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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談論選本問題的人，大抵比較注意這些書表現了編選者的觀點，這當然是對的。因為有些選本的編纂目的原為宣揚編者的文學觀點。即使有些編者并未明確地標榜某種主張，但他顯然也有其文學思想。例如蕭統之編纂《文選》，雖不像后來的王士禎、姚鼐那樣意在倡導某種文風，但仍體現了他自己在《文選序》中所提出的觀點，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與此同時，他這種觀點，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接受前代傳統和當時文學思潮的影響而形成的。正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論到哲學的發展時說的：“都具有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第474頁）。在這里自然不能完全由任何個人意志來決定。 尤其像蕭統的編纂《文選》，更有其特殊的情況。我們知道，蕭統是梁武帝的太子，法定的皇位繼承人，因此他從事這部選本的編纂工作，顯然和梁武帝的文化政策有一定的關系。梁武帝在代齊稱帝以后，經過他對朝政的某些整頓，曾出現過某種表面的升平景象；尤其是當時與梁相對立的北魏已趨向衰落，邊境的威脅亦有所減弱，這樣就使梁武帝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文治”方面。根據《梁書·武帝紀》的記載，他當時曾組織大批文人學士對各種典籍進行過大規模的整理。舉凡各種儒家的經典、以及《老子》和多種佛經他都作了新的注疏，他還總結歷代史籍，編為《通史》，甚至對“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之書也編了總結性的書籍。這些書篇幅都很浩繁，帶有總結性。然而在文學方面，似乎關注較少，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僅有《歷代賦》十卷。但梁武帝本人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作家，自然不會對文學不感興趣，他之所以未對文學作品做一定的總結性工作，而他的太子蕭統則既編《文章英華》和《正序》，又編《文選》，這不能不令人產生他們父子之間是否有所分工的猜測。即使這種猜測并無確證，但梁武帝的文學思想對蕭統會有一定影響，特別是他的《歷代賦》對《文選》中賦的選錄會起到作用，這大約是不容懷疑的。
　　即使撇開梁武帝和蕭統的關系不談，《文選》接受前人和同時人的影響也是無可否認的。如所周知，《文選》雖為現存最早的總集，但總集之出現則遠在蕭統之前。根據目前所知的情況，總集之出現，始于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也許當以杜預《善文》為最早，但《善文》所錄，似限于應用文），稍后還有東晉李充的《翰林論》等許多書籍，可惜均已散佚。但摯虞、李充等人的選錄標準和具體入選篇目，不可能對蕭統不產生影響，例如，目前有些研究者對《文選》和劉勰《文心雕龍》兩書的關系存在著分歧。有人認為劉勰曾在東宮任職，對蕭統影響甚大；有人則認為劉、蕭文學觀并不相同。平心而論，兩人的文學觀其實既有類似之處，亦頗有不同。這個問題可姑置勿論。然而有一點卻很值得注意，即《文心雕龍》所舉為名篇之作，很多都為《文選》所錄。這說明這些作品多為當時公認的典范之作，也可能二人同時受到摯虞、李充等人的影響。因此要探討《文選》的選錄標準，不能不注意到前代和當時人的看法。
　　從蕭統選錄的作品看來，應該說大部分是魏晉至梁代人們公認的好作品，尤其是其中賦和詩的部分，更是如此。例如，這一部分所選的“京都”、“田獵”諸賦，早在魏晉以來，就是傳誦的名作。如西晉皇甫謐為左思《三都賦》作序，談到辭賦時說：“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偉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皇甫謐在這里所列舉的賦，除馬融的《廣成賦》以外，全部都已收入《文選》。同樣地，劉逵在《注左思〈蜀都〉、〈吳都〉賦序》中也提到了司馬相如《子虛賦》、班固《兩都賦》和張衡《二京賦》。即使左思自己在《三都賦序》中雖對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提出了批評，然而他畢竟認為這些都是名篇，才舉以為例，而事實上他自稱“余沃思摹《二京》西賦《三都》”，可見他也認為這些作品乃辭賦的典范。和左思同時的潘岳，亦極推崇班、張之作。他在《西征賦》中說：
　　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①區”。此西賓所以言于東主，安處所以聽于憑虛也。
