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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文學史論著里，章士釗、《甲寅》雜志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關系是逆向意義　的，即章士釗是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保守主義的代表，《甲寅》雜志就是保守主義的大本　營。這些結論顯然主要是根據章士釗后來在北洋政府任職、《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復　刊以后的種種表現，它基本上忽略了章士釗這樣的流亡知識分子在日本的實際的體驗、　表現與影響，畢竟，此時此刻的章士釗并不是反對文學變革的守舊形象，當然更不是后　來壓制學生運動的“老虎總長”。他在日本創辦的《甲寅》月刊雜志所刊登的文學作品　雖然屬于舊體，但當時也不存在與新文學對抗的問題，何況文學并非它討論的重點，政　治文化才是它檢討的目標，而就是在對近代至民國初年的政治思想的反思當中，章士釗　和《甲寅》月刊同人實際上重新調整了個人與國家的基本關系架構，從而為確立未來五　四新文學的基礎立場——個人主體立場從現實政治思想的意義上打開了通道。本文意在　通過對于《甲寅》月刊及其代表人物的簡要追述，提醒學界注意到其作為五四新文學運　動“先聲”的重要事實。
    　　　　一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與文化的發展演變史上，章士釗與《甲寅》月刊的價值得追溯到中　國知識分子關于國家民族觀念的重要嬗變之中。
    我們注意到，即使是魯迅兄弟出現以后，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文化理想還是固守在民　族國家建設的層次上，盡管這樣的民族國家意識也出現了從“維新”到“革命”的發展　演變。從這個意義上看，要根本改變這一頑固的國家主義的人生與文化的認知方式，還　得重新返回到民族國家建設所依據的社會政治思想本身，只有在這一層次上發生了思想　的裂變，只有新的社會政治觀念得以進入，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思想認知的方式，最　終形成中國文學現代轉換所需要的“立場”與“格局”。
    于是，我們看到，進一步的嬗變還是首先出現在社會政治的觀念上。回顧近現代中國　的歷史，盡管政治給文學的損害十分明顯，但也必須注意到，在從封建專制主義向現代　社會的轉化過程中，如果沒有社會政治觀念的變遷，沒有文化專制主義思想的進一步削　弱，一個普遍的廣泛的文學革新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之前，影響中國學界革新意識的主流政治理念來自維新派與革命　派，他們雖然也各有不同，但卻常常又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即是從族群的社會的與國家　的角度來思考現實，他們相信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根本就是一個整體利益的問題，　而整體目標的解決也就是個人的現實要求的達成。我們說過，正是這樣一個排斥了個人　的立場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濃厚的政治功利性，又是這樣的政治功利性妨礙著中國文學在　通達個體精神的道路上完成根本性的歷史轉折。但是，這樣的社會政治觀念在辛亥革命　之后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
    在推翻封建王朝、完成民族國家的“整體”革命以后，一個自由平等、保障人權的新　中國并沒有降臨，袁世凱倒行逆施的專制政治擊碎了中國知識分子理想中的自由與幸福　，“自從1912年袁世凱取得政權，一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短短7年的時間里　，一切內憂外患都集中表現出來，比起過去70年的憂患的總和，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注：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1期。)面對這樣　的政治亂局，一批遭遇了變亂又敏于思考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承認，那種將個人幸福寄托　于國家政治整體追求的理想無疑是失敗了，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絕非是一個民族與群體　的籠統問題，它必須要切實地返回到對個人權、地位與民主自由的現實中去。
    同當年康有為、梁啟超作為百日維新的失敗者而流亡日本一樣，一批因為政治失敗而　流亡日本的知識分子又在民國初年出現了：因為政治理想的不同他們成了新專制主義的　反對派，又因為國內專制統治的殘酷而不得不充當亡日人士，像戊戌變法失敗后的康有　為、梁啟超那樣避禍東瀛，暫借日本的自由空間來反思過去、設計未來。只是，在歷經　了近代政治的風云變幻之后，他們已經不再如康有為、梁啟超一樣將個人的命運簡單交　付給空洞的國家主義理想，現實的深刻教訓迫使他們必須對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作重新的　思考和定義，這批知識分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流亡者章士釗與陳獨秀　。
