以喜歡讀武俠。

    12、在中國歷史上,刺客往往如彗星,雖一掠而過,但耀眼的光芒能給人以巨大的震撼。他們以匹夫之軀近強勢者,百步之內血濺。其刺殺的對象必在重重保護之下,輕易不得近身,而刺殺此種人物,往往勢如騎虎,知其必死而為之的。倘如后來小說傳奇中武功蓋世之俠客,千里之外取人首級,輕松而無任何危險性,也就談不上刺客所為了。在歷史上,刺客仗義行俠的事跡屢不絕書,「唐宋傳奇」,「水滸」里都有形形色色的類似人物。荊軻這樣的刺客,也就是在亂世方有用武之地。他本衛國人,一個流浪漢,和秦王并無仇恨,燕太子傾其心力和他結交,他才不惜為他賣命。對荊軻刺秦王這一事件,歷來褒貶不一。淡泊如陶淵明者,也寫過金剛怒目式的「詠荊軻」,塑造了一個除暴勇士的形象。其中云“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陶公對荊軻刺秦未成是覺得遺憾的,說“惜哉劍術疏,奇功竟不成!”。陶公生活在晉王朝沒落的年代,由晉入宋,叛亂相繼,殺伐不已,他向往荊軻那樣的江湖俠骨來鏟滅以強凌弱的暴亂政治。初唐駱賓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而今水猶寒”和陶公的「詠荊軻」一脈相承。清末詩人龔自珍「雜詩」其一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定庵生活的時代同樣是雞鳴不已,難免對荊軻懷著欣賞和惋惜的心情。
   
  不過責備荊軻的也代不乏人,柳子厚即為代表,其五古說:“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征無且”。燕太子妄圖以荊軻一己之力,刺殺秦王來保燕,最終則是秦王一怒而伐燕,亡更速矣!后來東坡在「留侯論」里,對張良遣力士狙擊秦始皇于博浪沙,也不以為然,云“一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其觀點和柳子厚相距不遠。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刺秦一事批評得更是尖銳。說他“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說荊軻不過是“刺客之靡”“君子盜諸”簡直把荊軻和盜賊相提并論,這實在是太嚴苛了。古人對戰,著意摧敵首腦,首腦一亡,則百萬雄軍解甲,如此做法,有時頗能奏效。但以此手段對付一個國家,那樣一個蒸蒸日上的強秦,實在遠非上策。 

  13、陶詩對荊軻是歌頌的。分析其原因約有這樣幾方面,一是傳聞中的秦是“暴秦”,始皇帝嬴政更是“暴君”,都在該滅該殺之列;二是燕為弱國,同情弱者是人之本性顯現,且這位名為“丹”的太子在秦為人質時又被其虐待,更顯出強秦之暴;三是秦始皇得罪了古今的文人學者,他的“焚書坑儒”無異于掘掉了讀書人的祖墳,后世的文章十有八九不會說這位始皇帝的好話;四是人們有崇尚獻身精神的理念和情感誤區,認為凡敢于犧牲性命而完成偉大報復者,必是英雄無疑,必握真理無疑。正是這四條貌似真理的東西古來誤導了很多聰明人。其中的多數是感情代替了理性,忘記了辯證分析的方法。比如說秦之“暴”,若指的是強征暴斂、殺人如麻,確暴無疑;若指的是車同軌、書同文、衡同制、筑長城,應該是功績。數年前似曾有智者發過這樣的議論:要樹立一種思想、確立一種制度,僅“焚書坑儒”是不夠的,不僅僅是規模不夠,方式方法也不夠,完整的做法應該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毫無疑問,此議論和做法必定是那個年代“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最高成就。

    為什么前人沒完沒了的詠荊軻、誦荊軻?原來是在助長民族的豪氣、壯氣、士氣!可細細想來,有了豪氣、壯氣、士氣也須用于正道,莫學太子丹的方式復仇,也莫學荊坷的方式當英雄。當英雄,還是到戰場上、商場上、政壇上、文壇上光明磊落地斗、大大方方地當!來源:人民網




莊燦煌的博客 2013-09-10 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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