　　可見他對《兩都賦》、《二京賦》都很推崇。其實像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和張衡之作，早在漢代已頗受重視，像王充《論衡》對揚雄、班固就有贊美之辭。《三國志·國淵傳》載，曹操時曾有人作書非議時政，“其書多引《二京賦》”，國淵為了破案，曾下令說：“《二京賦》，博物之書也”，征求能讀者傳習，終于抓到了作書者。這件事反映了三國時代，《二京賦》已成為頗傳誦的名作。結合今存《二京賦》最早的注出于吳人薛綜，可見它在魏、吳二國都很流行，可以推知它可能在東漢時已成為名作。和《二京賦》同屬張衡所作，亦被收入《文選》的《南都賦》，至少到南北朝時代，亦已成為名作，例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ｚｈì＠②水》講到溫泉水時，引用了南朝杜彥達之說，杜認為：“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涌其后’者也。”酈道元駁斥說：“張平子廣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可見酈氏對《南都賦》亦很熟悉。杜彥達乃南朝宋人，最遲不過齊代；酈道元卒于魏孝昌三年（ 527），即梁大通元年，當時《文選》是否已成書，尚難確定。這說明至少在蕭統編定《文選》以前，《南都賦》亦已成為傳誦名作。
　　左思的《三都賦》作成后，已受到同時人陸機、陸云的注意。到了東晉，人們更把它與張衡《二京賦》并提。如《世說新語·文學》載，庾闡作《揚都賦》，庾亮為他提高身價說“可三《二京》，四《三都》”，遭到謝安批駁。同書還記載玄言詩人孫綽的話說：“《三都》、《二京》，五經鼓吹”，可見其評價之高。到了南朝，此賦仍不斷被人傳誦。例如南齊詩人謝ｔｉǎｏ＠③就熟讀此賦。《南史》本傳載，南齊末，江ｓｈí＠④、江祀想廢東昏侯蕭寶卷主江夏王寶玄，派劉ｆēｎｇ＠⑤、劉晏去見謝ｔｉǎｏ＠③，謝ｔｉǎｏ＠③嘲弄他們說：“可謂‘帶二江之雙流（劉）’”。這句話就見于左思《蜀都賦》，后來謝ｔｉǎｏ＠③之死與此事大有關系。我們再看《文心雕龍·詮賦》所舉漢以前賦家云：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⑥鳥》，致辯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并辭賦之英杰也。
　　這里所說十家中，除《荀子》中的《賦篇》因見于子書，《文選》未收外，只有枚乘的《梁王菟園賦》未加收錄，其馀則均已采錄。可見劉勰和蕭統對漢代辭賦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再看《文心雕龍》對魏晉賦家，提到的有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陸機、成公綏、郭璞和袁宏，共八人。在這八人中，《文選》收有王粲《登樓賦》，左思《三都賦》，潘岳賦更多，凡《藉田賦》等七篇，陸機的《文賦》和《嘆逝賦》，成公綏的《嘯賦》和郭璞的《江賦》，只有徐干、袁宏二人之作沒有入選。由此看來，劉、蕭二人對魏晉賦的評價，也大體類似。只有劉宋以后的辭賦，由于《文心雕龍》的論述一般止于晉代，所以無從加以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蕭統在賦的選錄方面，似乎與其他文體不太一樣。《文選》收錄作品，一般并不輕視南朝人的作品，在有些文體中，甚至宋、齊、梁人之作數量超過漢魏人之作的例子也是有的。唯獨在“賦”這一類中，南朝人所作僅謝惠連、顏延之、謝莊、鮑照和江淹五人的作品，總共七篇，較之兩漢賦共收二十多篇，西晉賦收十五篇的情況，顯得遠為稀少，特別是像當時頗負盛名的謝靈運《山居賦》和沈約《郊居賦》都沒有入選。在我們今天看來，蕭統這樣做確實是有眼光的。因為南朝的文人們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詩歌方面，在賦的方面用力較少，名作不多。像二謝、鮑、江這幾篇賦，已經足以概括南朝抒情小賦的特色和成就。至于謝靈運和沈約這兩篇賦，在當時雖然有名，卻無非有賴于作者在文壇上聲名。究其實際，則謝靈運的成就重要在詩歌方面，至于他現存的幾篇賦，佳處不多，這問題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已有精辟的論述。沈約雖兼擅詩文，而賦亦非所長。大抵像這種鋪張渲染的大賦，自漢迄晉，已臻于極境，后人很難超出其范圍，就難免像謝安批評庾闡的那樣“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從這點看來，蕭統的編纂《文選》，雖十分尊重傳統和同時人的看法，但亦非人云亦云，而頗具自己的眼光，像對謝靈運、沈約的賦屏而不錄，應該說是頗具卓見的。
　　如果說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這些寫京都、田獵的大賦歷來被視為典范（如左思《詠史詩》有“作賦擬《子虛》”語）的話，另一些被《文選》所收錄的賦，亦同樣是早已傳誦之作。如《世說新語·任誕》記阮咸與他姑母的鮮卑婢私通，生了阮孚，據劉孝標注引《阮孚別傳》：