    章士釗先后留學日本與英國，系統考察學習了西方特別是英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學說　，受辛亥革命感召歸國，1912年在上海任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主編，宣傳以英國為　典范的政黨模式與政治制度。早在1902年春，當時尚在南京陸師學堂求學的章士釗就結　識了從日本回國演講的陳獨秀。1903年，上海《蘇報》被封，章、陳等人創辦《國民日　日報》，以承接其批評時政之理想，由此而友誼篤深。辛亥革命以后，兩人都投入到反　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革命失敗，他們先后又都流亡日本。此時的日本，又如同百　日維新失敗之后一樣，再次成了中國政治家的流亡之所與反思之地。逐漸地，在原本就　聲威卓著的章士釗、陳獨秀周圍，匯集了一大批的思想者，他們或者是流亡的知識分子　，或者就是留日或曾經留日的學生與學者，前者如易白沙、劉文典，后者如李大釗、高　一涵、吳虞、吳稚暉、楊昌濟、張東蓀等等，因為章士釗1914年4月主編《甲寅》雜志　的關系，他們都有了思考與表達的機會。陳獨秀、易白沙、高一涵等應邀參加編輯工作　，李大釗也在后來一度參加了上海《甲寅》日刊的編輯。
    　　　　二
    章士釗一度也是國權論的闡述者，他以邊沁的法定民權說為根據，質疑盧梭的天賦人　權論，對民權的“幼稚叫囂”担心不已，以為國人因此而“篤為玄想，習為放縱”。(　注：行嚴：《平民政治之真詮》，《民立報》1912年3月12日。)然而，正是民國以后的　專制復辟給了他深刻的教訓，《甲寅》月刊時期的章士釗完成了從早年倡導國權到倡導　民權的重要轉變。
    因為與同盟會政治主張的分歧，章士釗最初是在國內自辦《獨立周報》，表達了他對　當時政治的失望，“人心不革，則無論何種政治，不能救我中華”。反袁革命失敗，章　士釗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主編出版了《甲寅》雜志，成為《新青年》雜志問世以前　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國的一個主要傳播陣地。民主政治是章士釗這一時期探討的基本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釗此刻對于國家與個人關系的認識已經與一般的革命人士大有不　同，“同盟會——國民黨在民初號稱‘民權黨’，但它所指的‘民權’實際是人民的公　權，即人民的參政權，并且將參政權簡化為議會的權力；而人民的私權，實際并未納入　其視野。”(注：鄒小站：《章士釗＜甲寅＞時期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評析》，《近代史研　究》2000年1期。)章士釗一度也曾經是“國權高于民權”的國權主義者，但就是經過這　個時期對國內亂局的反省，他認識到在中國，恰恰是“行私者每得托為公名以相號召，　抹殺民意以行己奸，毀棄民益以崇己利”，(注：章士釗：《自覺》，《甲寅雜志存稿　》卷上，商務印書館1922年，313頁。)“中國之大患在不識國家為何物，以為國家神圣　不可瀆”。(注：章士釗：《國家與我》，《甲寅雜志存稿》卷上，商務印書館1922年　，340頁。)于是他一改前議而成為了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積極倡導者，“凡關于權利欲望　之種種主張，直主張之，無所容其囁嚅，無所容其消阻。”(注：章士釗：《自覺》，　《甲寅雜志存稿》卷上，商務印書館1922年，320頁。)《國家與責任》、《復辟評議》　、《愛國儲金》、《國民心理之反常》是他圍繞這一問題所發表的重要論著。在這里，　頗有象征意味的是章士釗一出手就將嚴復選作了自己的理論對手。《民立報》時期的章　士釗對盧梭的“天賦人權”說還頗有疑慮，而現在，當他讀到嚴復對盧梭人權思想的指　責時，卻挺身而出予以辯駁，這就是他發表在《甲寅》創刊號上那篇著名的《讀嚴幾道　民約平議》。嚴復的原文《民約平議》發表在梁啟超新辦的雜志《庸言》上，嚴復、梁　啟超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極具影響的啟蒙先驅，章士釗《甲寅》創刊號上的這一公開的辯　駁可以說就是一種標志：新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從自己的現實體驗出發劃開了與前　一代思想家的距離，由此，中國近現代的思想文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層面，如果說關于　“個人”本位的思考能夠在六七年前出現在魯迅等人那里畢竟還是鳳毛麟角的話，那么　，今天，在現實政治的教訓之下則成為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共識，這就是推動中國現代文　化形成、灌注于現代文學內核的理性精神，也是六七年前試圖超越政治小說而起的中國　本土的文學創作所欠缺的新的思想能量。