　　（阮）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可字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又同書《言語》載：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絕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潘岳《秋興賦》在東晉時已是人們傳誦之作。大抵潘岳的賦，直到唐代還不斷為人們熟讀。《新唐書·蕭至忠傳》記宋ｊǐｎｇ＠⑦規勸蕭至忠用《西征賦》“非所望于蕭傅”語規勸蕭至忠，而蕭以《秋興賦》中“善乎宋生（玉）之言”作答，說明至唐時仍然為人們熟讀。
　　《水經注·江水》寫三峽風景這一段中有“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等語。這段話歷來被視為名文。后來李白的“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早發白帝城》）的名句即由此化出。其實這些名句均出于晉木華《海賦》《文選》（卷十二）：
　　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掛帆席。望濤遠決，ｊｉǒｎｇ＠⑧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
　　《水經注》中寫三峽的文字，現在有人認為出于晉宋間人如盛弘之等人之手。盛當與鮑照同時，在蕭統生前好幾十年。即使這幾句出于酈道元筆下，當亦在蕭統編《文選》之前，可見《海賦》之被傳誦，亦在《文選》出現之前。
　　我們再看《文心雕龍·比興》中所舉各種比興方法的例子，用的全是辭賦中的句子：
　　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云”，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⑨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⑩”，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
　　這里所舉六例，除“枚乘《菟園》”一例外，其他五例皆見于《文選》。顯然，劉勰在舉例時，必然要以他心目中的名篇來說明問題。這也說明劉勰、蕭統對這些賦的看法一致，他們都反映了傳統的和當時人普遍的見解。
　　《文選》中收錄曹植的作品不少，而賦則僅取《洛神賦》一篇。蕭統這樣做，似乎也與當時不少人的看法一致。如《南齊書·文學·陸厥傳》載陸厥《與沈約書》，論到曹植賦時說：“《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其中《池雁賦》不見于《文選》，今本《曹集》亦未見此名，可能即《離繳雁賦》，今已殘缺。陸厥在信中對二賦高下似無明確態度。但在同書所載沈約的答書中，則態度頗為鮮明：“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看來，沈約認為曹植的辭賦只有《洛神賦》一篇可稱名作，其他諸賦都不足取。這種看法似乎在齊梁時頗有代表性。如《文心雕龍·才略》論到曹丕和曹植的優劣時說“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偏偏不提辭賦。可見當時的文人一般對曹植《洛神賦》以外的賦評價不高。因此《文選》中僅錄《洛神賦》一篇，決非蕭統個人的看法。
　　也許《文選》在選錄辭賦時和當時評論家們有所不同的地方以司馬相如《大人賦》沒有入選為最顯著。這篇賦在當時頗受人們重視。如《文心雕龍·風骨》中說：“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在這里所謂“相如賦仙”，顯然指《大人賦》，因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已說到此賦上奏后，天子（漢武帝）大說，飄飄有凌云之氣”，后來《漢書》和王充《論衡》亦道及此事。在現在看來，《大人賦》的藝術成就，顯然高于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而《文選》卻只收潘文，不收《大人賦》。這一現象恐怕未必說明蕭統不喜《大人賦》，而是另有緣故。因為梁武帝后來皈依佛教，深悔當年相信道教，在舍道歸佛的發愿文中，甚至稱道教為“邪法”，而神仙之說，實與道教有關，所以蕭統的不收《大人賦》，當為受梁武帝的影響。可能梁武帝在《歷代賦》中就不收此文，蕭統自然不能與父親立異。
　　　　　　（二）
　　《文選》對詩歌的選錄，與辭賦略有不同之處在于入選的作品多數出于魏晉人之手，兩漢的詩入選者寥寥，有些還未必是漢人作品。相反地，南朝人的作品則被收入較多。這與辭賦有所不同。但從基本情況看來，蕭統的取舍標準和他的前輩及同時人也多類似之處。在這里，我們不妨以江淹、沈約和鐘嶸等人的看法和他作一些比較。
　　江淹雖然沒有寫過專門的文學批評論著，但他的《雜體詩三十首》及其序言，則多少體現出他對前代詩歌的看法。在江淹所擬三十家中，《文選》曾收錄其詩者有二十六家，只有孫綽、許詢、謝莊、和湯惠休四家，《文選》未錄其詩（其中孫綽有賦一篇；謝莊有賦和誄各一篇）。這四家之詩所以不見《文選》，亦非蕭統一人的見解。例如孫綽、許詢這兩位玄言詩人，早在劉宋時，就遭到了人們的批評。如《世說新語·文學》劉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講到玄言詩風時，說“（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即批評他們違反了詩歌的傳統。稍后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鐘嶸的《詩品序》、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時序》諸篇）莫不對孫、許諸人的詩風進行過尖銳的批評，可見否定玄言詩乃南朝人普遍的觀點，而江淹在《序》中說“亦各具美兼善”的主張，卻在同時人中很少有人贊成。至于謝莊和湯惠休，情況與孫、許亦有類似之處。因為謝莊的詩，《詩品》列為下品，《詩品》序中批評其作詩用典故太多，代表著大明、泰始年間“文章殆同書鈔”的毛病。湯惠休在《詩品》中亦屬下品，早在劉宋時，已遭顏延之批評：“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后生”（《南史·顏延之傳》）；鐘嶸的文學觀，不同于顏延之，但也批評惠休“淫靡”，不配像有些人那樣和鮑照相提并論。
　　但我們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江淹的《雜體詩》，其同于《文選》的地方還是很多的。這主要表現為江淹所擬之作，往往在《文選》中可以找到原作者的詩。其中如李陵、班婕妤就不必說了。其實江淹《雜體詩》的《魏文帝·游宴》，即仿曹丕的《芙蓉池作》；《陳思王·贈友》，即仿曹植贈徐干、王粲、丁儀諸詩；《劉文學·感遇》，有意模仿劉楨《贈從弟》；《王侍中·懷德》起首學王粲《七哀》，末尾則仿《公宴》；《陸平原·羈宦》模擬陸機《赴洛》和《赴洛道中》；《陶征君·田居》仿陶淵明《歸田園居》；《顏特進·侍宴》仿顏延之的《車駕幸京口游蒜山作》及《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等詩；《謝法曹·贈別》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鮑參軍·戎行》擬鮑照《出自薊北門行》及《擬古》第一首；其他如江淹所擬阮籍、張華、潘岳、左思、張協、劉琨、盧諶、郭璞、謝混、謝靈運諸人之作，亦在《文選》中可明顯地找出原作者的名篇。這說明蕭統對前代作家的看法，大部分和江淹一致，不但如此，他心目中的某個作家其代表作應為哪些，也多數與江淹一致。根據現有的史料，江淹與蕭統亦無聯系，而且江淹死時，蕭統年僅五歲，不可能受到江淹指授，那么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二人都接受了南朝以來大多數人的共識。
　　和江淹差不多同時的沈約在梁初曾在東宮任職，他對蕭統的影響自然比江淹略深。國外的個別研究者甚至認為蕭統編《文選》時就是根據《宋書·謝靈運傳論》中闡述的文學觀。此說當然未必可據，但是從《文選》的選目來看，確與《宋書·謝靈運傳論》有不少共同之處。我們試看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的一段話：
　　至于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在這里沈約舉出四首前代人的詩作為好詩的范例。這四首詩即曹植的《贈丁儀王粲》，王粲的《七哀詩》，孫楚的《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和王贊的《雜詩》，均為《文選》所收錄。沈約在那篇《傳論》中肯定了曹植、王粲等建安詩人，潘岳、陸機等西晉詩人，顏延之、謝靈運等元嘉詩人。《文選》所錄這些詩人之作都不少，其中陸機、謝靈運和曹植的詩入選之作最多。沈約對玄言詩人孫綽、許詢取否定態度，《文選》亦不錄其詩。沈約又認為“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意謂殷仲文、謝混開始改變了玄言詩風，此說和他以前的檀道鸞和稍后的鐘嶸是相同的。蕭統的看法似乎也與他們一致，所以《文選》中有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和謝混的《游西池》二詩。由此看來，蕭統的編纂《文選》，其觀點與沈約確有許多類似之處。值得玩味的是沈約曾作《懷舊詩》九首，悼念他的亡友，其中有一首為《傷王融》，一首為《傷謝ｔｉǎｏ＠③》。王融、謝ｔｉǎｏ＠③與沈約都是“永明體”的創始者。但沈約在《傷王融》中，僅說到他懷有大志而命運乖舛，不提他的文學成就。在《傷謝ｔｉǎｏ＠③》中則主要表彰他的詩才，稱他的詩“調與金石諧，思逐清云上”，評價極高。這和他平日稱揚謝ｔｉǎｏ＠③的話完全一致。據《南史·謝ｔｉǎｏ＠③傳》載，沈約常說謝ｔｉǎｏ＠③之作“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沈約的揚謝抑王，恐怕未必出于個人偏好，而是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如鐘嶸《詩品》也認為王融雖有才華，詩卻非其所長。這種看法亦反映在《文選》中，《文選》收錄王融駢文而不取其詩，這和沈約、鐘嶸頗為一致，以致據日釋空海《文鏡秘府論》載，后人對此曾評《文選》選錄不當，其實這恐非蕭統私見。近年國外有的學者認為《文選》實出劉孝綽之手，蕭統只是掛名。從這個事例來看，其說實大可懷疑。因為據《梁書·劉孝綽傳》，王融不但是劉孝綽的舅舅，而且是最早稱賞劉孝綽的人。如果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劉孝綽可以任意決定《文選》的去取，這現象恐怕就不太好理解了。