    章士釗和他的《甲寅》雜志就是在這一思想層面上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團結起來的。　例如李大釗曾經以熱切的目光關注著章士釗和他的雜志，在1914年致章士釗的信中，他　寫道：“仆向者喜讀《獨立周報》，因于足下及所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師友。”　“得《甲寅》出版之告，知為足下所作，則更喜，喜今后有質疑匡謬之所也。”(注：　李大釗：《物價與貨幣購買力》，《甲寅》月刊1卷3號。)李大釗后來成了《甲寅》月　刊的重要作者。據《甲寅》月刊發行人、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日記記載，《甲寅》雜　志的單行本與合刊在上海購者甚眾，供不應求。(注：參見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　》29頁，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吳虞日記》告訴我們，即便是當時成都這樣的內陸　城市也有許多讀者爭相閱讀《甲寅》月刊，吳虞也成了雜志的作者，(注：吳虞：《吳　虞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時間，《甲寅》月刊竟成為了中國知識分子　檢討近代以來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目標，重新判定個人與國家、民族相互關系的思想策　源地。
    雜志每期的重頭戲由論著、時評、評論之評論、論壇、通信等幾個部分組成，既有個　人的政治立論，又有對當前國家政治形勢與方針政策的評價，也有對西方政治制度、政　治理論的介紹，在所有這些內容之中，都貫穿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憲政與人權　的呼喚。高一涵提出“國家者建筑于人民權利之上”，(注：高一涵：《民福》，《甲　寅》月刊1卷4號，1914年11月。)張東蓀將“人民獨立自強”作為“第一問題”，(注：　張東蓀：《行政與政治》，《甲寅》月刊1卷6號，1915年6月。)吳虞反孔非儒的詩歌《　辛亥雜詩九十六首》發表在《甲寅》月刊1卷8號。其他作者的代表作如白沙《廣尚同》　、漸生《愛蘭國民黨》(1卷3號)、汪馥炎《輿論與社會》(1卷4號)、勞勉《論國家與國　民性之關系》、CCY生《改良家族制度札記》(1卷6號)、運甓《人患》(1卷8、9期)、無　涯《道德進化論》(1卷10期)等。
    章士釗當時主張政治應當“有容”，“有容”的政治思想也形成了他“有容”的辦刊　宗旨，這在當時也的確鼓勵了像陳獨秀等人比較激進的捍衛個人自由權利的思想主張。　與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陳獨秀也曾是梁啟超學說的受惠者：“讀康先生及其徒梁　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學術，粲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注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理書》，《新青年》2卷2號。)但在日本留學又流亡的經歷　、繼而輔佐章士釗編輯《甲寅》的他卻終于有了新的思想認識，《甲寅》1卷4期推出了　陳獨秀著名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文章激進地高舉個人的權利，與曾經盛行一時的國　家主義思想形成尖銳的對抗：“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　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　甚至認為：“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　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就是這篇論文在當時的中國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決定著五四　思想主潮的論說實際上是借著日本這一言論自由的空間在完成著與傳統思想的一次至關　重要的交鋒。當許多讀者紛紛給編輯部來信斥責陳獨秀的言論時，作為主編的章士釗親　自撰文予以辯護，他發表《國家與我》一文將陳獨秀的合理性歸結為“解散國家”、“　重建國家”的愛國意識，是對于“偽國家主義”的自覺，同時主張發揚人格獨立精神，　“顛覆本族之僭暴者”，建立可愛的新國家。(注：秋桐：《國家與我》，《甲寅》月　刊1卷8號。)李大釗在《厭世心與愛國心》中雖然不同意陳獨秀“惡國家不如無國家”　的消極情緒，但也表示：“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茍中其的，則國家者，方為可愛。”　李大釗還根據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提出，人生主要的價值在于一種創造力，這種創　造力也是他作為宇宙主宰的獨立的人所必備的品格。“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　，自我主宰。”