　　當然，蕭統的文學觀未必全同于沈約。沈約提倡聲律說，因此對謝ｔｉǎｏ＠③特別看重，認為“二百年來無此詩”。此語實際上是說謝ｔｉǎｏ＠③詩上追曹植、陸機，較顏、謝為高。他這樣說是有其用意的，因為曹植、陸機之詩，暗合聲律之句較多，而顏、謝則反而較少。再說沈約的主張作詩當從“三易”，其中包括“易見事”，即用典不宜太多太僻。在這方面，曹、陸之詩確較顏、謝要平易，而謝ｔｉǎｏ＠③在這方面更為突出。但是《文選》的做法與此不同，收謝靈運詩四十一篇，遠多于謝ｔｉǎｏ＠③的二十二篇。如果說謝靈運詩確實名篇極多的話，那么顏延之詩的成就遠不及謝ｔｉǎｏ＠③，而《文選》所錄，卻僅比謝ｔｉǎｏ＠③少一首。這大約像駱鴻凱先生在《文選學》中說的《文選》收錄作品有“崇雅黜靡”的宗旨有關。《文選》的這種傾向同樣表現在對謝ｔｉǎｏ＠③、沈約詩歌的選錄方面，我們試看《文選》所錄謝、沈的詩，多數是像《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敬亭山詩》和《宿東園》、《早發定山》一類篇幅較長，帶有古氣，仍未脫謝靈運影響的作品，而真正代表“永明體”特色的詩卻所收不多，就可以知道。再說在謝、沈之后成名的詩人如何遜、吳均和柳惲均卒于蕭統編《文選》之前，而《文選》卻不收他們的詩。據史籍記載，像何遜、吳均的詩、沈約都很稱賞。關于這問題，我過去認為可能是由于梁武帝很討厭何、吳二人。現在看來這解釋很不圓滿。因為梁武帝對劉孝標也很忌恨，而《文選》收他的作品有三篇之多；柳惲則還是梁武帝欣賞的人。因此何、吳和柳的不被《文選》收錄，恐怕仍與“崇雅黜靡”有關。這種做法，顯然與沈約有所不同。
　　除了江淹和沈約，鐘嶸《詩品》和《文選》的異同也頗可注意。《詩品》論到的作家，截止于天監十二年（513）沈約之死， 而《文選》所錄作品絕大多數均作于此年之前，只有劉孝標、陸＠(11)和徐悱三人卒于此后。但即使是這三人的總共六篇作品，嚴格地說，亦多非天監十二年以后所作，只有劉孝標的《答劉秣陵沼書》最可能作于是年之后。這問題我一直覺得頗可思考。即使這問題暫置勿論，《文選》與《詩品》相同之處仍然很明顯。首先，我們試看《詩品》中列入“上品”的詩人，其詩歌在《文選》中都有選錄。其中如陸機、謝靈運和曹植更是入選詩歌最多的作家。還有一些詩人，入選作品雖不能算多，但像劉楨、左思和張協，至少入選者已占現存作品的絕大多數。《詩品》列于中品的作家凡三十八家（秦嘉、徐淑作一家計算），而有作品收入《文選》的有三十二家，也占了絕大多數。只有“下品”中所列詩人，其作品入選《文選》的較少，這說明從大體上說，鐘嶸和蕭統對自漢至梁的詩人評價基本類似。
　　在鐘嶸的《詩品序》中有一段話亦頗中與《文選》所錄作品作一番比較：
　　陳思“贈弟”（《贈白馬王彪》），仲宣《七哀》，公干“思友”（《贈徐干》），阮籍《詠懷》，子卿“雙鳧”（《文選》所收“蘇武詩”未錄，僅見《古文苑》），叔夜“雙鸞”（《文選》未收，見本集），茂先“塞夕”（張華《雜詩》），平叔“衣單”（平叔指何晏，《文選》未收，已佚）；安仁“倦暑”（《在懷縣作》二首），景陽“苦雨”（《雜詩》其十），靈運“鄴中”（《擬魏太子鄴中詩》），士衡“擬古”（陸機《擬古詩》十二首），越石“感亂”（《扶風歌》及《贈盧諶》等），景純“詠仙”（《游仙詩》，共十四首，《文選》錄七首），王微“風月”（不詳，《文選》錄王微《雜詩》，非寫風月），謝客“山泉”（謝靈運山水詩甚多，無可確指），叔源“離宴”（《文選》僅收《游西池》，此或指《送二王在領軍府集詩》，見《初學記》卷十八引，已非全篇），鮑照“戍邊”（當指《代東武吟》、《代出自薊北門行》一類詩），太沖《詠史》，顏延“入洛”（《北使洛》），陶公“詠貧”（《詠貧士》）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這里所舉名篇大抵與《文選》相同，只有少數有所出入。從鐘嶸的生平看來，似無任職東宮和蕭統有接觸的記載，我們更不能臆測為蕭統受《詩品》的影響。因為二者還是有不同之點的。盡管我們在上文還談到了鐘嶸和蕭統對玄言詩及王融、謝莊的看法都頗類似。這些現象似乎都由于兩人皆受傳統及當時文學思潮的影響，故往往不謀而合。