    五四前夕，中國知識分子借助日本這一言論空間，展開了關于個人與國家、民族發展　的新的考察和論戰。考察與論戰的成果完善了以個人獨立自由為核心的現代性的思想方　案，正是這些方案成為了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的基本思想資源，也正是這樣的考察與論　戰催生了像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這樣的新文化大將。《青年雜志》評述《甲寅雜志　》是“輸入政治之常識，闡明正確之原理，且說理精辟。”(注：《通訊》，《新青年　》1916年10月2卷2號。)
    　　　　三
    陳獨秀是在反袁革命失敗后不得不流寓域外的，據說他一度“窮得只有件汗衫，其中　有無數虱子”。(注：傅斯年：《陳獨秀案》，《獨立評論》第24號。)我以為，恐怕也　就是這樣的體驗提醒著人的“個體”生存的事實，從而為陳獨秀和他的流亡同志重新定　位個人的權利與價值以真切的啟示。于是，我們這里特意提醒大家留心一下《甲寅》月　刊的文學動向，盡管在此時文學并非雜志關注的要點。但是，新的思想理當為文學的感　悟場域開辟新的空間，何況此刻的新思想并不是邏輯演繹的結果，它本身就是現實人生　的經驗小結。我們有必要注意到，就是從《甲寅》月刊時期開始，陳獨秀對蘇曼殊的愛　情小說大加褒獎。《甲寅》1卷7期發表蘇曼殊的新作《絳紗記》，1卷8期又發表了《焚　劍記》，在同時發表的評論文字之中，陳獨秀著重突出的是文學的人生況味，從而與前　一代知識分子的政治功利主義文學觀劃開了界限。例如他對蘇曼殊的小說愛與死的主題　有相當深入而細致的感悟：“知人生之真，使不即得，不死何待?”這番語言大約能證　明他就是蘇曼殊的知音，“人生最難解之問題有二，曰死，曰愛。”他還引王爾德的劇　本《薩爾美》為例，表達了對以死為結局這一愛情至上觀念的贊賞。(注：陳獨秀：《＜　絳紗記＞序》，《甲寅》1卷7期。)面對近代中國文學政治壓倒私情的傳統，面對梁啟超　一代人“勿為情欲之奴隸”的諄諄教誨，陳獨秀的這番感慨已經透露出了基于個人主體　立場的新的文學意識，他對于蘇曼殊文學價值的發現也是頗有遠見的。
    過去我們往往將善于“言情”的蘇曼殊作品歸入鴛鴦蝴蝶派，近些年來又注意到了他　所揭示的“全球化時代個人身份認證的困惑體驗”，(注：參見王一川：《中國現代性　體驗的發生》第八章，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其實，如果放在我們這里所追　述的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史角度，蘇曼殊作品的獨特意義同樣十分的顯赫：顯然，蘇曼殊　在亦革命家亦僧人亦多情才子“多重身份”間矛盾徘徊的事實，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他很　難再將自己定位于某一既有的角色與傳統之中了——“言情”是他飄零人生的嘆息而非　生命的質地，鴛鴦蝴蝶派“言情之正”的“正”對于蘇曼殊而言完全是不倫不類，在革　命家慷慨激昂的吶喊與佛家的離塵出世之間，是一個苦苦追問“自我”存在秘密的生命　，就像近代中國的革命志士所體現的是一種不屈掙扎的現實關懷，近代中國的佛學思潮　流瀉著一種自我再認的“反傳統”追求一樣，這樣的生命的自覺也正是掙脫傳統主流人　生哲學，渡向現代文明的重要表現。留日學界、佛門高僧、南社同人、異域親友與風塵　女子，蘇曼殊穿梭于各種階層各種角色之間卻又傲然獨立；言情、漂流與迷惑，蘇曼殊　作品包含著傳統中國文學所沒有的“個人本位”立場，體現了一個充滿自我意識的個體　對現實人生意義的探詢和求證。后來錢玄同也認為：“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　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注：見戴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97頁，新　華出版社1987年版。)
    章士釗也在《甲寅》上發表了小說《雙秤記》，用作者的說法就是“今所得刺取入吾　書者，僅于身歷耳聞而止。”強調“身歷耳聞”的人生體驗，這當然就與空洞的政治小　說不同了，作者接下來還進一步表示：“然小說者，人生之鏡也，使其鏡忠于寫照，則　留人間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價，吾書所記，直吾國婚制新舊之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　為忠實之鏡與否，一任讀者評之。”(注：見《甲寅雜志》1卷4期。)
    探討中國文學的新路并非《甲寅》雜志的主旨，但由思想的更新而帶來文學趣味的變　遷似乎又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前述陳獨秀、章士釗對于蘇曼殊的推重以及他們本人的文　學片論都是證明。有意思的是，1915年10月，《甲寅》雜志的停刊號上登載了《申報》　駐京記者黃遠庸致編者章士釗的信，似乎正是洞見了《甲寅》雜志以“政論”為主體的　思想文化過渡，預言了《新青年》在未來的選擇，在信中，黃遠庸提出：“愚以為居今　論政，實不知從何說起。”“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注：黃遠庸　：《釋言》，《甲寅雜志》1卷10號。)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91～10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20042004過去十多年的現代文學研究，確立了李ｊｉé@①人在中國現代歷史小說創作上的開拓 者地位。實際上，中國歷史小說現代模式的開創者是曾樸，而完成者是李ｊｉé@①人。 曾樸與李ｊｉé@①人，均師承法國19世紀小說，以“風俗史”、“非英雄”的審美追求 和獨立的歷史敘述，創作出與傳統歷史小說演義正史、敘寫英豪、表現正統道德完全不 同的現代歷史小說模式。由于社會文化原因，曾樸、李ｊｉé@①人的歷史小說模式，并 未成為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的主流。40年代以后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更多是茅盾式的“ 社會剖析”形式；而歷史小說創作，則基本回復到五四前的傳統歷史小說套路上。曾樸/李ｊｉé@①人/歷史小說/法國文學/宏大敘事/Zeng Pu/Li Jieren/historical　 novels/French literature/great narration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期頹廢主義思潮研究》階段性成果。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From Zeng Pu to Li Jieren:the Forming of the Mode of Modern ChineseHistorical Novels
  YANG Lian-f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It's generally held that Li Jieren is the pioneer write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 after the study of over 10 years.In fact,Zeng Pu,who isfamous as a writer of exposure(Qianze Xiaoshuo),is the first pioneer write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and Li Jieren further completes suchstyle.Zeng and Li studied and imitated historical novels from 19th-centuryFrench novels,then created 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 in which theplot is just the history of custom and the characters are non-heroes.Nevertheless,the main tendency of novel creation after the 1940's has notbeen the style of Zeng and Li's,but Mao Dun's style which is called“social　 analyzing style”.Meanwhile,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in China hasreturned to the old way of narrating the orthodox history.李怡　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　40071 作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京91～10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20042004過去十多年的現代文學研究，確立了李ｊｉé@①人在中國現代歷史小說創作上的開拓 者地位。實際上，中國歷史小說現代模式的開創者是曾樸，而完成者是李ｊｉé@①人。 曾樸與李ｊｉé@①人，均師承法國19世紀小說，以“風俗史”、“非英雄”的審美追求 和獨立的歷史敘述，創作出與傳統歷史小說演義正史、敘寫英豪、表現正統道德完全不 同的現代歷史小說模式。由于社會文化原因，曾樸、李ｊｉé@①人的歷史小說模式，并 未成為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的主流。40年代以后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更多是茅盾式的“ 社會剖析”形式；而歷史小說創作，則基本回復到五四前的傳統歷史小說套路上。曾樸/李ｊｉé@①人/歷史小說/法國文學/宏大敘事/Zeng Pu/Li Jieren/historical　 novels/French literature/great narration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期頹廢主義思潮研究》階段性成果。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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