　　《文選》所錄作品，大抵在蕭統出生之前，已為人們所傳誦、模仿，這在本書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陸機的《赴洛》二首之一：“ｍéｎ＠(12)ｍéｎ＠(12)孤獸騁，嚶嚶思鳥吟”二句，即出于王粲《登樓賦》：“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陶淵明詩風與陸機迥異，但他的詩學陸機處并不少，如《歸田園居》：“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出于陸機《贈從兄車騎》的“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望云慚高鳥，臨水愧逝魚”，出陸機《赴洛》其二的“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謝ｔｉǎｏ＠③學陸機之例更多，如《酬王晉安》中“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出于陸《為顧彥先贈婦》其一“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京路夜發》中“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出于陸機《贈弟士龍》中“行矣怨路長，＠(13)焉傷別促”。又如何遜《從鎮江州與游故別詩》的“復如東注水，未有西歸日”，亦出陸機同詩的“我若西流水，子為東＠(14)岳”等。再如鮑照的《行京口至竹里》中“君子樹令名，細人效命力”（此詩《文選》未錄）亦出曹植《贈徐干》中“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如此之例，不勝枚舉，說明《文選》所收，皆當時久已傳誦之作。即使像成就不算太高的曹攄，其《感舊詩》中“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二句據《世說新語·黜免》劉注引《續晉陽秋》載，東晉殷浩被罷免后曾背誦這兩句，為之泣下。這些例子說明蕭統選錄詩賦，絕大部分為歷來及當時人傳誦的作品，其中獨出己見的地方雖非全無，卻未必很多。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三）
　　如果說《文選》的選錄賦和詩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觀點，也與當時人的看法比較接近的話，那么他與當時人不同并且對傳統有所發展之處主要表現在詩賦以外的一些文體方面，尤其是“無韻之文”方面。這一部分看來似乎不是《文選》選錄的重點。因為一部《文選》今本共六卷，“賦”和“詩”共占三十一卷，加上“騷”、“七”、“設論”、“辭”等近于賦體之作，幾占三十六卷以上（如依《文選》原本三十卷計則占十八卷左右），為全書的3／5， 而其馀三十多類文體僅占全書的2／5。可見蕭統對那部分作品的重視程度不及詩賦等體。 這大約與當時所謂“文筆之分”有關。在當時人看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而“筆”的地位不及“文”。所以任ｆǎｎｇ＠(15)對“任筆沈詩”的說法頗引以為病。不過這些“無韻之文”在過去是頗受重視的。例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稱“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句話雖兼指詩賦及應用文而言，而“經國之大業”實主要就應用文而言。因為這部分文章中顯然包括許多議政的內容。我國歷史上的文章選本似乎始于這一部分。例如駱鴻凱先生在《文選學》中提到西晉杜預的《善文》一書，早于摯虞的《文章流別集》，這是不錯的。不過，從《隋書·經籍志》的著錄情況看來，其書并未和《文章流別集》等書放在一起，而是和各種詔令、表啟及露布的總集放在一起，可見是僅收應用文的書。駱先生據《史記集解》舉出此書內容有楚漢之際的佚名《遺章邯書》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后來的批評家和選家對這部分文章亦頗重視。如東晉李充的《翰林論》，就很重視政論文章。現在從《太平御覽》等書中所載佚文來看，很多都談論這部分文章。如：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御覽》卷五百八十五）
　　駁不以華藻為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為邦之司直。（同上卷五百九十四）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為本。陸機議晉斷（指議晉史斷代），亦名其美矣。（同上卷五百九十五）
　　李充這種觀點和劉勰亦頗一致。在《文心雕龍》中特設《議對》一篇，文中所舉的典范之作上起先秦下及晉代，包括董仲舒、公孫弘的對策，傅咸、陸機在朝的議論，所舉甚多。在《文心雕龍》中還有《書記》一篇，甚至論到了“譜”、“籍”、“簿”、“錄”、醫方、占數等等東西。從劉勰看來，似乎用文字寫下的東西，一概可以歸入文章之列。在這方面，他和蕭統確實有極大區別。像這些文字，《文選》中概不收錄。在《文選序》中，蕭統還專門聲明說：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食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所以在《文選》中，像《戰國策》中魯仲連反對尊秦為帝的文字等均未收入。這說明蕭統多少已看到了文學作品和其他文章的區別。又如《文選》的不收子書和史籍的文章，亦與《文心雕龍》不同。《文心雕龍》中是有《史傳》、《諸子》等篇的。蕭統這種做法說明他的文學觀確比前人和同時人進了一步。
　　當然，《文選》中也選錄了一部分章表、書啟、誄碑等等應用文字。這似乎與他不選“議對”之類，有些矛盾。但書、表之類應用文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因為古人之文，其文體區別往往不太明確。有些文學雜文有時亦取應用文的形式，如漢王褒《僮約》、梁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顯系游戲文字，格式卻全同應用文。再說當時的應用文有不少確具較高的文學價值。我們現在評論詩歌和散文，往往是從形象性和抒情意味著眼，就這兩點而論，有些書、表一類文字的文學價值就不容懷疑。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諸葛亮的《出師表》、曹植的《求通親親表》、李密的《陳情表》，其感情的深摯溢于言表，不能不說是絕好的抒情文；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描寫自己的性格極為傳神，王巾的《頭陀寺碑》中寫景文字，實為唐王勃《滕王閣序》所從出，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則既形象鮮明，亦具抒情性。至于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當然應為純文學作品，但它卻屬檄移之文。所以機械地對待文學作品與應用文的區別，顯然欠妥，因此蕭統的選錄某些應用文，實未可輕議。
　　關于《文選》的選錄章表、書翰等應用文，其去取標準恐怕主要在于行文之是否富于辭采和文華。這與此書的不取史傳卻又選錄“史論”與“史述贊”二類文字是一個道理。蕭統說：
　　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這里說的“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二語，研究者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二句可以概括《文選》全書的取舍標準，也有人認為只是對“史論”等文體而言。其實這兩句確是針對史書的取舍而言。因為作為“記事之史”，其行文必須言之有據，不能自出心裁。即以較古的幾部史書而言，就多少有抄錄前人記述以代自己著作的情況。例如《史記》在正史中最具私家著述的性質，因此較多自己的思想。但即使是《史記》，已有不少地方照錄《尚書》、《左傳》和《戰國策》的原文，只在個別文字上略作改動。《漢書》創始之初，亦屬私家著述，后來則成了奉帝王之命修史，其自由思想已遠遜于《史記》，而其中有關漢武帝以前史事，亦全取《史記》原文。從《史》、《漢》以后史籍則幾乎全是官書或須上奏朝廷之書，幾乎很少表現修史者自己的看法。這些史書的記傳諸體，大抵采自原始“起居注”，“實錄”或其他前人著述，對原文更少改動。他們這樣做，也許有其理由，即尊重原文面貌，避免以己意變改史文。但這種史書，很少編者自己的觀點，也很難發揮其文學才能。這自然既稱不上“事出于沈思”，也談不到“義歸乎翰藻”。至于這些史書的論贊部分，則與此相反，往往可以由編修者發揮自己的評論，舒展其辭藻。在這方面，范曄的《后漢書》可以說是典型的例子。《后漢書》的紀傳大都取材于《東觀漢記》一書，其中不少文字和東晉袁宏的《后漢紀》也基本一致，看來二書皆承襲《東觀漢記》原文。因此《后漢書》中也不乏精彩的記事文，如《光武帝紀》中的昆陽之戰，但其作者是誰，卻很難確知。再說范曄其人，據《宋書》本傳說是不信鬼的。但在《獨行傳》中溫序、王＠(16)諸傳，卻大講鬼故事，這無非是直接錄自干寶《搜神記》之故。這種情況，自然稱不上“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至于其中的論贊部分卻不一樣。他十分看重這些文章。在他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中寫道：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傳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看來他這些言論，蕭統是同意的，所以在《文選》的“史論”一類中，錄《后漢書》文字最多。如果從這一情況來理解“沉思”、“翰藻”之說，則這標準似亦可適用于應用文字。因為歷來的應用文，有些也有辭藻，但未必都能體現作者的真情實感；有些確有一定內容，卻并無文學意味，所以蕭統棄而不錄。至于收入《文選》之作，應該說都有真實情感，又富于辭藻。因此說“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一語，亦可作為“史論”以外不少文體的選錄標準。當然未必可以說它是全書的取舍標準。從這一點上說，蕭統對這些應用文的看法是對傳統有所發展，比同時人也有所前進的。
　　但是，蕭統在編纂《文選》時，其文學觀雖有不同于前人及同時人之處，卻也不是沒有同于前人之處的。例如，“符命”一類，他收了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和班固《典引》等三文，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龍·封禪》中，著重討論的正是這三篇。其中《封禪文》自然更為有名，據《南齊書·王儉傳》，王儉曾在齊高帝前背誦此文，而齊高帝就說自己担當不起，可見二人皆熟習此文。其他像《文心雕龍·章表》中舉為名作的文章有孔融《薦禰衡表》、諸葛亮《出師表》、羊祜《辭開府表》、庾亮《讓中書監表》和劉琨《勸進表》，均為《文選》所錄；《書記》中有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趙至《與嵇茂齊書》；《論說》中提到賈誼《過秦論》、班彪《王命論》、李康《運命論》、陸機《辨亡論》等，亦均為《文選》所收入。《文心雕龍》中其他各篇所舉為佳作之例，有不少亦見《文選》，但也有一些顯然不合《文選》的要求，當然不能收錄，如《論說》中提到的何晏的玄學論文、傅嘏等人論“才性”的文章，其性質已近子書，《文選》不錄是完全有理由的。
　　從《文選》所收錄的這部分作品看來，很多篇也與詩賦中入選之作一樣，是久已傳誦之作。例如賈誼《過秦論》，早為典范之作，左思《詠史詩》已有“著論準《過秦》”之句，和左思同時的陸機作《辨亡論》，即取法此文，故《文心雕龍·論說》云：“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對后世早已有很大影響。如其中“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這段話曾為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所引用，說明司馬相如此文，在三國時已是名作。即使陳琳所作檄文，連被罵的曹操也肯定其文才，而《文心雕龍·檄移》亦稱其“壯有骨鯁”。如果說上述那些文章是漢魏名篇的話，那么《文選》所錄宋齊人文章，亦為當時盛傳之作。《南齊書·王融傳》載，王融在接待北魏使者房景高、宋弁時，二人向他求看所作《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并認為此文勝于顏延之同題之作。這一事實說明顏延之、王融之文早已揚名北方。其實此事亦正好證明顏、王二文在南朝早已騰聲文壇，才能使名聲遠播北方。這也說明《文選》所錄，基本上都是當時人心目中的古今名篇。我們可以設想：《文選》中很大一部分文章如果不是蕭統或劉孝綽來編纂，恐怕同樣也會收錄。因此對某些作品的入選，似無必要深究其用意。例如國外有的學者認為《文選》收了史岑的《出師頌》，是因為史岑歌頌的鄧騭出征羌人之役打了敗仗，暗喻天監四五年間梁武帝派臨川王宏北伐失敗之事。據云乃劉孝綽借此流露對梁武帝的不滿。其實《出師頌》在古代亦屬名篇。早在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中已加稱賞。西晉書法家索靖還曾用章草書寫此文，成為著名的法帖。這說明此文早已傳誦，不論《文選》是蕭統還是劉孝綽所編，收錄此文都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隊的左半部右加奧
　　　＠②原字為注的左半部右加蚩
　　　＠③原字為月右加兆
　　　＠④原字為社的左半部右加石
　　　＠⑤原字為注的左半部右加風
　　　＠⑥原字為耒右加鳥
　　　＠⑦原字為王右加景
　　　＠⑧原字為炯去火口上加八
　　　＠⑨原字為服右加鳥
　　　＠⑩原字為經的左半部右加墨
　　　＠(11)原字為作的左半部右加垂
　　　＠(12)原字為六的上半部下加璺的上半部下加且
　　　＠(13)原字為叔下加心
　　　＠(14)原字為路的左半部右加寺
　　　＠(15)原字為日右加方
　　　＠(16)原字為懷的左半部右加屯
　　
　　
　　
文學遺產京48～5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曹道衡20002000本文比較分析《文選》與《文心雕龍》《詩品》及《宋書·謝靈運傳論》所收（論）作家作品的異同，認為《文選》所收作品均為當時公認的名篇佳作。當今“文選學”界流行這樣兩種“新解”：第一，認為《文選》完全是劉孝綽根據個人的好惡進行編選；第二，認為《文選》是根據《宋書·謝靈運傳論》的標準進行編選。對此，本文提出了質疑。文選學/文心雕龍/詩品/謝靈運傳論曹道衡，1928年生，195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發表過論著《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等。 作者：文學遺產京48～5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曹道衡20002000本文比較分析《文選》與《文心雕龍》《詩品》及《宋書·謝靈運傳論》所收（論）作家作品的異同，認為《文選》所收作品均為當時公認的名篇佳作。當今“文選學”界流行這樣兩種“新解”：第一，認為《文選》完全是劉孝綽根據個人的好惡進行編選；第二，認為《文選》是根據《宋書·謝靈運傳論》的標準進行編選。對此，本文提出了質疑。文選學/文心雕龍/詩品/謝靈運傳論

網載 2013-09-10 2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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